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撰文《想象5000万人超级城市》，该文建议中国建设20座左右的超级大城市，每座城市5000万人，80％的中国人口因此而能够集中居住在大城市中。
　　谢先生认为，发展20座左右的超级大城市是保证中国克服环境污染、水资源匮乏、就业不充分等瓶颈，缓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多重挑战。
　　此文一出，顿时引来关注无数。1997年，谢国忠成功预测香港楼市大跌及中国经济走向通缩，2004年以来，他开始关注中国房地产市场，认为上海楼市将崩溃，2006年底时他又公开批评中国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
　　这一次他的观点又正确了吗?
　　
　　城市化不等于超级大城市化
　　
　　在《想象5000万人超级城市》中，谢指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五大障碍：全球贸易环境恶化、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生态成本、人为压低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巨额贸易顺差加剧贸易争端以及房地产价格过高。
　　而大城市具有“人均收入一般比中小城市更高”、“城市越大，失业率越低”等规模经济效应，据此谢认为，超级大城市在治理污染、水资源匮乏、就业不充分三方面有着明显优势，并建议中央政府建立类似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的全国性机构，为低收入者提供低价房产。最后，文章认为“如果中国从一开始就按照5000万人口的规模来规划超级大城市，就可以避免多数城市病”。
　　但一个致命的问题在于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也许一个城市人口从500万迈向1000万甚至1500万的确为规模经济效应提供基础，但当这个城市的人口从2000万迈向3000万、4000万甚至是5000万时，这种规模经济效应还能存在吗?事实上很难讲。
　　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名词叫边际效用，边际效用一开始会上升，但随着规模的增长，边际效用会逐渐下降甚至是负值，城市的规模效应一样适用这一原则。
　　近年来，中国正在掀起一股“城镇化”热潮，短短几年时间中，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从原先的不足20％骤然增长到45％左右，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接近6亿人口是生活在城市及城镇中的。
　　具体到这6亿居民中，居住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的数量在2．5～3亿左右，其余3-3．5亿人生活在100万以下人口的城市(主要是小城镇)中。有关数据表明，目前我们的大城市发展水平依然不高：1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集中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8个百分点，比德国低30个百分点。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必须走超级大城市之路，把10亿人口集中到20个大城市中去。为什么呢?有以下原因：
　　第一，我国非城市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地区间文化、环境等差别很大。我国现有的非城市人口仍然高达8亿以上，分散于差别甚大的广阔区域之中，东西部、南方与北方在生活习惯、文化理念等方面极为不同。
　　第二，不存在5000万人口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至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座城市人口达到5000万，最大的城市东京人口也不过3500万而已，5000万人的城市还只停留在人的印象之中，是为一；城市越大，收入越高不假，但大城市里地产价格高得惊人，以纽约为例，40％～50％在纽约工作的人买不起市区的房子只能住在郊区甚至是其它州，是为二；大城市未必一定会带来高就业率，城市就业率只与这个城市的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有关。巴西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城市化浪潮，大量居民拥入城市，但因为工业并未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导致就业竞争极其激烈，大量居民失业便是例证，是为三；盲目的大城市化会产生大量的城市贫民，享受不到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犯罪率也大大提高。上世纪90年代，纽约有将近1／4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里；印度孟买1600万人口中，60％居住在仅占城市土地面积1／10的贫民区和路边的简陋建筑中，贫民窟已经成为这个世界著名港口城市以及印度经济中心城市的最大特色，是为四。
　　第三，过度城市化会衍生许多“大城市病”，污染未必能够缓解、水资源问题未必能够改善。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就此专门指出，我国城市化面临着四大问题：一是水资源、土地资源的短缺。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和耕地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东南沿海地区，人均占有耕地只有六七分，还要不断大量拥入人口，人口多资源少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矛盾；二是一些城市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修建大广场、政府大楼等，但是城市基础设施跟不上，供热、供水、排水、排污设施都很差；三是城市缺乏特色，千城一面，在城市建设中对历史建筑破坏严重，一些地方领导一上任就对城市进行大拆大建，有的只有10年历史的建筑就被拆掉重建；四是一些大城市的规模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等城市病已经出现。
　　具体到谢国忠曾专门提及的汽车废气问题，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对汽车的政策并不一致，例如北京对私人购买汽车基本没有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长了汽车废气排放量，加大了污染治理成本。此外，交通拥堵也是一个极为头痛的问题，曼谷便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曼谷是一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交通拥堵之严重甚至使得3个月内就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汽车中分娩，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可想而知。
　　第四，超级大城市的存在只会提高而不会降低房产价格。因为人口数量众多，大城市居民对房产的需求要远高于中小城市；因为人均收入高于中小城市，大城市居民的收入要远高于中小城市，购买力非常强；但从供给角度看，大城市的土地资源有限，可供出售的房屋数量必然有限。
　　那么，可以想象的房产供求格局将是：供给有限但需求强劲增长，这远非政府设立一个类似Fannie Mae的机构能够解决的，超级大城市(如果有的话)房产价格不涨才怪呢。退一步讲，我们分析全球所有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哪个城市的房产价格下降了?即使是美国的纽约或芝加哥也不例外，要知道，美国是有FannieMae的。
　　
　　正确答案
　　
　　本质上看，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社会分工直接相关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可以自给自足，离群索居也能生存。但18世纪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类需要群居，城市因此而快速发展起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是：工业化决定着城市化，城市化对工业化有—定的促进作用。
　　今天这一规律依然成立，一个国家城市化的水平必须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换句话说，城市化只是这个国 家经济发展结果的集中体现。但是，我们不能把城市化甚至是超级大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一条道路。
　　从另一方面看，目前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已是非常之高：上海浦西人口密度为3．7万人／平方公里，北京和广州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4万人／平方公里和13万人／平方公里，而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东京只有1．3万人／平方公里，其余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的人口密度最多也只有8500人，平方公里，显然，靠提高人口密度而建立20座5000万人的超级大城市之路很可能已经脱离了创新思路的范畴，是不可行的。
　　过去数年里，中国政府所推行的“小城镇化”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不足20％提升到如今的45％，如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小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小城市群便是其成果的集中体现。但是，发展小城镇也有比较大的问题：其一是小城镇的城市化成本比较高。据测算，同样的成本在大城市可以吸纳6～8个非城市人口，而在小城镇则只能吸纳1个，这种高成本恰恰阻碍了城市化，使得有些人宁可居住在农村，也不愿进入小城镇；其二是小城镇的城市功能往往残缺不全(例如没有上下水系统)，就业机会有限；其三是小城镇对资源的消耗也比较大，最主要体现在土地资源的消耗上。因此，单纯靠“小城镇化”无力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也许，以大城市为核心，走城市群之路，是目前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答案。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其中心是某一特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周围建有大量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实现优势互补及功能配合，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上下游链条，降低生产配套成本。
　　在这样的城市化体系中，任何一个地区或者区域都有其中心城市，都有核心产业；中心城市辐射到周边更小的城市及城镇，形成城市群。目前的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便是城市群的其中体现。
　　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发展之路，有诸多好处。一是既可以就近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又能够降低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防止人口出现大范围的迁移；二是有利于提高就业，城市群中包括许多下一级的中小城市，产业链比较完善，相比于单一的超级大城市模式，增加就业率的功能要强许多；三是因为降低了单个城市的规模，出现“大城市病”的机率也就大大降低了；四是相比于超级大城市的模式，城市群模式对房价的影响要小一些。
　　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所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三大主要城市广州、上海、北京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是1．8％、4．6％、2．5％，而纽约、东京、伦敦、首尔的GDP分别占全国的24％、26％、22％和26％。由此可见，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达国家城市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大城市依然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中国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区、长三角区、环渤海区)的GDP占全国份额只有38％，这一比例仍低于美国、日本。从这个意义讲，中国的城市群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长。
　　尽管中国的城市群与经济圈建设还有许多不足，但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现实的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