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娱乐救国”曾为上流社会的一些人所津津乐道，流行于霓虹闪烁的都市，张贴在闹市街头的海报，刊印在报纸杂志的副刊。“娱乐”与“救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举凡国难家灾，还要悬半旗禁娱乐。如此口号，现在的人或许难以理解。
　　很难考证“娱乐”和“救国”是何时组合在一起的，笔者所知的最早的一处是1930年8月上海发行的《奋报》。此刻蒋介石正与冯玉祥、阎锡山酣战中原，无暇顾及东洋的觊觎之徒，故而此时的“救国”当非后来的“救国”。大概从1932年起，“娱乐救国”成为口号，并且在后来的几年里频频出现。这就不难理解了——1931年的“九一八”，1932年的“一·二八”，两大事变震惊国民，亡国亡种的威胁不再止于史书记载。有志之士，有识之士，无不以拯救民族危亡为使命和责任。投笔从戎者有之，揭竿为旗者有之，更多的是攘臂而起，以激情和热血唤醒民众，各种救国的口号不绝于耳。其中不乏与职业的联系，譬如“航空救国”“体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政府大员也有自己的口号，诸如“统一救国”“和平救国”“剿匪救国”云云。
　　娱乐也是必不可少的。20世纪30年代又是一个特殊时代，统治中国的并不是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蒋介石关注更多的只能是军事和政治，文艺与文学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呈现出热闹纷繁的场面。扬名文坛的作家，唱响梨园的优伶，渐趋成熟的文明戏，不断推出惊世骇俗的作品。1931年，胡蝶主演的《歌女红牡丹》轰动大上海，中国电影从默片走向有声，使这个舶来品成为最时髦的休闲消费。1933年，耗银70万两的百乐门在上海开业，号称“东方第一乐府”，云集国内一流的“弹性女郎”（dancing girl，即舞女）。就在蒋介石奔走于南昌、武汉，忙于“剿共”绥靖之际，他的追随者更多的是在理论上给予支持。倘若中统头子徐恩曾不是从南京溜到上海，沉湎于目眩神迷的周末，周恩来未必躲得过顾顺章的初一十五，共产党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把“娱乐”与“救国”联系起来，主要有两种类型的人，自然也是两种意愿的表达。一是把救国作为使命，二是把救国作为口号——这里的使命与口号，都是纯粹意义上的。1930年代有一种说法，“中国是一个制造标语的国家”，据说出自某个西方哲人之口。毋庸讳言，此说不是全无道理。
　　“娱乐救国”的口号嚣声海内，却是臭豆腐一盘，闻着臭，吃着香——当然是吃的人少，闻的人多。因此有闻人叹息：“‘救国，救国！’成就了无数无数的事业，造就了无数无数的名人。正是：救国之声盈天下，亡国之象遍国中！”
　　倡导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对此又有一番阐释：“现在社会上有一句最流行的俗语，‘娱乐不忘救国’，必须要这这样娱乐才算不背救国的真谛。”“这这样”包括愉悦耳目，强壮身体，增进智识，娱乐时固然身心愉快，娱乐后尤可培养事业基础。蒋介石说，这种娱乐“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何乐而不为”。其实，蒋介石在这里偷换了概念，他鼓吹的是“新生活的娱乐”，并无意解读娱乐与救国的关系。这也难怪，除去娱乐行业的一部分经营者和消费者，“娱乐救国”的口号几成不耻，或为笑料，蒋介石岂能不闻。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火重重地击打着每一个国民的身心。“娱乐救国”的义演广告依然偶尔可见，但作为一个口号，已被淹没在抗日救国的声浪中。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娱乐救国”在上海已无力生存，不得不退出社会舞台。以《申报》出现的“娱乐救国”这个词为例，1932年1月首次问世，1937年8月销声匿迹，前后生存了5年有余。虽然历史给了它短暂的生存机遇，但那不过是一段畸形的历史，一个畸形的生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