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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它把更聪明的人聚集起来，为他们提供更便利的交流，更多创新的资源。城市人口的数量与其经济活力直接相关。
但当北上广这样的传统一线城市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市场逐渐饱和、生活环境日趋恶劣的时候，一些“新一线”城市开始为公司以及公司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创意发源地。
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从大公司、大品牌和公司人等3个主要维度调查了中国400个城市，最终根据商业繁荣程度与商业魅力对中国城市进行了重新分级。成都、武汉、沈阳、厦门等15个城市被划分为新一线城市，无论对于大公司、大品牌还是公司人，它们都意味着中国未来最值得把握的机会。
2014年及之后每年，我们将会根据这些城市在当年的数据表现，保持对中国新一线城市名单的更新。此外，我们还将与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推出新一线城市的更多排名，如最适合创业城市排名、人才吸引力排名、城市辐射力排名等，从不同维度去发现城市的魅力。
今年我们首先推出的是新一线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
关心城市，就是关心那些居住其中的人们，那些让城市变得更有活力、更富创造性的人们。是人，不是建筑，组成了真正的城市。
因此，在“新一线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的调查中，我们站在“人”的角度来考虑构建一座城市“吸引力”的因素。那些更吸引优秀人才的城市，不仅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且还能提供更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只有那些人们愿意留下来居住、生活的城市才会充满魅力，成为更优秀的人才未来的目的地。
在这次的排名中，《第一财经周刊》根据2013年新一线城市榜单，截取了排名前50的城市，然后从人才吸引力这个维度对50个城市重新排名。
我们搜集整理了这50个城市的高校数量、毕业生人才储备数量、时尚品牌入驻数量、人均收入、社保上下限、薪酬以及环境等，设置了8个细分指标。为了让我们的排名更加科学，在《第一财经周刊》本身所做的调查之外，我们也引入了与人才相关的各专业领域的数据合作伙伴，它们包括，中国领先的整体招聘解决方案提供商科锐国际、中国最大的本地生活信息及交易服务平台大众点评网、中国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前程无忧、中国著名的房地产信息及数据服务提供商克而瑞等。
最终，无锡、大连、成都、苏州、南京、杭州、厦门、重庆、长春、沈阳、昆明、长沙、郑州、东莞、宁波、常州、佛山、天津、珠海、武汉这20个新一线城市脱颖而出，组成了《第一财经周刊》“最具人才吸引力新一线城市TOP 20”榜单。
这些城市大都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它们也都是大公司的战略重点城市，对于人才有着巨大的需求缺口，同时还有更宜居的环境和更便利的生活条件。
为了这些，年轻的公司人们愿意来到这里，并落下脚来，在此工作和生活。而城市也正因此繁荣。
2011年，李永强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把户口从家乡广州迁到了苏州，算是彻底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他是5年前开始在苏州工作的。起初决定去这个城市，是受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传统说法的影响。而他在德国留学时，也已经习惯了中小城市的生活，“德国没有什么大城市。”他担心，北京、上海之类的更大的城市会让自己迷失。同时，因为不想离家太近，自己还年轻，希望能在不同环境中生活，李永强放弃了去珠海的这个选择。
这种看似很个人化的理由，往往成为公司人在选择城市时的关键参考。
这些理由也赋予了每座城市各自的性格。城市的吸引力，最终都会落到个人相关的细节上，无论城市面积多大，发展到什么阶段。
8年前，刚到苏州工业园区湖东区入职博世的时候，李永强看到的是“一片荒凉”。尽管金鸡湖风景优美，他还是打消了在附近买房的念头，住到了靠近市区的地方。很快，他就真正喜欢上了这个城市。“现代化又有古典元素。一年四季都有特产。水果、大闸蟹等等，很有特色。”李永强说。唯一让他担忧的事情，是越来越频繁的雾霾天气。
在《第一财经周刊》针对公司人所做的“城市人才吸引力”调查中，“空气、环境以及水等质量”这一选项是他们在考量城市的最重要因素。
在回答同一份调查中“你最想去工作的城市”这一问题时，北京这个传统一线城市的吸引力仅排在第6位。这一结果和它这两年频繁的雾霾天气有很大关系。这同样影响到了毕业生群体，调查研究与管理咨询公司优兴咨询（Universum）对2014年毕业生就业城市偏好的调研显示，上海取代北京成为大学毕业后最具吸引力的工作城市—尽管来自北京以及北京周边的重点高校占了样本量（全国100所高校）的最大比例。
在选择城市时，公司人第二考量的因素是“薪酬”，“生活是否舒适便利”紧随其后。
根据科锐国际《中国企业2014薪酬涨幅报告》，新一线城市整体薪酬涨幅和传统一线城市持平，均为8.3%。薪酬涨幅排在前5的城市是成都（9.1%）、杭州（8.93%）、苏州（8.93%）、大连（8.1%）和武汉（8.03%）。
高级消费品代理及分销机构俊思集团人力资源副总裁李秀英明显感受到了这一点。从她的招聘经验来看，成都过去5年的人才薪酬涨幅约为50%。俊思集团目前最重视的城市是成都、南京、沈阳、重庆和天津。其中重庆和南京在科锐国际的排名中分列第6和第7位。
快时尚品牌H&M也在不断调整二线城市的薪酬策略。H&M大中华及东南亚区人事经理张志胜告诉《第一财经周刊》，H&M门店员工的起薪原本都是按照一二三线城市划分的，之前一线城市只有北上广深，但杭州的员工不断反馈当地的生活消费成本已经和一线差不多，所以现在杭州的薪资水平也被纳入一线城市体系。
这些城市所能够带来的效率，让这些公司愿意付出更加高昂的人力成本。
2013年新一线城市排名榜首的成都已经被众多大公司列为重点战略城市，比如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成都由于其战略地位和吸引周边消费的影响力代替深圳成为欧莱雅眼中的四座一线城市之一；在联合利华最新的一份城市评估报告里，“北上广成”也取代了“北上广深”。 这也是成都薪酬涨幅领先其他二三线城市的重要原因。而“便利性”—这一在城市里生活的人的最基本需求，成都也提供了不错的选择。
黄懋是考夫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总监。他觉得，在成都，生活和工作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融合。在他看来，一大表现在于上班的路途—他家离公司步行只有六七分钟。他也因此有更多的可以自我掌控的业余时间。而对他来说，这座城市的生活成本压力也不会太大。这座大饭店和“苍蝇馆子”比邻而立的城市，给住在里面的人提供了从低到高的各种消费选择。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茨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提到：“城市是人员和公司之间物理距离的消失。它们代表了接近性、人口密度和亲近性。它们使得我们能够在一起工作和娱乐，其成功取决于实地交流的需要。”
这也正是25岁的王璐决定回到武汉创业的原因。
王璐2011年从英国King’s College毕业回国后先到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以及上海的一家公关公司实习了大半年，之后萌生了把家人收藏茶叶的爱好变成生意的想法。
她觉得，武汉更有发展空间，也更容易成功。“未来会有很多一线城市以及国外的商业模式引进到武汉，如果做得好可以去引导消费者。而且武汉人对各种新东西都很愿意尝试，只要做得好很容易留住顾客。而在北京、上海因为竞争已经很激烈，只有做得最好的才能被人看到，在那里创业的门槛也非常高，风险更大。”王璐选择武汉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有更多的人脉关系。她在英国留学的很多湖北朋友现在都回到武汉发展了，有的接管家族生意，有的像她一样开始创业，也有不少到外资公司去上班。
“当人才都愿意留下来时，这个城市就会变得不一样。”王璐说。
各地政府—城市的管理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发挥积极的作用。它们迫切需要更多的人在规划职业生涯时，能够以自己为目的地。
“政府的政策倾向性比较明显，为了整个带动经济会建立一些产业园，并提供政策扶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万宝盛华集团综合解决方案项目经理夏梦男说，“有一些城市规划，比如成都和西安，IT行业有相应的国家产业园和国家软件园。西安的电子高新区旁边就有大学作为匹配。”
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成都市人才办主任王乾也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从2011年起，成都市委、市政府每年拿出1.2亿元，用于实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培训计划，也就是“成都人才计划”，并搭建创新创业平台。
武汉市政府则希望把人才从传统一线城市吸引回来。2012年，武汉市政府联合科锐国际，针对湖北籍以及曾在武汉学习和工作的人才开展了“楚才回家”项目，并第一次到深圳召开大型招聘会。项目吸引了1500多人到招聘会现场。
苏州市政府自2007年启动“姑苏领军人才”计划，给予符合条件的人才以50万至250万元不等的安家补贴、100万至400万元不等的科研经费等支持，同时还对高层次人才在出入境、医疗、社保、住房、子女入学等多方面予以优惠，并举办各种创业大赛。“政府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加上地理优势，让苏州成为蛮不错的选择。”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亚太区人力资源副总裁Cherry Mak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这些城市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让人才发现自己的独特价值—除了传统一线城市，它们还需要跟其他新一线城市竞争。
“我爱人说，如果我在苏州老城里她可能就不会太支持我了。老城和国内其他城市没什么差别。”李永强说。《第一财经周刊》城市人才吸引力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北上广深，公司人最希望去工作的城市，排在第一的是成都，第二是厦门，然后依次是杭州、苏州、青岛、广州、大连。
所有这些针对人才所做出的努力最终落实到了活跃在城市里的大公司那里—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活力息息相关。越来越多全球500强企业战略布局从传统一线城市转向新一线以及更低级别城市，或者是生产研发方面的转移，或者是销售市场的深入。
艾默生目前在中国有4个生产中心，其中两个在苏州，一个在沈阳。在研发方面，有两个大的服务平台，一个在苏州，另外一个在西安。宜家这两年的开店计划基本都在新一线城市，2013年7月宁波商场开业之后，今年3月重庆商场正式营业，正在筹备的是武汉商场，预计年内也会开张，接下来就是杭州和西安。洲际也正是看中了新一线城市的潜力，在2012年提出未来3到5年在中国的酒店数量翻番的扩张计划。而代理多个知名奢侈品牌的香港俊思集团，在2012年沈阳新开的市府恒隆广场一口气开了9家店，同时在天津新开的银河国际购物中心开了6家店。此前俊思只在上海、北京和广州有办公室，这两年在沈阳和天津也成立了新办公室。
万宝盛华、科锐国际这样的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最近两三年接到大公司在新一线城市的招聘需求也明显增多，它们索性在当地开设了分公司，更方便服务客户。
这些大公司和品牌在新市场的扩张一方面创造了人才需求，另一方面也让人才的争夺变得激烈。
在中国市场快速扩张的服装品牌GAP正处于这种人才竞争中。“每年我们要招几千人，未来几年还会再翻一倍甚至两倍，也就是相当于每天都要招十几个人才能满足我们在中国的门店扩张速度，”GAP大中华区总裁Jeff Kirwan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所以我们的人力资源部门要不停地找区域经理、地区经理、存货管理经理等等，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了应对人才的挑战，GAP开始花大力气做人才培训。他们从2013年开始推出牛仔专家培训，从中国的15家重点店铺每家挑选两名最好的店员送到上海做牛仔专家培训。然后这30名店员再回到店铺以及所在城市的其他店铺做培训。类似的培训还有男装专家、女装专家、丹宁专家等—系列产品培训课程。
俊思集团的人才计划名为“Top Gun”（先锋计划），这个计划针对的是第一次进入的城市，或者进驻历史比较短的城市，一些在传统一线城市比较有经验的运营同事到这些城市辅导新店开业，对店长会进行一对一的Mentor（学长）搭配，通过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帮助让这些新店长适应工作流程、了解公司文化以及品牌。 不同品牌对店员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时尚品牌Paul Smith的特点是它的产品线特别广，有成衣、定制西服，也有休闲装、配饰，所以需要销售员有能力了解这些产品线；而美国时尚品牌Juicy Couture需要店员给顾客带来一种美国加州女孩的热情；拉夫·劳伦集团旗下都市时尚品牌Club Monaco则需要店员有很强的搭配能力以及很强的时尚敏感度。从今年开始，俊思集团也将推行为期18个月的管培生项目培养店铺主管。一些从新一线城市高校毕业的学生到上海和北京培训，在不同的品牌和岗位上轮岗。
这些，最终都成为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竞争力的一部分。以前，出于公司发展的需要，传统一线城市公司人往往是被公司委派到新一线城市。现在则更多出于自愿选择，出发点是自我需求。
就像上海适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CEO应武为对《第一财经周刊》所说的，“我们在人才上已经经历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过去新进入一个新一线城市基本都是被迫‘空降’，现在一线城市员工看到品牌在其他城市的快速发展，更愿意主动去寻求机会。”上海适达餐饮是冰激凌品牌DQ（冰雪皇后）在中国的最大经销商，目前在中国有400多家店，大约占了DQ中国80%的市场份额。
宜家一般在新商场开业前18个月进行内外部招聘，宜家零售中国招聘经理陆轶雯说，现在申请去新一线城市的员工比以前多了，比如武汉商场招聘的信息刚在公司内部发布，深圳一名员工就提出申请想要回到家乡工作。
“一般来说，那些原本大量产出外出务工人员的城市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旦我们在当地开酒店会吸引很多原先在大城市工作的人才回流到家乡，这也是我们‘锦鲤还乡’项目成功的一大因素。小城市相对来说生活成本较低，更方便照顾父母子女，而且竞争不那么激烈，晋升机会更多。”苏州洲际酒店总经理郭俊烃对《第一财经周刊》说，那些离北上广等大城市近的新一线城市容易吸引一些愿意就近迁置的大城市人才，比如苏州就有很多上海人愿意到当地工作。相对来说，纯旅游度假型城市就比较难招聘人才，例如三亚。
但不同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人才问题不一样。比如对于很早就进入新一线城市的艾默生来说，公司人才结构中已经体现出了不同的城市人才特质。“苏州研发中心的员工已经比较成熟；西安很多都是校园招聘，目前还比较年轻化；沈阳人才的流动已经趋于稳定，通常招聘数量不会太多。”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亚太区人力资源副总裁Cherry Mak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黄懋的公司所在地是成都的红星路。这些年来，除了不断地挖路改造，这段道路也开始进驻许多外资企业。在黄懋看来，这些外资企业的到来也给城市注入了新的变化。
当初让他在拿到德国开姆尼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后选择成都的两大原因，一个是成都是他的家乡，另一个是“成都比许多欧洲国家更有发展潜力”。
“传统一线城市公司人选择新一线城市的普遍规律是家乡所在地，”科锐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高级业务总监曾诚说，“或者是在当地读过大学。但也不排除和某个城市没有任何关系，单纯喜欢的。但这样的案例非常少。除此之外，愿意到新一线城市的公司人都更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李永强对此也有切身体会，作为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底盘控制系统中国区被动安全工程部高级经理，他最近面试的新员工越来越多来自上海。他也会提出“为什么想来苏州”的疑问，大多数人的答案是“苏州现在的机会并不比上海差”。
2010年12月，洲际酒店苏州店在金鸡湖附近开张。郭俊烃也从上海搬到了苏州，他是上海人。最初决定来苏州是因为靠近上海，接受上海的辐射比较多，同时，它又是一座有自己文化底蕴的城市。更重要的是，作为新兴的城市，在这里的职业发展瓶颈比较小。在4年的时间里，郭俊烃晋升到了苏州洲际酒店总经理。他觉得苏州这些年的发展不仅仅是旅游层面，还包括商务层面，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国际五星级酒店来到苏州。
公司的扩张，除了带来更多的机会，也使得人们能够享受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一些原本被认为乏味的城市变得更有吸引力。
从2013年开始，宋晓萌身边有不少朋友或者大学同学从之前的传统一线城市回到了沈阳，并且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宋晓萌现在是腾讯大辽网女性网频道编辑。她原本只是想把沈阳作为毕业后的一个过渡，现在已经打算在沈阳结婚生子了。她觉得沈阳近几年发展变化特别快，高端购物中心、电影院、咖啡馆、演出等都比以前多多了。“从生活感觉上，并没有和一线城市差太多。”
李永强也很享受自己在苏州的生活。最近，他越来越频繁地接到猎头的电话，经常是苏州附近的昆山、张家港等城市的工作机会，当然也包括上海。他并不拒绝这些机会，但他考虑最多的是“值不值得”，所谓的性价比也就是能否满足他“工作的时候工作，休息的时候休息”的生活方式。
现在，他住在工业园区湖东区附近，上班开车只需要10分钟。不用工作的时候，他去由园林改造的公园休息，去苏州周边的景点游览，如果天气好，他还会去金鸡湖周围跑步，一口气跑上十几公里。
它把更聪明的人聚集起来，为他们提供更便利的交流，更多创新的资源。城市人口的数量与其经济活力直接相关。
但当北上广这样的传统一线城市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市场逐渐饱和、生活环境日趋恶劣的时候，一些“新一线”城市开始为公司以及公司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创意发源地。
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从大公司、大品牌和公司人等3个主要维度调查了中国400个城市，最终根据商业繁荣程度与商业魅力对中国城市进行了重新分级。成都、武汉、沈阳、厦门等15个城市被划分为新一线城市，无论对于大公司、大品牌还是公司人，它们都意味着中国未来最值得把握的机会。
2014年及之后每年，我们将会根据这些城市在当年的数据表现，保持对中国新一线城市名单的更新。此外，我们还将与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推出新一线城市的更多排名，如最适合创业城市排名、人才吸引力排名、城市辐射力排名等，从不同维度去发现城市的魅力。
今年我们首先推出的是新一线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
关心城市，就是关心那些居住其中的人们，那些让城市变得更有活力、更富创造性的人们。是人，不是建筑，组成了真正的城市。
因此，在“新一线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的调查中，我们站在“人”的角度来考虑构建一座城市“吸引力”的因素。那些更吸引优秀人才的城市，不仅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且还能提供更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只有那些人们愿意留下来居住、生活的城市才会充满魅力，成为更优秀的人才未来的目的地。
在这次的排名中，《第一财经周刊》根据2013年新一线城市榜单，截取了排名前50的城市，然后从人才吸引力这个维度对50个城市重新排名。
我们搜集整理了这50个城市的高校数量、毕业生人才储备数量、时尚品牌入驻数量、人均收入、社保上下限、薪酬以及环境等，设置了8个细分指标。为了让我们的排名更加科学，在《第一财经周刊》本身所做的调查之外，我们也引入了与人才相关的各专业领域的数据合作伙伴，它们包括，中国领先的整体招聘解决方案提供商科锐国际、中国最大的本地生活信息及交易服务平台大众点评网、中国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前程无忧、中国著名的房地产信息及数据服务提供商克而瑞等。
最终，无锡、大连、成都、苏州、南京、杭州、厦门、重庆、长春、沈阳、昆明、长沙、郑州、东莞、宁波、常州、佛山、天津、珠海、武汉这20个新一线城市脱颖而出，组成了《第一财经周刊》“最具人才吸引力新一线城市TOP 20”榜单。
这些城市大都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它们也都是大公司的战略重点城市，对于人才有着巨大的需求缺口，同时还有更宜居的环境和更便利的生活条件。
为了这些，年轻的公司人们愿意来到这里，并落下脚来，在此工作和生活。而城市也正因此繁荣。
2011年，李永强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把户口从家乡广州迁到了苏州，算是彻底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他是5年前开始在苏州工作的。起初决定去这个城市，是受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传统说法的影响。而他在德国留学时，也已经习惯了中小城市的生活，“德国没有什么大城市。”他担心，北京、上海之类的更大的城市会让自己迷失。同时，因为不想离家太近，自己还年轻，希望能在不同环境中生活，李永强放弃了去珠海的这个选择。
这种看似很个人化的理由，往往成为公司人在选择城市时的关键参考。
这些理由也赋予了每座城市各自的性格。城市的吸引力，最终都会落到个人相关的细节上，无论城市面积多大，发展到什么阶段。
8年前，刚到苏州工业园区湖东区入职博世的时候，李永强看到的是“一片荒凉”。尽管金鸡湖风景优美，他还是打消了在附近买房的念头，住到了靠近市区的地方。很快，他就真正喜欢上了这个城市。“现代化又有古典元素。一年四季都有特产。水果、大闸蟹等等，很有特色。”李永强说。唯一让他担忧的事情，是越来越频繁的雾霾天气。
在《第一财经周刊》针对公司人所做的“城市人才吸引力”调查中，“空气、环境以及水等质量”这一选项是他们在考量城市的最重要因素。
在回答同一份调查中“你最想去工作的城市”这一问题时，北京这个传统一线城市的吸引力仅排在第6位。这一结果和它这两年频繁的雾霾天气有很大关系。这同样影响到了毕业生群体，调查研究与管理咨询公司优兴咨询（Universum）对2014年毕业生就业城市偏好的调研显示，上海取代北京成为大学毕业后最具吸引力的工作城市—尽管来自北京以及北京周边的重点高校占了样本量（全国100所高校）的最大比例。
在选择城市时，公司人第二考量的因素是“薪酬”，“生活是否舒适便利”紧随其后。
根据科锐国际《中国企业2014薪酬涨幅报告》，新一线城市整体薪酬涨幅和传统一线城市持平，均为8.3%。薪酬涨幅排在前5的城市是成都（9.1%）、杭州（8.93%）、苏州（8.93%）、大连（8.1%）和武汉（8.03%）。
高级消费品代理及分销机构俊思集团人力资源副总裁李秀英明显感受到了这一点。从她的招聘经验来看，成都过去5年的人才薪酬涨幅约为50%。俊思集团目前最重视的城市是成都、南京、沈阳、重庆和天津。其中重庆和南京在科锐国际的排名中分列第6和第7位。
快时尚品牌H&M也在不断调整二线城市的薪酬策略。H&M大中华及东南亚区人事经理张志胜告诉《第一财经周刊》，H&M门店员工的起薪原本都是按照一二三线城市划分的，之前一线城市只有北上广深，但杭州的员工不断反馈当地的生活消费成本已经和一线差不多，所以现在杭州的薪资水平也被纳入一线城市体系。
这些城市所能够带来的效率，让这些公司愿意付出更加高昂的人力成本。
2013年新一线城市排名榜首的成都已经被众多大公司列为重点战略城市，比如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成都由于其战略地位和吸引周边消费的影响力代替深圳成为欧莱雅眼中的四座一线城市之一；在联合利华最新的一份城市评估报告里，“北上广成”也取代了“北上广深”。 这也是成都薪酬涨幅领先其他二三线城市的重要原因。而“便利性”—这一在城市里生活的人的最基本需求，成都也提供了不错的选择。
黄懋是考夫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总监。他觉得，在成都，生活和工作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融合。在他看来，一大表现在于上班的路途—他家离公司步行只有六七分钟。他也因此有更多的可以自我掌控的业余时间。而对他来说，这座城市的生活成本压力也不会太大。这座大饭店和“苍蝇馆子”比邻而立的城市，给住在里面的人提供了从低到高的各种消费选择。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茨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提到：“城市是人员和公司之间物理距离的消失。它们代表了接近性、人口密度和亲近性。它们使得我们能够在一起工作和娱乐，其成功取决于实地交流的需要。”
这也正是25岁的王璐决定回到武汉创业的原因。
王璐2011年从英国King’s College毕业回国后先到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以及上海的一家公关公司实习了大半年，之后萌生了把家人收藏茶叶的爱好变成生意的想法。
她觉得，武汉更有发展空间，也更容易成功。“未来会有很多一线城市以及国外的商业模式引进到武汉，如果做得好可以去引导消费者。而且武汉人对各种新东西都很愿意尝试，只要做得好很容易留住顾客。而在北京、上海因为竞争已经很激烈，只有做得最好的才能被人看到，在那里创业的门槛也非常高，风险更大。”王璐选择武汉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有更多的人脉关系。她在英国留学的很多湖北朋友现在都回到武汉发展了，有的接管家族生意，有的像她一样开始创业，也有不少到外资公司去上班。
“当人才都愿意留下来时，这个城市就会变得不一样。”王璐说。
各地政府—城市的管理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发挥积极的作用。它们迫切需要更多的人在规划职业生涯时，能够以自己为目的地。
“政府的政策倾向性比较明显，为了整个带动经济会建立一些产业园，并提供政策扶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万宝盛华集团综合解决方案项目经理夏梦男说，“有一些城市规划，比如成都和西安，IT行业有相应的国家产业园和国家软件园。西安的电子高新区旁边就有大学作为匹配。”
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成都市人才办主任王乾也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从2011年起，成都市委、市政府每年拿出1.2亿元，用于实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培训计划，也就是“成都人才计划”，并搭建创新创业平台。
武汉市政府则希望把人才从传统一线城市吸引回来。2012年，武汉市政府联合科锐国际，针对湖北籍以及曾在武汉学习和工作的人才开展了“楚才回家”项目，并第一次到深圳召开大型招聘会。项目吸引了1500多人到招聘会现场。
苏州市政府自2007年启动“姑苏领军人才”计划，给予符合条件的人才以50万至250万元不等的安家补贴、100万至400万元不等的科研经费等支持，同时还对高层次人才在出入境、医疗、社保、住房、子女入学等多方面予以优惠，并举办各种创业大赛。“政府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加上地理优势，让苏州成为蛮不错的选择。”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亚太区人力资源副总裁Cherry Mak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这些城市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让人才发现自己的独特价值—除了传统一线城市，它们还需要跟其他新一线城市竞争。
“我爱人说，如果我在苏州老城里她可能就不会太支持我了。老城和国内其他城市没什么差别。”李永强说。《第一财经周刊》城市人才吸引力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北上广深，公司人最希望去工作的城市，排在第一的是成都，第二是厦门，然后依次是杭州、苏州、青岛、广州、大连。
所有这些针对人才所做出的努力最终落实到了活跃在城市里的大公司那里—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经济活力息息相关。越来越多全球500强企业战略布局从传统一线城市转向新一线以及更低级别城市，或者是生产研发方面的转移，或者是销售市场的深入。
艾默生目前在中国有4个生产中心，其中两个在苏州，一个在沈阳。在研发方面，有两个大的服务平台，一个在苏州，另外一个在西安。宜家这两年的开店计划基本都在新一线城市，2013年7月宁波商场开业之后，今年3月重庆商场正式营业，正在筹备的是武汉商场，预计年内也会开张，接下来就是杭州和西安。洲际也正是看中了新一线城市的潜力，在2012年提出未来3到5年在中国的酒店数量翻番的扩张计划。而代理多个知名奢侈品牌的香港俊思集团，在2012年沈阳新开的市府恒隆广场一口气开了9家店，同时在天津新开的银河国际购物中心开了6家店。此前俊思只在上海、北京和广州有办公室，这两年在沈阳和天津也成立了新办公室。
万宝盛华、科锐国际这样的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最近两三年接到大公司在新一线城市的招聘需求也明显增多，它们索性在当地开设了分公司，更方便服务客户。
这些大公司和品牌在新市场的扩张一方面创造了人才需求，另一方面也让人才的争夺变得激烈。
在中国市场快速扩张的服装品牌GAP正处于这种人才竞争中。“每年我们要招几千人，未来几年还会再翻一倍甚至两倍，也就是相当于每天都要招十几个人才能满足我们在中国的门店扩张速度，”GAP大中华区总裁Jeff Kirwan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所以我们的人力资源部门要不停地找区域经理、地区经理、存货管理经理等等，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了应对人才的挑战，GAP开始花大力气做人才培训。他们从2013年开始推出牛仔专家培训，从中国的15家重点店铺每家挑选两名最好的店员送到上海做牛仔专家培训。然后这30名店员再回到店铺以及所在城市的其他店铺做培训。类似的培训还有男装专家、女装专家、丹宁专家等—系列产品培训课程。
俊思集团的人才计划名为“Top Gun”（先锋计划），这个计划针对的是第一次进入的城市，或者进驻历史比较短的城市，一些在传统一线城市比较有经验的运营同事到这些城市辅导新店开业，对店长会进行一对一的Mentor（学长）搭配，通过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帮助让这些新店长适应工作流程、了解公司文化以及品牌。 不同品牌对店员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时尚品牌Paul Smith的特点是它的产品线特别广，有成衣、定制西服，也有休闲装、配饰，所以需要销售员有能力了解这些产品线；而美国时尚品牌Juicy Couture需要店员给顾客带来一种美国加州女孩的热情；拉夫·劳伦集团旗下都市时尚品牌Club Monaco则需要店员有很强的搭配能力以及很强的时尚敏感度。从今年开始，俊思集团也将推行为期18个月的管培生项目培养店铺主管。一些从新一线城市高校毕业的学生到上海和北京培训，在不同的品牌和岗位上轮岗。
这些，最终都成为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竞争力的一部分。以前，出于公司发展的需要，传统一线城市公司人往往是被公司委派到新一线城市。现在则更多出于自愿选择，出发点是自我需求。
就像上海适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CEO应武为对《第一财经周刊》所说的，“我们在人才上已经经历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过去新进入一个新一线城市基本都是被迫‘空降’，现在一线城市员工看到品牌在其他城市的快速发展，更愿意主动去寻求机会。”上海适达餐饮是冰激凌品牌DQ（冰雪皇后）在中国的最大经销商，目前在中国有400多家店，大约占了DQ中国80%的市场份额。
宜家一般在新商场开业前18个月进行内外部招聘，宜家零售中国招聘经理陆轶雯说，现在申请去新一线城市的员工比以前多了，比如武汉商场招聘的信息刚在公司内部发布，深圳一名员工就提出申请想要回到家乡工作。
“一般来说，那些原本大量产出外出务工人员的城市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旦我们在当地开酒店会吸引很多原先在大城市工作的人才回流到家乡，这也是我们‘锦鲤还乡’项目成功的一大因素。小城市相对来说生活成本较低，更方便照顾父母子女，而且竞争不那么激烈，晋升机会更多。”苏州洲际酒店总经理郭俊烃对《第一财经周刊》说，那些离北上广等大城市近的新一线城市容易吸引一些愿意就近迁置的大城市人才，比如苏州就有很多上海人愿意到当地工作。相对来说，纯旅游度假型城市就比较难招聘人才，例如三亚。
但不同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人才问题不一样。比如对于很早就进入新一线城市的艾默生来说，公司人才结构中已经体现出了不同的城市人才特质。“苏州研发中心的员工已经比较成熟；西安很多都是校园招聘，目前还比较年轻化；沈阳人才的流动已经趋于稳定，通常招聘数量不会太多。”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亚太区人力资源副总裁Cherry Mak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黄懋的公司所在地是成都的红星路。这些年来，除了不断地挖路改造，这段道路也开始进驻许多外资企业。在黄懋看来，这些外资企业的到来也给城市注入了新的变化。
当初让他在拿到德国开姆尼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后选择成都的两大原因，一个是成都是他的家乡，另一个是“成都比许多欧洲国家更有发展潜力”。
“传统一线城市公司人选择新一线城市的普遍规律是家乡所在地，”科锐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高级业务总监曾诚说，“或者是在当地读过大学。但也不排除和某个城市没有任何关系，单纯喜欢的。但这样的案例非常少。除此之外，愿意到新一线城市的公司人都更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李永强对此也有切身体会，作为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底盘控制系统中国区被动安全工程部高级经理，他最近面试的新员工越来越多来自上海。他也会提出“为什么想来苏州”的疑问，大多数人的答案是“苏州现在的机会并不比上海差”。
2010年12月，洲际酒店苏州店在金鸡湖附近开张。郭俊烃也从上海搬到了苏州，他是上海人。最初决定来苏州是因为靠近上海，接受上海的辐射比较多，同时，它又是一座有自己文化底蕴的城市。更重要的是，作为新兴的城市，在这里的职业发展瓶颈比较小。在4年的时间里，郭俊烃晋升到了苏州洲际酒店总经理。他觉得苏州这些年的发展不仅仅是旅游层面，还包括商务层面，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国际五星级酒店来到苏州。
公司的扩张，除了带来更多的机会，也使得人们能够享受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一些原本被认为乏味的城市变得更有吸引力。
从2013年开始，宋晓萌身边有不少朋友或者大学同学从之前的传统一线城市回到了沈阳，并且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宋晓萌现在是腾讯大辽网女性网频道编辑。她原本只是想把沈阳作为毕业后的一个过渡，现在已经打算在沈阳结婚生子了。她觉得沈阳近几年发展变化特别快，高端购物中心、电影院、咖啡馆、演出等都比以前多多了。“从生活感觉上，并没有和一线城市差太多。”
李永强也很享受自己在苏州的生活。最近，他越来越频繁地接到猎头的电话，经常是苏州附近的昆山、张家港等城市的工作机会，当然也包括上海。他并不拒绝这些机会，但他考虑最多的是“值不值得”，所谓的性价比也就是能否满足他“工作的时候工作，休息的时候休息”的生活方式。
现在，他住在工业园区湖东区附近，上班开车只需要10分钟。不用工作的时候，他去由园林改造的公园休息，去苏州周边的景点游览，如果天气好，他还会去金鸡湖周围跑步，一口气跑上十几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