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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点起床,5点半从海拔2300米的基地出发,沿着植被茂盛、泥土松软,几乎无处下脚的“猴子路”钻进云南高黎贡山的深处,来到天行长臂猿过夜的树下,开启一整天的“蹲守”。这是北京姑娘祝常悦近两年来的日常生活。她的工作包括观察天行长臂猿这种濒危动物、人类近亲的一举一动,包括它们吃过什么、谁给谁理过毛,什么时间“拉便便”,以及处理“猿粪”样本、整理数据……
2018年10月,90后年轻馆员祝常悦辞去在中国古动物博物馆的工作,从北京坐上了飞往云南的班机,换上深山護林员常穿的军绿色迷彩服和解放鞋,加入“云山保护”,开始了她“岭猿同旦暮”的野外护猿生涯。
“天行长臂猿的表情包,送你。”得知记者要采访她,祝常悦用微信发来一个萌萌的表情。如果没有她提醒,记者会以为,那就是一只长着白色囧字眉的猴子,头型挺特别,有点像超级英雄电影里的金刚狼。云山保护的标志也是一只长相类似的“猴子”。
祝常悦的主要研究保护对象,是生活在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始森林里的天行长臂猿,野外数量乐观估计已不足150只。按照保护生物学的定义,长臂猿被视为旗舰物种,是森林健康的标志,它们的减少甚至消失,预示着森林生态状况的严重恶化。但大多数人对它们的印象还停留于“为什么要保护猴子?”
“长臂猿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研究、保护长臂猿的人比长臂猿还少。”在野生动物保护界,这是一个真实的玩笑。由于公众认知度低,长臂猿的物种保护工作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而祝常悦和她在云山保护的同事们,就成了比濒危物种还要“珍稀”的一群人,他们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且并不好走的路。
这种难走不只是比喻意义上的。长臂猿不是猴子,但祝常悦和同事们依然把日常寻猿、跟猿、护猿的路戏称为“猴子路”——很显然,这些行进难度堪比攀岩的进山之路,不太像是给人类准备的。
同事们都习惯称祝常悦为站长。她是2018年云山保护派驻板厂基地的首位执行站长,主要负责对以天行长臂猿为主的灵长类动物进行野外科研监测和保护。“刚进到深山里,走不好路、摔跤什么的,都太平常了。”站长本人没觉得自己有多厉害,不过是来板厂基地这两年,慢慢“摔出来了”而已。
板厂基地位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段,基地背靠的大片山林是天行长臂猿的“主场”。在高黎贡山,林木的枝叶向天空和四面伸展、撑开伞盖,为它们提供闪转腾挪、跳跃摆荡的空间。但对于“初来乍到”的人类来说,这些无处不在的枝丫藤蔓就成了一条条缠脚绊腿、捆肘绑腕的绳索。植物带来的困扰还在其次,高黎贡山地质条件复杂险峻,那些塌方形成的石头沟更难下脚。
“不怕,摔一跤就长大一截。”蔡芝洪像慈父一样关照着这个跌跌撞撞的北京姑娘。蔡芝洪是来自保山本地的资深护林员,这片“自家门口”的林子,他已经守了20多年。和另一位资深护林员彭朝阳一起,蔡芝洪带着祝常悦一点点地熟悉和适应着这片山林的“习性”。
被蔡芝洪说中,祝常悦真的一路摔打着成长,练就了行走“猴子路”的一身“轻功”。就像掌握了某种武林秘笈,现在进山跟猿,她已经能在仰头锁定长臂猿位置的同时兼顾脚下,判断出哪一步可以踩重些,哪一步不能踏得太实。
“它们一天叫几次?大概早上几点开始叫?你听到它们叫‘嚇呜-嚇呜’(雌猿在发起鸣叫)时,这是公的还是母的?叫‘诶哦-诶哦’(雄猿求偶时的叫声)的,是公的还是母的?我们对物种的了解程度到了这样,才能回答保护层面的问题。”云南德宏州盈江县苏典乡,是天行长臂猿在云南省内的另一片分布区域。
2019年年底,祝常悦以护猿基地站长的身份参加了一场面向当地老乡的天行长臂猿保护交流会。轮到她上台分享的时候,她以很快的语速问了一长串问题。在祝常悦看来,想要保护濒危野生动物,人们不仅要听过,还要能听懂它们的“语言”,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
猿鸣中藏着长臂猿的社会关系,不起眼的“猿粪”则包含着包括DNA在内的更多物种密码。“‘猿粪’会从很高的树上落下来,颜色也不是很突出,你通过什么把它和泥土分辨开来?”祝常悦的回答干脆利落,一个字:“臭。”新鲜的粪便会有明显的气味,她对这种气味既习以为常又高度敏感。“颜色上以黄色或绿色居多,一般以纤维为主,有时候里面会有果核。因为从高空落下,所以经常是碎的,如果里面包裹着大的果核,就会形成一块或一团。”祝常悦形容起“猿粪”来完全没有心理障碍。
当站长近两年,祝常悦吃过30多种长臂猿的“口粮”植物,还用人类的语言为相关研究者描述过它们的滋味。同事们开玩笑,称站长为云山保护第一座“种质资料库”。祝常悦自己也笑,说这种乱吃东西的行为不宜向公众宣传,但她承认,“这就是野外工作者会做的事,因为你怎么能不好奇呢?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这是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困难的工作和生活呢?你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人吗?每当有人夸奖祝常悦放弃“轻松”的工作,选择自己真正喜爱的事业,她总会主动开口纠正:“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一份工作是轻松的。我之前的工作也很有挑战性,和我的专业也对口。”
本科读的是历史方向、研究生阶段转向生物人类学,祝常悦在中国古动物馆工作可谓顺理成章。这座博物馆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创建,在那里,祝常悦遇到了许多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作为一个90后年轻馆员,她觉得自己被保护得很好,即便是在最手足无措的时候,还有领导和前辈“兜底”。
“我一直相信,青年时代选择从事什么工作,有两个因素很重要:除了身边要有聪明有趣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要能做重要的决定,并且对这个决定负责。”祝常悦离开研究所来到高黎贡山,就是为了脱离“保护网”去寻找那个“重要的决定”。
天行长臂猿是2017年才被定义的长臂猿新种,在那之前,它们一直被混同于生活在中缅边界的东白眉长臂猿。因此,有关这一濒危物种的研究保护工作,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我们在云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生态保护领域积累一手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没有人可以替代,如果我们不做,现阶段就没人去做这个事了。”祝常悦说,这种成就感是她克服一切困难的动力——她不是特别能吃苦,只是找到了吃苦的理由。
2020年,云山保护成立五周年。脑袋里装着大课题的祝常悦依然过着每天早起跟猿、晚上捡粪回家的日子,做着最基础的统计、观察工作。上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地的运转没产生太大的影响,“无论有没有疫情,我们和野生动物都要保持至少5米的距离,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畜共患病在你们之间传播。”
疫情带来更多的是思考,祝常悦有时候会觉得,国人对长臂猿,特别是天行长臂猿的物种保护问题关注得有些迟了。“天行长臂猿是‘中国猿’,更是这世界上唯一一种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类人猿。我们习惯于为奥运健儿赢得金牌而自豪,为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而欢庆,但很少为自己国家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而骄傲和发声。”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是祝常悦说的语气最激动的一句话。“不能把这份骄傲弄丢了!”她心里憋了一股劲儿,推着自己走更远的路、做更多的事。
2018年10月,90后年轻馆员祝常悦辞去在中国古动物博物馆的工作,从北京坐上了飞往云南的班机,换上深山護林员常穿的军绿色迷彩服和解放鞋,加入“云山保护”,开始了她“岭猿同旦暮”的野外护猿生涯。
“长臂猿比大熊猫少,保护长臂猿的人比长臂猿还少”
“天行长臂猿的表情包,送你。”得知记者要采访她,祝常悦用微信发来一个萌萌的表情。如果没有她提醒,记者会以为,那就是一只长着白色囧字眉的猴子,头型挺特别,有点像超级英雄电影里的金刚狼。云山保护的标志也是一只长相类似的“猴子”。
祝常悦的主要研究保护对象,是生活在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始森林里的天行长臂猿,野外数量乐观估计已不足150只。按照保护生物学的定义,长臂猿被视为旗舰物种,是森林健康的标志,它们的减少甚至消失,预示着森林生态状况的严重恶化。但大多数人对它们的印象还停留于“为什么要保护猴子?”
“长臂猿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研究、保护长臂猿的人比长臂猿还少。”在野生动物保护界,这是一个真实的玩笑。由于公众认知度低,长臂猿的物种保护工作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而祝常悦和她在云山保护的同事们,就成了比濒危物种还要“珍稀”的一群人,他们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且并不好走的路。
这种难走不只是比喻意义上的。长臂猿不是猴子,但祝常悦和同事们依然把日常寻猿、跟猿、护猿的路戏称为“猴子路”——很显然,这些行进难度堪比攀岩的进山之路,不太像是给人类准备的。
“偷师”长臂猿,学走“猴子路”
同事们都习惯称祝常悦为站长。她是2018年云山保护派驻板厂基地的首位执行站长,主要负责对以天行长臂猿为主的灵长类动物进行野外科研监测和保护。“刚进到深山里,走不好路、摔跤什么的,都太平常了。”站长本人没觉得自己有多厉害,不过是来板厂基地这两年,慢慢“摔出来了”而已。
板厂基地位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段,基地背靠的大片山林是天行长臂猿的“主场”。在高黎贡山,林木的枝叶向天空和四面伸展、撑开伞盖,为它们提供闪转腾挪、跳跃摆荡的空间。但对于“初来乍到”的人类来说,这些无处不在的枝丫藤蔓就成了一条条缠脚绊腿、捆肘绑腕的绳索。植物带来的困扰还在其次,高黎贡山地质条件复杂险峻,那些塌方形成的石头沟更难下脚。
“不怕,摔一跤就长大一截。”蔡芝洪像慈父一样关照着这个跌跌撞撞的北京姑娘。蔡芝洪是来自保山本地的资深护林员,这片“自家门口”的林子,他已经守了20多年。和另一位资深护林员彭朝阳一起,蔡芝洪带着祝常悦一点点地熟悉和适应着这片山林的“习性”。
被蔡芝洪说中,祝常悦真的一路摔打着成长,练就了行走“猴子路”的一身“轻功”。就像掌握了某种武林秘笈,现在进山跟猿,她已经能在仰头锁定长臂猿位置的同时兼顾脚下,判断出哪一步可以踩重些,哪一步不能踏得太实。
要多了解才算足够?祝常悦心里有标准
“它们一天叫几次?大概早上几点开始叫?你听到它们叫‘嚇呜-嚇呜’(雌猿在发起鸣叫)时,这是公的还是母的?叫‘诶哦-诶哦’(雄猿求偶时的叫声)的,是公的还是母的?我们对物种的了解程度到了这样,才能回答保护层面的问题。”云南德宏州盈江县苏典乡,是天行长臂猿在云南省内的另一片分布区域。
2019年年底,祝常悦以护猿基地站长的身份参加了一场面向当地老乡的天行长臂猿保护交流会。轮到她上台分享的时候,她以很快的语速问了一长串问题。在祝常悦看来,想要保护濒危野生动物,人们不仅要听过,还要能听懂它们的“语言”,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
猿鸣中藏着长臂猿的社会关系,不起眼的“猿粪”则包含着包括DNA在内的更多物种密码。“‘猿粪’会从很高的树上落下来,颜色也不是很突出,你通过什么把它和泥土分辨开来?”祝常悦的回答干脆利落,一个字:“臭。”新鲜的粪便会有明显的气味,她对这种气味既习以为常又高度敏感。“颜色上以黄色或绿色居多,一般以纤维为主,有时候里面会有果核。因为从高空落下,所以经常是碎的,如果里面包裹着大的果核,就会形成一块或一团。”祝常悦形容起“猿粪”来完全没有心理障碍。
当站长近两年,祝常悦吃过30多种长臂猿的“口粮”植物,还用人类的语言为相关研究者描述过它们的滋味。同事们开玩笑,称站长为云山保护第一座“种质资料库”。祝常悦自己也笑,说这种乱吃东西的行为不宜向公众宣传,但她承认,“这就是野外工作者会做的事,因为你怎么能不好奇呢?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这是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
不是特别能吃苦,只是找到了吃苦的理由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困难的工作和生活呢?你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人吗?每当有人夸奖祝常悦放弃“轻松”的工作,选择自己真正喜爱的事业,她总会主动开口纠正:“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一份工作是轻松的。我之前的工作也很有挑战性,和我的专业也对口。”
本科读的是历史方向、研究生阶段转向生物人类学,祝常悦在中国古动物馆工作可谓顺理成章。这座博物馆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创建,在那里,祝常悦遇到了许多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作为一个90后年轻馆员,她觉得自己被保护得很好,即便是在最手足无措的时候,还有领导和前辈“兜底”。
“我一直相信,青年时代选择从事什么工作,有两个因素很重要:除了身边要有聪明有趣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要能做重要的决定,并且对这个决定负责。”祝常悦离开研究所来到高黎贡山,就是为了脱离“保护网”去寻找那个“重要的决定”。
天行长臂猿是2017年才被定义的长臂猿新种,在那之前,它们一直被混同于生活在中缅边界的东白眉长臂猿。因此,有关这一濒危物种的研究保护工作,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我们在云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生态保护领域积累一手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没有人可以替代,如果我们不做,现阶段就没人去做这个事了。”祝常悦说,这种成就感是她克服一切困难的动力——她不是特别能吃苦,只是找到了吃苦的理由。
2020年,云山保护成立五周年。脑袋里装着大课题的祝常悦依然过着每天早起跟猿、晚上捡粪回家的日子,做着最基础的统计、观察工作。上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地的运转没产生太大的影响,“无论有没有疫情,我们和野生动物都要保持至少5米的距离,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畜共患病在你们之间传播。”
疫情带来更多的是思考,祝常悦有时候会觉得,国人对长臂猿,特别是天行长臂猿的物种保护问题关注得有些迟了。“天行长臂猿是‘中国猿’,更是这世界上唯一一种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类人猿。我们习惯于为奥运健儿赢得金牌而自豪,为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而欢庆,但很少为自己国家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而骄傲和发声。”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是祝常悦说的语气最激动的一句话。“不能把这份骄傲弄丢了!”她心里憋了一股劲儿,推着自己走更远的路、做更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