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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有关方面决定重新修订红四方面军战史。期间,作为红四方面军战史的一位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李先念谈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对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修订红四方面军战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在谈到如何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问题时,李先念提出了“三要”原则:一要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既不超越历史条件去苛求,也不原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以避免发生的过失。二要掌握大量可靠的资料,认真分析研究,看对重大问题的态度和表现,看大节,看主流。三要坚持实事求是,功是功,过是过,是非分明。不夸张,也不隐瞒;不拔高,也不贬低。他强调:“能够掌握这三点,对人物的评价大体上可以做到公正。”
李先念在回顾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时还指出,“就个人来看,徐向前作出的贡献最大,他是红四方面军的最杰出的代表”。在谈到红四方面军另一位主要领导人陈昌浩时,他指出:“陈昌浩同志的情况复杂一点”,但“他和张国焘有本质区别”;接着,对陈昌浩的功过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一方面,李先念指出了陈“能文能武,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对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支持徐向前军事指挥和作战部署的,自己也经常独立指挥部队战斗;陈打仗非常勇敢,不是纸上谈兵的书生,有时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尤其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拥护和支持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多次打电报叫张国焘北上,并同张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李先念也不回避陈所犯的错误,明确指出:陈“也犯过严重错误,在鄂豫皖和川陕时期,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肃反中错杀了一些好同志”;“对西路军的失败,他负有重要责任”。在此基础上,李先念对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做出了“功大于过”的总评价。
可以说,李先念对陈昌浩的评价,坚持了“三要”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来源于《北京日报》,作者:刘敏华)
李先念在回顾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时还指出,“就个人来看,徐向前作出的贡献最大,他是红四方面军的最杰出的代表”。在谈到红四方面军另一位主要领导人陈昌浩时,他指出:“陈昌浩同志的情况复杂一点”,但“他和张国焘有本质区别”;接着,对陈昌浩的功过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一方面,李先念指出了陈“能文能武,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对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支持徐向前军事指挥和作战部署的,自己也经常独立指挥部队战斗;陈打仗非常勇敢,不是纸上谈兵的书生,有时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尤其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拥护和支持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多次打电报叫张国焘北上,并同张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李先念也不回避陈所犯的错误,明确指出:陈“也犯过严重错误,在鄂豫皖和川陕时期,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肃反中错杀了一些好同志”;“对西路军的失败,他负有重要责任”。在此基础上,李先念对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做出了“功大于过”的总评价。
可以说,李先念对陈昌浩的评价,坚持了“三要”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来源于《北京日报》,作者:刘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