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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背叛》是哈罗德-品特于1978年创作的一部关于婚姻中出轨现象的伦理剧。剧中以婚外情为主线，展现了两对夫妻的婚姻状态，呈现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婚恋问题。本文通过对人物的伦理关系和伦理意识进行分析探讨，试图呈现文本中所蕴合的作家对伦理真空状态下人的存在状态的反思，和对当时社会伦理状况的积极回应：一方面婚姻关系应当以孩子为纽带，重建爱与责任的传统婚恋伦理;另一方面应对时代的改变，婚姻关系也应当在秉承对双方负责的基础上，尊重个人需求。
关键词：背叛关系 理智与欲望 道德界限 婚恋伦理
哈罗德·品特是英国戏剧家，2005年卡夫卡文学奖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般认为他的创作生涯分为四个时期：威胁的戏剧、家庭戏剧、记忆戏剧、政治戏剧。《背叛》作为“记忆的戏剧”时期的重要作品蕴含了独特价值：品特不仅在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对话中揭露现代婚恋伦理的荒诞内核，也贯穿了对现代人伦理道德的关怀，传达出对时代的积极回应。
一、背叛中的背叛
《背叛》整部剧以1973年为轴心，讲述了三个人之间相互背叛的故事：“背叛”的影子出现在故事内容的微小细节里，存在于爱玛与罗伯特的合法婚姻关系中，也隐藏在爱玛与杰瑞的婚外恋关系中。另外，小说的独特之处更在于品特运用倒叙手法揭示每场戏中人物情感的走向和关系的变化，这样的形式将“背叛”产生的效果及影响推向高潮。
爱玛与出版商罗伯特结婚已有十余年，育有两个小孩，婚姻生活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早已暗潮汹涌。1973年，爱玛和罗伯特去意大利旅行。途中，罗伯特告诉爱玛，当他去美国运通公司兑换钞票时，带回来一封寄给爱玛的信。出于某种原因，爱玛告诉丈夫来信者是杰瑞。罗伯特并没有直接表现出疑惑和愤怒，而是说起他们新婚之时去过的托切罗——“我不知道明天你是否还会那么喜欢那儿”，这实际上暗含了罗伯特对二人婚姻关系的质疑。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想法，罗伯特关心起信的内容。面对丈夫的步步追问，爱玛终于承认了她与杰瑞的情人关系，至此婚姻关系的破裂便被证实。由此回顾之前罗伯特曾拒绝把信带给爱玛时说的“我想我很可能完全就是个陌生人”这句话，夫妻关系的现状便被品特用倒叙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个场景中，“信”这一意象不单代表了秘密和隐私，更深化为传统婚姻关系破裂的标志以及婚外恋关系的隐喻。这个看似生活化的情节，实则将夫妻间疏离和不信任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回顾这场戏（第五场戏）开头：爱玛正在阅读一本新书，她问起罗伯特这部书的主题是什么，罗伯特的回答是背叛。这是品特在情节中暗藏的二人婚姻关系破裂的线索，罗伯特的弦外之音即暗指爱玛对自己的背叛。而后当爱玛承认出轨时，罗伯特淡定地说：“我想就是那么回事，就是那种事。”其原因则在第一场戏就被揭示：爱玛因得知罗伯特早已背叛自己而选择离婚。也难怪罗伯特坦然接受了爱玛出轨这件事，这充分说明他对传统婚姻伦理道德的无视。夫妻之间“背叛之背叛”的关系更加深刻揭示出婚姻本質早已支离破碎，只剩下法律赋予的空壳。
而婚外恋作为相对于合法婚姻的不道德关系，保证它的隐秘性是双方相处的前提。而双方也在这种关系中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利益，这是“保持隐私关系的存在所能给出的唯一理由”。然而爱玛和杰瑞在发现对方逐渐无法满足自己，并开始威胁到自身原本的生活后，开始相互背叛。首先，被罗伯特发现杰瑞给自己寄信后，爱玛擅做主张地把这段关系告诉了丈夫，将婚外恋暴露在合法婚姻之下。爱玛承认了自己对家庭婚姻的背叛，同时也造成对情人杰瑞的背叛。但即便如此，爱玛仍坚定地保持与杰瑞的婚外恋，甚至逐渐付出真感情。其次，杰瑞出于个人利益而逼迫爱玛结束这段婚外恋关系，则是另一种背叛。杰瑞对爱玛的感情本就因欲望而起，因此当爱玛有了工作之后，他意识到无法随时“召唤”爱玛来公寓约会，便用“你的丈夫是我最老的朋友”等话步步紧逼爱玛，让她做出分手的决定。可见杰瑞对爱玛的背叛在于他只是利用爱玛的感情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在保存合法家庭婚姻的前提下放纵欲望，而非真心爱对方。
品特在《背叛》中塑造了相互背叛的夫妻和情人关系，揭示出现代人婚恋伦理缺失后，爱已不存在于任何情感关系中，“人们看见的只能是恐惧、谎言、冷酷、欲望、荒诞、非理性，甚至死亡”。这种充斥着疏离感和不信任感的婚恋关系，最终使背叛无处不在。
二、传统婚姻伦理的错位与游移
《背叛》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丹尼尔-贝尔认为这一时期激进主义在政治与文化中的盛行，导致社会“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以取代旧秩序”。可见反叛的、解放的、革命的情绪成为这段时期的基调，它与大众文化、享乐主义等相互作用，为“凝固化的婚姻关系”注入不稳定因素。人们在理智和欲望中难以得到平衡，传统婚姻道德伦理的界限愈加模糊并被逐步瓦解。
爱玛从受制于传统婚恋伦理到彻底违背传统婚恋伦理的转变，是由于她将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妻子身份错置于婚外恋关系中。1968年，爱玛和罗伯特在家中宴请朋友。宴会中，爱玛起初对杰瑞的骚扰不予理会，并告诫杰瑞不要背叛罗伯特，同时也表示自己不会背叛丈夫。然而杰瑞的挑逗让她重燃欲望和新鲜感，于是两人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婚外情。褒曼认为“所有道德的建构行为，是我对他者（无限）的责任”，所以传统婚姻伦理道德中夫妻双方很自然地对彼此负有无限的责任。婚外恋本是不道德的关系，双方无须对彼此负法律上的责任。但在婚外恋中，爱玛“对对方的责任在爱中繁殖、增长”，逐渐将合法婚姻里的“妻子”身份置于情人关系中。最能体现的细节是她将偷情的公寓定义为“家”，并作为“家”的成员开始主动对对方负责任、尽义务：她在那所公寓里给杰瑞做饭、干活儿，并满足杰瑞的性欲;甚至在和丈夫罗伯特去威尼斯旅行时，为公寓买了桌布——她践行着合法婚姻关系中妻子的责任与义务。可见爱玛对婚姻的彻底背叛，源于自我伦理身份的错乱。
相较于爱玛对婚姻伦理的彻底反叛，杰瑞却总是在理智与欲望中寻求平衡，这使得他个人伦理观念陷入困境，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摇摆不定——既想维持合法的家庭婚姻，又想通过婚外恋满足自己的欲望。1968年的宴会上，杰瑞独自去到主人的卧室，爱玛此时正巧在里面。于是，他趁机对她大胆地、露骨地进行了一番表白：“我应该在婚礼前拥有你……我应该去玷污你……你让我感到头昏目眩，你是珍宝，我的珍宝，我再也睡不着。”此刻，杰瑞被欲望冲昏了头脑。他进入主人卧室并对女主人进行赤裸裸的表白，甚至强行亲吻她，这种行为不仅具有侵略性，还僭越了社会的伦理准则。但他在欲望的“唆使”下，最终选择越过道德界限，在背叛家庭的同时也背叛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然而，杰瑞又深受传统伦理观念的制约，比如他因为找不到自己给爱玛写的信而产生恐慌，害怕这段关系的暴露。无论如何，杰瑞因理智与欲望的失衡导致伦理意识的游移，都使他的行为对他人构成了背叛。 三、婚恋伦理的新建构
由于整个剧本采取了倒叙的结构，因此第一场戏就交代了这个故事的结局：爱玛和杰瑞分手，杰瑞回归家庭，而爱玛选择与罗伯特离婚。这种独具匠心的设置，不仅表现了品特对传统婚恋伦理的回归，也是对当时社会伦理环境的积极回应。
杰瑞回归家庭，是意识到自己对家庭还有残存的温情，而这种温情则集中于孩子身上。杰瑞总是对爱玛提到某年圣诞节，两家人围聚在厨房，他抛起夏洛特，所有人都开心地大笑。这个普通的情节实则是品特表达了回归传统婚恋伦理的愿望：孩子凝聚着大人们身上的爱，使貌合神离的两对夫妻内心又真实地联系到了一起，脆弱的婚姻关系因为孩子缔结成稳固的家庭关系。虽然婚姻关系早已变得平淡乏味，但每当想起这个场景，杰瑞便意识到自己对家庭仍有残存的温情，进而加强自己对婚外恋的否定，最终逼迫爱玛分手。正如斯宾诺莎所说：“一个人无论为任何事物的意象所激动，即使那物并不存在，他也会认为它即在眼前，并且只有当那物的形象与过去或将来的时间的意象联结在一起时，他才会想象那物是在过去或将来。”他一直怀念着家庭成立之初相互忠诚、充满爱意的伦理环境，因此杰瑞一直将“家”和“公寓”分得很清楚。当爱玛将公寓称为“家”时，杰瑞更是极力否认：他明确指出这个公寓仅仅是公寓，并不是所謂的“家”，他真正的家是由孩子、妻子朱迪思和自己组成的。可见杰瑞认为孩子是维持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关键所在，这也使他的理性意志获得胜利，最终选择回归家庭。
品特还认为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应当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这体现在爱玛最终与罗伯特离婚。在传统的婚恋关系中，男女双方一旦结婚，离婚的权利也只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由于无法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在婚姻中更是作为丈夫的附属品和资产而存在。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量男性走上战场，女性开始有机会走向社会并替代男性的部分工作，从而初步实现自身的解放和独立。在这部剧中，爱玛运营着一间画廊，无论从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上，都能称得上独立女性。爱玛因为无法接受罗伯特多年出轨的事实，主动选择离婚，这便打破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受支配的局面。同时品特也在探讨当夫妻之间确实没有爱的时候，婚姻关系是否还有维持的必要。爱玛婚外恋的发展，从最初的欲望到最后的真情付出，实际上源于她无法再继续爱罗伯特，这也导致了他们最后离婚。可见品特认为貌合神离的婚姻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正如罗素指出：“用婚姻的束缚使人不让别处的爱情发生，一定会减少人同情心、感受性。”
其实，这也源自品特自己的婚姻经历。1956年，品特与女演员薇薇安·麦钱特结婚。但品特在这一段婚姻中却发展了两次婚外恋：第一次是1962年至1969年，他与BBC电视台的记者琼·贝克威尔有过一段长达七年的婚外情;第二次是1975年，他与传记女作家安东尼娅·弗拉瑟有过婚外恋。品特的两次出轨给妻子薇薇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于是1980年二人选择离异。从此，品特也开始了与安东尼娅·弗拉瑟二十八年不离不弃的婚姻生活。事实上，“品特对此毫不掩饰”，他说：“我对《背叛》能说些什么？那就是我的经历。”因此，品特结合社会变化和自身情感经历，把对时代的回应投射在这部作品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独特的社会环境，使个体在传统伦理价值观崩溃后，对感情有了更多的需求。夫妻双方若真的没有爱情，离婚也是对彼此负责的方式。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然后再重新寻求情感寄托才是传统婚恋伦理的新出路。
无论是杰瑞回归家庭，还是爱玛选择离婚，都显示出品特认为婚姻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爱：如果夫妻双方尚有爱，那么忠于婚姻和家庭一定是快乐的;如果没有爱，那放手也是对婚姻和家庭负责的体现。因此，《背叛》这部戏剧并非只是单纯地讲述背叛的故事，而是品特希望通过剧中人物关系的冲突来展现理性意志的积极面，呼唤人们重新回到对崇高伦理境界的渴望当中。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品特.归于尘土[M].华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176-178， 155， 165， 186.
[2]齐格蒙特·褒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24，125.
[3]聂珍钊.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01.
[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69.
[5]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13.
[6]罗素.科学的性道德[M]陶季良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86.
[7]王燕.品特《背叛》内外的背叛[J].国外文学，2010 （2）： 132.
关键词：背叛关系 理智与欲望 道德界限 婚恋伦理
哈罗德·品特是英国戏剧家，2005年卡夫卡文学奖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般认为他的创作生涯分为四个时期：威胁的戏剧、家庭戏剧、记忆戏剧、政治戏剧。《背叛》作为“记忆的戏剧”时期的重要作品蕴含了独特价值：品特不仅在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对话中揭露现代婚恋伦理的荒诞内核，也贯穿了对现代人伦理道德的关怀，传达出对时代的积极回应。
一、背叛中的背叛
《背叛》整部剧以1973年为轴心，讲述了三个人之间相互背叛的故事：“背叛”的影子出现在故事内容的微小细节里，存在于爱玛与罗伯特的合法婚姻关系中，也隐藏在爱玛与杰瑞的婚外恋关系中。另外，小说的独特之处更在于品特运用倒叙手法揭示每场戏中人物情感的走向和关系的变化，这样的形式将“背叛”产生的效果及影响推向高潮。
爱玛与出版商罗伯特结婚已有十余年，育有两个小孩，婚姻生活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早已暗潮汹涌。1973年，爱玛和罗伯特去意大利旅行。途中，罗伯特告诉爱玛，当他去美国运通公司兑换钞票时，带回来一封寄给爱玛的信。出于某种原因，爱玛告诉丈夫来信者是杰瑞。罗伯特并没有直接表现出疑惑和愤怒，而是说起他们新婚之时去过的托切罗——“我不知道明天你是否还会那么喜欢那儿”，这实际上暗含了罗伯特对二人婚姻关系的质疑。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想法，罗伯特关心起信的内容。面对丈夫的步步追问，爱玛终于承认了她与杰瑞的情人关系，至此婚姻关系的破裂便被证实。由此回顾之前罗伯特曾拒绝把信带给爱玛时说的“我想我很可能完全就是个陌生人”这句话，夫妻关系的现状便被品特用倒叙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个场景中，“信”这一意象不单代表了秘密和隐私，更深化为传统婚姻关系破裂的标志以及婚外恋关系的隐喻。这个看似生活化的情节，实则将夫妻间疏离和不信任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回顾这场戏（第五场戏）开头：爱玛正在阅读一本新书，她问起罗伯特这部书的主题是什么，罗伯特的回答是背叛。这是品特在情节中暗藏的二人婚姻关系破裂的线索，罗伯特的弦外之音即暗指爱玛对自己的背叛。而后当爱玛承认出轨时，罗伯特淡定地说：“我想就是那么回事，就是那种事。”其原因则在第一场戏就被揭示：爱玛因得知罗伯特早已背叛自己而选择离婚。也难怪罗伯特坦然接受了爱玛出轨这件事，这充分说明他对传统婚姻伦理道德的无视。夫妻之间“背叛之背叛”的关系更加深刻揭示出婚姻本質早已支离破碎，只剩下法律赋予的空壳。
而婚外恋作为相对于合法婚姻的不道德关系，保证它的隐秘性是双方相处的前提。而双方也在这种关系中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利益，这是“保持隐私关系的存在所能给出的唯一理由”。然而爱玛和杰瑞在发现对方逐渐无法满足自己，并开始威胁到自身原本的生活后，开始相互背叛。首先，被罗伯特发现杰瑞给自己寄信后，爱玛擅做主张地把这段关系告诉了丈夫，将婚外恋暴露在合法婚姻之下。爱玛承认了自己对家庭婚姻的背叛，同时也造成对情人杰瑞的背叛。但即便如此，爱玛仍坚定地保持与杰瑞的婚外恋，甚至逐渐付出真感情。其次，杰瑞出于个人利益而逼迫爱玛结束这段婚外恋关系，则是另一种背叛。杰瑞对爱玛的感情本就因欲望而起，因此当爱玛有了工作之后，他意识到无法随时“召唤”爱玛来公寓约会，便用“你的丈夫是我最老的朋友”等话步步紧逼爱玛，让她做出分手的决定。可见杰瑞对爱玛的背叛在于他只是利用爱玛的感情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在保存合法家庭婚姻的前提下放纵欲望，而非真心爱对方。
品特在《背叛》中塑造了相互背叛的夫妻和情人关系，揭示出现代人婚恋伦理缺失后，爱已不存在于任何情感关系中，“人们看见的只能是恐惧、谎言、冷酷、欲望、荒诞、非理性，甚至死亡”。这种充斥着疏离感和不信任感的婚恋关系，最终使背叛无处不在。
二、传统婚姻伦理的错位与游移
《背叛》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丹尼尔-贝尔认为这一时期激进主义在政治与文化中的盛行，导致社会“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以取代旧秩序”。可见反叛的、解放的、革命的情绪成为这段时期的基调，它与大众文化、享乐主义等相互作用，为“凝固化的婚姻关系”注入不稳定因素。人们在理智和欲望中难以得到平衡，传统婚姻道德伦理的界限愈加模糊并被逐步瓦解。
爱玛从受制于传统婚恋伦理到彻底违背传统婚恋伦理的转变，是由于她将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妻子身份错置于婚外恋关系中。1968年，爱玛和罗伯特在家中宴请朋友。宴会中，爱玛起初对杰瑞的骚扰不予理会，并告诫杰瑞不要背叛罗伯特，同时也表示自己不会背叛丈夫。然而杰瑞的挑逗让她重燃欲望和新鲜感，于是两人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婚外情。褒曼认为“所有道德的建构行为，是我对他者（无限）的责任”，所以传统婚姻伦理道德中夫妻双方很自然地对彼此负有无限的责任。婚外恋本是不道德的关系，双方无须对彼此负法律上的责任。但在婚外恋中，爱玛“对对方的责任在爱中繁殖、增长”，逐渐将合法婚姻里的“妻子”身份置于情人关系中。最能体现的细节是她将偷情的公寓定义为“家”，并作为“家”的成员开始主动对对方负责任、尽义务：她在那所公寓里给杰瑞做饭、干活儿，并满足杰瑞的性欲;甚至在和丈夫罗伯特去威尼斯旅行时，为公寓买了桌布——她践行着合法婚姻关系中妻子的责任与义务。可见爱玛对婚姻的彻底背叛，源于自我伦理身份的错乱。
相较于爱玛对婚姻伦理的彻底反叛，杰瑞却总是在理智与欲望中寻求平衡，这使得他个人伦理观念陷入困境，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摇摆不定——既想维持合法的家庭婚姻，又想通过婚外恋满足自己的欲望。1968年的宴会上，杰瑞独自去到主人的卧室，爱玛此时正巧在里面。于是，他趁机对她大胆地、露骨地进行了一番表白：“我应该在婚礼前拥有你……我应该去玷污你……你让我感到头昏目眩，你是珍宝，我的珍宝，我再也睡不着。”此刻，杰瑞被欲望冲昏了头脑。他进入主人卧室并对女主人进行赤裸裸的表白，甚至强行亲吻她，这种行为不仅具有侵略性，还僭越了社会的伦理准则。但他在欲望的“唆使”下，最终选择越过道德界限，在背叛家庭的同时也背叛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然而，杰瑞又深受传统伦理观念的制约，比如他因为找不到自己给爱玛写的信而产生恐慌，害怕这段关系的暴露。无论如何，杰瑞因理智与欲望的失衡导致伦理意识的游移，都使他的行为对他人构成了背叛。 三、婚恋伦理的新建构
由于整个剧本采取了倒叙的结构，因此第一场戏就交代了这个故事的结局：爱玛和杰瑞分手，杰瑞回归家庭，而爱玛选择与罗伯特离婚。这种独具匠心的设置，不仅表现了品特对传统婚恋伦理的回归，也是对当时社会伦理环境的积极回应。
杰瑞回归家庭，是意识到自己对家庭还有残存的温情，而这种温情则集中于孩子身上。杰瑞总是对爱玛提到某年圣诞节，两家人围聚在厨房，他抛起夏洛特，所有人都开心地大笑。这个普通的情节实则是品特表达了回归传统婚恋伦理的愿望：孩子凝聚着大人们身上的爱，使貌合神离的两对夫妻内心又真实地联系到了一起，脆弱的婚姻关系因为孩子缔结成稳固的家庭关系。虽然婚姻关系早已变得平淡乏味，但每当想起这个场景，杰瑞便意识到自己对家庭仍有残存的温情，进而加强自己对婚外恋的否定，最终逼迫爱玛分手。正如斯宾诺莎所说：“一个人无论为任何事物的意象所激动，即使那物并不存在，他也会认为它即在眼前，并且只有当那物的形象与过去或将来的时间的意象联结在一起时，他才会想象那物是在过去或将来。”他一直怀念着家庭成立之初相互忠诚、充满爱意的伦理环境，因此杰瑞一直将“家”和“公寓”分得很清楚。当爱玛将公寓称为“家”时，杰瑞更是极力否认：他明确指出这个公寓仅仅是公寓，并不是所謂的“家”，他真正的家是由孩子、妻子朱迪思和自己组成的。可见杰瑞认为孩子是维持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关键所在，这也使他的理性意志获得胜利，最终选择回归家庭。
品特还认为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应当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这体现在爱玛最终与罗伯特离婚。在传统的婚恋关系中，男女双方一旦结婚，离婚的权利也只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由于无法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在婚姻中更是作为丈夫的附属品和资产而存在。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量男性走上战场，女性开始有机会走向社会并替代男性的部分工作，从而初步实现自身的解放和独立。在这部剧中，爱玛运营着一间画廊，无论从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上，都能称得上独立女性。爱玛因为无法接受罗伯特多年出轨的事实，主动选择离婚，这便打破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受支配的局面。同时品特也在探讨当夫妻之间确实没有爱的时候，婚姻关系是否还有维持的必要。爱玛婚外恋的发展，从最初的欲望到最后的真情付出，实际上源于她无法再继续爱罗伯特，这也导致了他们最后离婚。可见品特认为貌合神离的婚姻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正如罗素指出：“用婚姻的束缚使人不让别处的爱情发生，一定会减少人同情心、感受性。”
其实，这也源自品特自己的婚姻经历。1956年，品特与女演员薇薇安·麦钱特结婚。但品特在这一段婚姻中却发展了两次婚外恋：第一次是1962年至1969年，他与BBC电视台的记者琼·贝克威尔有过一段长达七年的婚外情;第二次是1975年，他与传记女作家安东尼娅·弗拉瑟有过婚外恋。品特的两次出轨给妻子薇薇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于是1980年二人选择离异。从此，品特也开始了与安东尼娅·弗拉瑟二十八年不离不弃的婚姻生活。事实上，“品特对此毫不掩饰”，他说：“我对《背叛》能说些什么？那就是我的经历。”因此，品特结合社会变化和自身情感经历，把对时代的回应投射在这部作品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独特的社会环境，使个体在传统伦理价值观崩溃后，对感情有了更多的需求。夫妻双方若真的没有爱情，离婚也是对彼此负责的方式。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然后再重新寻求情感寄托才是传统婚恋伦理的新出路。
无论是杰瑞回归家庭，还是爱玛选择离婚，都显示出品特认为婚姻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爱：如果夫妻双方尚有爱，那么忠于婚姻和家庭一定是快乐的;如果没有爱，那放手也是对婚姻和家庭负责的体现。因此，《背叛》这部戏剧并非只是单纯地讲述背叛的故事，而是品特希望通过剧中人物关系的冲突来展现理性意志的积极面，呼唤人们重新回到对崇高伦理境界的渴望当中。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品特.归于尘土[M].华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176-178， 155， 165， 186.
[2]齐格蒙特·褒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24，125.
[3]聂珍钊.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01.
[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69.
[5]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13.
[6]罗素.科学的性道德[M]陶季良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86.
[7]王燕.品特《背叛》内外的背叛[J].国外文学，2010 （2）： 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