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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缺口再次出现，“用工荒”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中西部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增加，东部沿海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劳动者和企业都被推到了一个再次选择的十字路口。
从收礼招工到送礼招工
这些天，高进远很是有点烦他的服装厂缺工。正月初七，天未亮，高进远便翻身起床。他要赴安徽枞阳出差。
往年这样的日子，他还沉溺于节日的欢快与慵懒中，但今年不行。高进远在温州有一家中等规模的服装，帐下有200多名员工。年前放假，便有不少员工向他辞工。“他们很坚决，我实在挽留不了。估摸要走掉小一百人。”高进远一脸苦恼，“这么多人开溜，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了。”无奈之下，他萌生一招，春节后亲赴安徽枞阳招工，直接将聘到的工人接回厂。枞阳是高进远的老家，20年前他就是从那里出来做裁缝的。
“早些年，老家的人要到我厂里打工，总是趁着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拿几包烟，提瓶酒来‘贿赂’，或者买礼物托我家里人帮忙说话。可如今，角色颠倒了，我得反过来求他们。”高进远哈哈苦笑。
中午大巴到达枞阳县城。高进远无心打理午餐，直奔汽车站附近的临时务工市场，此时已有百十来人聚集。来找活的人闲散地抽着烟聊着天，不少招工者厕身其间，殷勤地递烟招呼，游说招徕民工。高进远凭着语言和乡情的优势，递烟寒喧又艰难地磨了几番嘴皮过后，他的车上坐上了十几位民工。他招的普工工资是2100元，属于温州招工的平均水准。现在在安徽当地打工每月也能赚到1200-1500元，高进远知道他开的薪水并没有太大吸引力，所以打的是“温暖”牌和“乡情”牌。
离开劳务市场，高进远又赶紧赶回老家村子里，想看看能不能在附近村子里招些工人，毕竟这些人都是自己认识的乡亲，游说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有几分的。招工告示前几日已经让家里人贴出去了，并对重点人员进行了拜访。高进远一进村就马不停蹄地挨家挨户去有劳动力的家庭游说。邻村有位高级技工，剪裁很在行，他厂里正缺。反复商讨，工资定在月薪3500元。恰此时，一位在当地设厂的外地老板进来横插一杠，3000元欲挖墙角，且历数在家门口打工的种种优势。技工犹豫了，高进远只得咬咬牙，加价到3800元，才最终将技工抢到手。
“现在，安徽当地企业也会出来截留工人，这在往年是很少见的。”高进远说。虽然正月初七高进远就亲赴安徽枞阳招来了50多个员工，但仍不够。过了元宵节，他也不敢休息，又奔走于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看看能不能再招几个人。这样的窘境，是往年从未遇到的。“我都快累趴下了，从初七到现在，就没好好休息过。”
高进远所遭遇的，是众多东部沿海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遇到的共同难题。民工荒的新气象
人们都说新年新气象，这句话用在民工荒上也是很合适的。民工荒年年有，今年则特别。上海、广东、长三角、珠三角旧戏上演，郑州、武汉、重庆，中部、西部新角登场，这个年初孔雀不再只向东南飞……
大量需要农民工的东部沿海地区开始主动出击。上海的各企业主在春节后已累计出动近400辆大巴奔赴安徽、河南等地，“接抢”农民工返回。世界五百强、日资企业京瓷集团上海分公司生产部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鼓励员工外出招徕工人，每招一个，只要做满3个月，推荐者就可获得1000元奖励。
一场不见硝烟的“民工争夺战”在东西部间展开。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也面临缺工新问题。来自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户，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湖北省劳动就业管理局农村处处长李湘泉披露，今年湖北省劳务输出人数预计将收缩10％－15％左右，至少“缩水”100万，而湖北省内的用工缺口就达60万人。
我们把镜头拉向重庆。2月10日一大早，富士康、英业达和广达的招聘摊位就在重庆火车北站的广场上支了起来，它们给出的标准薪资约为1300元人民币每月，一段时间通过考核后月收入约为2100元至2800元人民币。在当下农民工春节后返程的当口，这些深入西部的台资IT代工巨头“截留”本地劳动力的意图十分明显。
“家乡工作好，收入也不少”、“西永就有公租房，顾好家，看好娃”，与这些火车站广场上横幅相关的，是重庆IT产业对于劳动力需求的迅猛增长。据重庆市经信委预计，未来5年，重庆电子信息产业人才需求将达80万人，单是“整机＋配套”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链就将需要50万劳动力。
曾几何时，四川重庆是最大的劳务输出地，以往政府想尽办法为的是帮助农民工外出打工，而今年春节地方官员的一项新工作，却是设法把返乡过年的农民工截留一部分下来，以确保今年不出现民工荒，这样的改变所展示出的是一批生产企业内迁，东西部工资收入缩小的现实。
很显然，以往仅限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今年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态势，已向中西部蔓延，由地区性向全国性转变。
民工荒背后
与沸沸扬扬的“民工荒”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一直在增长，从2004年的9800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1.53亿人。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有如此多的农民工，为什么各地仍然感觉用工缺口在扩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张展新认为，“这宣告着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首先，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已有30余年，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城市、农村小学招生人数的下降，新增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减少等社会现象中已经有所体现。也就是说，从劳动力供给的源头上，已经不像从前能够“无限供给”了。据统计，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2011年《新华文摘》第二期《“民工荒”的原因、应对与劳工市场制度变革前景》)。但由于经济发展迅速，新增工作机会要大于这个数目，从而导致了招工紧张。
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以成都和重庆为例，两地去年吸引外资分别达到64.1亿美元和63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仅以成都为例，2月11日，台湾纬创集团成都生产基地正式开工，这是去年宣布投资成都的三大电子代工企业之一。上月，仁宝集团成都生产基地已经开工。此外，富士康宣布投资30亿美元在成都建设生产基地。据统计，这三大基地存在40万人的用工需求，而富士康项目需要在6个月招满25万人。
当然，造成用工缺口的，无疑还有“钱”的因素。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 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如果能在家门口打工，老家生活成本低，不用离乡背井，能照顾老人孩子，不用忍受在异地由于户籍制度而遭受的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众多歧视，在老家上班对农民工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即使待遇低5％－10％。
如果将东西部农民工争夺战仅仅归因于产业转移、工资地区差距的缩小和人口红利的丧失，还是过于简单了。之所以民工荒大规模出现，折射出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在产业升级方面的滞后。在中西部发挥“后发优势”追赶的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多年来却依然依靠资源耗竭、廉价劳动力的懒惰发展模式获得利润，既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也没有产业升级的必要。尽管多年来，学界、业界都在呼吁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吁推动中国产业的升级，但事实上，由于路径的依赖和各地投机取巧，乃至于忽略农民工基本诉求的侥幸心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以至于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这些后发地区在争夺同一批、同一类这样的人才。如果这种人才的需求结构不改变，地区之间的劳动力争夺战就一直会打下去。
产业转移和升级难题待解
解决目前制造业用工困境，无疑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是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二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两者背后，都有一系列难题纠结难解。因而也可以说，今年这样的民工抢夺战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在巨幅产业转移画卷的背后，一系列难题亟待破解。
首当其冲的难题就是物流。2008年1月29日，主管商务及招商引资的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率团拜访富士康。在会见现场，郭台铭叫其部下拿出一幅中国地图问黄小祥，四川到欧洲路线怎么走?到南亚包括通过船运到达越南的通路的物流条件怎么样?其实，物流条件一直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瓶颈。郭台铭关心的问题也正是所有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产业配套也是限制产业转移的重要桎梏。运达服饰是怀化工业园具有产业转移色彩的招商项目之一，2009年该公司投产，实际运营情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运达服饰在当地生产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产业链不配套。知情人士说，运达服饰服装生产需要的拉链、纽扣、线等辅料都需要从外地运到湖南，本地无法购买到配套的材料，导致企业必须支付额外的成本，对经营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产业转移要实现预期的效果，不能仅仅转移一个企业，最好是整个产业链进行转移。而产业链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完善的。
此外，把工厂开在家门口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再遭遇“民工荒”，而且当地工人的素质也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由于很少有人去内陆地区打工，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人员招聘就存在一定的瓶颈。虽然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不过对于那些在沿海工作拿过更高工资的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技术工人来说，显然出门打工的吸引力更强。
许多专家都指出，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出现的民工争夺已经越来越多的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利润点单一、自主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不强。面对日趋严峻的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企业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产业升级。
在广东东莞和江苏昆山经营着两家精密五金制造企业的张卫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两年为了能够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他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了。“以前完成100万元产值需要支付的工资大概是8万元，现在已经上升到了12万元，50％的工资成本涨幅对于我们这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取胜的小企业而言压力已经大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照以前那样下去早晚是死。
但是，他同时又表示，不过这种“看上去很美”的产业升级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却往往是“不能承受之重”。
“我们现在采购的先进车床大多是从日本和我国台湾进口的，一次性投入太高，虽然能把10个人的活减少到2个人干，但同时也透支了未来几年的利润。”张卫东不免忧虑。劳动力成本压力下的产业升级能够保证生产的稳定性，却使企业的资金链条紧绷，从事多元化生产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几乎被遏制。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大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企业耍降低成本又只能走提高单位产能这一条路，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而言无疑又是一个难以走出的怪圈。
对于分散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数以万计的中小制造业企业而言，用工问题已经不仅需要地方劳动部门出面组织招聘对接活动，更需要国家和地方从产业区域合理布局、有效减轻企业负担、提供完善社会保障等多个层面综合发力。
当然，无论道路多么艰难，东部沿海产业升级势在必行。用经济博士马光远的话说，那是因为“农民工自身的‘升级’走在了东部产业升级的前面。”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一代的农民工无论在年龄、知识结构，还是价值观等方面已经完全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特点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相当一部分从小跟着父辈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生存，身上既有父辈留下的痕迹，更有彻底摆脱父辈们艰难生活、融入主流城市生活的愿望。很显然，这是一个身份与思想割裂的主体，他们以农民的躯壳，怀揣着城市人的梦想，对于他们而言，生活的意义不是在一个生存环境恶劣的企业里谋求养家糊口。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存能力和劳动技能甚至比部分大学生都要强。对他们而言，就业已经是一个多项选择题：在企业薪酬很低、工作环境很差的情况下，他们会主动有意识地做出其他选择。
中国农民工自我观念和身份的升级将成为最终逼迫中国产业升级的力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这种变化。
从收礼招工到送礼招工
这些天，高进远很是有点烦他的服装厂缺工。正月初七，天未亮，高进远便翻身起床。他要赴安徽枞阳出差。
往年这样的日子，他还沉溺于节日的欢快与慵懒中，但今年不行。高进远在温州有一家中等规模的服装，帐下有200多名员工。年前放假，便有不少员工向他辞工。“他们很坚决，我实在挽留不了。估摸要走掉小一百人。”高进远一脸苦恼，“这么多人开溜，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了。”无奈之下，他萌生一招，春节后亲赴安徽枞阳招工，直接将聘到的工人接回厂。枞阳是高进远的老家，20年前他就是从那里出来做裁缝的。
“早些年，老家的人要到我厂里打工，总是趁着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拿几包烟，提瓶酒来‘贿赂’，或者买礼物托我家里人帮忙说话。可如今，角色颠倒了，我得反过来求他们。”高进远哈哈苦笑。
中午大巴到达枞阳县城。高进远无心打理午餐，直奔汽车站附近的临时务工市场，此时已有百十来人聚集。来找活的人闲散地抽着烟聊着天，不少招工者厕身其间，殷勤地递烟招呼，游说招徕民工。高进远凭着语言和乡情的优势，递烟寒喧又艰难地磨了几番嘴皮过后，他的车上坐上了十几位民工。他招的普工工资是2100元，属于温州招工的平均水准。现在在安徽当地打工每月也能赚到1200-1500元，高进远知道他开的薪水并没有太大吸引力，所以打的是“温暖”牌和“乡情”牌。
离开劳务市场，高进远又赶紧赶回老家村子里，想看看能不能在附近村子里招些工人，毕竟这些人都是自己认识的乡亲，游说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有几分的。招工告示前几日已经让家里人贴出去了，并对重点人员进行了拜访。高进远一进村就马不停蹄地挨家挨户去有劳动力的家庭游说。邻村有位高级技工，剪裁很在行，他厂里正缺。反复商讨，工资定在月薪3500元。恰此时，一位在当地设厂的外地老板进来横插一杠，3000元欲挖墙角，且历数在家门口打工的种种优势。技工犹豫了，高进远只得咬咬牙，加价到3800元，才最终将技工抢到手。
“现在，安徽当地企业也会出来截留工人，这在往年是很少见的。”高进远说。虽然正月初七高进远就亲赴安徽枞阳招来了50多个员工，但仍不够。过了元宵节，他也不敢休息，又奔走于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看看能不能再招几个人。这样的窘境，是往年从未遇到的。“我都快累趴下了，从初七到现在，就没好好休息过。”
高进远所遭遇的，是众多东部沿海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遇到的共同难题。民工荒的新气象
人们都说新年新气象，这句话用在民工荒上也是很合适的。民工荒年年有，今年则特别。上海、广东、长三角、珠三角旧戏上演，郑州、武汉、重庆，中部、西部新角登场，这个年初孔雀不再只向东南飞……
大量需要农民工的东部沿海地区开始主动出击。上海的各企业主在春节后已累计出动近400辆大巴奔赴安徽、河南等地，“接抢”农民工返回。世界五百强、日资企业京瓷集团上海分公司生产部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鼓励员工外出招徕工人，每招一个，只要做满3个月，推荐者就可获得1000元奖励。
一场不见硝烟的“民工争夺战”在东西部间展开。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也面临缺工新问题。来自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户，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湖北省劳动就业管理局农村处处长李湘泉披露，今年湖北省劳务输出人数预计将收缩10％－15％左右，至少“缩水”100万，而湖北省内的用工缺口就达60万人。
我们把镜头拉向重庆。2月10日一大早，富士康、英业达和广达的招聘摊位就在重庆火车北站的广场上支了起来，它们给出的标准薪资约为1300元人民币每月，一段时间通过考核后月收入约为2100元至2800元人民币。在当下农民工春节后返程的当口，这些深入西部的台资IT代工巨头“截留”本地劳动力的意图十分明显。
“家乡工作好，收入也不少”、“西永就有公租房，顾好家，看好娃”，与这些火车站广场上横幅相关的，是重庆IT产业对于劳动力需求的迅猛增长。据重庆市经信委预计，未来5年，重庆电子信息产业人才需求将达80万人，单是“整机＋配套”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链就将需要50万劳动力。
曾几何时，四川重庆是最大的劳务输出地，以往政府想尽办法为的是帮助农民工外出打工，而今年春节地方官员的一项新工作，却是设法把返乡过年的农民工截留一部分下来，以确保今年不出现民工荒，这样的改变所展示出的是一批生产企业内迁，东西部工资收入缩小的现实。
很显然，以往仅限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今年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态势，已向中西部蔓延，由地区性向全国性转变。
民工荒背后
与沸沸扬扬的“民工荒”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一直在增长，从2004年的9800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1.53亿人。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有如此多的农民工，为什么各地仍然感觉用工缺口在扩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张展新认为，“这宣告着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首先，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已有30余年，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城市、农村小学招生人数的下降，新增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减少等社会现象中已经有所体现。也就是说，从劳动力供给的源头上，已经不像从前能够“无限供给”了。据统计，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2011年《新华文摘》第二期《“民工荒”的原因、应对与劳工市场制度变革前景》)。但由于经济发展迅速，新增工作机会要大于这个数目，从而导致了招工紧张。
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以成都和重庆为例，两地去年吸引外资分别达到64.1亿美元和63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仅以成都为例，2月11日，台湾纬创集团成都生产基地正式开工，这是去年宣布投资成都的三大电子代工企业之一。上月，仁宝集团成都生产基地已经开工。此外，富士康宣布投资30亿美元在成都建设生产基地。据统计，这三大基地存在40万人的用工需求，而富士康项目需要在6个月招满25万人。
当然，造成用工缺口的，无疑还有“钱”的因素。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 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如果能在家门口打工，老家生活成本低，不用离乡背井，能照顾老人孩子，不用忍受在异地由于户籍制度而遭受的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众多歧视，在老家上班对农民工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即使待遇低5％－10％。
如果将东西部农民工争夺战仅仅归因于产业转移、工资地区差距的缩小和人口红利的丧失，还是过于简单了。之所以民工荒大规模出现，折射出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在产业升级方面的滞后。在中西部发挥“后发优势”追赶的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多年来却依然依靠资源耗竭、廉价劳动力的懒惰发展模式获得利润，既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也没有产业升级的必要。尽管多年来，学界、业界都在呼吁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吁推动中国产业的升级，但事实上，由于路径的依赖和各地投机取巧，乃至于忽略农民工基本诉求的侥幸心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以至于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这些后发地区在争夺同一批、同一类这样的人才。如果这种人才的需求结构不改变，地区之间的劳动力争夺战就一直会打下去。
产业转移和升级难题待解
解决目前制造业用工困境，无疑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是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二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两者背后，都有一系列难题纠结难解。因而也可以说，今年这样的民工抢夺战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在巨幅产业转移画卷的背后，一系列难题亟待破解。
首当其冲的难题就是物流。2008年1月29日，主管商务及招商引资的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率团拜访富士康。在会见现场，郭台铭叫其部下拿出一幅中国地图问黄小祥，四川到欧洲路线怎么走?到南亚包括通过船运到达越南的通路的物流条件怎么样?其实，物流条件一直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瓶颈。郭台铭关心的问题也正是所有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产业配套也是限制产业转移的重要桎梏。运达服饰是怀化工业园具有产业转移色彩的招商项目之一，2009年该公司投产，实际运营情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运达服饰在当地生产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产业链不配套。知情人士说，运达服饰服装生产需要的拉链、纽扣、线等辅料都需要从外地运到湖南，本地无法购买到配套的材料，导致企业必须支付额外的成本，对经营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产业转移要实现预期的效果，不能仅仅转移一个企业，最好是整个产业链进行转移。而产业链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完善的。
此外，把工厂开在家门口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再遭遇“民工荒”，而且当地工人的素质也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由于很少有人去内陆地区打工，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人员招聘就存在一定的瓶颈。虽然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不过对于那些在沿海工作拿过更高工资的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技术工人来说，显然出门打工的吸引力更强。
许多专家都指出，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出现的民工争夺已经越来越多的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利润点单一、自主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不强。面对日趋严峻的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企业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产业升级。
在广东东莞和江苏昆山经营着两家精密五金制造企业的张卫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两年为了能够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他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了。“以前完成100万元产值需要支付的工资大概是8万元，现在已经上升到了12万元，50％的工资成本涨幅对于我们这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取胜的小企业而言压力已经大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照以前那样下去早晚是死。
但是，他同时又表示，不过这种“看上去很美”的产业升级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却往往是“不能承受之重”。
“我们现在采购的先进车床大多是从日本和我国台湾进口的，一次性投入太高，虽然能把10个人的活减少到2个人干，但同时也透支了未来几年的利润。”张卫东不免忧虑。劳动力成本压力下的产业升级能够保证生产的稳定性，却使企业的资金链条紧绷，从事多元化生产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几乎被遏制。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大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企业耍降低成本又只能走提高单位产能这一条路，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而言无疑又是一个难以走出的怪圈。
对于分散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数以万计的中小制造业企业而言，用工问题已经不仅需要地方劳动部门出面组织招聘对接活动，更需要国家和地方从产业区域合理布局、有效减轻企业负担、提供完善社会保障等多个层面综合发力。
当然，无论道路多么艰难，东部沿海产业升级势在必行。用经济博士马光远的话说，那是因为“农民工自身的‘升级’走在了东部产业升级的前面。”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一代的农民工无论在年龄、知识结构，还是价值观等方面已经完全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特点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相当一部分从小跟着父辈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生存，身上既有父辈留下的痕迹，更有彻底摆脱父辈们艰难生活、融入主流城市生活的愿望。很显然，这是一个身份与思想割裂的主体，他们以农民的躯壳，怀揣着城市人的梦想，对于他们而言，生活的意义不是在一个生存环境恶劣的企业里谋求养家糊口。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存能力和劳动技能甚至比部分大学生都要强。对他们而言，就业已经是一个多项选择题：在企业薪酬很低、工作环境很差的情况下，他们会主动有意识地做出其他选择。
中国农民工自我观念和身份的升级将成为最终逼迫中国产业升级的力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