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仔细阅读《瓦尔登湖》或者《森林生活》，你就会发现，梭罗其实并没有打算让他的小屋成为孤独的隐居地，尽管他的追随者和批评者们往往都误解了这一点。那里更像是一位作家的工作室，而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城堡。
　　梭罗在湖边居住的时候，经常拜访康科德的家人和朋友，并在瓦尔登招待客人。凿冰者、伐木工人、垂钓者、船夫，甚至是喧嚣的火车，都如同那里的湖泊、树林和野生动物，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隐退到瓦尔登湖畔的小屋，是为了在城市之外寻找一处安静之所用于写作，并且“从容不迫地生活，仅仅面对人生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能学会人生教我的东西，以免直到临死时，才发现自己没有生活过”。

湖泊科学家

　　梭罗的小屋实验，也是对爱默生倡导的超验哲学的一次实践。
　　在爱默生看来，自然是神性的化身，是一种以诗意的、类似宗教的抽象语言进行描述的审美理想;而沉思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寻求更深层次心灵教育的途径。爱默生认为，自然是“一切与我们分离的东西，哲学就是将它们区分为‘我’与‘非我’”和“不为人所改变的本质，诸如空间、空气、河流、树叶”。
　　梭罗的观点相较爱默生，更直接地扎根于物質现实。他的作品是艺术审美和科学观察的完美结合。梭罗在日记中，记录了周遭环境的微小细节：从树桩上的年轮数，到湖面上闪闪发亮的黑色甲虫的旋转。

　　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冰层上钻了100多个洞，绘制出了第一张美国湖床地图。

　　后人关于梭罗的论述，更多地关注他作为哲学家与诗人的一面，而作为一位自然主义者的一面，则鲜有人提及。留存下来的1837年至1861年间的日记中，梭罗记录了他对自然的详尽观察。如果他没有在44岁时因肺病去世，这些自然史记录很可能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文本。梭罗本人似乎也这么认为。1862年去世的两个月前，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活着，我应该会有很多关于自然历史的报告。”
　　1846年冬日，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冰层上钻了100多个洞，绘制出了第一张美国湖床地图，并确定了瓦尔登湖的最深处—位于湖湾附近的西部湖床盆地。
　　1860年8月，他把温度计装进密封的瓶子里，以测量湖水在垂直方向的分层情况。这是人类对湖水热分层现象的第一次正式分析。梭罗对上下水层之间的温差感到惊讶，并推测这可能对当地鱼类带来一定影响。他写道，“这个湖里的鱼能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水温”，“它们可以在几分钟内下沉到湖底以体验冬季，几分钟内再上浮到水面来感受夏季。上下水层之间的温度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鱼类分布”。
　　1939年8月，湖泊生态学家埃德·迪维（Ed Deevey）在一艘小船上做了类似的测量，并证实了梭罗的报告。他发现距离水面15英尺（5米）的地方，水温约79华氏度（26摄氏度），而湖底附近，水温下降至41华氏度（5摄氏度）。迪维在《生物学季刊》中写道，梭罗的好奇心“在转向湖泊时是颇具成效的”，并称梭罗为美国湖沼学家或湖泊科学家第一人。
　　还有一些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梭罗的观察数据。波士顿大学生态学家理查德·普里马克（Richard Primack）将他最近观察到的瓦尔登湖的融冰日期、开花日期和其他春季迹象，与梭罗在日记中记录的日期进行比较。数据表明，自19世纪以来，气候变化使得冰盖季节缩短了几个星期。普里马克根据这一研究成果，出版了著作《瓦尔登变暖》（Walden Warming）。

　　氮污染和气候变暖的叠加效应，似乎直接促使了浮游藻类暴发。

　　梭罗于1854年写下的一篇日记，还让一位生物物理学家颇受打击。1970年，查尔斯·麦库琴（Charles McCutchen）在当地的一条小溪旁，注意到水面上有一条类似于细线的东西，它顺着水流方向波动。经过仔细研究，他发现这是一条瞬间形成的纹理，是由水面薄膜自身的向内折叠形成的。他把这一发现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不久，另一位研究者指出，梭罗已经描述过同样的现象，准确且更富诗意。
　　梭罗写道：“这很有趣，可以区分不同的表面，这里破碎成波、闪耀着光芒，而那里平顺娴静、波澜不惊。我在一处看到一条锐利而清晰的细线，像是水面上的蛛网，像是轻微凸起的细缝。”

遇到麻烦的瓦尔登湖

　　自梭罗时代以来，瓦尔登湖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许这会让梭罗和爱默生不再喜欢它：水岸上挤满了游泳者，虽然水还很清澈，但淡淡的绿色调警示着人们，它可能遇到了麻烦。
　　美国地质调查局在2001年发表的分析报告表明，游泳者偷偷释放的尿液，使得该湖泊夏季的磷含量增加了一倍。磷的元素符号是字母“P”，它是细胞膜、储能分子和基因所必须的结构原子。因此，它几乎是世界食物网中的一种通用货币。所有生物，包括我们自己，都会通过食物摄取磷，通过排泄物释放磷，而另一些有机体再对生物排泄物中的磷做进一步的利用。
　　在瓦尔登湖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现已扮演了一个全新角色—藻类所需尿磷的主要来源。
　　20世纪以降，喜磷物种一直主导着浮游藻类生物群落。这是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玛乔丽·温克勒（Marjorie Winkler）于1979年、生态学家德特·科斯特（Dorte Koster）及其同事于2000年发现的。他们通过对湖底沉积物取样，来追溯湖泊的生态历史。

　　湖底的沉积物一层层地记录着不同时期的故事，而我们每一个人在其中留下的淤积，仅仅是人类历史这部史诗中微不足道的一页。它提醒着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这让我们在面对死亡时不会感到过于孤独。在沉积物中保存着的漫长地质历史，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世界的深刻联系。北美从未真正存在人迹未至的荒野，水面下的沉积层记录，可以帮助我们澄清这一事实。
　　塞勒姆州立大学地质学家布拉德·胡本尼（Brad Hubeny）最近通过回声探测，发现瓦尔登湖东部盆地下的沉积物大约有20英尺（6米）厚。想象一下，如果使用取样器垂直插入这些沉积物，将获取的6米完整样本，倚靠在一栋两层楼高的房屋侧面，然后，我们爬上梯子，测量整个沉积层样本的高度。此时，我们不再使用英尺或米这些物理空间单位，而是以一个人的“生命长度”作為时间单位来测量，暂时保守地选择“60年”作为一个“生命长度”。
　　可以用这个不同寻常的时间单位，来度量我们熟悉的时间。例如：我们与梭罗间隔着两个半“生命长度”，与美国独立战争隔着四个“生命长度”，在八个或九个“生命长度”之前，哥伦布第一次登陆美洲的伊斯帕尼奥拉。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几乎就跨越了整个美国历史。
　　然而，那个想象中的瓦尔登湖沉积层样本，则包含着200多个连续的“生命长度”。它能帮助我们突破狭隘的自我中心历史观，获得一种全新的时间视角。

“人类纪”的挑战

　　从地面开始，在一个拇指的高度中，瓦尔登湖迎来了它的第一批“游客”。他们在大约1.3万年前来到瓦尔登湖附近。此时的瓦尔登湖刚刚形成，他们用石器工具射杀驯鹿，就像如今加拿大北极地区的人们一样。
　　再往上，接近我们胸口高的地方，那里的沉积物记录了长达3000年之久的狩猎与采集时期。这是新英格兰地区漫长的“古印第安人”时期，从最后一层冰盖的消融开始。

　　在沉积物样本上方的3/4处，我们来到距今3000年的沉积层。此时的美洲，处于“古代时期”晚期与“林地时期”早期，在湖边居住与烹饪的人类留下了这些沉积物，最早的陶器碎片也以这样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在接近顶端2英尺（70厘米）处，距今16个“生命长度”、1000年前的沉积物中含有木炭。这些木炭来自季节性燃烧的森林、灌木丛以及玉米田。那时，这里的人们才刚刚认识到与其他部落“和谐相处”的概念。
　　此时，也许每个人都可以想象着瓦尔登湖的沉积层，试问自己：人类是否是瓦尔登湖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如今，全球性的富营养化污染、物种入侵、物种灭绝和土壤侵蚀，几乎不亚于地质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环境破坏。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在地球水下沉积物中体现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现代联系”，足以让我们为这个时代赋予一个全新的名称—“人类纪”。
　　加拿大生态学家亚历克斯·沃尔夫（Alex Wolfe）认为：石化产品的燃烧与肥料的工业生产主导了全球氮循环，人工生产的氮化合物已经广泛分布于最新一层的湖底沉积物。近年来，北极地区湖面因失去夏季冰盖而出现浮游硅藻，其残骸数千年来首次出现在水下沉积层中。
　　如今的气候变暖是不同寻常的，它并不是自然气候循环的结果。氮污染和气候变暖的叠加效应，似乎直接促使了浮游藻类暴发，无论是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还是在南美安第斯的高海拔湖泊。
　　人类能给自然界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人类与自然之间一直以来都存在着的深刻联系。
　　不幸的是，这些联系通常被我们的感官局限掩盖了：湖水遮蔽了湖床;我们无法看到空气、水、土壤和生物中的大量原子如何构成了我们的身体;也无法注意到我们排放的废物重回生态系统之后，原子将被怎样利用。
　　更为充分地认知和尊重这种联系，是我们在“人类纪”时代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
　　人类并不独立于自然之外，而是自然的一部分。通过湖泊的眼睛，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个古老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