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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的无标题谈话
傅聪的琴声刚刚在台湾地区响过，又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响起，他穿梭于海峡两岸。1985年5月27日，趁他从香港返回上海，我去拜访他。他穿着浅色的西装，里面是鲜红的高领线衫，虽说已经“年过半百”，却显得潇洒、活跃、开朗，不时仰天大笑。我们无拘无束、漫无边际地聊着，姑且曰“无标题谈话”。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本是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中无名氏的诗作，傅聪说，他的父亲傅雷最喜欢这句诗，作为座右铭。傅雷总是忧国忧民，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担忧。他是一个想得很多、想得很远、内心生活非常丰富的人。傅聪记得，在1948年，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甘地被极右派刺死，消息传来，傅雷悲愤交集，三天吃不好饭……正因为傅雷“常怀千岁忧”，所以他的心灵常受煎熬，处于痛苦之中。
自然而然，我们谈起了《傅雷家书》。傅聪说，透过父亲写给他的那么多家书，足以看出父亲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充满父爱的人。《家书》 谈的是做人的原则、艺术的修养。父亲既热情，又细致，细小到衣、食、住、行都要管，什么都替你想到了。傅聪很坦率地说，有优点必然有缺点，他以为父亲过于严格、慎微。他大笑道，幸亏他一半像父亲，另一半像母亲，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宽容、乐天的品格。
童年，留给人温馨的回忆，傅聪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傅雷在法国专攻美术，而傅聪小时候对美术兴趣不大，“胡画”一通罢了。傅雷注意到傅聪喜欢音乐，收音机里一传出乐曲的声音，好动的傅聪便会安静下来，侧耳细听。傅聪回忆道，有一天，他正在跟别的孩子玩，忽然有人传令“叫依回来，叫依回来”。他不知“啥事体”，回到家里才明白，父亲在跟几位音乐界的朋友商量，让他学钢琴。就这样，傅聪到雷桓伯伯家学钢琴。最初，只是让他去学而已。不久，听雷伯伯说，傅聪学钢琴学得快，钻进去了。于是，傅雷决定置一架钢琴，傅聪就是这样和钢琴结下毕生之缘。
傅聪记得，当他的琴艺有了长进之后，父亲让他退学，在家专门习琴。父亲亲自编课本，教他中文。傅聪说，父亲教我，从未采用“旁敲侧击”。父亲提出一个问题，让傅聪回答，如果答不上，父亲就讲一个故事启发他；再答不上，又讲一个故事……一直到他经过自己的思索，讲出了答案。傅聪颇为感叹地说：“这样，学问就成了我自己得来的，不是道听途说，不是Copy（拷贝），不是抄书。父亲这种教育方法，使我永远受用不尽，那就是独立思考。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就不会停留于一，就会举一反三，在面前展现广阔的知识天地。如果说我以后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的话，那归功于独立思考。我的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
傅聪说，傅雷是“五四”一代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理解为“有知识的人”，亦即英文中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应当是Instruction，即有思想的人，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先锋队。也正因为这样，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总是命运坎坷，如伽利略、哥白尼等，他们总是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做“顺民”。
我们聊及了在京举办的“傅雷家书墨迹展”。傅聪说，那是傅雷被打成“右派”时，非常苦闷，周煦良怕傅雷想不开，劝他学书法。傅雷办什么事都很认真，他学书法也是如此，一学，就着了迷，字写得越来越好。
一说及“文革”，傅聪以为只有用anguish才能表达他的心情，即内心的痛苦，而又含有控诉的成分。“文革”是大悲剧。有一次，外国记者问起他对“文革”的看法。当时傅聪在音乐会上刚好演奏了肖邦的 《晚年》。傅聪当即说，中国文化在“文革”中的处境，就像 《晚年》一样。
如今，傅聪已是中央音乐学院兼职教授。他说自己是一个以音乐为生命的人，愿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演奏音乐。今后，他仍将来往于海峡两岸，向热心的听众奏献他的琴声。他强调说，他去台湾地区，纯粹是为了演出，不带任何政治色彩。我问及他的两个孩子，他说，只有一个孩子学音乐。
傅聪很高兴地告诉我，这次来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帮助找到了“文革”中查抄的傅雷家书底稿，还找到了傅雷分类摘录的傅聪的来信，全部送还傅聪。其中不少信件，是现在出版的 《傅雷家书》 中所没有的。另外，有关部门还把傅雷遗嘱原件交给了他。
他再三说，他是淡泊的人，与世无争，只愿把一切献给音乐。他爱祖国，爱祖国的文化、河山、人民。他的根在中国。
“三毛爷爷”张乐平
1982年腊月里，我迎着朔风走在上海街头，走进一条闹中取静的弄堂。登门入室，我仿佛置身于春日之中：桌上的一盆水仙葱绿可爱，墙角的一盆腊梅绽放着鲜艳的黄花，明亮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画案上，一位年逾古稀的老画家正在挥毫作画。
他，《三毛流浪记》 的作者张乐平。照理，孩子们应当称他为“张乐平爷爷”，不过，也许由于他笔下的三毛给孩子们的印象太深，以致不少孩子竟称他为“三毛爷爷”！
张乐平已是皓首银发了。我细细观看了他的头发，说道：“你的白发，大约占了十分之二。”他摇头说：“不，不，占了五分之四！今年，我73了，老喽！你看，我见到周总理的时候，多年轻……”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到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张周恩来和他握手的照片。老人深情地说：“那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难忘的纪念。”“张老，三毛今年几岁？”我这么问道。
“三毛？他生于1935年11月——我画的第一幅三毛漫画，是那时候发表的。”老人随口就答出来了。
“这么说，三毛已经48岁了！”
“不，不，在我的笔下，三毛永远是孩子，他永远年轻！” 张乐平告诉我，《三毛流浪记》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量重印，已发行了二百多万册。1987年，发行量在1000万份以上的 《中国少年报》连载 《三毛流浪记》，在小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载期间，张乐平收到全国各地小朋友的来信。小读者们说，从 《三毛流浪记》 中知道了少年儿童在旧中国的苦难生活，懂得了今天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张乐平还很高兴地说，他应邀访问了日本，才知道三毛也已经成了日本少年儿童的好朋友。 日本举办了“三毛流浪记画展”。张乐平走进展览馆，吃了一惊，咦，我的手稿，怎么会在这儿。后来仔细一看，才明白那是日本友人把中国出版的 《三毛流浪记》，用“放大复印机”复印，制成了酷似原稿的大幅画面，举办了展览会。他很感谢日本友人对三毛的深情厚谊。
张乐平双颊红润，我以为这是健康的象征。他摇摇头说，这是高血压的象征！他很风趣地说，心脏不大好，有时候血管里会闹“交通阻塞”。他走到床头，打开一个柜子给我看，嗬，放满各式各样的药瓶。他还拿起手杖给我看，那是一根雕着龙头的“艺术手杖”。他说，老了，如今外出，要拄手杖了。
不过，他感到深为高兴的是，最近手不发抖了，能够自如地运笔画画。原来，一位朋友劝他每天甩手1000次，他坚持了几个月，明显奏效，手变得灵活了。张乐平告诉我，如今他每个月作几十幅画，有时还亲笔给小读者写回信。不过，上了年纪，记性差了，他说，身边常带着小本子，一有巧妙的构思，赶紧记下来。现在，老人在为 《儿童时代》 画《三毛新传》。老人已经光荣入党。他说，要活到老，画到老，为三亿少年儿童画一辈子三毛！
他还告诉我，《小朋友》 杂志的封三，本来是他的“世袭领地”，一直由三毛占领。如今，他不愿一人独占，“让出地盘”，让给新人新作。他说，不这样做，老让我“独霸”，新人怎么能上得来呢？老人这种“让贤”精神，确实可贵。
1988年中秋节，我家多了一位远客——从美国费城归来观光的马思聪次女马瑞雪。一早，我到她在上海下榻的陈家去接她。在闲聊中我说起：“张乐平家就在咫尺之内。”
“是吗？！”她双眼射出惊喜的目光，“我从小就看 《三毛流浪记》，如果你能带我见他一面，真是三生有幸！”
“我先去看一下。”说罢，我前往相距百把米的张家。进了屋，张师母对我说：“你呀，来得正巧！乐平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多，今天是中秋节，大夫特许他回家一天，吃过晚饭就得返回医院。刚才，儿子、儿媳去接他了，再过半个小时，他就来了！”
于是，我回到陈家。马瑞雪一听说果真可以见到张乐平，高兴得直拍手。
当我陪着马瑞雪来到张家，张乐平刚刚回来。这位“三毛爷爷”气色不错，只是步履蹒跚，行动显得迟缓。他跟马瑞雪聊起当年听马思聪音乐会的印象，又谈起了台湾地区女作家三毛。张乐平说：“台湾的三毛给我来信，说明年春天要到上海来看我！”
“我捷足先登了。”马瑞雪笑道，“11月下旬，台湾地区要举行由我作词、父亲作曲的歌剧 《热碧亚》 首演式，我要和母亲、弟弟一起从美国飞往台湾。我一定告诉三毛，我在上海已经见到‘三毛爷爷’啦！”
马瑞雪笑罢，轻声问我：“能不能请张老送她一本 《三毛流浪记》，在书上为她题几个字。”我把她的意思转告张老，他欣然答应。可是，当他颤颤巍巍走向书橱时，这才记起把钥匙忘在医院里了，无法开橱取书。
“那就写几个字送瑞雪女士吧。”因为张师母告诉过我，张乐平双手颤抖，已经一年多无法作画，我只好建议他写字。于是，铺好了宣纸，他凝神思索，犹豫道：“唉，写什么话好呢？得了，得了，还是画个三毛送她吧！”
一听说画三毛送她，马瑞雪喜出望外。大抵是在医院里静养了一年多，何况又值他刚刚回家，简直像奇迹一般，张乐平的手没有抖！他的大笔挥了几下，一个可爱的三毛便出现在宣纸上。张师母连连说：“马小姐，你的运气真好！”
张乐平画完一张，余兴未尽，对我说：“再画一张送你！”有趣的是，画这张三毛时，他多画了一条红领巾。
当我和马瑞雪坐车前往我家时，马瑞雪像捧宝贝似地捧着那幅三毛。她说：“这是我回大陆的‘重大收获’！我一定把这幅画带到台湾，让他们欣赏欣赏张老的新作。”
1989年，张乐平先生成为台湾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因为他的“女儿”、著名台湾女作家三毛飞渡海峡，前来上海，拜谒张老。她称张乐平为“爸爸”，因为张乐平创造了三毛这一享誉全国的艺术形象，而她正是看了《三毛流浪记》，便以“三毛”为笔名。台湾的三毛在上海“爸爸”家住了四天，顿时成了海峡两岸新闻媒介的热门话题。
1989年8月中旬，台湾的“大陆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林焕彰先生率代表团来到上海，他极想一晤“三毛爸爸”，托我代向张老致意。我随即给张乐平挂了电话。尽管他正在病中，平日不会客，考虑到客自台湾来，况且又是专门研究大陆儿童文学的，也就答应了。他在电话中说：“今天别来，最好明天来。已经好多天没刮胡子，要赶紧刮一刮。我的妻子也病了，家里乱七八糟，得收拾一下……”
为了不要过分惊扰病中的老人，翌日，我只陪着林焕彰先生一人前往张寓拜访。一上楼，张乐平衣衫整洁，早已坐在那里等待台湾客人。他看上去精神还很不错，只是因患帕金森综合征，手抖得厉害，双脚行动也不便，步履蹒跚。他在画室里接待客人，拿出一盆紫色的葡萄，说出内中的特殊含义：“葡萄团团圆圆，甜甜蜜蜜，请吃吧！”
张乐平今年已80岁高龄，为了医治帕金森综合征，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两年。记得去年中秋节，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从美国来上海，我陪她去看望张乐平，那天正值医生“特许”，让他回家过节，当天夜里便送回医院。今年4月，“女儿”三毛来沪前夕，他才出院，眼下在家静养。他说：“虽然生病，我的精神很愉快。我的名字叫乐平，就是自得其乐、其乐无穷、一乐到底，唯一使我痛苦的，是因手抖不能作画，不能为小读者服务。今年‘六一’前夕，为了祝贺孩子们的节日，我在病中画了一幅新作 《三毛吃西瓜》。虽然因为手抖，画得不好，可是发表以后，我收到许多小读者的来信，使我感到创作的快乐，给了我很多安慰。我一定要把病治好，要继续画三毛。我老了，但是我还要努力！我有一个外号叫‘老天真’，我的心永远是年轻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能不断画三毛。”
张乐平回忆当年画三毛，三毛是苦孩子，是流浪儿，那时的三毛没有欢乐。他说：“人皆有同情之心。新中国成立之前，三毛的苦难，引起许多人的同情、关心，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毛是快乐的，从苦孩子变成了好孩子。我永远跟孩子们在一起，为孩子们服务……”
在这位被孩子们称为“三毛爷爷”的老画家的画室里，挂着少先队员们送的“星星火炬”队旗。另外，还挂着周恩来和他握手的照片。他走向画案，在一张宽大的藤椅上坐下，拿起了毛笔，对林焕章先生说：“很抱歉，我只能给你签名留念，没办法画三毛送你！”
林先生趁他握笔时，给他拍照。这时，他赶紧把画案上的一堆瓶子推开。林先生以为那是画画的颜料瓶子，说放在桌上不碍事。张乐平却摇头道：“这些不是颜料瓶，是药瓶！我是被迫才吃药的，不要把药瓶拍进去。”告别时，林先生说他跟台湾的三毛很熟悉，张乐平马上说：“我病了，老伴也病了，三毛寄来好几封信，我们还没有及时回复。你回台湾，请转告三毛，说我们都牵挂她，祝她全家好！”林先生一口答应：“我一回台湾，就给三毛挂电话，报告‘上海爸爸、上海妈妈’的问候！台湾文学界都称三毛是‘小调皮’，她很聪明，又很爱动，像您笔下的三毛！”
“我很喜欢我这个台湾‘女儿’！”张乐平和夫人跟我们握别时，还一再提到了台湾的三毛：“欢迎她再来上海的‘家’里住！”
（选自《穿越历史：叶永烈说他们的故事》/叶永烈 著/东方出版社/ 2014年11月版）
傅聪的琴声刚刚在台湾地区响过，又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响起，他穿梭于海峡两岸。1985年5月27日，趁他从香港返回上海，我去拜访他。他穿着浅色的西装，里面是鲜红的高领线衫，虽说已经“年过半百”，却显得潇洒、活跃、开朗，不时仰天大笑。我们无拘无束、漫无边际地聊着，姑且曰“无标题谈话”。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本是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中无名氏的诗作，傅聪说，他的父亲傅雷最喜欢这句诗，作为座右铭。傅雷总是忧国忧民，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担忧。他是一个想得很多、想得很远、内心生活非常丰富的人。傅聪记得，在1948年，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甘地被极右派刺死，消息传来，傅雷悲愤交集，三天吃不好饭……正因为傅雷“常怀千岁忧”，所以他的心灵常受煎熬，处于痛苦之中。
自然而然，我们谈起了《傅雷家书》。傅聪说，透过父亲写给他的那么多家书，足以看出父亲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充满父爱的人。《家书》 谈的是做人的原则、艺术的修养。父亲既热情，又细致，细小到衣、食、住、行都要管，什么都替你想到了。傅聪很坦率地说，有优点必然有缺点，他以为父亲过于严格、慎微。他大笑道，幸亏他一半像父亲，另一半像母亲，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宽容、乐天的品格。
童年，留给人温馨的回忆，傅聪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傅雷在法国专攻美术，而傅聪小时候对美术兴趣不大，“胡画”一通罢了。傅雷注意到傅聪喜欢音乐，收音机里一传出乐曲的声音，好动的傅聪便会安静下来，侧耳细听。傅聪回忆道，有一天，他正在跟别的孩子玩，忽然有人传令“叫依回来，叫依回来”。他不知“啥事体”，回到家里才明白，父亲在跟几位音乐界的朋友商量，让他学钢琴。就这样，傅聪到雷桓伯伯家学钢琴。最初，只是让他去学而已。不久，听雷伯伯说，傅聪学钢琴学得快，钻进去了。于是，傅雷决定置一架钢琴，傅聪就是这样和钢琴结下毕生之缘。
傅聪记得，当他的琴艺有了长进之后，父亲让他退学，在家专门习琴。父亲亲自编课本，教他中文。傅聪说，父亲教我，从未采用“旁敲侧击”。父亲提出一个问题，让傅聪回答，如果答不上，父亲就讲一个故事启发他；再答不上，又讲一个故事……一直到他经过自己的思索，讲出了答案。傅聪颇为感叹地说：“这样，学问就成了我自己得来的，不是道听途说，不是Copy（拷贝），不是抄书。父亲这种教育方法，使我永远受用不尽，那就是独立思考。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就不会停留于一，就会举一反三，在面前展现广阔的知识天地。如果说我以后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的话，那归功于独立思考。我的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
傅聪说，傅雷是“五四”一代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理解为“有知识的人”，亦即英文中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应当是Instruction，即有思想的人，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先锋队。也正因为这样，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总是命运坎坷，如伽利略、哥白尼等，他们总是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做“顺民”。
我们聊及了在京举办的“傅雷家书墨迹展”。傅聪说，那是傅雷被打成“右派”时，非常苦闷，周煦良怕傅雷想不开，劝他学书法。傅雷办什么事都很认真，他学书法也是如此，一学，就着了迷，字写得越来越好。
一说及“文革”，傅聪以为只有用anguish才能表达他的心情，即内心的痛苦，而又含有控诉的成分。“文革”是大悲剧。有一次，外国记者问起他对“文革”的看法。当时傅聪在音乐会上刚好演奏了肖邦的 《晚年》。傅聪当即说，中国文化在“文革”中的处境，就像 《晚年》一样。
如今，傅聪已是中央音乐学院兼职教授。他说自己是一个以音乐为生命的人，愿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演奏音乐。今后，他仍将来往于海峡两岸，向热心的听众奏献他的琴声。他强调说，他去台湾地区，纯粹是为了演出，不带任何政治色彩。我问及他的两个孩子，他说，只有一个孩子学音乐。
傅聪很高兴地告诉我，这次来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帮助找到了“文革”中查抄的傅雷家书底稿，还找到了傅雷分类摘录的傅聪的来信，全部送还傅聪。其中不少信件，是现在出版的 《傅雷家书》 中所没有的。另外，有关部门还把傅雷遗嘱原件交给了他。
他再三说，他是淡泊的人，与世无争，只愿把一切献给音乐。他爱祖国，爱祖国的文化、河山、人民。他的根在中国。
“三毛爷爷”张乐平
1982年腊月里，我迎着朔风走在上海街头，走进一条闹中取静的弄堂。登门入室，我仿佛置身于春日之中：桌上的一盆水仙葱绿可爱，墙角的一盆腊梅绽放着鲜艳的黄花，明亮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画案上，一位年逾古稀的老画家正在挥毫作画。
他，《三毛流浪记》 的作者张乐平。照理，孩子们应当称他为“张乐平爷爷”，不过，也许由于他笔下的三毛给孩子们的印象太深，以致不少孩子竟称他为“三毛爷爷”！
张乐平已是皓首银发了。我细细观看了他的头发，说道：“你的白发，大约占了十分之二。”他摇头说：“不，不，占了五分之四！今年，我73了，老喽！你看，我见到周总理的时候，多年轻……”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到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张周恩来和他握手的照片。老人深情地说：“那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难忘的纪念。”“张老，三毛今年几岁？”我这么问道。
“三毛？他生于1935年11月——我画的第一幅三毛漫画，是那时候发表的。”老人随口就答出来了。
“这么说，三毛已经48岁了！”
“不，不，在我的笔下，三毛永远是孩子，他永远年轻！” 张乐平告诉我，《三毛流浪记》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量重印，已发行了二百多万册。1987年，发行量在1000万份以上的 《中国少年报》连载 《三毛流浪记》，在小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载期间，张乐平收到全国各地小朋友的来信。小读者们说，从 《三毛流浪记》 中知道了少年儿童在旧中国的苦难生活，懂得了今天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张乐平还很高兴地说，他应邀访问了日本，才知道三毛也已经成了日本少年儿童的好朋友。 日本举办了“三毛流浪记画展”。张乐平走进展览馆，吃了一惊，咦，我的手稿，怎么会在这儿。后来仔细一看，才明白那是日本友人把中国出版的 《三毛流浪记》，用“放大复印机”复印，制成了酷似原稿的大幅画面，举办了展览会。他很感谢日本友人对三毛的深情厚谊。
张乐平双颊红润，我以为这是健康的象征。他摇摇头说，这是高血压的象征！他很风趣地说，心脏不大好，有时候血管里会闹“交通阻塞”。他走到床头，打开一个柜子给我看，嗬，放满各式各样的药瓶。他还拿起手杖给我看，那是一根雕着龙头的“艺术手杖”。他说，老了，如今外出，要拄手杖了。
不过，他感到深为高兴的是，最近手不发抖了，能够自如地运笔画画。原来，一位朋友劝他每天甩手1000次，他坚持了几个月，明显奏效，手变得灵活了。张乐平告诉我，如今他每个月作几十幅画，有时还亲笔给小读者写回信。不过，上了年纪，记性差了，他说，身边常带着小本子，一有巧妙的构思，赶紧记下来。现在，老人在为 《儿童时代》 画《三毛新传》。老人已经光荣入党。他说，要活到老，画到老，为三亿少年儿童画一辈子三毛！
他还告诉我，《小朋友》 杂志的封三，本来是他的“世袭领地”，一直由三毛占领。如今，他不愿一人独占，“让出地盘”，让给新人新作。他说，不这样做，老让我“独霸”，新人怎么能上得来呢？老人这种“让贤”精神，确实可贵。
1988年中秋节，我家多了一位远客——从美国费城归来观光的马思聪次女马瑞雪。一早，我到她在上海下榻的陈家去接她。在闲聊中我说起：“张乐平家就在咫尺之内。”
“是吗？！”她双眼射出惊喜的目光，“我从小就看 《三毛流浪记》，如果你能带我见他一面，真是三生有幸！”
“我先去看一下。”说罢，我前往相距百把米的张家。进了屋，张师母对我说：“你呀，来得正巧！乐平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多，今天是中秋节，大夫特许他回家一天，吃过晚饭就得返回医院。刚才，儿子、儿媳去接他了，再过半个小时，他就来了！”
于是，我回到陈家。马瑞雪一听说果真可以见到张乐平，高兴得直拍手。
当我陪着马瑞雪来到张家，张乐平刚刚回来。这位“三毛爷爷”气色不错，只是步履蹒跚，行动显得迟缓。他跟马瑞雪聊起当年听马思聪音乐会的印象，又谈起了台湾地区女作家三毛。张乐平说：“台湾的三毛给我来信，说明年春天要到上海来看我！”
“我捷足先登了。”马瑞雪笑道，“11月下旬，台湾地区要举行由我作词、父亲作曲的歌剧 《热碧亚》 首演式，我要和母亲、弟弟一起从美国飞往台湾。我一定告诉三毛，我在上海已经见到‘三毛爷爷’啦！”
马瑞雪笑罢，轻声问我：“能不能请张老送她一本 《三毛流浪记》，在书上为她题几个字。”我把她的意思转告张老，他欣然答应。可是，当他颤颤巍巍走向书橱时，这才记起把钥匙忘在医院里了，无法开橱取书。
“那就写几个字送瑞雪女士吧。”因为张师母告诉过我，张乐平双手颤抖，已经一年多无法作画，我只好建议他写字。于是，铺好了宣纸，他凝神思索，犹豫道：“唉，写什么话好呢？得了，得了，还是画个三毛送她吧！”
一听说画三毛送她，马瑞雪喜出望外。大抵是在医院里静养了一年多，何况又值他刚刚回家，简直像奇迹一般，张乐平的手没有抖！他的大笔挥了几下，一个可爱的三毛便出现在宣纸上。张师母连连说：“马小姐，你的运气真好！”
张乐平画完一张，余兴未尽，对我说：“再画一张送你！”有趣的是，画这张三毛时，他多画了一条红领巾。
当我和马瑞雪坐车前往我家时，马瑞雪像捧宝贝似地捧着那幅三毛。她说：“这是我回大陆的‘重大收获’！我一定把这幅画带到台湾，让他们欣赏欣赏张老的新作。”
1989年，张乐平先生成为台湾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因为他的“女儿”、著名台湾女作家三毛飞渡海峡，前来上海，拜谒张老。她称张乐平为“爸爸”，因为张乐平创造了三毛这一享誉全国的艺术形象，而她正是看了《三毛流浪记》，便以“三毛”为笔名。台湾的三毛在上海“爸爸”家住了四天，顿时成了海峡两岸新闻媒介的热门话题。
1989年8月中旬，台湾的“大陆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林焕彰先生率代表团来到上海，他极想一晤“三毛爸爸”，托我代向张老致意。我随即给张乐平挂了电话。尽管他正在病中，平日不会客，考虑到客自台湾来，况且又是专门研究大陆儿童文学的，也就答应了。他在电话中说：“今天别来，最好明天来。已经好多天没刮胡子，要赶紧刮一刮。我的妻子也病了，家里乱七八糟，得收拾一下……”
为了不要过分惊扰病中的老人，翌日，我只陪着林焕彰先生一人前往张寓拜访。一上楼，张乐平衣衫整洁，早已坐在那里等待台湾客人。他看上去精神还很不错，只是因患帕金森综合征，手抖得厉害，双脚行动也不便，步履蹒跚。他在画室里接待客人，拿出一盆紫色的葡萄，说出内中的特殊含义：“葡萄团团圆圆，甜甜蜜蜜，请吃吧！”
张乐平今年已80岁高龄，为了医治帕金森综合征，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两年。记得去年中秋节，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从美国来上海，我陪她去看望张乐平，那天正值医生“特许”，让他回家过节，当天夜里便送回医院。今年4月，“女儿”三毛来沪前夕，他才出院，眼下在家静养。他说：“虽然生病，我的精神很愉快。我的名字叫乐平，就是自得其乐、其乐无穷、一乐到底，唯一使我痛苦的，是因手抖不能作画，不能为小读者服务。今年‘六一’前夕，为了祝贺孩子们的节日，我在病中画了一幅新作 《三毛吃西瓜》。虽然因为手抖，画得不好，可是发表以后，我收到许多小读者的来信，使我感到创作的快乐，给了我很多安慰。我一定要把病治好，要继续画三毛。我老了，但是我还要努力！我有一个外号叫‘老天真’，我的心永远是年轻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能不断画三毛。”
张乐平回忆当年画三毛，三毛是苦孩子，是流浪儿，那时的三毛没有欢乐。他说：“人皆有同情之心。新中国成立之前，三毛的苦难，引起许多人的同情、关心，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毛是快乐的，从苦孩子变成了好孩子。我永远跟孩子们在一起，为孩子们服务……”
在这位被孩子们称为“三毛爷爷”的老画家的画室里，挂着少先队员们送的“星星火炬”队旗。另外，还挂着周恩来和他握手的照片。他走向画案，在一张宽大的藤椅上坐下，拿起了毛笔，对林焕章先生说：“很抱歉，我只能给你签名留念，没办法画三毛送你！”
林先生趁他握笔时，给他拍照。这时，他赶紧把画案上的一堆瓶子推开。林先生以为那是画画的颜料瓶子，说放在桌上不碍事。张乐平却摇头道：“这些不是颜料瓶，是药瓶！我是被迫才吃药的，不要把药瓶拍进去。”告别时，林先生说他跟台湾的三毛很熟悉，张乐平马上说：“我病了，老伴也病了，三毛寄来好几封信，我们还没有及时回复。你回台湾，请转告三毛，说我们都牵挂她，祝她全家好！”林先生一口答应：“我一回台湾，就给三毛挂电话，报告‘上海爸爸、上海妈妈’的问候！台湾文学界都称三毛是‘小调皮’，她很聪明，又很爱动，像您笔下的三毛！”
“我很喜欢我这个台湾‘女儿’！”张乐平和夫人跟我们握别时，还一再提到了台湾的三毛：“欢迎她再来上海的‘家’里住！”
（选自《穿越历史：叶永烈说他们的故事》/叶永烈 著/东方出版社/ 201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