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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土地的爱和关注，是永生都不会改的。不过爱的方式不一样了，以前就是爱，现在爱里面充满着恨。恰恰充满着恨使这样一种爱非常深刻。”
阎连科说，有三类人不必看《丁庄梦》：感情脆弱的人，喜欢看《无极》《十面埋伏》和《英雄》的人：想通过小说了解艾滋病知识及相关细节的人。谨慎的阎连科再三申明，他所了解到的艾滋病的情况仅仅是一个村庄的，不代表河南，更不代表中国。作为一个搞文字工作的人，他有责任这样做，有记录下这些内容的良知。
人心中的艾滋病要比身体上的严重得多
2005年8月，写完《丁庄梦》的最后一页，阎连科木呆呆地盯着对面雪白的墙壁，仿佛望着小说中那“飘劝的一群雪白的孝布”和“堆满了白雪样的家家都贴着白色门联(丧联)的胡同”，一任泪水横七竖八地流淌。
阎连科说，《丁庄梦》消耗的是他的寿限，这种强烈痛苦的绝望，是一种长久写作的崩溃。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你1 996年就开始关注艾滋病题材，为什么2005年才最终写成《丁庄梦》?
阎连科：我是来自河南的作家，有条件、有可能、也有能力去了解这些人群，把他们面临死亡的情感历程，把人性的、人情的和道德的感受都集中表达出来。但这中间特别复杂，艾滋病村并不是你想去就能去，(我)真正能够进入(艾滋病)村庄是在2003年。
中国新闻周刊：《丁庄梦》中有多少是艾滋村里真实的内容?
阎连科：许多细节，比如有的农民常常卖完血了就无力站起来，“血头”就会捏着对方的脚抖抖，这样血就能从脚上流到身体里恢复体力；比如进到村头看到一个巨大的棺材铺，家家户户门口都摆放着棺材，这些都是真的。真正触目惊心、耸人听闻的事我没往里面写。小说虚构成分更大一些，仅仅是用了艾滋病村这样一个背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丁庄梦》后记中说写完这本书就崩溃了，是因为你去到艾滋村亲眼所见的还是因为写作?
阎连科：我觉得后者给我带来的触动更大一点，毕竟人心中的艾滋病要比人身体上的艾滋病严重得多。一个社会机体上的艾滋病、社会心脏上的艾滋病，要比人群中的艾滋病严重得多，也更难治愈。人体的艾滋病至少可以预防，但是人心中的艾滋病谁又能预防呢?谁又能去治疗呢?
我更关注底层生活的底层人，我希望我的创作能充满一种疼痛的感觉。从1994年开始写《日光流年》，到2002年写作《受活》，再到2005年写作《丁庄梦》，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人眼就是盯一片蓝天12年也要疼的，盯着一个黑洞12年的确是精神上崩溃的一种感觉。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你的作品哪怕是再疼痛，还能够看到人们在最底层求生、要过好日子的挣扎，但是这种生命的欲望在《丁庄梦》里彻底破灭了，为什么?
阎连科：还是自己目前心理上比较灰暗，写完后特别绝望。不是仅仅对这个艾滋病村庄的绝望无奈，其实只要能够拿出三十万，五十万，就能把村庄弄得很好。艾滋病也不是说彻底地不能治，还是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我觉得还是自己对人生比较悲观。
我对创作中许多问题都开始重新认识，包括人情、人性、人伦和道德。我们必须有重新直面道德的一种勇气，这是我在以往小说中没有的，或者说我最初创作中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写过，但(当时)认识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那时小说中充满了一种浪漫的、理想的东西，到现在就没有这种东西了，回到最初的原点，但原点和原点还不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你自己快到知天命之年对人生的感慨，还是有别的原因?
阎连科：我觉得是两方面，毕竟我已经四十七八岁了，经过的看到的太多了，我所看到的生活中的龌龊和肮脏远远超出看到的美好东西。从写作的经历来说，小说中表达的所谓的温暖已经不是简单的一把火的事情，不是一段情感的事情，也不是简单的复仇的事情。
我的每部小说都是一片荆棘
阎连科说，他希望在创作中“尽最大的力量爱所有的人，爱他的仇人、敌人，爱最不值得爱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过对社会有些东西你是憎恨的，有些东西你是充满恐惧的。
阎连科：比如权力对人的侵害，我觉得就很可怕。再比如到艾滋病村，你特别好心想帮助一个孩子，给他寄点学费，寄1000块钱，让另外一个村庄里的成年人把学费转给孩子，成年人到家里告诉孩子说，我去拿这个钱的时候请人家吃了一顿饭，花了160块钱，我得从1000块里扣160块。作为捐助者，你会觉得160块钱虽然不多，但对捐助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可是回头又想想，我是从农村来的，如果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妹妹和哥哥都在这个村庄的话，我觉得我哥哥姐姐都有可能这样做，因为他们的确是太无助了。你(对他们)真的是爱恨交加，是完全来自骨髓的爱和骨髓的恨，这种心理复杂是完全无法说清楚的。
如果读者能和我一样从心里流血流泪的话，他是不会忘记(我的作品)的，(因为阅读时)会有很多思考的东西。(就像)我们今天说鲁迅，他给我们带来太大的伤害，萧红的小说也给我们带来太大的伤害，(可我们却无法忘记他们的作品)。
我可能写不出那种鲜花般的小说
中国新闻周刊：你希望达到的写作上最终的境界是什么?
阎连科：我的每部小说都是一片荆棘，远看满眼是绿，走近却受到伤害。人家问《丁庄梦》是什么结构，我开玩笑说(是)一片野草，一片荆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碰它会伤害你。
中国新闻周刊：你打算在这两年之内先沉淀一下，不再写了?
阎连科：我还有很多问题理不清楚，最重要的一点，我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我今天都回答不出来。
人活着需要有非常庸俗的目的来支撑你的生命和生活，即便是巴尔扎克写小说是为了还账，为了挣钱，为了和贵族夫人结交，这够庸俗的了吧?他也能写出很伟大的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你以前有写作目的吗?
阎连科：以前有，比如我最初写作就是为了混一碗饭吃，我也是通过写作改变我的命运的。因为写作提干了，因为写作进城了，把自己由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城里人了，你的孩子至少完完全全是城里人。写作最初的目的你都实现了，慢慢心里有点膨胀，希望成名成家的虚荣心逐渐在增大，现在这种虚荣心或多或少得到满足，而你不再需要虚荣心的时候，你不知道写作是为什么了。
但我还是非常感谢文学，它不光是改变你的命运，文学会充实你，使你不会那么无聊，最无聊的时候还会觉得文学能带给你一种安慰。
带恨之爱更深刻
1992年，阎连科发表了《夏日落》，刚出来时一片叫好之声，可是后来他为这部作品写了很长时间的检查，惹了许多的争吵和议论。可十年后，《夏日落》甚至还出 了单行本。阎连科说，现实主义，与生活无关，与社会无关，只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
中国新闻周刊：从早期的《夏日落》到《为人民服务》，到《丁庄梦》，你的作品几个都是很具有争议或者敏感的题材。
阎连科：要么你就背叛你的文学观、世界观。当你忠于你的文学观、世界观的时候，你的写作必然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的)小说写得还是比较收敛。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文学创作历程里，有哪些是始终没变的?哪些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阎连科：没变的可能是对土地的爱和关注，这是永生都不会改的。
变的话是那种爱的方式不太一样了。以前就是爱，现在爱里面充满着恨，恰恰充满着恨，使这样一种爱非常深刻。比如《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对土地的爱就像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得处处都是好。(现在)我对土地的爱就像一个母亲看到孩子的缺点，但都是一样的爱，爱这么一个孩子，爱这么一块土地。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写作需要和时代保持同步吗?
阎连科：写作与时俱进那不是作家的任务，昨天的事情发生就让昨天过去，你不能昨天发生今天就去写它。任何一件事情不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时间的思考的话是把握不住的。比如文革刚结束时所有文学都在批判文革，今天看这些作品还有多少价值?我觉得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是要与时俱进的，但文学最忌讳的就是与时俱进。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中年作家遭遇创作危机，但你的产量一直很高，你担心有创作枯竭的时候吗?
阎连科：我有满肚子对人生的感受，这种苦辣酸甜的感受太多了，写不完的故事，最主要的是找不到合适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方式。我觉得(自己)不太会灵感枯竭，除非哪天我有痴呆症了，或者太老了我就没办法了——最终还是有这样一天的。
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
阎连科出生于河南省嵩县农村，那是河南数一数二的贫困县。2004年10月，46岁的阎连科脱掉军装，成了北京市作协的专业作家，做了北京人。可阎连科说，北京和他的关联就是几间房子，在家门口买买菜，和几个朋友吃吃饭，而在故乡河南，“谁都知道那是你家，亲人都在那，你也每年都回去好多趟，但真的住一段时间你会烦躁不安。这个农村不是原来那个农村，也不是你青少年时期的那个村庄了。”
阎连科说，那是很复杂的说不清的感受，如今他与故乡的关系是“不回去不行，回去也不行”。
外表憨实的阎连科仍然一口乡音，一张嘴还是乡里乡亲的厚道。故乡人也没有拿他当外人，他回家，农民围着长途客车兜售自制的可能不够卫生标准的食品，突然从人流中认出他来，都说，“哎呀，原来是你呀连科!”说，“吃鸡蛋吧，自己家煮的”。
故乡人知道阎连科写作累坏了腰，每次他回来，都有乡亲给他介绍治腰疼的秘方，还有人会叫着他的外号“红薯”——因为他小时候内向，一说话就脸红。而大家找他帮忙时也一点没有把他当外人，虽然不知道他在北京什么单位，具体做什么，但都知道他写东西，有点名。阎连科说，所有人找他都不会碍着面子，常常是扛着方便面，提二斤鸡蛋就来了。他母亲现在还经常在电话里说，“你帮人家把什么事办下来吧，人家给你拿了两箱方便面呢。”
阎连科给20岁的儿子讲，如果有一天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要把他埋到家乡里去，不要把他放在外面。因为“那个乡村和你血肉相连，你恨它你也爱它，它就是家乡不是别的，再好再不好我所有的亲人都埋葬在这个土地，他们至今还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阎连科在《受活》的题记上说，“忘记，是我们共同的罪恶。”
阎连科说，有三类人不必看《丁庄梦》：感情脆弱的人，喜欢看《无极》《十面埋伏》和《英雄》的人：想通过小说了解艾滋病知识及相关细节的人。谨慎的阎连科再三申明，他所了解到的艾滋病的情况仅仅是一个村庄的，不代表河南，更不代表中国。作为一个搞文字工作的人，他有责任这样做，有记录下这些内容的良知。
人心中的艾滋病要比身体上的严重得多
2005年8月，写完《丁庄梦》的最后一页，阎连科木呆呆地盯着对面雪白的墙壁，仿佛望着小说中那“飘劝的一群雪白的孝布”和“堆满了白雪样的家家都贴着白色门联(丧联)的胡同”，一任泪水横七竖八地流淌。
阎连科说，《丁庄梦》消耗的是他的寿限，这种强烈痛苦的绝望，是一种长久写作的崩溃。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你1 996年就开始关注艾滋病题材，为什么2005年才最终写成《丁庄梦》?
阎连科：我是来自河南的作家，有条件、有可能、也有能力去了解这些人群，把他们面临死亡的情感历程，把人性的、人情的和道德的感受都集中表达出来。但这中间特别复杂，艾滋病村并不是你想去就能去，(我)真正能够进入(艾滋病)村庄是在2003年。
中国新闻周刊：《丁庄梦》中有多少是艾滋村里真实的内容?
阎连科：许多细节，比如有的农民常常卖完血了就无力站起来，“血头”就会捏着对方的脚抖抖，这样血就能从脚上流到身体里恢复体力；比如进到村头看到一个巨大的棺材铺，家家户户门口都摆放着棺材，这些都是真的。真正触目惊心、耸人听闻的事我没往里面写。小说虚构成分更大一些，仅仅是用了艾滋病村这样一个背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丁庄梦》后记中说写完这本书就崩溃了，是因为你去到艾滋村亲眼所见的还是因为写作?
阎连科：我觉得后者给我带来的触动更大一点，毕竟人心中的艾滋病要比人身体上的艾滋病严重得多。一个社会机体上的艾滋病、社会心脏上的艾滋病，要比人群中的艾滋病严重得多，也更难治愈。人体的艾滋病至少可以预防，但是人心中的艾滋病谁又能预防呢?谁又能去治疗呢?
我更关注底层生活的底层人，我希望我的创作能充满一种疼痛的感觉。从1994年开始写《日光流年》，到2002年写作《受活》，再到2005年写作《丁庄梦》，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人眼就是盯一片蓝天12年也要疼的，盯着一个黑洞12年的确是精神上崩溃的一种感觉。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你的作品哪怕是再疼痛，还能够看到人们在最底层求生、要过好日子的挣扎，但是这种生命的欲望在《丁庄梦》里彻底破灭了，为什么?
阎连科：还是自己目前心理上比较灰暗，写完后特别绝望。不是仅仅对这个艾滋病村庄的绝望无奈，其实只要能够拿出三十万，五十万，就能把村庄弄得很好。艾滋病也不是说彻底地不能治，还是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我觉得还是自己对人生比较悲观。
我对创作中许多问题都开始重新认识，包括人情、人性、人伦和道德。我们必须有重新直面道德的一种勇气，这是我在以往小说中没有的，或者说我最初创作中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写过，但(当时)认识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那时小说中充满了一种浪漫的、理想的东西，到现在就没有这种东西了，回到最初的原点，但原点和原点还不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你自己快到知天命之年对人生的感慨，还是有别的原因?
阎连科：我觉得是两方面，毕竟我已经四十七八岁了，经过的看到的太多了，我所看到的生活中的龌龊和肮脏远远超出看到的美好东西。从写作的经历来说，小说中表达的所谓的温暖已经不是简单的一把火的事情，不是一段情感的事情，也不是简单的复仇的事情。
我的每部小说都是一片荆棘
阎连科说，他希望在创作中“尽最大的力量爱所有的人，爱他的仇人、敌人，爱最不值得爱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过对社会有些东西你是憎恨的，有些东西你是充满恐惧的。
阎连科：比如权力对人的侵害，我觉得就很可怕。再比如到艾滋病村，你特别好心想帮助一个孩子，给他寄点学费，寄1000块钱，让另外一个村庄里的成年人把学费转给孩子，成年人到家里告诉孩子说，我去拿这个钱的时候请人家吃了一顿饭，花了160块钱，我得从1000块里扣160块。作为捐助者，你会觉得160块钱虽然不多，但对捐助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可是回头又想想，我是从农村来的，如果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妹妹和哥哥都在这个村庄的话，我觉得我哥哥姐姐都有可能这样做，因为他们的确是太无助了。你(对他们)真的是爱恨交加，是完全来自骨髓的爱和骨髓的恨，这种心理复杂是完全无法说清楚的。
如果读者能和我一样从心里流血流泪的话，他是不会忘记(我的作品)的，(因为阅读时)会有很多思考的东西。(就像)我们今天说鲁迅，他给我们带来太大的伤害，萧红的小说也给我们带来太大的伤害，(可我们却无法忘记他们的作品)。
我可能写不出那种鲜花般的小说
中国新闻周刊：你希望达到的写作上最终的境界是什么?
阎连科：我的每部小说都是一片荆棘，远看满眼是绿，走近却受到伤害。人家问《丁庄梦》是什么结构，我开玩笑说(是)一片野草，一片荆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碰它会伤害你。
中国新闻周刊：你打算在这两年之内先沉淀一下，不再写了?
阎连科：我还有很多问题理不清楚，最重要的一点，我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我今天都回答不出来。
人活着需要有非常庸俗的目的来支撑你的生命和生活，即便是巴尔扎克写小说是为了还账，为了挣钱，为了和贵族夫人结交，这够庸俗的了吧?他也能写出很伟大的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你以前有写作目的吗?
阎连科：以前有，比如我最初写作就是为了混一碗饭吃，我也是通过写作改变我的命运的。因为写作提干了，因为写作进城了，把自己由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城里人了，你的孩子至少完完全全是城里人。写作最初的目的你都实现了，慢慢心里有点膨胀，希望成名成家的虚荣心逐渐在增大，现在这种虚荣心或多或少得到满足，而你不再需要虚荣心的时候，你不知道写作是为什么了。
但我还是非常感谢文学，它不光是改变你的命运，文学会充实你，使你不会那么无聊，最无聊的时候还会觉得文学能带给你一种安慰。
带恨之爱更深刻
1992年，阎连科发表了《夏日落》，刚出来时一片叫好之声，可是后来他为这部作品写了很长时间的检查，惹了许多的争吵和议论。可十年后，《夏日落》甚至还出 了单行本。阎连科说，现实主义，与生活无关，与社会无关，只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
中国新闻周刊：从早期的《夏日落》到《为人民服务》，到《丁庄梦》，你的作品几个都是很具有争议或者敏感的题材。
阎连科：要么你就背叛你的文学观、世界观。当你忠于你的文学观、世界观的时候，你的写作必然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的)小说写得还是比较收敛。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文学创作历程里，有哪些是始终没变的?哪些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阎连科：没变的可能是对土地的爱和关注，这是永生都不会改的。
变的话是那种爱的方式不太一样了。以前就是爱，现在爱里面充满着恨，恰恰充满着恨，使这样一种爱非常深刻。比如《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对土地的爱就像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得处处都是好。(现在)我对土地的爱就像一个母亲看到孩子的缺点，但都是一样的爱，爱这么一个孩子，爱这么一块土地。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写作需要和时代保持同步吗?
阎连科：写作与时俱进那不是作家的任务，昨天的事情发生就让昨天过去，你不能昨天发生今天就去写它。任何一件事情不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时间的思考的话是把握不住的。比如文革刚结束时所有文学都在批判文革，今天看这些作品还有多少价值?我觉得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是要与时俱进的，但文学最忌讳的就是与时俱进。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中年作家遭遇创作危机，但你的产量一直很高，你担心有创作枯竭的时候吗?
阎连科：我有满肚子对人生的感受，这种苦辣酸甜的感受太多了，写不完的故事，最主要的是找不到合适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方式。我觉得(自己)不太会灵感枯竭，除非哪天我有痴呆症了，或者太老了我就没办法了——最终还是有这样一天的。
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
阎连科出生于河南省嵩县农村，那是河南数一数二的贫困县。2004年10月，46岁的阎连科脱掉军装，成了北京市作协的专业作家，做了北京人。可阎连科说，北京和他的关联就是几间房子，在家门口买买菜，和几个朋友吃吃饭，而在故乡河南，“谁都知道那是你家，亲人都在那，你也每年都回去好多趟，但真的住一段时间你会烦躁不安。这个农村不是原来那个农村，也不是你青少年时期的那个村庄了。”
阎连科说，那是很复杂的说不清的感受，如今他与故乡的关系是“不回去不行，回去也不行”。
外表憨实的阎连科仍然一口乡音，一张嘴还是乡里乡亲的厚道。故乡人也没有拿他当外人，他回家，农民围着长途客车兜售自制的可能不够卫生标准的食品，突然从人流中认出他来，都说，“哎呀，原来是你呀连科!”说，“吃鸡蛋吧，自己家煮的”。
故乡人知道阎连科写作累坏了腰，每次他回来，都有乡亲给他介绍治腰疼的秘方，还有人会叫着他的外号“红薯”——因为他小时候内向，一说话就脸红。而大家找他帮忙时也一点没有把他当外人，虽然不知道他在北京什么单位，具体做什么，但都知道他写东西，有点名。阎连科说，所有人找他都不会碍着面子，常常是扛着方便面，提二斤鸡蛋就来了。他母亲现在还经常在电话里说，“你帮人家把什么事办下来吧，人家给你拿了两箱方便面呢。”
阎连科给20岁的儿子讲，如果有一天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要把他埋到家乡里去，不要把他放在外面。因为“那个乡村和你血肉相连，你恨它你也爱它，它就是家乡不是别的，再好再不好我所有的亲人都埋葬在这个土地，他们至今还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阎连科在《受活》的题记上说，“忘记，是我们共同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