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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北京，金风送爽。在人民日报社旁边的一栋小楼里，记者采访了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话题是即将到来的“十一·八”记者节。
记者：今天“记者节：作为一个职业节日，同教师节、护士节一样，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节日。每年业界也都要有相应的纪念活动。今天过“记者节”的意义何在呢？
尹：“记者节”在我国是有历史传统的，对记者来说，它是新闻界对自身“职业使命”的强烈认同的体现。而对社会大众来说，和教师节一样，标志着记者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反映了记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位置。而记者之所以为社会尊重（曾被称为“无冕之王”），乃在于其记载、言论是民众的喉舌、社会的向导，是纯为公众和社会服务的——因而才能取得社会对记者的特殊崇敬。而这种崇敬、信任感的取得，全视新闻记载、言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定——因此，对于记者来讲，“记者节”不应只是个纪念符号，在庆祝的同时，应当反思一些深层的问题。首先是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记者是干什么的？
今天这个问题面临的危机太多了。“有偿新闻”乃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捏造事实、博取“卖点”，在越来越多的物质诱惑面前，很多记者失去了公正、公平、“社会公器”的责任。今日，新闻基本的“真实”二字，已经成为问题；能做到者已属不易；何谈“社会向导、民众喉舌”？所以，记者节，对今天的记者来讲，首先是要扣问自身、警醒自心的一个节日。
记者：80年前的新闻学者戈公振曾说“社会之进步，以近世观之，仰赖于新闻纸者甚重。”您如何看？
尹：历史地看，新闻纸对社会进步是一股重要的力量：清末的《时务报》对维新变法的贡献、《神州日报》对缔造共和的作用，都是例子。——当然，社会的整个进步，固然依靠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状况，然而，新闻媒介的作用不可小觑。100年前，梁启超将报纸比做“社会耳目，民众喉舌”。许多报界先辈的文章中，都认为媒体不仅应当像一面明镜，如实地反映社会的真相，更应当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在社会上培养清醒、良善的风气，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不可否认，作为上层建筑的新闻业不可避免地受社会发展程度、风气的影响，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新闻业（新闻人）也有陶铸社会的作用、力量。“记者对社会是有责任的！”记者如果能尽其责，是国家社会的福，如果不幸失其职，则对整个社会国家造成阻碍。这一点，民国初年以诋毁攻歼为能事的“政客报纸”、抗战时期的汉奸报纸，都是例子。《大公报》《民立报》《生活》《观察》等等则做了正面的例子。
记者：这方面，报人范长江应该是个典型了。
尹：是的。历史人物应当辩证地一分为二，也应当历史地正确评价。我认为，在范长江的新闻生涯中，有三点特别值得肯定：一是上世纪30年代在西北考察中，对20世纪烟毒靡害中国民众的深恶痛绝；二是国难当头（抗战在即），反对共产国际“保卫苏联”的口号；三是“九·一八”以后一直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安内”和“不抵抗”政策（这也是他后来选择共产党的原因）。这三点，反映了他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除了范长江，还有好多楷模，如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邹韬奋，后来的羊枣、穆青、胡愈之等等，都值得我们后辈引为榜样。
记者：就是说，一个称职的新闻从业者，应当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职业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之重。
尹：是的。这样方能使自身的事业融入人类的进步中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在国家衰弱、民不聊生的战争年代如此，在和平年代更是如此。今天的记者，其群体之壮大、社会地位之提高，与旧中国非同日而语。今天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媒体覆盖，在七八十年前戈公振、成舍我等报界先辈在一起“憧憬将来”时，无论如何想像不到的！身处信息时代的我们（也有称“后资本主义”），大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小到个人工作、学习、生活资讯，无一不依赖迅捷的信息网络——今日的媒体是掌握信息资源的“权力者”，因此，记者在信息社会的作用也就无比巨大，对社会的“推进器”作用也应当更加明显。
记者：也就是说，记者节除了纪念，更应该是新闻从业者自我警醒、自我勉励的节日。那么，您认为，就记者而言，“术”与“德”哪个更重要？
尹：无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对记者而言，“德”更加重要。“德”首先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如果面对井盖掀开、行人落水；面对秃鹫食饥饿难民、面对自杀者飞身桥下仍无动于衷，专注拍摄，——那样的记者，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了，何谈“专业素质”？这是一。其二，记者还应当有更高的职业操守。因为新闻业对国家、民族、社会的作用特别重要，媒体担任特殊的社会“扩音器”和“放大器”，因此，如果新闻记者言论记载失实（或者因金钱而出卖笔杆，或出于私己考虑不讲真话），则无“自辱其职”。
今天的现状的确有不尽人意之处，“真实”尚难实现，何谈“社会向导”、“民众喉舌”？
对新闻记者的“术”不能说不重要。我认为，“术”是一个专业人员应具备的起码素质。然而，新闻人的“术”——现代的记者不应仅仅如实反映现实，还应该站在社会、政府的前面，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例如，在汶川地震中，记者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全面报道的精神，固然值得称道；但由于过于对准“焦点”，而忽略了很多隐藏的问题：如灾前征兆的报道、对灾区民众输散的利弊缺乏考量，盲目宣传，而对灾区偷盗现象的严重、以至灾后重建的监督途径等，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思考……从而削弱了对政府的事前“提醒”和事后“谏言”。现代记者应当是“专家型”的，诸如财经、法律、政治、军事、科技等等，这样才能起到“监督环境”的作用。
记者：您对当前业界很多人尊奉的“新闻专业主义”，有何看法？
尹：如果从“新闻追求客观性，要与主观意见分开”来讲，“专业主义”是必须有的。然而，有些人对“专业主义”的理解有偏差：他们以为“专业主义”相对的是“宣传主义”，“专业主义”是避免意识形态侵蚀的法宝。实际上，如果熟悉西方新闻史，即可知道“专业主义”的产生背景是：新闻记者面对资本（广告）的侵蚀，对报社老板任意操控业务而提出的对抗政策——其对立面是“资本操纵”并非是“政治倾向”。专业主义要求“报纸提供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和正确独立的评论。”
实际上，无论任何报纸，都无法（也不会）否认新闻必须“真实”。然而，完全“超然物外”是不可能的，“新闻报道的倾向是从事实叙述的逻辑中表现的”。一则消息、一则报道，作者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方式来表现这个“真实”，就与报道者的立场息息相关了。例如，在不久前的2008奥运会，在媒体中心大楼里某国记者站，墙壁上赫然贴着“每小时与总部对一次表、时刻保持一致”的条幅。——这是为什么呢？无非是说：他的报道不能与其所在媒体的立场发生冲突，违反报社总的报道意图。因此我说，没有立场的报道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是为何2005年美国交通工人大罢工，而当地主要媒体竟然出奇地“鸦雀无声”的原因——他们的老板“讨厌罢工”。
所以说，在任何社会中，“无立场”的报道是没有的。这决定了报道什么、如何报道。我始终认为，记者的政治立场是一切的基础。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新闻工作者在一些关键的抉择关头，就会发生危险。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在国家、人民利益面前，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不明晰必定犯错误。记者完全可以依照穆青同志的“勿忘人民”来做参考。
记者：那么，从政府的角度看，是否也有可以做的事情？您以前在国务院工作过，您如何看政府在培育良好的媒介环境上的责任呢？
尹：从政府来看，应当为新闻业创造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积极地发挥新闻业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中包括如何保护新闻从业者。我们知道，记者的权益迫切需要保障，尤其是揭露社会黑暗面的记者，有人身安全的担忧。（有的记者甚至为此受到不法分子的伤害）——政府应该为此制定可行的办法，例如为这些记者异地调动工作提供方便。实际上，好的新闻环境，也有助于培养记者的“职业热情”，从而减少不良新闻的产生。十七大、奥运会对记者采访的逐渐开放，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应该继续保持。
另一方面，我认为，现行的媒介体制、人力机制亟需改进。首先，现在的多数媒体“只重利用，不重培养”，使得聘用的记者缺乏独立的人格感。在日本，如果某记者在一家报社犯了错误，他到别家媒体几乎不会被任用。我们则没有基本的信用标准，“只要能用，管他信用如何”。其次，类似“记件工资”的做法，使记者为“生计”，“赶稿子”，结果是“赶”出大量的不实新闻、假新闻和有偿新闻。总之，真正的记者，他需要有“组织认同感”，需要通过报社、社会的承认来实现价值。你看当年《大公报》为何培养出那么多优秀记者？这正在于报馆尊重人才、爱惜人才，以及十分尊重其劳动成果，“报人与报馆是一体的”——否则不可能有范长江的西北通讯、不可能有张季鸾的《望重庆，念中原》那样的好文章。
总之，站在历史的坐标上，过今天这个“记者节”，我们应当有所思考：如何无愧于时代、无愧与前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
“记者节”来历：1933年，刘煜生事件引发了全国舆论界“保障言论自由”的声浪。国民政府被迫于该年9月1日发布《保护新闻事业人员》令。遂由杭州记者公会发起，宣布以后每年这一天“记者节”。抗战时期，在日军狂轰滥炸中的重庆，报界同人每年仍不忘举办庆祝集会，纪念“记者节”；而远在延安的《新华日报》也遥发贺电。新中国成立后，此节自动保持了下来（但日期不是确定的）。2000年国务院正式宣布每年的11月8日（“青记”成立日）为“记者节”。成为与教师、护士节并列的特殊节日。
记者：今天“记者节：作为一个职业节日，同教师节、护士节一样，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节日。每年业界也都要有相应的纪念活动。今天过“记者节”的意义何在呢？
尹：“记者节”在我国是有历史传统的，对记者来说，它是新闻界对自身“职业使命”的强烈认同的体现。而对社会大众来说，和教师节一样，标志着记者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反映了记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位置。而记者之所以为社会尊重（曾被称为“无冕之王”），乃在于其记载、言论是民众的喉舌、社会的向导，是纯为公众和社会服务的——因而才能取得社会对记者的特殊崇敬。而这种崇敬、信任感的取得，全视新闻记载、言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定——因此，对于记者来讲，“记者节”不应只是个纪念符号，在庆祝的同时，应当反思一些深层的问题。首先是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记者是干什么的？
今天这个问题面临的危机太多了。“有偿新闻”乃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捏造事实、博取“卖点”，在越来越多的物质诱惑面前，很多记者失去了公正、公平、“社会公器”的责任。今日，新闻基本的“真实”二字，已经成为问题；能做到者已属不易；何谈“社会向导、民众喉舌”？所以，记者节，对今天的记者来讲，首先是要扣问自身、警醒自心的一个节日。
记者：80年前的新闻学者戈公振曾说“社会之进步，以近世观之，仰赖于新闻纸者甚重。”您如何看？
尹：历史地看，新闻纸对社会进步是一股重要的力量：清末的《时务报》对维新变法的贡献、《神州日报》对缔造共和的作用，都是例子。——当然，社会的整个进步，固然依靠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状况，然而，新闻媒介的作用不可小觑。100年前，梁启超将报纸比做“社会耳目，民众喉舌”。许多报界先辈的文章中，都认为媒体不仅应当像一面明镜，如实地反映社会的真相，更应当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在社会上培养清醒、良善的风气，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不可否认，作为上层建筑的新闻业不可避免地受社会发展程度、风气的影响，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新闻业（新闻人）也有陶铸社会的作用、力量。“记者对社会是有责任的！”记者如果能尽其责，是国家社会的福，如果不幸失其职，则对整个社会国家造成阻碍。这一点，民国初年以诋毁攻歼为能事的“政客报纸”、抗战时期的汉奸报纸，都是例子。《大公报》《民立报》《生活》《观察》等等则做了正面的例子。
记者：这方面，报人范长江应该是个典型了。
尹：是的。历史人物应当辩证地一分为二，也应当历史地正确评价。我认为，在范长江的新闻生涯中，有三点特别值得肯定：一是上世纪30年代在西北考察中，对20世纪烟毒靡害中国民众的深恶痛绝；二是国难当头（抗战在即），反对共产国际“保卫苏联”的口号；三是“九·一八”以后一直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安内”和“不抵抗”政策（这也是他后来选择共产党的原因）。这三点，反映了他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除了范长江，还有好多楷模，如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邹韬奋，后来的羊枣、穆青、胡愈之等等，都值得我们后辈引为榜样。
记者：就是说，一个称职的新闻从业者，应当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职业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之重。
尹：是的。这样方能使自身的事业融入人类的进步中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在国家衰弱、民不聊生的战争年代如此，在和平年代更是如此。今天的记者，其群体之壮大、社会地位之提高，与旧中国非同日而语。今天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媒体覆盖，在七八十年前戈公振、成舍我等报界先辈在一起“憧憬将来”时，无论如何想像不到的！身处信息时代的我们（也有称“后资本主义”），大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小到个人工作、学习、生活资讯，无一不依赖迅捷的信息网络——今日的媒体是掌握信息资源的“权力者”，因此，记者在信息社会的作用也就无比巨大，对社会的“推进器”作用也应当更加明显。
记者：也就是说，记者节除了纪念，更应该是新闻从业者自我警醒、自我勉励的节日。那么，您认为，就记者而言，“术”与“德”哪个更重要？
尹：无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对记者而言，“德”更加重要。“德”首先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如果面对井盖掀开、行人落水；面对秃鹫食饥饿难民、面对自杀者飞身桥下仍无动于衷，专注拍摄，——那样的记者，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了，何谈“专业素质”？这是一。其二，记者还应当有更高的职业操守。因为新闻业对国家、民族、社会的作用特别重要，媒体担任特殊的社会“扩音器”和“放大器”，因此，如果新闻记者言论记载失实（或者因金钱而出卖笔杆，或出于私己考虑不讲真话），则无“自辱其职”。
今天的现状的确有不尽人意之处，“真实”尚难实现，何谈“社会向导”、“民众喉舌”？
对新闻记者的“术”不能说不重要。我认为，“术”是一个专业人员应具备的起码素质。然而，新闻人的“术”——现代的记者不应仅仅如实反映现实，还应该站在社会、政府的前面，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例如，在汶川地震中，记者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全面报道的精神，固然值得称道；但由于过于对准“焦点”，而忽略了很多隐藏的问题：如灾前征兆的报道、对灾区民众输散的利弊缺乏考量，盲目宣传，而对灾区偷盗现象的严重、以至灾后重建的监督途径等，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思考……从而削弱了对政府的事前“提醒”和事后“谏言”。现代记者应当是“专家型”的，诸如财经、法律、政治、军事、科技等等，这样才能起到“监督环境”的作用。
记者：您对当前业界很多人尊奉的“新闻专业主义”，有何看法？
尹：如果从“新闻追求客观性，要与主观意见分开”来讲，“专业主义”是必须有的。然而，有些人对“专业主义”的理解有偏差：他们以为“专业主义”相对的是“宣传主义”，“专业主义”是避免意识形态侵蚀的法宝。实际上，如果熟悉西方新闻史，即可知道“专业主义”的产生背景是：新闻记者面对资本（广告）的侵蚀，对报社老板任意操控业务而提出的对抗政策——其对立面是“资本操纵”并非是“政治倾向”。专业主义要求“报纸提供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和正确独立的评论。”
实际上，无论任何报纸，都无法（也不会）否认新闻必须“真实”。然而，完全“超然物外”是不可能的，“新闻报道的倾向是从事实叙述的逻辑中表现的”。一则消息、一则报道，作者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方式来表现这个“真实”，就与报道者的立场息息相关了。例如，在不久前的2008奥运会，在媒体中心大楼里某国记者站，墙壁上赫然贴着“每小时与总部对一次表、时刻保持一致”的条幅。——这是为什么呢？无非是说：他的报道不能与其所在媒体的立场发生冲突，违反报社总的报道意图。因此我说，没有立场的报道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是为何2005年美国交通工人大罢工，而当地主要媒体竟然出奇地“鸦雀无声”的原因——他们的老板“讨厌罢工”。
所以说，在任何社会中，“无立场”的报道是没有的。这决定了报道什么、如何报道。我始终认为，记者的政治立场是一切的基础。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新闻工作者在一些关键的抉择关头，就会发生危险。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在国家、人民利益面前，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不明晰必定犯错误。记者完全可以依照穆青同志的“勿忘人民”来做参考。
记者：那么，从政府的角度看，是否也有可以做的事情？您以前在国务院工作过，您如何看政府在培育良好的媒介环境上的责任呢？
尹：从政府来看，应当为新闻业创造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积极地发挥新闻业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中包括如何保护新闻从业者。我们知道，记者的权益迫切需要保障，尤其是揭露社会黑暗面的记者，有人身安全的担忧。（有的记者甚至为此受到不法分子的伤害）——政府应该为此制定可行的办法，例如为这些记者异地调动工作提供方便。实际上，好的新闻环境，也有助于培养记者的“职业热情”，从而减少不良新闻的产生。十七大、奥运会对记者采访的逐渐开放，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应该继续保持。
另一方面，我认为，现行的媒介体制、人力机制亟需改进。首先，现在的多数媒体“只重利用，不重培养”，使得聘用的记者缺乏独立的人格感。在日本，如果某记者在一家报社犯了错误，他到别家媒体几乎不会被任用。我们则没有基本的信用标准，“只要能用，管他信用如何”。其次，类似“记件工资”的做法，使记者为“生计”，“赶稿子”，结果是“赶”出大量的不实新闻、假新闻和有偿新闻。总之，真正的记者，他需要有“组织认同感”，需要通过报社、社会的承认来实现价值。你看当年《大公报》为何培养出那么多优秀记者？这正在于报馆尊重人才、爱惜人才，以及十分尊重其劳动成果，“报人与报馆是一体的”——否则不可能有范长江的西北通讯、不可能有张季鸾的《望重庆，念中原》那样的好文章。
总之，站在历史的坐标上，过今天这个“记者节”，我们应当有所思考：如何无愧于时代、无愧与前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
“记者节”来历：1933年，刘煜生事件引发了全国舆论界“保障言论自由”的声浪。国民政府被迫于该年9月1日发布《保护新闻事业人员》令。遂由杭州记者公会发起，宣布以后每年这一天“记者节”。抗战时期，在日军狂轰滥炸中的重庆，报界同人每年仍不忘举办庆祝集会，纪念“记者节”；而远在延安的《新华日报》也遥发贺电。新中国成立后，此节自动保持了下来（但日期不是确定的）。2000年国务院正式宣布每年的11月8日（“青记”成立日）为“记者节”。成为与教师、护士节并列的特殊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