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浪潮，90年代的文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形态，身体、商业、利益、个体等成为时代的关键词。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民间意识形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对在80年代依然牢固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极大的冲决，因而造成了政治化叙事的基本解体，但由于解构的力量是由改革开放（另一种形式的革命）这种外在力量所带来的，人们在轻蔑、嘲笑、讽刺、消解的同时，还未思及以理智的头脑进行精神文化的选择和重建。
　　世俗化的浪潮中，向来作为精神世界主力的知识分子在90年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知识分子必须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之外开辟一个独立的话语和精神空间，同时又要与之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王晓明等人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对张承志等作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围绕“《废都》被禁”的讨论，似乎都昭示着不同层面的质疑批判和自我修正，这是创作的焦虑，亦是创新的动力。韩少功对这个问题一直都抱有相当程度的敏感，他一贯以极大的责任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着探索，从80年代的《爸爸爸》、《女女女》等寻根小说到90年代的《暗示》、《马桥词典》等对于小说的“悬置”，从中可以看到其对知识分子定位的不懈探寻。
　　《马桥词典》曾引起过一场风波。张颐武于1996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精神的匮乏》的文章，认为《马桥词典》模仿了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从而引发了一场批评界的论争。这部不太像小说的小说被评论家们所关注的中心首先无疑在于其形式上的创新。对此，《书屋》杂志的批评专栏较早给出了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马桥’成了一个有自足意味的语言岛。作家借用词条分离的天然合理性，成功地打散了传统小说的完整叙事，实现了挣脱‘主线专制’的初衷。”
　　且不论《马桥词典》是否在形式上受到《哈扎尔辞典》的影响，它确实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解构。它打破了传统小说最鲜明的文体特征：线性叙事，人物中心，情节营构等，可以说是一种跨文体写作的尝试。词典和辞典还是有不同的，辞典更重视修辞语用等的语法关系，而词典更多地是标注语音和解释意义。然而《马桥词典》不是《新华词典》，后者所收录的词语是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共同语，前者则有意选取“对探索和表达人生有帮助”的词语，使“一种沉默的生活得到展现”的非公共化、逆公共化语言。这一点和90年代普遍存在的，对主流意识形态道德标准解构的趋势是相一致的。其叙述过程中不时出现的“我”，在叙述功能上对官方词典的客观性能构成了一种解构，而且作为知青的这个“我”的叙述语调中，不时透露出对民间的某些文化精神价值取向的欣赏和认可（或者说作者其实时时处处对既成的道德价值判断进行精细地审视和巧妙地颠覆）。比如“宝气”这个词语的主人公志煌，他敢于以一股子“傻气”和马桥村党支部书记马本义对着干。人性的智慧和本能无形中超越了不合理的教条和等级，但又是以一种很“轻”的方式进行。卡尔维诺在其《美国讲稿》中曾经预言，未来的小说是很“轻”的，但“轻”的背后同时又有沉重。轻和重颠倒，随即具有了同质性，正如马桥人把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听成了“路线是个桩”，让人读罢会心一笑。
　　《马桥词典》的真正过人之处并不在于解构，而在于，它把解构的力推向了另一个轨道——建构，而用的恰恰就是语言。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创作要去解释“存在的可能性”，想来曾翻译过昆德拉的韩少功对此是十分认同的吧。韩少功正是带领读者轻轻地绕到词语地后面，指出，看，它还有这样的可能，或者，看，它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宝气”最终通过“煌宝”这个人，被作者转换成了“宝贵”;“公家”一词中的“公”，和西方的“公有制”是不同的，“公”背后有深厚的政治制度和情感凝聚;“醒”字被罗地人代用“愚”“蠢”，是对屈原投江举动的反思和省察……上述一串词，又都具备“全息”式的联系，像人的五脏六腑相互联系运作。马桥人自私，但自私得可爱，显示出人性温软、合理、健康、活泼的一面，这和几千年来的道德文章自然是大不相同的。韓少功的笔下，人性不再需要以圣人道德作为支撑，具备了自然所赋予的“自足”的自信，这样的自信是通过语词和语言建立的。
　　每一个语词的背后都有着语源，语源就意味着时间和历史。在最初，符号即是名称，如“山”就是自然的山，“山崩溃了”就是实在的事件。但是自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符号逃叛的现象伴随着信息和技术的发达越来越严重，语言欺骗、空陈述、文字游戏、文字操纵等现象愈演愈烈。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现代哲学的中心论题是语言还原。韩少功在《马桥词典》当中所做的就是语言还原，建立“语言与事实的复杂关系”，比如“贵生”这个词，便是马桥人为了安慰被日本兵的炸弹炸死的雄狮的母亲水水创作的词语，这个词语始终和雄狮年轻鲜活的生命连在一起，传递出马桥人独特的生死观。经过还原，读者才会觉察到语词是多么值得敬畏的东西，它由人们所创造却又创造着人们，它并非“纯有”，而是联系着过去、现在和将来，远非一个符号那么简单。
　　当然，《马桥词典》的受到的部分诟病亦来自于这种创作理念，韩少功显然从未放弃过他的“知识分子”立场。比起莫言的《酒国》、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作品，在《马桥词典》中我们收获的不是宏阔和谐的美学，取而代之的是结构匀称的、经由智性、理性调和过的美，这样的美有点像毕加索的立体画，读者需要费一点功夫建立联系。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中对五四启蒙文化的反思，“觉”当中流露的阐释学理念，“梦婆”中的福柯式的哲学话语，“话份”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韩少功选择的是“学术入场”这条道路，这在他的很多散文集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我不认为这是文学本体远离的表现。韩少功是在对“个人”“知识”与历史、民族、传统的内在联系倾注他的关注和理解，这对90年代精神活动价值的失落具有意义。这种带有技术性痕迹的方式在今天越来越可以被接受了，对于《马桥词典》的认可之声也越来越多。
　　细究起来，《马桥词典》的写作方法其实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意象”概念。《周易》说过，“圣人立象以尽意”。韩少功创造了很多“象”去表达他的“意”，比如“晕街”这个词，表达的是以马桥人为代表的乡村文明形态和城市文明形态的冲突。“象”是很感性的、具有直觉性的事物或感受，它和西方的抽象概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马桥词典》中收录的词无论是名词（洪老板、荆界瓜、梦婆、龙等）、动词（流逝、觉、醒等）还是形容词（甜、懒、懈、神等），很多都是具体的、受身性很强的。不仅如此，在“象”与“意”的断裂处，韩少功缓缓注入的是一种诗意，一种中华文化独有的灵气。“渠”这个词语和“他”的区别就在于，它能精微地传达出人心的远近;“肯”这个词语让人联想到阿城的《树王》，对“泛灵”“生命”的一次回溯;“流逝”中传递出从孔子的那句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开始的生命紧迫感，是一个优美的悲剧。
　　正是如此，自晚清以来被西方所改变的古老的时间场域仿佛重新地降临了。“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一则当中，马桥人对一九四八年有五种“危险”的、“不准确”的用词，但这正是他们对历史的记忆。“时间只是感知力的猎物”，一九四八年的真正消亡和内在断裂的发生，是在小小的豆腐店里，光复的儿子不再对他父亲的过去有任何的兴趣。而光复的身份，就是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不能通过自己的转型完成对历史记忆和生命感知的传递，人类生而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情感便会消失，人类就会彻底地失去完整性而支离破碎。这也许是韩少功通过《马桥词典》所要呼唤的东西。
　　这仍然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崇高而遥远的理想，但我十分乐意把《马桥词典》当成是一部诗歌集来读，也十分乐意把韩少功称为是“一边仰望星空，一边前行”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