诲淫诲盗，该当何罪？在西方，近年来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文化犯罪学。按照这个学说，媒体是把“双刃剑”，在为预防犯罪摇旗呐喊的同时，一些媒体本身也扮演着犯罪者的角色。不恰当地播放暴力片，制造垃圾节目，以及打着普及性科学旗号进行赤裸裸的性教唆，都具有犯罪的表征。媒体的这种“亚健康”，媒体从业人员自身未必意识得到。事实上，真等意识到的时候，恐怕也很可能已经是历史的“文化罪人”了。
　　不管是电视荧屏还是广播频道，都是名副其实的公众平台。遗憾的是，一些广电节目的主持人，在这个公共平台上工作，其随意程度不亚于在其自家的卧室里，无聊、低俗、赤裸，传递给受众的只能是一种恶心的感觉。
　　可想而知，广播和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因为几个“老鼠屎”式的节目，糟蹋了不少。痛定思痛，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广电人，究竟是在为谁服务，要把你们的受众引向何方？诚如有人所说，“电视也算得上民族文化的一个引导者，它的社会责任很大。搞传播就应该是良心工程。做好媒体很重要，这是永远需要的。”
　　
　　位卑未敢忘忧国，何况是肩负新闻文化传播历史使命的主持人，忘掉什么也不能忘记自身的社会责任啊。
　　在一个被称为“娱乐的时代”里，娱乐究竟是什么，似乎还是一个难以厘清的概念。
　　看过《济公新传》这部电视剧，你会觉得济公的本事，比《西游记》里的神仙还了得。济公是人还是神的困惑，其实刚好也是娱乐和正经的困惑。
　　于是，人们糊涂了：这是中国的济公吗？有人解释说，这是娱乐，权当消遣。
　　传媒的娱乐主义倾向，模糊了娱乐的界限。有关“娱乐的边界”问题，随之出现。娱乐需要有个边界，既不能信口雌黄，更不能没完没了。
　　物极必反。片面强调娱乐，后果不堪设想。1985年，美国作家尼尔·波兹曼在其畅销书《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到：“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形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周国平先生说，文化的反面是娱乐。“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到了这个地步，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
　　如果说广播是色情式的娱乐，电视剧是故事式的娱乐，那么，电视的选秀节目，则是选秀式的娱乐——每到周五晚间，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绝大多数都在进行选秀式的娱乐。
　　“选秀本无可厚非，但不管初衷如何，目前的选秀节目最终都难免受到商业利益的侵袭，使得‘秀场’变成了‘名利场’、‘是非场’”。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冯双白如是说。
　　“都是经济利益在作怪。为了收视率，为了追求短信效益，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规则，一些选秀节目开始频出奇招、怪招。选秀节目质量下降，因为选秀的性质已经有了变化。”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这样说。
　　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更是忧心忡忡：选秀节目泛滥，是对当前文艺界存在的“浮躁而不沉稳，肤浅而不深刻，油滑而不幽默，庸俗而不典雅”的状况“火上浇油”。
　　娱乐有界，媒体当止于该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