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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霜，满天星斗，万籁无声。
陈望道踱步田间，仰望星空。远处，时而传来的鞭炮声似乎与他毫无关系。陈望道愁眉紧锁，思绪万千，想起数月前的经历，不由感慨与心痛。
那时，中国备受屈辱。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居然还被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大家纷纷举行游行，表示愤怒。在日本学习的陈望道也坐不住了，回到祖国，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望以教育唤醒中国。陈望道一边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对市民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劝说市民起来抵制日货;一边对国文教学进行改革，如传授注音字母，出版国语丛书，用白话文的文学著作作为教材进行教学等等。
然而，正当爱国热潮向整个社会蔓延，改革向杭州其他高校展开的时候，一切却突然改变了！陈望道的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发表了一篇文章——《非孝》，主张在家庭里要平等的“爱”，而不是不平等的“孝道”，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讨论这篇文章。反动当局开始紧张了，觉得浙一师的师生这样发展下去，简直是洪水猛兽！因此，责令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经亨颐对陈望道等教师予以撤职查办，对学生予以开除。但是，经亨颐校长坚决抵制。于是，当局就以此为由，下令改组学校，还悄悄地利用寒假将经亨颐校长调任视学，打算另派校长。
闻讯后，师生们立马赶回学校，坚决不让经校长、陈望道等离校。反动当局恼羞成怒，竟出动了七八百军警用刺刀、步枪将师生们逼往操场，团团围住，强令师生离校，妄图趁机解散一师。
偌大的操场，被军警们围得水泄不通，手无寸铁的师生们无比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有的女生还不禁哭了起来。这时，陈望道不顾危险，跑到人群的中间，不断高喊：“我和大家在一起，你们不要哭！我和大家在一起，你们不要哭！”师生们擦干眼泪，坐在操场上继续坚守。时间继续流淌着，一个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了，愤然对军警说：“我指牺牲生命以全人格。”话刚讲完就夺下一军警的指挥刀要自杀。体育教师胡公冕见状马上扑过去，奋力夺下指挥刀，挽救了这个学生。陈望道便乘机向军警大喝道：“学生被逼得要自杀了，你们还不赶快后退！”警长也怕闹出人命，无法收场，连忙下令全体警士后退三尺。之后，由于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当局被迫收回解散学校的成命。但经亨颐和陈望道等教师还是不得不离开学校。
回到家乡分水塘的陈望道有些失落，想起当年赴日本寻求真理时的毅然决心;想起留学时日夜苦读的废寝忘食;想起刚回国任教时的踌躇满志……而如今，却是报国无门。陈望道每天踱步田間，长吁短叹。
有一天，一封远道而来的信开启了陈望道新的故事。这是一封来自上海的信，是一封报社的约稿信，信中希望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有些兴奋，但又不由得有一丝担心。《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出了名的难翻译的书，而且身在偏僻乡村的陈望道手头只有报社寄来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其他版本可以对照，更无人可以商量，确是一个难题。但是陈望道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更不想饱含真理的《共产党宣言》继续只有章节和片段的翻译。
为了能排除各种干扰静下心来搞翻译，陈望道躲进了离家不远处的一间简陋的柴屋，开始没日没夜地译书。南方山区的春天，夜里依然寒气袭人。加之坐的时间久了，陈望道常常手脚冰冷至发麻酸痛。但他毫不介意，为使译文既准确又符合原意，时时刻刻聚精会神地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陈望道消瘦了许多。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特地包了粽子，配上家乡盛产的红糖，端进柴屋，给陈望道补补身体。她又怕他忘了吃饭，出了门又回转身子，在窗外喊：“你吃粽子要加红糖，吃了吗？”陈望道连连回答：“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母亲透过矮窗仔细一看，陈望道一手拿着笔埋头译书，一手拿着粽子，满嘴黑墨水，红糖却原封不动，不禁笑出声来。原来陈望道翻译过于专心，竟然把墨水当成了红糖。
这本不足两万字的《共产党宣言》，费尽了陈望道的心血。完成后，带着书稿，陈望道来到了上海。正当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要在报纸上连载时，报纸却因为某些问题被迫停刊了。陈望道转而就把书稿交给了陈独秀。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共产党宣言》在上海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的又新印刷所开印。初版的千余册没多久就销售一空，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继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和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又相继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仅平民书社在1926年1月至5月就重印了十多次，到5月已是第十七版了。于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随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浸润了中国大地。
《共产党宣言》数版后，陈望道又开始思考如何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那时，又逢新年，陈望道灵机一动，印刷了很多新年贺卡，在贺卡的一面写“恭贺新禧”，另一面写共产主义口号，跑到上海的闹市区，沿路分发贺卡，宣传马克思主义。人们拿到贺卡一看，都暗暗惊呼：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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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该书问世以来，即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广泛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1919年冬，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经李汉俊校阅、陈独秀审定之后，于1920年8月第一次在上海出版。这给当时求索救国道路的中国人，打开了希望之门。
陈望道踱步田间，仰望星空。远处，时而传来的鞭炮声似乎与他毫无关系。陈望道愁眉紧锁，思绪万千，想起数月前的经历，不由感慨与心痛。
那时，中国备受屈辱。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居然还被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大家纷纷举行游行，表示愤怒。在日本学习的陈望道也坐不住了，回到祖国，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望以教育唤醒中国。陈望道一边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对市民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劝说市民起来抵制日货;一边对国文教学进行改革，如传授注音字母，出版国语丛书，用白话文的文学著作作为教材进行教学等等。
然而，正当爱国热潮向整个社会蔓延，改革向杭州其他高校展开的时候，一切却突然改变了！陈望道的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发表了一篇文章——《非孝》，主张在家庭里要平等的“爱”，而不是不平等的“孝道”，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讨论这篇文章。反动当局开始紧张了，觉得浙一师的师生这样发展下去，简直是洪水猛兽！因此，责令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经亨颐对陈望道等教师予以撤职查办，对学生予以开除。但是，经亨颐校长坚决抵制。于是，当局就以此为由，下令改组学校，还悄悄地利用寒假将经亨颐校长调任视学，打算另派校长。
闻讯后，师生们立马赶回学校，坚决不让经校长、陈望道等离校。反动当局恼羞成怒，竟出动了七八百军警用刺刀、步枪将师生们逼往操场，团团围住，强令师生离校，妄图趁机解散一师。
偌大的操场，被军警们围得水泄不通，手无寸铁的师生们无比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有的女生还不禁哭了起来。这时，陈望道不顾危险，跑到人群的中间，不断高喊：“我和大家在一起，你们不要哭！我和大家在一起，你们不要哭！”师生们擦干眼泪，坐在操场上继续坚守。时间继续流淌着，一个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了，愤然对军警说：“我指牺牲生命以全人格。”话刚讲完就夺下一军警的指挥刀要自杀。体育教师胡公冕见状马上扑过去，奋力夺下指挥刀，挽救了这个学生。陈望道便乘机向军警大喝道：“学生被逼得要自杀了，你们还不赶快后退！”警长也怕闹出人命，无法收场，连忙下令全体警士后退三尺。之后，由于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当局被迫收回解散学校的成命。但经亨颐和陈望道等教师还是不得不离开学校。
回到家乡分水塘的陈望道有些失落，想起当年赴日本寻求真理时的毅然决心;想起留学时日夜苦读的废寝忘食;想起刚回国任教时的踌躇满志……而如今，却是报国无门。陈望道每天踱步田間，长吁短叹。
有一天，一封远道而来的信开启了陈望道新的故事。这是一封来自上海的信，是一封报社的约稿信，信中希望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有些兴奋，但又不由得有一丝担心。《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出了名的难翻译的书，而且身在偏僻乡村的陈望道手头只有报社寄来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其他版本可以对照，更无人可以商量，确是一个难题。但是陈望道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更不想饱含真理的《共产党宣言》继续只有章节和片段的翻译。
为了能排除各种干扰静下心来搞翻译，陈望道躲进了离家不远处的一间简陋的柴屋，开始没日没夜地译书。南方山区的春天，夜里依然寒气袭人。加之坐的时间久了，陈望道常常手脚冰冷至发麻酸痛。但他毫不介意，为使译文既准确又符合原意，时时刻刻聚精会神地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陈望道消瘦了许多。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特地包了粽子，配上家乡盛产的红糖，端进柴屋，给陈望道补补身体。她又怕他忘了吃饭，出了门又回转身子，在窗外喊：“你吃粽子要加红糖，吃了吗？”陈望道连连回答：“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母亲透过矮窗仔细一看，陈望道一手拿着笔埋头译书，一手拿着粽子，满嘴黑墨水，红糖却原封不动，不禁笑出声来。原来陈望道翻译过于专心，竟然把墨水当成了红糖。
这本不足两万字的《共产党宣言》，费尽了陈望道的心血。完成后，带着书稿，陈望道来到了上海。正当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要在报纸上连载时，报纸却因为某些问题被迫停刊了。陈望道转而就把书稿交给了陈独秀。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共产党宣言》在上海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的又新印刷所开印。初版的千余册没多久就销售一空，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继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和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又相继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仅平民书社在1926年1月至5月就重印了十多次，到5月已是第十七版了。于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随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浸润了中国大地。
《共产党宣言》数版后，陈望道又开始思考如何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那时，又逢新年，陈望道灵机一动，印刷了很多新年贺卡，在贺卡的一面写“恭贺新禧”，另一面写共产主义口号，跑到上海的闹市区，沿路分发贺卡，宣传马克思主义。人们拿到贺卡一看，都暗暗惊呼：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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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该书问世以来，即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广泛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1919年冬，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经李汉俊校阅、陈独秀审定之后，于1920年8月第一次在上海出版。这给当时求索救国道路的中国人，打开了希望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