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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企业、产业竞争的加剧，我国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组织得到较快发展。陕西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等6家产业技术产业研究院对运行模式进行了大胆创新，取得到较好成效，但仍存在着理事会会议未形成制度化、联系分散、目标定位分散、赋予太多功能等问题。应借鉴国内新型研发组织实践的成功经验，将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功能定位在主要为区域和主导产业提供公共共性技术支撑和服务。
关键词：陕西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功能定位；共性技术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166-04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地方产业研究院等新型研发组织不断涌现，有效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并为新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经验，但在功能定位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陕西省6家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例，试对此作一探索。
一、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的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科技发达省份涌现了一批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组织，其快速发展，有其客观的现实需求和条件。
首先，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传统企业和产业类研发组织在高端人才聚集、激发研发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快速跟进服务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等方面存在严重体制机制障碍，迫切需要经营模式和运行机制的创新。这就为服务产业技术创新的研发机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而产生集产品开发和产业创新服务于一体的产业技术研究院。为统筹产业创新资源，加强政、产、学、研、用结合，迫切需要在政府支持引导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产业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联合共建新型研发组织，形成新的研发机制[1]。
其次，企业竞争由产业链向研发链前移，新产品研发速度加快，对专业化研发服务需求越来越旺盛。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和竞争的加剧，企业对新产品研发的重视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兴产业领域，其新产品研发节奏不断加快，对专业化研发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就为专业化研发组织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
其三，高校和科研院所已储备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和创新成果。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实力大幅度提升，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也积累了丰富的贴近市场的高水平研发成果。但由于原有体制机制的障碍，使这些高水平的人才和技术流动困难重重。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现代大学和科研组织机构扩展服务社会功能，直接为企业技术创新和区域产业创新服务，加之市场决定性作用在高校科研机构发展中的日益渗透，促使新型产业研发组织不断诞生，并为新型研发组织涌现提供了动力和丰富的创新资源。
其四，地方科技创新积极性的提高和地方实力的大幅度提升，为新型研发组织大量涌现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方财政实力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据统计，2010年地方财政支出73 884.43亿元，是中央财政支出的4.6倍之多。在财政科技投入方面，2007年地方也首次超过中央[2]。地方雄厚的财政实力，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强的资源配置能力，从而由市场自下而上滋生众多新型研发组织并在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迅速发展。
二、陕西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实践探索
（一）基本概况
陕西省在国家的长期支持下，其科技教育和区域创新能力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是三大科技聚集区（中央科技极、沿海科技带、内陆科技圈）之内陆科技圈的主要省份。但陕西省科技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国家强、地方弱，高校科研院所强、企业弱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重点高校和军工科研生产单位科技资源丰裕，直接服务地方组织的地方科技资源稀少。同时，其优势学科和研发领域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领域，而作为陕西省主导产业的能源、矿产、化工等产业技术资源稀少、研发能力薄弱。从而形成陕西特有的中央与地方、军工与民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由于体制机制的障碍，科技资源和成果与市场、企业“分隔”、“分离”“分散”的“三分”现象严重。对此，陕西省历届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八五”时期大力推动高校建设大学科技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到“九五”时期开展“1851”重大科技产业化行动，促进高新区向“一区多园”发展和建设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创建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园等4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再到“十一五”全面实施“13115”科技创新工程，组织重大科技专项，组建产学研工程技术中心，建设科技产业园区等重大举措，收到一定成效，但尚未从体制运行机制上触及制约陕西省科技与经济相分割、相背离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症结。
为此，陕西省借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和江苏省苏南工业技术研究的经验，认为必须改革现有科研体制和运行机制。陕西省选取重点高校作为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建立产学研用结合、具有市场运作机制的新型科研组织，于2005年决定依托西安交通大学，由其和陕西省科技厅与西安、咸阳、宝鸡、延安、榆林五市政府及西电集团公司、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5家大型国有企业共同出资组建具有独立事业法人资格的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此后又依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5家大学，建立了陕西电子工业技术研究院、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陕西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研究院、陕西能源化工研究院和陕西循环经济工程研究院等5家產业技术研究院。
（二）运行模式创新
产研院在创建初期，陕西省就确立了“政府推动、高校主导、企业支撑、国际合作、市场运作”的建设思路和运作模式。所谓政府推动，就是省市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除了出台相关政策外，省政府主要领导每年都要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协调解决产研院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所谓高校主导，就是充分利用高校现有研发组织机构平台和人才及技术成果，依托高校组建和负责日常管理，理事长单位由高校校长或主管科技副校长兼任。所谓企业支撑，就是吸收企业采用会员制，吸引更多企业加盟共建，每个产研院都有近10个龙头大型企业参与建设。所谓国际合作，就是以世界科技创新趋势为导向，以国际化发展为方向，引进发达国家技术、人才、成果和国际风险资本，扩展国际合作研究开发领域，帮助企业利用掌握国际先进科技资源。所谓市场运作，就是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用户需求为倒逼，根据市场和产业需求提供技术成果和服务，遵循市场规律运作。总之，产研院虽不以盈利为目的，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但它不是官办，不纳入政府序列，而是由政府引导，大学、企业、科研机构、金融和科技服务机构等协同创新的新型研发组织。 组织机构方面，产研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下设综合管理部、资产管理部、创新服务和技术研发等部门，并建立决策咨询委员会，为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咨询服务。其理事会的组成由大学和相关企业会员单位领导及著名专家组成。理事会是产研院的决策机构，负责产研院产业创新发展方向、制定相关政策、筹措运作资金等重大问题[3]。产研院实行“小核心、大网络”的组织形式，建立网络化的动态组织系统。“小核心”由产研院自身的核心管理与研发转化体系构成；“大网络”即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人员互动，统筹在陕各类科技资源优势，建立产业创新战略联盟，逐渐形成目标协同，不断发展的网络化组织管理和技术成果推广体系。以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为例，其依托西北工业大学，与军工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组建了“流体换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纯超细硅微粒研发中心”等多种技术研发部门，并与西安高新区合作组建了“军民结合科技孵化器，同时与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共建股份制研发中心。
从产研院的运作模式和组织结构可以看出，其主要特征一是它的公共性与社会性，运营的非赢利性[4]。产研院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企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组织在于其性质的社会性。它的公共性性质是由其研究开发的基础性和科技服务的社会性决定的，而经营的非赢利性则是由其性质的公共性决定的。二是科技创新、服务的全面性和综合性，与产业界关系的密切性。陕西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科技创新及服务工作，切实加强科技创新、服务的综合性和连续性，贯穿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研究开发、中试、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创新链上、中、下游整个链条。
（三）主要成效
经过几年的发展，陕西产研院在支持陕西重点行业发展、促进产学研结合、实现资源整合和军民融合等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在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等领域，支撑行业龙头企业攻克了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并实施产业化。例如，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和西电集团组成的产学研结合体顺利攻克了±800KV干式直流套管的关键技术，研究并实现了产业化。该项目受到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中国机械联合会和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的高度重视，项目完成后年产值可达2.1亿元；投资3个多亿的咸阳套管产业化生产基地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与航天六院共同开展化工生物装备的关键技术攻关与技术集成，实现了化工生物装备系列化、产业化，填补了国内空白，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2.8亿元，整体项目获得航天企业债券2.7亿元[5]。
二是探索了产学研结合进行项目运作、孵化企业的新模式。首先是根据企业需求，筹措资金建立研发平台和研发团队，攻克关键技术，或将技术及专利一次性转让企业；其次是接受企业委托，整合资金、技术，形成公关团队攻克关键技术，依托科技成果孵化高技术企业，为行業龙头企业配套产品，拉长产业链；第三是组建融资公司，进行资本运作，实现军工技术向地方转移。
三是探索了资源整合新模式。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积极整合宝鸡、汉中地区以及西安高新区、阎良航空产业基地、西安航天产业基地、西北工业大学科技园及军工企业等资源，组建产研院分院，搭建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为提升区域经济创新能力，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探索了新模式。
四是探索军民融合新路径。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整合陕西军工企业、科研院所资源，组建了陕军工资源信息库、“军民结合科技孵化器”等平台，联合军工企业孵化科技企业，为军工科技成果向地方转移，实现军地对接探索了新路径。其他成立较晚的陕西能源化工技术研究院、陕西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研究院等也都依托所在高校优势，通过产学研官合作、创建企业创新孵化器等，分别在半导体照明、太阳能光伏、农产品深加工及陕西地区二氧化碳地下地质封存及综合研究等取得了重要成果。
三、陕西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陕西工业技术研院等6家产业技术研究院在体制机制运行进行了有益探索，其虽然在整合区域科技资源，组织攻关共性、关键性技术，科技产业化，孵化科技企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作为新型研发组织，其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理事会会议尚未形成制度化，联系松散，其决策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理事会由依托高校校长兼任，受时间精力和价值观念所限，往往从高校自身利益考虑较多，更加关注高校自身现有科技成果转化，从而使产研院工作和研发重点得到削弱，并与省内行业骨干企业（会员企业）亟需的技术研发需求相脱节和错位。
2.产研院目标定位分散，赋予太多功能，从而难以突出重点，对产研院运行进行科学评价和考核。这是目前产研院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从上述陕西产业技术研究院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可以看出，产研院这一成立不久的新型研发组织，既要组织高校大量科技成果转化（移）、扩散，又要凝聚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性和前瞻性技术，组织协调多方面力量进行协同创新；既要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新兴产业，又要建立自己的研发基地平台，研发地区、产业共性关键技术；既要参与和帮助企业建立技术创新机构，又要参与企业研发项目的融资和股份制改造；既要为会员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人才培训、创新发展战略咨询等服务性工作，又要与地方政府合作，在省内地市建立产研院分院，解决地市地方经济发展的难点、热点问题及开展软科学服务等等，从而使建立产研院的宗旨——攻克产业共性、关键性和前瞻性技术的目标远未达到。
3.产研院总体运行效率效益欠佳，远未达到预期目的。既未有效提供更多产业共性技术，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也未更好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据统计，2010—2015年间，陕西省高校50%以上的科技成果并未在省内转化，而是转移至省外。
四、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功能定位分析
借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和江苏省9家省级工业技术研究院及浙江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的经验，根据陕西省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实际，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功能定位除了在初建期（1—2年）重视所依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积累创新力量和创新资源外，在建成期应以服务区域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主要任务，着力为区域主导产业创新提供公共共性技术支撑和服务。这一功能定位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这是由科技产品的不同经济属性决定的。科技产品和技术创新成果可分为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三类。按经济学原理，为企业研发活动服务，目的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所需要的科技产品，属于“私人物品”，且专用性强，归企业所用，流动和共享性小；而那些基础性强、共性强、主要承担“国家使命”的科技成果，为“公共物品”，介于国家和企业之间主要为地方科技经济或产业发展服务则属“准公共物品”[6]。产业共性技术作为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普遍应用，其研发成果是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高度影响的一类技术，它既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品，也不具备商业独占性。由于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品，也不具备私人物品的独占性，因而很容易出现营利机构和非营利机构都不供给的局面，出现产业共性技术供给和扩散的组织失灵，即单个个体由于个体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共性技术开发的要求[7]，只能由带有共性的多个个体联合的如产业技术研究院来提供。
2.这也是由解决陕西省行业共性技术供求矛盾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推动原中央属应用开发类科研机构改制的推进，陕西众多的原有行业研究院所转制后，已经成为独立企业，与行业内企业成为竞争关系，难以发挥公共性技术服务的职能。另方面，陕西产业尤其是主导产业的共性技术研发组织实际尚未充分建立，行业共性技术提供出现缺位。尽管陕西作为科技大省，建立了不少国家大学科技园，依托重点高校、重点国有龙头企业建立了众多的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省级工程技术中心等，但这些依托重点高校的科技创新基地，其组织性质决定其功能定位都不可能提供地方行业共性技术。例如，依托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三家大学科技园，其主要功能就是孵化大学科技成果，使其成为成熟的成果，或孵化为成熟的企业推向社会，转化大学科技成果。依托高校的国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其功能定位则主要是完成国家使命从事基础性、前瞻性应用技术开发应用，地方可应用性不大；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开发技术也多处在技术成果产业化的中、上游，缺少中试环节。依托重点龙头企业的工程技术中心，所开发技术也多为自身垄断，难以提供产业共性技术。如在“十一五”时期，陕西省通过实施“13115”科技创新工程，创建91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取得了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工程技术成果，但这些中心受体制制度制约，大多依托高校，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依然困難；依托企业的又仅使所依托企业得益，产业共性技术开发服务公共功能尚未能很好发挥，技术转移、行业共性技术推广等技术性服务收入依然偏低。如工程中心三年的总收入中，中试产品收入约占96%，其中被调查的64家工程中心产品收入共达1 663 484万元，由企业为依托的中心创造的产品收入达到1 648 431万元[8]，几乎占到99%，技术性收入微乎其微。
3.这也是国内外产业技术研究院成功经验证明的。实践表明，明确的功能定位是工研院等新型研发组织发展的根本保障。传统研发组织难以发展的一个重要阻碍就是功能定位模糊。由于功能定位不清晰、发展目标多重、要求过多，导致考核指标繁杂，从而致使这些机构和人员都难以适从，难以集中精力从事产业共性技术开发和服务的根本任务。而产研院等新型研发组织的诞生，具有明晰的功能定位，明确了主要考核要求，确保了其健康快速发展。例如，江苏省多家产业技术研究院主要定位就焦聚于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开发和应用，突出重点，特色鲜明，获得了巨大成功。再如，浙江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就是针对浙江省绍兴纺织产业中小企业聚集，但企业无力组织产品开发创新的实际需要，在政府的推动下，由轻纺中心与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大学联合共同成立的。该院成立以来，为当地企业解决了大量共性技术难题，有效推动了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宝明，刘光武，丁明磊.我国新型研发组织发展现状与政策建议[J].中国科技论坛，2013，（3）：27-31.
[2] 周华东.新型研发组织运行机制调查及建议[R].调研报告，2012-12-07.
[3] 牛振喜，安会刚，郭鹏.以工业技术研究院为中心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机制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6，（4）：40-44.
[4] 胡文国.创建以工业技术研究院为核心的新型技术创新联盟——以深圳工研院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为例[J].科学学与科学技
术管理，2009，（3）：197-199.
[5] 课题组.产学研结合的陕西模式：从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实践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N].科技日报，2010-07-25.
[6] 杨忠泰.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0，（3）：78-82.
[7] 朱建民，魏大鹏.我国产业自主创新的现状、问题及路径选择[J].经济与管理，2010，（1）：17-23.
[8] 《在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绩效考核和管理创新研究》课题组.在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绩效考核和管理创新研究[J].陕西决策咨
询，2010，（8）.
[责任编辑 杜 娟]
关键词：陕西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功能定位；共性技术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166-04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地方产业研究院等新型研发组织不断涌现，有效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并为新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经验，但在功能定位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陕西省6家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例，试对此作一探索。
一、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的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科技发达省份涌现了一批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组织，其快速发展，有其客观的现实需求和条件。
首先，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传统企业和产业类研发组织在高端人才聚集、激发研发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快速跟进服务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等方面存在严重体制机制障碍，迫切需要经营模式和运行机制的创新。这就为服务产业技术创新的研发机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而产生集产品开发和产业创新服务于一体的产业技术研究院。为统筹产业创新资源，加强政、产、学、研、用结合，迫切需要在政府支持引导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产业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联合共建新型研发组织，形成新的研发机制[1]。
其次，企业竞争由产业链向研发链前移，新产品研发速度加快，对专业化研发服务需求越来越旺盛。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和竞争的加剧，企业对新产品研发的重视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兴产业领域，其新产品研发节奏不断加快，对专业化研发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就为专业化研发组织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
其三，高校和科研院所已储备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和创新成果。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实力大幅度提升，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也积累了丰富的贴近市场的高水平研发成果。但由于原有体制机制的障碍，使这些高水平的人才和技术流动困难重重。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现代大学和科研组织机构扩展服务社会功能，直接为企业技术创新和区域产业创新服务，加之市场决定性作用在高校科研机构发展中的日益渗透，促使新型产业研发组织不断诞生，并为新型研发组织涌现提供了动力和丰富的创新资源。
其四，地方科技创新积极性的提高和地方实力的大幅度提升，为新型研发组织大量涌现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方财政实力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据统计，2010年地方财政支出73 884.43亿元，是中央财政支出的4.6倍之多。在财政科技投入方面，2007年地方也首次超过中央[2]。地方雄厚的财政实力，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强的资源配置能力，从而由市场自下而上滋生众多新型研发组织并在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迅速发展。
二、陕西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实践探索
（一）基本概况
陕西省在国家的长期支持下，其科技教育和区域创新能力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是三大科技聚集区（中央科技极、沿海科技带、内陆科技圈）之内陆科技圈的主要省份。但陕西省科技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国家强、地方弱，高校科研院所强、企业弱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重点高校和军工科研生产单位科技资源丰裕，直接服务地方组织的地方科技资源稀少。同时，其优势学科和研发领域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领域，而作为陕西省主导产业的能源、矿产、化工等产业技术资源稀少、研发能力薄弱。从而形成陕西特有的中央与地方、军工与民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由于体制机制的障碍，科技资源和成果与市场、企业“分隔”、“分离”“分散”的“三分”现象严重。对此，陕西省历届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八五”时期大力推动高校建设大学科技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到“九五”时期开展“1851”重大科技产业化行动，促进高新区向“一区多园”发展和建设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创建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园等4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再到“十一五”全面实施“13115”科技创新工程，组织重大科技专项，组建产学研工程技术中心，建设科技产业园区等重大举措，收到一定成效，但尚未从体制运行机制上触及制约陕西省科技与经济相分割、相背离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症结。
为此，陕西省借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和江苏省苏南工业技术研究的经验，认为必须改革现有科研体制和运行机制。陕西省选取重点高校作为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建立产学研用结合、具有市场运作机制的新型科研组织，于2005年决定依托西安交通大学，由其和陕西省科技厅与西安、咸阳、宝鸡、延安、榆林五市政府及西电集团公司、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5家大型国有企业共同出资组建具有独立事业法人资格的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此后又依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5家大学，建立了陕西电子工业技术研究院、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陕西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研究院、陕西能源化工研究院和陕西循环经济工程研究院等5家產业技术研究院。
（二）运行模式创新
产研院在创建初期，陕西省就确立了“政府推动、高校主导、企业支撑、国际合作、市场运作”的建设思路和运作模式。所谓政府推动，就是省市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除了出台相关政策外，省政府主要领导每年都要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协调解决产研院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所谓高校主导，就是充分利用高校现有研发组织机构平台和人才及技术成果，依托高校组建和负责日常管理，理事长单位由高校校长或主管科技副校长兼任。所谓企业支撑，就是吸收企业采用会员制，吸引更多企业加盟共建，每个产研院都有近10个龙头大型企业参与建设。所谓国际合作，就是以世界科技创新趋势为导向，以国际化发展为方向，引进发达国家技术、人才、成果和国际风险资本，扩展国际合作研究开发领域，帮助企业利用掌握国际先进科技资源。所谓市场运作，就是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用户需求为倒逼，根据市场和产业需求提供技术成果和服务，遵循市场规律运作。总之，产研院虽不以盈利为目的，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但它不是官办，不纳入政府序列，而是由政府引导，大学、企业、科研机构、金融和科技服务机构等协同创新的新型研发组织。 组织机构方面，产研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下设综合管理部、资产管理部、创新服务和技术研发等部门，并建立决策咨询委员会，为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咨询服务。其理事会的组成由大学和相关企业会员单位领导及著名专家组成。理事会是产研院的决策机构，负责产研院产业创新发展方向、制定相关政策、筹措运作资金等重大问题[3]。产研院实行“小核心、大网络”的组织形式，建立网络化的动态组织系统。“小核心”由产研院自身的核心管理与研发转化体系构成；“大网络”即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人员互动，统筹在陕各类科技资源优势，建立产业创新战略联盟，逐渐形成目标协同，不断发展的网络化组织管理和技术成果推广体系。以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为例，其依托西北工业大学，与军工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组建了“流体换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纯超细硅微粒研发中心”等多种技术研发部门，并与西安高新区合作组建了“军民结合科技孵化器，同时与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共建股份制研发中心。
从产研院的运作模式和组织结构可以看出，其主要特征一是它的公共性与社会性，运营的非赢利性[4]。产研院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企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组织在于其性质的社会性。它的公共性性质是由其研究开发的基础性和科技服务的社会性决定的，而经营的非赢利性则是由其性质的公共性决定的。二是科技创新、服务的全面性和综合性，与产业界关系的密切性。陕西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科技创新及服务工作，切实加强科技创新、服务的综合性和连续性，贯穿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研究开发、中试、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创新链上、中、下游整个链条。
（三）主要成效
经过几年的发展，陕西产研院在支持陕西重点行业发展、促进产学研结合、实现资源整合和军民融合等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在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等领域，支撑行业龙头企业攻克了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并实施产业化。例如，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和西电集团组成的产学研结合体顺利攻克了±800KV干式直流套管的关键技术，研究并实现了产业化。该项目受到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中国机械联合会和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的高度重视，项目完成后年产值可达2.1亿元；投资3个多亿的咸阳套管产业化生产基地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与航天六院共同开展化工生物装备的关键技术攻关与技术集成，实现了化工生物装备系列化、产业化，填补了国内空白，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2.8亿元，整体项目获得航天企业债券2.7亿元[5]。
二是探索了产学研结合进行项目运作、孵化企业的新模式。首先是根据企业需求，筹措资金建立研发平台和研发团队，攻克关键技术，或将技术及专利一次性转让企业；其次是接受企业委托，整合资金、技术，形成公关团队攻克关键技术，依托科技成果孵化高技术企业，为行業龙头企业配套产品，拉长产业链；第三是组建融资公司，进行资本运作，实现军工技术向地方转移。
三是探索了资源整合新模式。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积极整合宝鸡、汉中地区以及西安高新区、阎良航空产业基地、西安航天产业基地、西北工业大学科技园及军工企业等资源，组建产研院分院，搭建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为提升区域经济创新能力，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探索了新模式。
四是探索军民融合新路径。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整合陕西军工企业、科研院所资源，组建了陕军工资源信息库、“军民结合科技孵化器”等平台，联合军工企业孵化科技企业，为军工科技成果向地方转移，实现军地对接探索了新路径。其他成立较晚的陕西能源化工技术研究院、陕西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研究院等也都依托所在高校优势，通过产学研官合作、创建企业创新孵化器等，分别在半导体照明、太阳能光伏、农产品深加工及陕西地区二氧化碳地下地质封存及综合研究等取得了重要成果。
三、陕西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陕西工业技术研院等6家产业技术研究院在体制机制运行进行了有益探索，其虽然在整合区域科技资源，组织攻关共性、关键性技术，科技产业化，孵化科技企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作为新型研发组织，其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理事会会议尚未形成制度化，联系松散，其决策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理事会由依托高校校长兼任，受时间精力和价值观念所限，往往从高校自身利益考虑较多，更加关注高校自身现有科技成果转化，从而使产研院工作和研发重点得到削弱，并与省内行业骨干企业（会员企业）亟需的技术研发需求相脱节和错位。
2.产研院目标定位分散，赋予太多功能，从而难以突出重点，对产研院运行进行科学评价和考核。这是目前产研院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从上述陕西产业技术研究院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可以看出，产研院这一成立不久的新型研发组织，既要组织高校大量科技成果转化（移）、扩散，又要凝聚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性和前瞻性技术，组织协调多方面力量进行协同创新；既要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新兴产业，又要建立自己的研发基地平台，研发地区、产业共性关键技术；既要参与和帮助企业建立技术创新机构，又要参与企业研发项目的融资和股份制改造；既要为会员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人才培训、创新发展战略咨询等服务性工作，又要与地方政府合作，在省内地市建立产研院分院，解决地市地方经济发展的难点、热点问题及开展软科学服务等等，从而使建立产研院的宗旨——攻克产业共性、关键性和前瞻性技术的目标远未达到。
3.产研院总体运行效率效益欠佳，远未达到预期目的。既未有效提供更多产业共性技术，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也未更好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据统计，2010—2015年间，陕西省高校50%以上的科技成果并未在省内转化，而是转移至省外。
四、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功能定位分析
借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和江苏省9家省级工业技术研究院及浙江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的经验，根据陕西省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实际，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功能定位除了在初建期（1—2年）重视所依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积累创新力量和创新资源外，在建成期应以服务区域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主要任务，着力为区域主导产业创新提供公共共性技术支撑和服务。这一功能定位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这是由科技产品的不同经济属性决定的。科技产品和技术创新成果可分为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三类。按经济学原理，为企业研发活动服务，目的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所需要的科技产品，属于“私人物品”，且专用性强，归企业所用，流动和共享性小；而那些基础性强、共性强、主要承担“国家使命”的科技成果，为“公共物品”，介于国家和企业之间主要为地方科技经济或产业发展服务则属“准公共物品”[6]。产业共性技术作为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普遍应用，其研发成果是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高度影响的一类技术，它既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品，也不具备商业独占性。由于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品，也不具备私人物品的独占性，因而很容易出现营利机构和非营利机构都不供给的局面，出现产业共性技术供给和扩散的组织失灵，即单个个体由于个体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共性技术开发的要求[7]，只能由带有共性的多个个体联合的如产业技术研究院来提供。
2.这也是由解决陕西省行业共性技术供求矛盾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推动原中央属应用开发类科研机构改制的推进，陕西众多的原有行业研究院所转制后，已经成为独立企业，与行业内企业成为竞争关系，难以发挥公共性技术服务的职能。另方面，陕西产业尤其是主导产业的共性技术研发组织实际尚未充分建立，行业共性技术提供出现缺位。尽管陕西作为科技大省，建立了不少国家大学科技园，依托重点高校、重点国有龙头企业建立了众多的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省级工程技术中心等，但这些依托重点高校的科技创新基地，其组织性质决定其功能定位都不可能提供地方行业共性技术。例如，依托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三家大学科技园，其主要功能就是孵化大学科技成果，使其成为成熟的成果，或孵化为成熟的企业推向社会，转化大学科技成果。依托高校的国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其功能定位则主要是完成国家使命从事基础性、前瞻性应用技术开发应用，地方可应用性不大；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开发技术也多处在技术成果产业化的中、上游，缺少中试环节。依托重点龙头企业的工程技术中心，所开发技术也多为自身垄断，难以提供产业共性技术。如在“十一五”时期，陕西省通过实施“13115”科技创新工程，创建91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取得了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工程技术成果，但这些中心受体制制度制约，大多依托高校，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依然困難；依托企业的又仅使所依托企业得益，产业共性技术开发服务公共功能尚未能很好发挥，技术转移、行业共性技术推广等技术性服务收入依然偏低。如工程中心三年的总收入中，中试产品收入约占96%，其中被调查的64家工程中心产品收入共达1 663 484万元，由企业为依托的中心创造的产品收入达到1 648 431万元[8]，几乎占到99%，技术性收入微乎其微。
3.这也是国内外产业技术研究院成功经验证明的。实践表明，明确的功能定位是工研院等新型研发组织发展的根本保障。传统研发组织难以发展的一个重要阻碍就是功能定位模糊。由于功能定位不清晰、发展目标多重、要求过多，导致考核指标繁杂，从而致使这些机构和人员都难以适从，难以集中精力从事产业共性技术开发和服务的根本任务。而产研院等新型研发组织的诞生，具有明晰的功能定位，明确了主要考核要求，确保了其健康快速发展。例如，江苏省多家产业技术研究院主要定位就焦聚于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开发和应用，突出重点，特色鲜明，获得了巨大成功。再如，浙江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就是针对浙江省绍兴纺织产业中小企业聚集，但企业无力组织产品开发创新的实际需要，在政府的推动下，由轻纺中心与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大学联合共同成立的。该院成立以来，为当地企业解决了大量共性技术难题，有效推动了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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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