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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电影能为你打开一扇门，能让你觉得电影就此开始，电影从它这里开始了。”
——弗朗索瓦·特吕弗
一
我的电影初始还是从一本意外发现的日志说起，日志的某一页是这样写的“2008年深冬，我在附近一片破土动工的公路上用一周时间拍摄了处女作《湖畔公路》。这个片子是黑白的，陈旧而斑驳。2009年初春，它被网上某独立电影机构评为最受关注的独立影片。同年五月，参展第二屆国际青年艺术节实验电影单元。第一次在巨大幕布上目睹自己的作品。与我一同坐在台下观看的人静寂无声，我猜想人数不多，黑暗笼罩偌大的场地，轻微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眼前的一幕幕是有重量的光组成的。出门遇上一个带帽子的男人，他拿笔让我签名，我倚着放映厅外的门边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此刻，虹湾艺术馆外面的马路行人寥寥，在转角处遇上一个戴帽子女孩，长相有點像学生，年轻，瘦高，白裤，短发，大眼。身边站着一个长头发的男人。男人说，这是王珞丹！这个男人开幕式时坐在我旁边，他是导演书亚。我唯一记得是握手时感觉到的女孩极其柔软的手。”
日记的时间是 2009年 5月 8日，我从北京回来时。就在几天前，我带着短片去北京参加了影展，它给我的印象是步伐匆忙的人群，速度疾驰的车辆，时尚怪异的女孩。这些与我暂时无关，我很快把城市忘记，可能跟这次经验有关系，我在老家后希望可以再多拍几个短片。拍到第三个短片时，拍摄就成了我对故乡的一种倾诉手段。
第二个短片《变调》拍摄于夏天。讲一个人被追着跑的小故事。人被社会影响，被外力推动，大部分人被动地走过一生。这么一个隐喻，然后找朋友帮忙一起拍。这次用的机器已是自己买的硬盘式高清 DV，可以直接把素材导入电脑进行剪辑。就这样，我在 2009年夏天拍完了它。上次多么轻松，这次几近焦灼。事实上，这个心态和老家搬迁消息再度热议关系密切——村里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些事，还有很多原本很热闹的街道，像真搬走了一样。每个人都不能踏实的过日子。我想抓住这个状态，“随时拔腿就走，被无形的东西改变”的生活在我看来不是生活，是应付，是失去。只有热爱的才叫生活。我带着 DV一脚踏入了灰尘滚滚的田野。那片田野在《抵达》里有所展现，还有那个巨大的土堆也是我在乡村晃荡时找到的。爬上去一看，顶上非常平整，开阔，下面是野草蔓蔓，不见来路。
2010年冬，天气预报说这年冬天最冷的一天，我带着演员上路了。后来，给他们用上了热水袋好像没管用，我作为一个残酷的人，把电池拍到最后一格才喊结束。他们原地不动，继续表演。又喊了一次，仍然不动。“结束”两个字被风雪吞掉了。大家在很窄小的汽车里取暖，扭头看到车窗外的雪大到不见天空。我冲出车门，趁雪大，赶紧用最后一点电拍下了一段雪花在路面上飞扬的镜头。我被我自己拍的这个镜头冷到了。这是 2011年的第一场雪。
我在距离住所遥远的另一个县区的朋友家拍室内部分。很少早起的我必须赶在第一班公交车上车，然后晚上才能赶最后一班公交车返回。那天，我昏昏沉沉地背着机器坐车，没想到这个点钟的公交车上居然有这么多人。有大人，也有小孩，还有老人，他们跟我出发。自己在这些生活气息很浓的人眼里一定是奇怪的。我在乎的生活是他们为此为奔忙的生活吗？到朋友家，拿一张纸给她看，然后说：“有几句话，你按你的语气说吧。”她问我：“穿什么？”我说：“你按你的喜好穿吧。”你说随意也好，她的语气与喜好在我的短片里得到了尊重。表演就是不表演，包括外景部分。我对演员的要求开始时不这样，在拍室内时我已从室外部分得到教训，他们不可能按我的语气与喜好表演，或者说我找到人并不能提供“表演”。那么，一定要利用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的感受。我在公交车上遇见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不是一样，但他们的样子是生活着的，我想他们有这种生活着的样子。返回时坐在公交车上，我对着窗外的黑夜想。
这班公交车到站后，我要倒一次车。无奈晚班车没有了，我步行四十分钟回家。这条路是我经常走的路。很多时候，我去市里都要从这里路过，拍《湖畔公路》时那群朋友要从这条路上来；拍《变调》时我要从这条路坐车去找这群朋友。
关于三个短片的回忆，原来都与路有关。假如，文字没这么直观，像看电影和读书，电影等于一个人直接跳出来跟你说话，而读书需要沉入一猛子扎入水底。这些风景在现实里已不能对应。听说，有人因为看过短片真去找过这些场景。我自己也试图找过，记忆中确凿的位置不是不存在，就是被改造成其他模样。时光好不留情，一点没给我们剩下些什么。错觉是这一切没有发生过。人们各自老去，影像留下了最初的图景，以至于现在我看《湖畔公路》里的人物都觉得是自己，那些交错的瞬间，因为搞不清到底某个背影是谁。游戏之作，包括我自己都没准备去按作品的要求对待这件事。所以，它的瑕疵最多。这件事对我来说几乎是一个比写作更离奇的事。就是这个离奇事让我为雕刻时光的方式寻找到另一条路，又是路。这条路于我来说，目前兴奋大于担忧。我倒是把那些瑕疵喜欢上了，那些瑕疵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娓娓道来。
短片开启了我对外界新的看法，其实我不觉得它们优秀。七年前，我用连续三年时间拍摄三部短片。面对这三部短片，尤其《抵达》，文字记录的一部分东西没有影像明确——我在这部短片里看到了自家房子的残骸。这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之前两部如果说大家摸不清预示什么的话，我想到了这部应该很清晰了。
这是我 2008年至 2012年的人生之旅。我没有开灯，只让自己坐在音乐遥远轻微的回声中。不是陶醉，而是这些画面给我的回忆让我听到某种声音在娓娓道来。很多次，观众要求我说说片中的孤独。此刻，与我近在咫尺的，也许就是，孤独是我们的病，然而我不恐惧它。
一个评论者评价《湖畔公路》时说：“假如，你要在片中挑缺点的话，俯首即是。但这些缺点换种思路想，也不失为价值。”
另一个评论者评价《变调》时说：“我们可以看出喧哗是生活本身的驳杂，而平静的河面和奔流的河水，正像平淡的时光中总有曲折的遇合。” 第三个评价者评价《抵达》时说：“一串阴霾的毁灭场景，工业化的巨兽吞噬着深灰色天空下的乡村，镜头自下而上扫过，传达着一种处于崩溃边缘的无力感，噪声中崩塌的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更是一种生活、一种回忆与怀念。”
怎么解读都正确，这不是借口，而是我经常可以在他人的观感中反思——我需要讲《湖畔公路》的故事多过它需要我。互相需是作品与作者的创作关系。或者说，这属于“我需要讲的故事”范畴。如今，很难把感觉唤醒，即使多次观看，内心仍然心如止水。只不过，当初的表达是纯个人的，我了解自己拍下每个部分的意思。虽然，当年并未有什么影像想法，只是跟着感觉整理心情。
短片中保存在一个练习者的姿态——不顺畅的仰角画面、虚虚实实的推拉摇移，朴素可爱。“电影”的其中一个含义是你每次都要看到那些可贵的小瑕疵。“小”是记忆单位，在某個画面后我们忍受寒风，争议一个镜头的推进，如何能不出现顿挫那样让我释然。
我不是一个现实记录者，我只是为现实量身打造幻想。
“一个星期前，走过的一束草，如今做为水草摇曳水中，小鱼从中巡游。仿佛，它没告诉我，命中注定归于水底……”短片背景都是文字描述的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它们的底色都是忧郁的。从《湖畔公路》的凝滞、空旷、辽远到《变调》的闭塞、急促，最后《抵达》的娴静，甚至有点物是人非后的悲怆。闭合式、碎片式、开放式是我用影像对故乡虚构的三种形式。墨西哥诗人帕斯说：“每一种形式都会分泌它的思想，分泌它对世界的看法。形式是重要的。而且，在艺术上，只有形式才有意义。”
拍摄《湖畔公路》是我最灰暗的时期。那时我除了写小说，白天不敢外出怕被人讥笑，只有傍晚在村庄外的田野里游荡，而我说拍摄的这条公路的原型就是我经常走的那条路。后来，兴建公园，野草被烧光，这条路被拓宽……
能不能把这里拍下来？我与这条路似乎产生了某种关系，可以拍啊。紧跟着问题来了——能拍什么呢？一条正在改建的公路上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编了个故事把自己打发了，正赶上一个
朋友有 DV机。于是，我借来试试看。拍点什么呢？参与的人都是文学爱好者，我们在文学论坛认识。有的喜欢看电影，有的喜欢聊天，有的喜欢写文章，大家有的见过，有的期待一见，我发出邀请，请大家来湖边看风景。首先，这是一个见面机会，其次才有拍的可能。大家见面后，开开心心地在这条公路上边走边说。
这个短片分三次拍摄。第一次主要场景都在半天内选好，并拍了一部分。故事部分是第二次聚会。那次来的人少，大家轮番上阵，充当演员。初定的演员拍了一次就感冒，我是第三次补拍一个大全景时爬上一座山才感冒的。素材拍够了，可是不知道如何从 BETACAM中把素材导入电脑。据说要 1394线，我没有。问聚会的朋友谁可以帮忙，有人可以解决。素材到我电脑上的时间与我拍摄完毕的时间间隔约半个月，这半个月我想学学在电脑上剪辑。后来，素材到位了我也没学会。
还有很多自己觉得拍了的内容不在素材里，过后很久才知道素材是被第二次拍摄时抹掉，或者说覆盖了。素材比例跟剪辑软件里视频轨道上的不一致，这导致了整个画面别扭。我就这么别别扭扭地连学带剪一个多月。完毕再把片子传上网络，发链接在我们论坛里。引来大家一阵回忆，很多当时拍的“剧照”也陆续被朋友们晒出来。随着拍摄，修建仍在继续。这一个半月的时间，公路的样子从镜头里的朴素变成规整，路旁种上了树，每棵成年的树木都被木棍支撑着。
2008年冬天，我找朋友们来家里看《湖畔公路》样片。之后，送两个朋友等公交车。我说了好多话后，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还年轻，所以有激情，早晚你会变得和我一样。”另一个朋友多少年后清晰记得这句话，我却早已忘记当时的反应，我一点也不觉得和他一样有什么不好。
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真实的出生地，一个是虚构的成长地。影像捕捉到了介于两者间的东西，我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多少故事、多少形式，我迫切想表达的都是我对故乡的怀念。村庄一度因躲避塌陷而搬迁，我的童年就经历了一次。我内心长年有一种奇妙的想法，一夜后我们的房前屋内充满了水，然后我们的房子像船一样随着水流飘向远方。我对远方的渴望埋藏在我对现实的恐惧中。这是一种对足下之地的不踏实，三年时间让我对故乡悄悄地有了一次个人意义上的命名。
《湖畔公路》是深埋在记忆中的故乡，让我静如处子、澄明以对；《变调》讲而是外界对自己状态的影响，它让我迷乱、失衡；《抵达》是对未来的虚构，让悲怆尘埃落定。
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短片是《抵达》，它提示了观众我想说的话，最后一幕镜头：久久定在一片苇丛前，芦苇在风中摇晃，风声猎猎，是否意味着很多事物处于一种失去故乡的伤怀中？慢慢地，雪花飘落，短片结束在此。其实，电影还没有结束，我可以告诉你，接下来的景象是大雪席地，天地苍茫一片……这些都在黑屏之下。
二
去年，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个片找导演。当时我正在做电影后期工作。我走出机房，站在走廊的窗口，窗外下着大雪。这个情景和我印象中的场景衔接上了。这个朋友为人忠厚，我们平日交流不多，从不乱说话。因此，我对着电话里多问一句：“什么片子？”
一般情况下，急活如山倒来去匆匆。有几次对方十万火急。我百万火急地投入其中，对方又急速冷却，冰冷得像另外一个人。“我也说不清楚。”他说完，多说几句，然后说：“一个纪录片吧，咱面谈。”我们在大栅栏一家面馆见了面。随他同来吃面的，一个女孩抱着一个笔记本电脑，风尘仆仆，严肃认真。我们叫了面，然后我说：“可以说了吧。”对方打开电脑，这位朋友问：“你还没拍过纪录片吧？你听我说啊……”
这段文字引出了下面话——我拍过一部纪录片，一部神秘的纪录片。有的人留意我之前的履历，好奇这片到底拍过些什么？此片拍摄于故乡迁徙后，主要场景是乡人搬走之后的废墟，人物是一对残疾人夫妇，故事是他们不愿离开故 土。于是，他们的生活在拆迁者面前变得异常悲壮。对纪录片的了解不多，以前看过《德意志的胜利》，小川坤介的《收割电影》，别的很少。后来是国内像杨天乙、吴文光、胡杰的片子，包括王兵的《铁西区》看了一半，有种推门即是的感觉。不知生活有什么意思，生活在取景器里的样子和我身处的这个环境相似的诡异——我看到的既是现实又是虚幻。那是另一种生活。以前，剧情片的摆布、安排、机位很难再去考虑。很多人说我的《湖畔公路》是纪录片。那里面充满安排。只是，我当时的一些即时性、随意性的东西把它遮盖了。有段时间，坐车途经这片废墟，我必须说开始时，有点不忍看。写作时就有一种抵抗的想法。我的小说不现实，我用影像反映我身边的魔幻现实。
我拍的纪录片因为某些原因不复存在了。于是这部纪录片的意义明显缺失了。对我来说，一下子就没了力量。两个当事人的关系也因彼此分离，再不联络，这也是我不愿意触碰的私人隐私。事情改变了我的想法，记录下来的所有的真话因态度的转变而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假话，以前说得越激烈，现在从结果看越扭捏。
记录他们生活的过程使我对故乡的情感深化许多。最后，我发觉在片头放一段蚂蚁的镜头是正确的，人如蝼蚁。
为什么拍纪录片，为什么活着？对于一个庶民来说，活着是伟大的，用自己的方式，独立的活着弥足可贵。时间不是个有趣的概念，珍贵的时间可以把错变成对，难怪众人会告诉一个人，你以后会改变。
在废墟里拍摄落日的那次，夕阳在镜头里褪色，直至融化，并在镜头边缘氤氲着，我以为沾着几块红色，伸手去擦拭镜头。面对他者的生活，不能去做一个闯入者，我开始就告诉自己。除几次采访，没有更多交谈。采访是随意发问。他们的回答让我很吃惊。我以为，乡下人表达不出某种感觉，事实不是。片子的标题是女主人公——那个残疾人随口说出的。我问她对故乡的认识。她说，一片废墟，一份记忆，我们都成了记忆。
第一次去这片废墟时，场地是开放的。第二次去，已被铁皮墙围住。我能捕捉的镜头越来越唯一。我以为，可以弥补的镜头往往再次拿起机器时完全不在上一个状态。有些问题，再问，对方说不到上次的点上。
纪录片必备一双随时随地捕捉事物的敏锐的眼睛。写作需要这种观察角度。很多文字很多人都能写，你的角度就是你的美学。
我拍他们的时候的确有好奇，不晓得他们在没水没电的状态下如何生活，吃什么，喝什么，他们两个人如何排遣压抑的情感。问过很多次，他们都没有说这个词语。他们对自己的理解和我的不同。他们说，生者为寇，败者为王。作为一个听者的好奇，说着说着慢慢蜕变成颓态的美学。耳边是他们谈话之间的叹气声，眼前都是他们坐在门口面对废墟强颜欢笑的样子。
他们议论着对面公路上跑过的汽车，奥迪、宝马。这些是他们对未来的渴望。我的纪录里包含间断的对话，随机的问答，无逻辑的出画入画，还有很多人物与我的互动。以前，拍完片子很少会有这么大感伤。最后，我想说一句话：“要么离开，要么成为这片废墟的记忆。”电影中，不仅人物离不开这句话，这句话也成了电影的标题。“成为这片廢墟的记忆”和“离开”是一对同义词。也许有一天，我会拍一部隐喻的电影，我们将会知道那些现实里包含的对与错。
三
2015年是我做电影的第七个年头了。管他对与错，我把拍纪录片的经验和短片的经验全部用在了一部长片里，我奢侈地用两年时间拍了这个电影。
这部《满洲里来的人》让很多人知道我，也让很多人反感我。我在拍摄这部电影时没有多想以后这部电影会带我来到香港，就像小时候没想过要走过马路到东村去，我所在的是一个北方农村小村，供村子饮用水的水塔高耸在村东，而我却没想过去看看水塔。我到香港之后的住所位于十七层，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透过落地窗我看了看那片海，这个和当年抬头看几眼村东水塔的满足感差不多。
香港影展主办方把我安排在维多利亚港旁边的酒店里。深圳赶过来的朋友告诉我，这里距离我电影首映的太空馆很近。其实，我已经不太关心电影的事情了。
我记得白天和朋友们挨个走一些在港片里听到过的地名，来之前我已做好功课，为自己的旅行做了一个规划——铜锣湾、旺角、尖沙咀、重庆大厦、油麻地、皇后大道……每处地方都是我在电影里曾看到过的，每当我来到一处我便会闭上眼睛，朋友奇怪我在闻什么，我说我在闻电影的味道。或者说，香港的味道。我每天都跟着朋友在这些地方穿梭，谈论着电影里的种种，对应着某些具体的对白。香港是我最早接触的电影记忆，港片伴随着我的青春。晚上，他们走累了早早休息，我睡不着干脆独自出行，不敢走太远，从星光大道开始，一路经自由女神像到尽头的渡轮码头。
这条海岸是我对香港最深刻的印象了。三月底的香港有点冷。这里的海和我见过的所有的海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有了对岸五光十色的灯火的呼应。23号下午，坐船过海去会展中心参加开幕式，因主办方为《满洲里来的人》安排了简单的红毯仪式。我和主演候场时，想到的不是多风光，而是没有任何摄影师拍照该如何收场。当主持人念到电影名，我什么也没想紧张地走了上去。
红毯之行是在丝毫不亚于明星式的闪光灯的照耀下收场的，走过人群，我松了一口气。这是香港观众对这部无名小片巨大的礼貌。后来，眼前是很多只在电视里看过的电影人互相说着话，而我和主演则站在灯光照不到的一角聊着彼此的事。我觉得很无聊，于是带演员想走，正好在现场的角落遇上了请我参加电影节的王庆锵老师，他见我第一句话是：“你来了真好。”随后嘱咐片子首映那天组委会请年轻导演吃饭，别忘记。
首映时间是 3月 25日，我按时来到位于香港科技中心的办公室，在比较熟悉的那个广场上，遇上很多对结婚的新人。以为拍电影，上电梯时才发觉电影节办公室楼下就是婚姻登记处。电影与爱情在这里巧妙地相遇了。我觉得这很有趣，几个新导演聚到了一起说这电影的故事，我在桌上好像也插不上嘴，直到快吃完了我才听出其中一个导演的电影名，才对上号，我赶紧说：“这个电影我之前写过影评呢！”也许是我的语气太突然，大家都停下不说，看着我。对方导演也笑了笑。 电影节策划王庆锵老师和总监李焯桃老师饭后随我走出饭店，我以为他们送我，又怕耽误他们时间，连说几次“你们忙别去吧”。一直与无数新人相遇，就这样一边说着，一边走进太空馆的放映场地，我才知道他们是想来陪我一下。又是媒体拍照，又是记者约访谈，后来观众也来了，人一多，等我再想找他们时，他们已经不见了。
香港太空馆是一个怪异的球型建筑，在我看来怪异的形状符合我的电影，我在电影里发现，而不是制造出来的那个世界，就很像太空，空旷而孤独的空间。
放映开始，我自己没有看电影，而溜出来在太空馆里面走了走。整个布置很奇妙，在我一个农村人看来，也许包括电影、文学也都是奇妙的。我是掐着时间回到影院的，进门正赶上大家的掌声。然后是一个见面会，记者们对演员如何表演都很好奇。他们觉得我选的演员太棒了。其实，我没有特别会选，他们用了真心体会到了我描述的那个人而已。我记得一个观众提问说电影是不是太压抑了，还有那些镜头和声音的处理都很令人不舒服。
“这部电影就不是让人舒服的。”我说。
记得我把粗剪片给一个电影节的选片人看，他说：“这部电影非常令人不安……但很好，还有几部电影有破坏的力量呢？”我这一趟香港之行内心也是很不安的。当然这种不安已经不是电影中的那种了，从北京登上飞机到见到香港的海，我带着我的电影，我黑暗的想法来到了我未曾期待过的地方，还有在首映式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以前在报道里说的电影结束后的掌声，其实这是一种礼貌。后来我看到很多人都会对首映的状况加以夸张，一般以赞美为主。我倒是觉得这部电影只是礼貌性的被纪念了一下，人数不多，却带有疑惑，我走上台，大家问我一些问题，我第一次面对质疑时的心里是特别兴奋的。我知道来香港看我这个电影的人都是真正的影迷，否则这么一个小片谁会来看啊，据说还是工作日的下午。
我对大家说，自己现在不喜欢这个电影了。这是一个导演最大的真诚。因为没有导演在自己电影放映后这么说过。场下的观众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我是不喜欢电影里的那个状态了，它如此残酷地记录着我灰暗的一段岁月，我不想回忆那时对世界的绝望。
我也不喜欢绝望，这部电影我也没有推荐给很多朋友去看，即使他们要求我给他们碟片，我也只是应付过去。没人会喜欢它，我老是这么觉得，于是听到偶尔的赞美会让我比听到批评更加不知所措。
也许是我精神恍惚的原因，或者可能是空旷影院的原因，这个掌声回荡良久。
回到老家后，我开始整理状态，老家比香港的海边這时候还要冷许多。我有时会看看评论，然后反思一些，我那段时间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反思大家的批评。
我很高兴在开始时能听到很多真心的意见，对一部私人电影，大家的热情就是我的幸运。
一个月后，我在给王庆锵老师写邮件时，表达了对电影的热爱，并且表示会继续拍下去。除此之外，特别想再说一次谢谢。我记得当时吃饭和见面都没好意思表达。几天后收到王老师的邮件回复，又看到了那句话：“谢谢你能来。”这句重复的话，像我对王老师本人的印象。他说话有个特点，是把同一个词，同一句话在你面前，认真念多遍。好像生怕你没听到一样，说完后他会看着你，告诉你：“拍下去就好了，就好了，就好了。”
四
2016年时，我正式带着电影剧本来到了北京。原来，我觉得拍电影只需要懂电影就够了。我傻乎乎地把自己做短片的经验慢慢整理一遍，准备全加以深化，剪辑、剧本，也包括专业的摄影技术。
我在京城的电影圈子走动，俨然成了一个兜售理想的小丑。在我的朋友圈中流传着一个笑话，我在朋友圈半夜“刷屏”这些的“知识”（有时我备忘，怕忘记了），搞得朋友们纷纷截屏发给我以示吃惊。后来，这个事让大家有了不同的理解，一部分觉得我努力，一部分觉得我炫耀知识。
有时，我面对这些犹如罪证的公号资讯闪现在对话框，心里不知说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能说。我以为来北京是做导演的，我只关心电影。像当初写作，也是没什么想法，只想把小说写好而已。我心中保持着对小说最大的热诚。
我来北京为了拍电影，无奈却离电影越来越远了。很多个夜晚，我有点狂躁，因为很多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这些声音没有一个是和电影有关的。这就是我白天和大家聊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还是陌生的。原来，我在电影剧组也都是具体的拍摄工作为主，我没有必要面对市场。
我们很多朋友都意识到市场的可怕，于是很多看重我的人会嘱咐我，一定要看清环境，做好电影。
好电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我发疯的主要原因是我为了叫醒自己。现在，我往往会问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或有机会一起干事的人，他们从各个角度参与电影，问到最后有点傻眼。他们往往都把我们目前做的事情当成跳板，每个人都向往做一个导演。越来越认识到“懂电影”还是影评人干的事，而那些技术还是执行人员干的事。导演之名吸引了太多人，导演之事并不为很多人所知。大家认识到导演还不是真正的导演，至少从我看到的现状是如此，包括身在圈中的编剧朋友，一线工作的制片人等等。
为什么要拍电影啊。我还是想挑战自己。于是，我跟第一次正式和编剧合作。我们聊到挑战“对话”，我以前的片多是借助影像，对话少，这不是我未来的追求。那么，我们就想了一个跟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有关系的故事，只是人物，关系，背景。
我们从这些简单的点开始工作。
我写小说，编剧写剧本。就这样我完成了2016年的一本新书。
回忆起来是这样的，我把很多当时按电影想象的小说写出来，存在小说里。出版社为了好卖，给这本书取名“电影小说”。这个说法我也知道本身就矛盾。我十分清楚电影与小说的不同，无数次见到好小说家拿出了惨不忍睹的剧本。所以，这点小说从我手上变成电影的时间也许会很长，是否能学会以剧本的方式呈现文学的东西，都是成了悬案。
但是我最后接受了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我的这本小说还是很靠近电影。我在乎语言，视语言为目的。但这不是一个剧本，一部电影的要诀，我相信编剧，用试听语言，超越我们的所思所想。
我通过文字展现出拍摄前的无知，拍摄时的迷惘，拍摄后的否定，如今这些情绪已离我远去，成了我面对观众、影评人批评之声的积极心理。我在这部电影之后有成长，且依然将其视为骄傲。这个骄傲不是说电影艺术上的成就，而是说我不愧对自己的表达，我狂妄地证明了一个事实：没有不能拍的题材，没有不可以的呈现方式，没有任何借口，毁灭自己的初心。最近，朋友见面，多面带倦容。生活好难。连我都已经习惯把电影作品，忽然一溜嘴说成项目了。
想起刚听到别人说项目这个、项目那个时的心中升起鄙夷，怀念以前。初心是一个很美好的词语，我把真心拿到大家面前，不希望大家的等待和这个电影圈的等待一样，没有回音。我把能做到的都做了，很多情绪通过文字也可以传达一部分。这些情绪在以后的电影中仍会发酵。
这就是我的电影故事，我特别喜欢特吕弗的那句话，最好的电影能为你打开一扇门，能让你觉得电影就此开始。是啊，我的电影从文学开始，以一步一步的摸索为过程，我到现在拍了十五部短片，一部纪录片，还有数不清的 MV，无所谓成功与否。有的不堪回忆，有的被投资人拿走我再也没有看到过，有的被销毁，有的因为版权原因无法播放，有的被国内禁止，有的像水消失于水，在我的生命里彻底不见了。
责任编辑 张庆国
——弗朗索瓦·特吕弗
一
我的电影初始还是从一本意外发现的日志说起，日志的某一页是这样写的“2008年深冬，我在附近一片破土动工的公路上用一周时间拍摄了处女作《湖畔公路》。这个片子是黑白的，陈旧而斑驳。2009年初春，它被网上某独立电影机构评为最受关注的独立影片。同年五月，参展第二屆国际青年艺术节实验电影单元。第一次在巨大幕布上目睹自己的作品。与我一同坐在台下观看的人静寂无声，我猜想人数不多，黑暗笼罩偌大的场地，轻微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眼前的一幕幕是有重量的光组成的。出门遇上一个带帽子的男人，他拿笔让我签名，我倚着放映厅外的门边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此刻，虹湾艺术馆外面的马路行人寥寥，在转角处遇上一个戴帽子女孩，长相有點像学生，年轻，瘦高，白裤，短发，大眼。身边站着一个长头发的男人。男人说，这是王珞丹！这个男人开幕式时坐在我旁边，他是导演书亚。我唯一记得是握手时感觉到的女孩极其柔软的手。”
日记的时间是 2009年 5月 8日，我从北京回来时。就在几天前，我带着短片去北京参加了影展，它给我的印象是步伐匆忙的人群，速度疾驰的车辆，时尚怪异的女孩。这些与我暂时无关，我很快把城市忘记，可能跟这次经验有关系，我在老家后希望可以再多拍几个短片。拍到第三个短片时，拍摄就成了我对故乡的一种倾诉手段。
第二个短片《变调》拍摄于夏天。讲一个人被追着跑的小故事。人被社会影响，被外力推动，大部分人被动地走过一生。这么一个隐喻，然后找朋友帮忙一起拍。这次用的机器已是自己买的硬盘式高清 DV，可以直接把素材导入电脑进行剪辑。就这样，我在 2009年夏天拍完了它。上次多么轻松，这次几近焦灼。事实上，这个心态和老家搬迁消息再度热议关系密切——村里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些事，还有很多原本很热闹的街道，像真搬走了一样。每个人都不能踏实的过日子。我想抓住这个状态，“随时拔腿就走，被无形的东西改变”的生活在我看来不是生活，是应付，是失去。只有热爱的才叫生活。我带着 DV一脚踏入了灰尘滚滚的田野。那片田野在《抵达》里有所展现，还有那个巨大的土堆也是我在乡村晃荡时找到的。爬上去一看，顶上非常平整，开阔，下面是野草蔓蔓，不见来路。
2010年冬，天气预报说这年冬天最冷的一天，我带着演员上路了。后来，给他们用上了热水袋好像没管用，我作为一个残酷的人，把电池拍到最后一格才喊结束。他们原地不动，继续表演。又喊了一次，仍然不动。“结束”两个字被风雪吞掉了。大家在很窄小的汽车里取暖，扭头看到车窗外的雪大到不见天空。我冲出车门，趁雪大，赶紧用最后一点电拍下了一段雪花在路面上飞扬的镜头。我被我自己拍的这个镜头冷到了。这是 2011年的第一场雪。
我在距离住所遥远的另一个县区的朋友家拍室内部分。很少早起的我必须赶在第一班公交车上车，然后晚上才能赶最后一班公交车返回。那天，我昏昏沉沉地背着机器坐车，没想到这个点钟的公交车上居然有这么多人。有大人，也有小孩，还有老人，他们跟我出发。自己在这些生活气息很浓的人眼里一定是奇怪的。我在乎的生活是他们为此为奔忙的生活吗？到朋友家，拿一张纸给她看，然后说：“有几句话，你按你的语气说吧。”她问我：“穿什么？”我说：“你按你的喜好穿吧。”你说随意也好，她的语气与喜好在我的短片里得到了尊重。表演就是不表演，包括外景部分。我对演员的要求开始时不这样，在拍室内时我已从室外部分得到教训，他们不可能按我的语气与喜好表演，或者说我找到人并不能提供“表演”。那么，一定要利用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的感受。我在公交车上遇见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不是一样，但他们的样子是生活着的，我想他们有这种生活着的样子。返回时坐在公交车上，我对着窗外的黑夜想。
这班公交车到站后，我要倒一次车。无奈晚班车没有了，我步行四十分钟回家。这条路是我经常走的路。很多时候，我去市里都要从这里路过，拍《湖畔公路》时那群朋友要从这条路上来；拍《变调》时我要从这条路坐车去找这群朋友。
关于三个短片的回忆，原来都与路有关。假如，文字没这么直观，像看电影和读书，电影等于一个人直接跳出来跟你说话，而读书需要沉入一猛子扎入水底。这些风景在现实里已不能对应。听说，有人因为看过短片真去找过这些场景。我自己也试图找过，记忆中确凿的位置不是不存在，就是被改造成其他模样。时光好不留情，一点没给我们剩下些什么。错觉是这一切没有发生过。人们各自老去，影像留下了最初的图景，以至于现在我看《湖畔公路》里的人物都觉得是自己，那些交错的瞬间，因为搞不清到底某个背影是谁。游戏之作，包括我自己都没准备去按作品的要求对待这件事。所以，它的瑕疵最多。这件事对我来说几乎是一个比写作更离奇的事。就是这个离奇事让我为雕刻时光的方式寻找到另一条路，又是路。这条路于我来说，目前兴奋大于担忧。我倒是把那些瑕疵喜欢上了，那些瑕疵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娓娓道来。
短片开启了我对外界新的看法，其实我不觉得它们优秀。七年前，我用连续三年时间拍摄三部短片。面对这三部短片，尤其《抵达》，文字记录的一部分东西没有影像明确——我在这部短片里看到了自家房子的残骸。这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之前两部如果说大家摸不清预示什么的话，我想到了这部应该很清晰了。
这是我 2008年至 2012年的人生之旅。我没有开灯，只让自己坐在音乐遥远轻微的回声中。不是陶醉，而是这些画面给我的回忆让我听到某种声音在娓娓道来。很多次，观众要求我说说片中的孤独。此刻，与我近在咫尺的，也许就是，孤独是我们的病，然而我不恐惧它。
一个评论者评价《湖畔公路》时说：“假如，你要在片中挑缺点的话，俯首即是。但这些缺点换种思路想，也不失为价值。”
另一个评论者评价《变调》时说：“我们可以看出喧哗是生活本身的驳杂，而平静的河面和奔流的河水，正像平淡的时光中总有曲折的遇合。” 第三个评价者评价《抵达》时说：“一串阴霾的毁灭场景，工业化的巨兽吞噬着深灰色天空下的乡村，镜头自下而上扫过，传达着一种处于崩溃边缘的无力感，噪声中崩塌的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更是一种生活、一种回忆与怀念。”
怎么解读都正确，这不是借口，而是我经常可以在他人的观感中反思——我需要讲《湖畔公路》的故事多过它需要我。互相需是作品与作者的创作关系。或者说，这属于“我需要讲的故事”范畴。如今，很难把感觉唤醒，即使多次观看，内心仍然心如止水。只不过，当初的表达是纯个人的，我了解自己拍下每个部分的意思。虽然，当年并未有什么影像想法，只是跟着感觉整理心情。
短片中保存在一个练习者的姿态——不顺畅的仰角画面、虚虚实实的推拉摇移，朴素可爱。“电影”的其中一个含义是你每次都要看到那些可贵的小瑕疵。“小”是记忆单位，在某個画面后我们忍受寒风，争议一个镜头的推进，如何能不出现顿挫那样让我释然。
我不是一个现实记录者，我只是为现实量身打造幻想。
“一个星期前，走过的一束草，如今做为水草摇曳水中，小鱼从中巡游。仿佛，它没告诉我，命中注定归于水底……”短片背景都是文字描述的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它们的底色都是忧郁的。从《湖畔公路》的凝滞、空旷、辽远到《变调》的闭塞、急促，最后《抵达》的娴静，甚至有点物是人非后的悲怆。闭合式、碎片式、开放式是我用影像对故乡虚构的三种形式。墨西哥诗人帕斯说：“每一种形式都会分泌它的思想，分泌它对世界的看法。形式是重要的。而且，在艺术上，只有形式才有意义。”
拍摄《湖畔公路》是我最灰暗的时期。那时我除了写小说，白天不敢外出怕被人讥笑，只有傍晚在村庄外的田野里游荡，而我说拍摄的这条公路的原型就是我经常走的那条路。后来，兴建公园，野草被烧光，这条路被拓宽……
能不能把这里拍下来？我与这条路似乎产生了某种关系，可以拍啊。紧跟着问题来了——能拍什么呢？一条正在改建的公路上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编了个故事把自己打发了，正赶上一个
朋友有 DV机。于是，我借来试试看。拍点什么呢？参与的人都是文学爱好者，我们在文学论坛认识。有的喜欢看电影，有的喜欢聊天，有的喜欢写文章，大家有的见过，有的期待一见，我发出邀请，请大家来湖边看风景。首先，这是一个见面机会，其次才有拍的可能。大家见面后，开开心心地在这条公路上边走边说。
这个短片分三次拍摄。第一次主要场景都在半天内选好，并拍了一部分。故事部分是第二次聚会。那次来的人少，大家轮番上阵，充当演员。初定的演员拍了一次就感冒，我是第三次补拍一个大全景时爬上一座山才感冒的。素材拍够了，可是不知道如何从 BETACAM中把素材导入电脑。据说要 1394线，我没有。问聚会的朋友谁可以帮忙，有人可以解决。素材到我电脑上的时间与我拍摄完毕的时间间隔约半个月，这半个月我想学学在电脑上剪辑。后来，素材到位了我也没学会。
还有很多自己觉得拍了的内容不在素材里，过后很久才知道素材是被第二次拍摄时抹掉，或者说覆盖了。素材比例跟剪辑软件里视频轨道上的不一致，这导致了整个画面别扭。我就这么别别扭扭地连学带剪一个多月。完毕再把片子传上网络，发链接在我们论坛里。引来大家一阵回忆，很多当时拍的“剧照”也陆续被朋友们晒出来。随着拍摄，修建仍在继续。这一个半月的时间，公路的样子从镜头里的朴素变成规整，路旁种上了树，每棵成年的树木都被木棍支撑着。
2008年冬天，我找朋友们来家里看《湖畔公路》样片。之后，送两个朋友等公交车。我说了好多话后，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还年轻，所以有激情，早晚你会变得和我一样。”另一个朋友多少年后清晰记得这句话，我却早已忘记当时的反应，我一点也不觉得和他一样有什么不好。
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真实的出生地，一个是虚构的成长地。影像捕捉到了介于两者间的东西，我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多少故事、多少形式，我迫切想表达的都是我对故乡的怀念。村庄一度因躲避塌陷而搬迁，我的童年就经历了一次。我内心长年有一种奇妙的想法，一夜后我们的房前屋内充满了水，然后我们的房子像船一样随着水流飘向远方。我对远方的渴望埋藏在我对现实的恐惧中。这是一种对足下之地的不踏实，三年时间让我对故乡悄悄地有了一次个人意义上的命名。
《湖畔公路》是深埋在记忆中的故乡，让我静如处子、澄明以对；《变调》讲而是外界对自己状态的影响，它让我迷乱、失衡；《抵达》是对未来的虚构，让悲怆尘埃落定。
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短片是《抵达》，它提示了观众我想说的话，最后一幕镜头：久久定在一片苇丛前，芦苇在风中摇晃，风声猎猎，是否意味着很多事物处于一种失去故乡的伤怀中？慢慢地，雪花飘落，短片结束在此。其实，电影还没有结束，我可以告诉你，接下来的景象是大雪席地，天地苍茫一片……这些都在黑屏之下。
二
去年，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个片找导演。当时我正在做电影后期工作。我走出机房，站在走廊的窗口，窗外下着大雪。这个情景和我印象中的场景衔接上了。这个朋友为人忠厚，我们平日交流不多，从不乱说话。因此，我对着电话里多问一句：“什么片子？”
一般情况下，急活如山倒来去匆匆。有几次对方十万火急。我百万火急地投入其中，对方又急速冷却，冰冷得像另外一个人。“我也说不清楚。”他说完，多说几句，然后说：“一个纪录片吧，咱面谈。”我们在大栅栏一家面馆见了面。随他同来吃面的，一个女孩抱着一个笔记本电脑，风尘仆仆，严肃认真。我们叫了面，然后我说：“可以说了吧。”对方打开电脑，这位朋友问：“你还没拍过纪录片吧？你听我说啊……”
这段文字引出了下面话——我拍过一部纪录片，一部神秘的纪录片。有的人留意我之前的履历，好奇这片到底拍过些什么？此片拍摄于故乡迁徙后，主要场景是乡人搬走之后的废墟，人物是一对残疾人夫妇，故事是他们不愿离开故 土。于是，他们的生活在拆迁者面前变得异常悲壮。对纪录片的了解不多，以前看过《德意志的胜利》，小川坤介的《收割电影》，别的很少。后来是国内像杨天乙、吴文光、胡杰的片子，包括王兵的《铁西区》看了一半，有种推门即是的感觉。不知生活有什么意思，生活在取景器里的样子和我身处的这个环境相似的诡异——我看到的既是现实又是虚幻。那是另一种生活。以前，剧情片的摆布、安排、机位很难再去考虑。很多人说我的《湖畔公路》是纪录片。那里面充满安排。只是，我当时的一些即时性、随意性的东西把它遮盖了。有段时间，坐车途经这片废墟，我必须说开始时，有点不忍看。写作时就有一种抵抗的想法。我的小说不现实，我用影像反映我身边的魔幻现实。
我拍的纪录片因为某些原因不复存在了。于是这部纪录片的意义明显缺失了。对我来说，一下子就没了力量。两个当事人的关系也因彼此分离，再不联络，这也是我不愿意触碰的私人隐私。事情改变了我的想法，记录下来的所有的真话因态度的转变而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假话，以前说得越激烈，现在从结果看越扭捏。
记录他们生活的过程使我对故乡的情感深化许多。最后，我发觉在片头放一段蚂蚁的镜头是正确的，人如蝼蚁。
为什么拍纪录片，为什么活着？对于一个庶民来说，活着是伟大的，用自己的方式，独立的活着弥足可贵。时间不是个有趣的概念，珍贵的时间可以把错变成对，难怪众人会告诉一个人，你以后会改变。
在废墟里拍摄落日的那次，夕阳在镜头里褪色，直至融化，并在镜头边缘氤氲着，我以为沾着几块红色，伸手去擦拭镜头。面对他者的生活，不能去做一个闯入者，我开始就告诉自己。除几次采访，没有更多交谈。采访是随意发问。他们的回答让我很吃惊。我以为，乡下人表达不出某种感觉，事实不是。片子的标题是女主人公——那个残疾人随口说出的。我问她对故乡的认识。她说，一片废墟，一份记忆，我们都成了记忆。
第一次去这片废墟时，场地是开放的。第二次去，已被铁皮墙围住。我能捕捉的镜头越来越唯一。我以为，可以弥补的镜头往往再次拿起机器时完全不在上一个状态。有些问题，再问，对方说不到上次的点上。
纪录片必备一双随时随地捕捉事物的敏锐的眼睛。写作需要这种观察角度。很多文字很多人都能写，你的角度就是你的美学。
我拍他们的时候的确有好奇，不晓得他们在没水没电的状态下如何生活，吃什么，喝什么，他们两个人如何排遣压抑的情感。问过很多次，他们都没有说这个词语。他们对自己的理解和我的不同。他们说，生者为寇，败者为王。作为一个听者的好奇，说着说着慢慢蜕变成颓态的美学。耳边是他们谈话之间的叹气声，眼前都是他们坐在门口面对废墟强颜欢笑的样子。
他们议论着对面公路上跑过的汽车，奥迪、宝马。这些是他们对未来的渴望。我的纪录里包含间断的对话，随机的问答，无逻辑的出画入画，还有很多人物与我的互动。以前，拍完片子很少会有这么大感伤。最后，我想说一句话：“要么离开，要么成为这片废墟的记忆。”电影中，不仅人物离不开这句话，这句话也成了电影的标题。“成为这片廢墟的记忆”和“离开”是一对同义词。也许有一天，我会拍一部隐喻的电影，我们将会知道那些现实里包含的对与错。
三
2015年是我做电影的第七个年头了。管他对与错，我把拍纪录片的经验和短片的经验全部用在了一部长片里，我奢侈地用两年时间拍了这个电影。
这部《满洲里来的人》让很多人知道我，也让很多人反感我。我在拍摄这部电影时没有多想以后这部电影会带我来到香港，就像小时候没想过要走过马路到东村去，我所在的是一个北方农村小村，供村子饮用水的水塔高耸在村东，而我却没想过去看看水塔。我到香港之后的住所位于十七层，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透过落地窗我看了看那片海，这个和当年抬头看几眼村东水塔的满足感差不多。
香港影展主办方把我安排在维多利亚港旁边的酒店里。深圳赶过来的朋友告诉我，这里距离我电影首映的太空馆很近。其实，我已经不太关心电影的事情了。
我记得白天和朋友们挨个走一些在港片里听到过的地名，来之前我已做好功课，为自己的旅行做了一个规划——铜锣湾、旺角、尖沙咀、重庆大厦、油麻地、皇后大道……每处地方都是我在电影里曾看到过的，每当我来到一处我便会闭上眼睛，朋友奇怪我在闻什么，我说我在闻电影的味道。或者说，香港的味道。我每天都跟着朋友在这些地方穿梭，谈论着电影里的种种，对应着某些具体的对白。香港是我最早接触的电影记忆，港片伴随着我的青春。晚上，他们走累了早早休息，我睡不着干脆独自出行，不敢走太远，从星光大道开始，一路经自由女神像到尽头的渡轮码头。
这条海岸是我对香港最深刻的印象了。三月底的香港有点冷。这里的海和我见过的所有的海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有了对岸五光十色的灯火的呼应。23号下午，坐船过海去会展中心参加开幕式，因主办方为《满洲里来的人》安排了简单的红毯仪式。我和主演候场时，想到的不是多风光，而是没有任何摄影师拍照该如何收场。当主持人念到电影名，我什么也没想紧张地走了上去。
红毯之行是在丝毫不亚于明星式的闪光灯的照耀下收场的，走过人群，我松了一口气。这是香港观众对这部无名小片巨大的礼貌。后来，眼前是很多只在电视里看过的电影人互相说着话，而我和主演则站在灯光照不到的一角聊着彼此的事。我觉得很无聊，于是带演员想走，正好在现场的角落遇上了请我参加电影节的王庆锵老师，他见我第一句话是：“你来了真好。”随后嘱咐片子首映那天组委会请年轻导演吃饭，别忘记。
首映时间是 3月 25日，我按时来到位于香港科技中心的办公室，在比较熟悉的那个广场上，遇上很多对结婚的新人。以为拍电影，上电梯时才发觉电影节办公室楼下就是婚姻登记处。电影与爱情在这里巧妙地相遇了。我觉得这很有趣，几个新导演聚到了一起说这电影的故事，我在桌上好像也插不上嘴，直到快吃完了我才听出其中一个导演的电影名，才对上号，我赶紧说：“这个电影我之前写过影评呢！”也许是我的语气太突然，大家都停下不说，看着我。对方导演也笑了笑。 电影节策划王庆锵老师和总监李焯桃老师饭后随我走出饭店，我以为他们送我，又怕耽误他们时间，连说几次“你们忙别去吧”。一直与无数新人相遇，就这样一边说着，一边走进太空馆的放映场地，我才知道他们是想来陪我一下。又是媒体拍照，又是记者约访谈，后来观众也来了，人一多，等我再想找他们时，他们已经不见了。
香港太空馆是一个怪异的球型建筑，在我看来怪异的形状符合我的电影，我在电影里发现，而不是制造出来的那个世界，就很像太空，空旷而孤独的空间。
放映开始，我自己没有看电影，而溜出来在太空馆里面走了走。整个布置很奇妙，在我一个农村人看来，也许包括电影、文学也都是奇妙的。我是掐着时间回到影院的，进门正赶上大家的掌声。然后是一个见面会，记者们对演员如何表演都很好奇。他们觉得我选的演员太棒了。其实，我没有特别会选，他们用了真心体会到了我描述的那个人而已。我记得一个观众提问说电影是不是太压抑了，还有那些镜头和声音的处理都很令人不舒服。
“这部电影就不是让人舒服的。”我说。
记得我把粗剪片给一个电影节的选片人看，他说：“这部电影非常令人不安……但很好，还有几部电影有破坏的力量呢？”我这一趟香港之行内心也是很不安的。当然这种不安已经不是电影中的那种了，从北京登上飞机到见到香港的海，我带着我的电影，我黑暗的想法来到了我未曾期待过的地方，还有在首映式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以前在报道里说的电影结束后的掌声，其实这是一种礼貌。后来我看到很多人都会对首映的状况加以夸张，一般以赞美为主。我倒是觉得这部电影只是礼貌性的被纪念了一下，人数不多，却带有疑惑，我走上台，大家问我一些问题，我第一次面对质疑时的心里是特别兴奋的。我知道来香港看我这个电影的人都是真正的影迷，否则这么一个小片谁会来看啊，据说还是工作日的下午。
我对大家说，自己现在不喜欢这个电影了。这是一个导演最大的真诚。因为没有导演在自己电影放映后这么说过。场下的观众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我是不喜欢电影里的那个状态了，它如此残酷地记录着我灰暗的一段岁月，我不想回忆那时对世界的绝望。
我也不喜欢绝望，这部电影我也没有推荐给很多朋友去看，即使他们要求我给他们碟片，我也只是应付过去。没人会喜欢它，我老是这么觉得，于是听到偶尔的赞美会让我比听到批评更加不知所措。
也许是我精神恍惚的原因，或者可能是空旷影院的原因，这个掌声回荡良久。
回到老家后，我开始整理状态，老家比香港的海边這时候还要冷许多。我有时会看看评论，然后反思一些，我那段时间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反思大家的批评。
我很高兴在开始时能听到很多真心的意见，对一部私人电影，大家的热情就是我的幸运。
一个月后，我在给王庆锵老师写邮件时，表达了对电影的热爱，并且表示会继续拍下去。除此之外，特别想再说一次谢谢。我记得当时吃饭和见面都没好意思表达。几天后收到王老师的邮件回复，又看到了那句话：“谢谢你能来。”这句重复的话，像我对王老师本人的印象。他说话有个特点，是把同一个词，同一句话在你面前，认真念多遍。好像生怕你没听到一样，说完后他会看着你，告诉你：“拍下去就好了，就好了，就好了。”
四
2016年时，我正式带着电影剧本来到了北京。原来，我觉得拍电影只需要懂电影就够了。我傻乎乎地把自己做短片的经验慢慢整理一遍，准备全加以深化，剪辑、剧本，也包括专业的摄影技术。
我在京城的电影圈子走动，俨然成了一个兜售理想的小丑。在我的朋友圈中流传着一个笑话，我在朋友圈半夜“刷屏”这些的“知识”（有时我备忘，怕忘记了），搞得朋友们纷纷截屏发给我以示吃惊。后来，这个事让大家有了不同的理解，一部分觉得我努力，一部分觉得我炫耀知识。
有时，我面对这些犹如罪证的公号资讯闪现在对话框，心里不知说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能说。我以为来北京是做导演的，我只关心电影。像当初写作，也是没什么想法，只想把小说写好而已。我心中保持着对小说最大的热诚。
我来北京为了拍电影，无奈却离电影越来越远了。很多个夜晚，我有点狂躁，因为很多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这些声音没有一个是和电影有关的。这就是我白天和大家聊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还是陌生的。原来，我在电影剧组也都是具体的拍摄工作为主，我没有必要面对市场。
我们很多朋友都意识到市场的可怕，于是很多看重我的人会嘱咐我，一定要看清环境，做好电影。
好电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我发疯的主要原因是我为了叫醒自己。现在，我往往会问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或有机会一起干事的人，他们从各个角度参与电影，问到最后有点傻眼。他们往往都把我们目前做的事情当成跳板，每个人都向往做一个导演。越来越认识到“懂电影”还是影评人干的事，而那些技术还是执行人员干的事。导演之名吸引了太多人，导演之事并不为很多人所知。大家认识到导演还不是真正的导演，至少从我看到的现状是如此，包括身在圈中的编剧朋友，一线工作的制片人等等。
为什么要拍电影啊。我还是想挑战自己。于是，我跟第一次正式和编剧合作。我们聊到挑战“对话”，我以前的片多是借助影像，对话少，这不是我未来的追求。那么，我们就想了一个跟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有关系的故事，只是人物，关系，背景。
我们从这些简单的点开始工作。
我写小说，编剧写剧本。就这样我完成了2016年的一本新书。
回忆起来是这样的，我把很多当时按电影想象的小说写出来，存在小说里。出版社为了好卖，给这本书取名“电影小说”。这个说法我也知道本身就矛盾。我十分清楚电影与小说的不同，无数次见到好小说家拿出了惨不忍睹的剧本。所以，这点小说从我手上变成电影的时间也许会很长，是否能学会以剧本的方式呈现文学的东西，都是成了悬案。
但是我最后接受了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我的这本小说还是很靠近电影。我在乎语言，视语言为目的。但这不是一个剧本，一部电影的要诀，我相信编剧，用试听语言，超越我们的所思所想。
我通过文字展现出拍摄前的无知，拍摄时的迷惘，拍摄后的否定，如今这些情绪已离我远去，成了我面对观众、影评人批评之声的积极心理。我在这部电影之后有成长，且依然将其视为骄傲。这个骄傲不是说电影艺术上的成就，而是说我不愧对自己的表达，我狂妄地证明了一个事实：没有不能拍的题材，没有不可以的呈现方式，没有任何借口，毁灭自己的初心。最近，朋友见面，多面带倦容。生活好难。连我都已经习惯把电影作品，忽然一溜嘴说成项目了。
想起刚听到别人说项目这个、项目那个时的心中升起鄙夷，怀念以前。初心是一个很美好的词语，我把真心拿到大家面前，不希望大家的等待和这个电影圈的等待一样，没有回音。我把能做到的都做了，很多情绪通过文字也可以传达一部分。这些情绪在以后的电影中仍会发酵。
这就是我的电影故事，我特别喜欢特吕弗的那句话，最好的电影能为你打开一扇门，能让你觉得电影就此开始。是啊，我的电影从文学开始，以一步一步的摸索为过程，我到现在拍了十五部短片，一部纪录片，还有数不清的 MV，无所谓成功与否。有的不堪回忆，有的被投资人拿走我再也没有看到过，有的被销毁，有的因为版权原因无法播放，有的被国内禁止，有的像水消失于水，在我的生命里彻底不见了。
责任编辑 张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