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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是不可能热播的。
这部电视剧对宋朝衣食住行、文化、美学的还原度越高,就越衬托出剧情贫乏,以及男一号宋仁宗赵祯的“闷”气。
一个小故事,可以窥见这位“官家”的日常一斑。
赵祯一年到头被困在皇城出不去几次门。一晚夜深人静,耳边传来丝竹之声,他问宫人,“这声音打哪儿来的?”宫人回答说,这是皇城外酒楼作乐的声音飘进宫里来了。夜色阴翳,赵祯没说话。宫人却没忍住叹息:“外间如此快活,宫中冷冷落落。”赵祯说,“你知道吗?因为我如此冷落,外面才这么快活。我如果像酒楼里的人们一样快活,酒楼便要冷落了。”
宫墙内外都是大宋,一面是繁华,一面是寂寞。
《清平乐》里永远不会有赵祯的精彩私生活,因為它对准的正是一片寂寞。想看帝后爱情戏的观众,肯定是要失望的。
这是赵祯的命运。在个人魅力上,他是一个无聊甚至平庸的人,上千年来,除了这部《清平乐》,他从未成为哪一部坊间传奇、文学影视的主角,倒是这些年给电视剧《包青天》《苏东坡》《三侠五义》当了多次背景板。但即便“百事不会”,赵祯有一个特长值得称赞—“只会做官家”。他的朝堂比后宫精彩,他所治理的那个时代,人文昌盛、言路开明、市井发达、春风拂面,远比他本人更精彩。
赵祯肯定不是一个称职的历史言情剧男一号,但他永远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心目中的一段“白月光”。
《清平乐》是一张门票,邀请你去宋朝走走。
自由朝堂
朝堂才是最热闹的。
赵祯的后宫相对清冷,他并不耽于女色,曾一次性遣散30名宫人出宫,一生所出亦不多,便是明证。但他独宠张贵妃,几次给她的大伯父张尧佐加官进爵。
这位皇亲国戚的快速晋升,让朝中多名官员极其不满。
从皇祐元年(1049)到皇祐三年,张尧佐连续三年,每次被授予职位,都被弹劾了下来。
狙击张尧佐的过分福荫,言官们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进谏时的激烈大胆,十分令人开眼。
包拯便是此次谏言中,激烈言官的翘楚。
“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激愤,唾溅帝面。”
—在宋仁宗希望授予张尧佐宣徽南院使的时候,包拯站出来极力反对:不行啊,张尧佐这个人不仅没有什么才能,简直是干净朝堂的污秽、白天出来害人的鬼(“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希望陛下稍微割舍一下爱情,不要给予他过分的荣誉。
包拯反反复复说了上百句,声音激愤,吐沫星子直直溅到了宋仁宗的脸上。
宋仁宗除了拿袖子擦擦脸,不能拿包拯怎么样。“不加罪于言事者”,是他祖宗定下的原则之一。
“无不可言”,带来了一个热闹的朝堂,和一个言路畅通的好时代。但皇帝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争执起来敢把唾沫喷到赵祯脸上的台谏官,并非只有包拯一人。
宋朝的执政权在宰相,而监督权在台谏院。宋,无疑是历代最重视台谏的一个王朝,到了仁宗时代,台谏的势力更是达至鼎盛。皇帝、宰执政府、台谏院,形成了一个难得的共治局面。
“无不可言”,带来了一个热闹的朝堂,和一个言路畅通的好时代。
但皇帝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争执起来敢把唾沫喷到赵祯脸上的台谏官,并非只有包拯一人。
《清平乐》中也有一个这样的情节,酷暑的某天,宋仁宗下朝回来,私下跟妃子抱怨,今天有一位官员谏言时滔滔不绝,但身上汗臭而不自知,熏得君王头晕脑涨。
历史上也确有其事,这位言官姓余,而赵祯恨兮兮的原话是:“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
一个让人敢说话的好时节诞生了。即便是一心求仕的青年,也敢在大殿中直斥时弊。
嘉祐六年(1061),22岁的苏辙在御前大殿考试时,作为四位应试士子之一,回答仁宗的提问:“当下民生、兵政、教化、法制、财政等诸多方面都有如下一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苏辙大笔一挥,当面写下了一份策论。
洋洋洒洒,差不多6000字写完,他先是批评仁宗好色怠政、劳民伤财、好邀虚名,再把宰相、三司骂了个遍。
直到从大殿出来之后,这位年轻人才冷静了下来。
苏辙会被杀头吗?
这份答卷交上去之后,确实引发朝臣争执了十几天。但争辩从来无关杀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要治苏辙的罪,仁宗没有发火,苏辙本人好像也没担心过自己的脑袋。他只是恐怕言论过激,此次不被考官们录取。
考官们争执的是:该给苏辙的答卷评定一个什么样的等次?
苏辙的答卷,其实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答非所问,皇帝问对策,他却只管一通批评;另一个是指责失当,比如批评宋仁宗“宫中贵姬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等,不符合实际情况。
当晚年苏辙再次想起这次殿试时,他承认了自己当年的部分言论,是来自道听途说。
三位考官争执不下。
胡宿认为这篇策论不入流,应当淘汰;司马光认为殿试四人中,此人“独有爱国忧民之心”,应该评为第三等,上上等;范镇又不同意,认为是第四等文章,上等。
其他朝臣知道此事后,也参与进来议论纷纷。
有人上奏,“当黜”,斥责苏辙出言诳诞。
三司使蔡襄被苏辙骂了一通后,却上奏说,苏辙的批评有道理,他感到很惭愧。
这一年的闰八月,宋仁宗的诏书送到了苏辙的手上。
他被评为了第四等次。
北宋群星会
和苏辙同时参加殿试、同时录取的,还有他的兄长苏轼。苏轼的策论被评为了第三等,殿试中唯一的上上等。 宋朝,宫廷里有宫廷的菜式,文人有文人的吃法,平民的餐饮也十分诱人。
赵祯的私人生活极为简朴,皇宫不大,不喜妃嫔们过度装扮,但仍旧能看出,《清平乐》的背景是一个食物大繁荣的时代。无论是贵人还是平民,都愿意在口欲上大花力气。
宋朝以羊肉为尊,开国初期就立下一条“御厨只用羊肉”的宫廷规矩,因其吃起来脂肥肉嫩,属于上等食材,官员的俸禄中,每月也会有羊肉发放。而猪肉,被视为平民食材,在原则上是不能被端上宫廷餐桌的。
但宫廷菜式和平民饮食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清平乐》中,赵祯念念不忘的酿梅子,是民间梁家铺子的独家手法,而曹皇后新婚夜没有等来赵祯,是吃了城外某家的烧饼做宵夜,才得以暖胃。
普通的宋人家也经常“下馆子”。因为宋朝的商品经济日趋繁荣,食物变得便宜而且更美味,普通的民众手上也有钱、愿意购买。此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宋人的房屋是木头制品,多生炊火,容易发生危险。
剧集可能来自文学创造,但现实中,也有苏轼所创下的平民菜“东坡肉”,从宋朝流传至今。
一篇《猪肉颂》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令他自美不已。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而文人菜,则是在贵与贱之间,另辟蹊径,爱用梅花、竹笋等具有象征意味的原材料入菜,召示风骨。
比如晏殊的梅花饼,便属其列,“本无什么味道,吃的正是风流”。
宫墙内的贵人皇室,向往墙外的烟火食物。随着宋朝经济发展之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皇家挑剔飲食风格,也开始流向了平民。
普通的宋人家也经常“下馆子”。因为宋朝的商品经济日趋繁荣,食物变得便宜而且更美味,普通的民众手上也有钱、愿意购买。此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宋人的房屋是木头制品,多生炊火,容易发生危险。如此一来,外食是最名正言顺,也理所当然的了。
“自笑平生为口忙”,苏轼这句自嘲,也算是宋人的一种生活写照。
《清平乐》中多次演到,赵祯对促进商品、市井繁荣作出的贡献。
他推广种植占城稻,让粮食产量增长,解决了民众的基本口粮问题。他又对贸易市场进行了改革,取消了定点定时集市,人们随时可以外出摆摊,也可以在家做些小生意。他还下放了政府酿酒的权力,普通酒家只需要向政府购买酒曲,便可自行酿酒。百家竞技,大大提高了宋朝酒水的品质。
长此以往,东京汴梁成为了全国的商贸中心,人口百万、商户众多,热闹非凡。剧中的清风楼,还一度与境外做起了生意,卖起了葡萄酒来。
《清平乐》中,赵祯不常出宫门,但他每一次穿越汴梁的集市,都是快乐欢欣的。
一次是他停下马车给范仲淹买吃食,告诉他,这里已经停掉了开市钟、闭市鼓,将日夜交易不休。
再一次,是他带着曹皇后和最疼爱的福康公主参加元宵灯会。他们在街道中转来穿去,坐在灯火阑珊处看宋人女子相扑。
或许和理想还有一步之遥,但这,已然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清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