烦令密管不是“勤政”为民，而是“繁政”扰民。行政繁杂是一种难以消弥的痼疾，古今同然。
　　唐代柳宗元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种树郭橐驼传》，文章里一名叫郭橐驼的种树人说：“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獲；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
　　这名种树人的话令人沉思。他说了一个当时的普遍现象：官吏们总喜欢把政令搞得非常烦杂，看起来很关心百姓，到头来反而害了百姓。日夜有差吏进村大呼小叫：官长有令。催你们耕田，促你们播种，监督你们收割。你们要抓紧时间缫丝纺线。你们要带好小孩，喂好鸡与猪。一会儿击鼓，一会儿敲梆子，把人们召集起来……
　　这样一种烦令密管，不是“勤政”为民，而是“繁政”扰民。行政繁杂是一种难以消弥的痼疾，古今同然。
　　在行政繁杂的形态中，没有市场视角，也谈不上社会自主理念，公共部门存在强健的管事偏好。从早到晚，不停地发出各种声音，到了乡村说农业是基础，到了学校说教育是根本，到了企业说科技是关键，总是忙得脚打后脑勺。
　　行政繁杂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进一步问题还在于，行政繁杂不仅表现在“事”的层面，更会渗入到“理”的层面，构成一种简事繁做的繁缛文化。当繁缛文化和繁杂喜好进入到精神领域时，本来一个可以三言两语的律令或规章，也会被弄得很玄乎。小到一个单位的条例规章，乃至幼儿园的“家长须知”，都会被弄得繁杂不已。
　　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规范应当是简单明了的，否则其社会功效就会大打折扣。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的：“法律的体裁要精洁简约。《十二铜表法》是精简谨严的典型。小孩子们都能把它背出来。查士丁尼的《新法》是繁冗散漫的，所以人们不得不加以删节……”关于这一点，英国思想家斯宾塞也说过：“一条规则、原理或公理，假定在其他方面都令人满意的话，也只有在表达它的词句明确时，才有价值。”
　　孟德斯鸠和斯宾塞的话，使我们想起唐代史学家吴兢《贞观政要》中记载的政治智慧。贞观十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细审，毋使互文。”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又对大臣们说：“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又《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唐太宗在谈到如何治国理政时说：国家法令必须简约，政令多出繁变对于治国之道没好处。应仔细审定法令，法律之间不能有重复、相互矛盾抵牾的条文。朝廷发布命令、文告等若不常久稳定，就会使人心迷惑不解，奸诈之事就会发生。他引证《尚书》说：“慎重地发布命令，命令既出必须执行，不得更改。”
　　无论是种树人郭橐驼的说法，孟德斯鸠、斯宾塞的论断，还是《贞观政要》中的记载，其实都包含了人类历久的经验。
　　治理行政繁杂痼疾，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是当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要求的：“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机制……改革会议公文制度，减少会议、文件，着力改进会风文风。”
　　真理是简约的，阳光、空气、清溪、春花秋月是简约的，真正的“勤政”也是简约的。勤政绝不是繁政，简约的行政才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