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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否决
自从19世纪发现恐龙化石之后,它们就成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历久不衰的卖点,观众的最爱。人们站在这些庞然巨兽之前,不免兴起莫名的敬畏之心,念天地之悠悠,叹造物之神奇,神驰于想象的洪荒世界:三两头恐龙昂首天际,电炬似的目光与闪电辉映。它们在狂风暴雨里矗立,与地平线上喷发中的火山遥相对峙。尽管我们知道3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还不过1米高时,这些曾君临地球1亿年之久的庞然大物,早已灭绝6000万年了。现在的动物中,只有鸟类、鳄鱼和恐龙血缘上最亲近。
历来解释恐龙灭绝的理论不少,不过它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没有考虑到恐龙事实上是在一次大灭绝事件后,和许多其他海中及陆上的生物,一起从生命舞台上消失的。地质史上的古生代、中生代(约11000万年前开始,6500万年前结束嘟以生物的大灭绝落幕。当时大多数的物种何以高达95%)都遭到了浩劫,没有留下后裔。
许靖华的《大灭绝》,探讨的就是造成恐龙灭亡、中生代结束的大灭绝事件。这个事件的元凶,是来自天外的一颗陨石,它撞击地表造成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变化,导致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他与许多科学家,正在搜集资料,企图勾勒这次生态灾变的大要,不过仍有许多细节待进一步研究。发人深省的是:我们现在对大灭绝事件的认识和了解,“是从人类自己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中累积起来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这次大灭绝是怎么发生的,这个事件在生命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至少对人类而言。理由很简单,大灭绝消灭了生命舞台上大部分的主角,使跑龙套的小角有了独当一面的机会。
原始哺乳类在中生代早期(约2亿年前)就已出现,它们目睹着恐龙的兴起、分化与称霸,一筹莫展,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始终扮演着不起眼的小角色。它们体型比猫大不了多少,大概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哺乳类竟有机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而领受了祸兮福之所倚的大道。大灭绝之后恐龙消失,哺乳类可没对不起老天爷,在6000余万年内急速演化,进占了各色各样的生态环境,分化、变化、大型化。大约500万~300万年前,似猿但能直立行走的人类祖先出现了。
许靖华强调,不管历次的大灭绝是不是由同样的原因造成,对演化中的生命而言,这些事件都是偶发的、不可预测的。他相信大灭绝使贤愚不肖尽归灰飞烟灭,大灭绝之后仅有的幸存者,未必是最适者。又说大灾变何时发生,我们不能预测;大灾变发生的过程,更不能预测。因此,我们不能预测现在的物种中,哪些是适者,哪些不是。适者云云就变得没有意义,而“控制生物演化全部过程的是机遇”。地质学博士许靖华因此全盘否定了生物学的达尔文演化论。
适者生存
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原始论》,的确为西方生物学开启了—个新纪元,因而有“达尔文革命”之说。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是天择(自然选择)说,它由两个观点构成:生存竞争与适者生存。
谈到生存竞争,我们心目中最容易浮现的景象;就是猫捉老鼠、恶虎扑羊。沙滚滚、血淋淋,端的是性命攸关、生死斗争。不过这种斗争固然惊心动魄,却比不上另一种战争来得惨烈。这一场战争,打的是“马尔萨斯原理”,彩头是“后代”。根据马尔萨斯原理,任何一个生物族群,繁殖的潜力都没有充分发挥过。或者父代中有些成员没有机会繁殖,或者所生的子代中有些不能存活,有些不能繁殖。如果所有的成员都能生养下一代,下一代又能全部再生养下一代,很快就会人口爆炸,结果是自然资源耗尽。
因此可以说,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生存竞争指的是同一物种同一族群中的成员,彼此竞争繁衍下一代的机会。即使没有猫科动物的猎杀,在鼠与羊的族群中依然要发生生存竞争。这是一种匮乏经济学,要旨在:支持任何一个生物族群生存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那么,生存竞争的胜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哪些条件使得某些个体比它们的同胞更能生养众多呢?这就得谈另一个常令人误解的概念:适者生存。此观点基于以下的观察:自然族群中的个体,彼此间都有一些先天的差异,这种差异和它们在生存竞争中能否领袖群伦、脱颖而出又有因果关系。适者是个相对的概念,族群中的成员,在生理,形态或行为上表现较优越的,比它们的同胞更能生养众多的,就是适者。
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两者的总合,就是达尔文的天择理论。天择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从生物族群的每一代中挑选出能繁殖成功的个体。天择能解释适应的起源。
在自然界中,处处可以观察到精巧的生物适应现象,生物许多的构造与生理细节,都是对它们生活条件的精致回应。从另一方面来看,地球生命史上曾出现过的物种,据估计99%都已灭绝。灭绝似乎是物种的宿命。从这两个事实,可以推论:第一,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是变动不居的;第二,生物适应并没有长远的目标。为了眼前的需要而形成的适应模式,不一定能应付未来的环境变化;过去历经考验过的适应模式未必能继续发挥功效:族群或者受天择的锤炼,演化出新的适应模式,或者灭绝。根据达尔文理论,演化是生命适应变动环境的结果。
达尔文在《物种原始论》中,第一次发表了这一套天择理论。由这个书名,我们也可以知道:达尔文最终所要解释的,是新种产生的过程(也就是演化),而不是物种的毁灭。无论是大规模的生态灾变,还是区域性的生态变迁,支配生物适应、演化的原理仍是天择。
大灾变的发生也许出于偶然,但大灭绝并不发生于一瞬间。许多物种因不能适应灾变后的环境而灭绝,这就不是偶然现象了。恐龙在中生代至为繁盛,占据了地球生态系海、陆、空要津,它们在大灾变后一起从生命舞台消失,也不能单纯地以偶然来解释。偶然最容易消灭的,应该是少数的、本来就不起眼的生物群,如原始哺乳类。所以,大灾变后恐龙与哺乳类在生命史上的消长,必定与它们适应灾变后世界的能力有关。
激烈反应
《物种原始论》第一版上市后,不旋踵即销售一空,可见轰动的情况。不过,达尔文也立即遭到四面八方的攻击。生物学的、神学的、哲学的辩驳文字,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这部书的直接效果,是打破了公开讨论生物演化的禁忌。此后,演化成为正当的学术讨论与社交话题。而达尔文的天择理论,却受到普遍的质疑和批驳。各式各样的演化理论也纷纷出炉。
天择理论最不能为当时人接受的,就是天择并不为生命世界提供目的。在达尔文的眼中,自然变动不居,无声无息。繁复多姿的生命奇观,不过是天地之旅中的过客,在繁衍的驱动之下,受盲目天择的锤炼,不知其所以兴,不知何往而盛。莫非吴天罔极、四时更替竟是生命舞台边上唯一的观众?天何言哉!
中国人接受演化论的过程是相当有意思的。严复于18%年刊行《天演论》,正式将达尔文理论介绍给国人。《天演论》不是达尔文的著作,作者是“达尔文战犬”赫胥黎。严复在自序中指出:“赫胥黎氏此书之 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天演论》的读者也同样冲着“自强保种”四字热烈反应。
《天演论》的影响,学者论述颇多。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的一段话最为生动: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过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笔者不拟在此评论严译《天演论》的得失。但必须指出的是,此后国人讨论达尔文演化论的文字,大多竟不脱严复“自强保种”的窠臼。
人文证据
虽然许靖华批评达尔文,说什么:“愈钻研史料,就愈发现达尔文主义主张的自然选择并非科学,而是宗教信仰。”然而,许氏在书中聚集毕生功力全力周旋的,不过是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天择)这几句“口头禅”罢了,令人好不失望。我们难免怀疑地质学博士许靖华事实上透露了一个秘密:他对这些达尔文理论中的关键词,根本就莫名其妙。
譬如说,许靖华认为大灭绝发生之后仅有的幸存者未必是最适者。这个看法即使是对的,也不能因此而认为适者生存的理论错了。支配幸存者继续繁衍、演化的原理,仍是天择。许氏认为,“环境本身反复无常,适应与否也就没有意义”,却又强调“在生命界中,生物总是相互依存的”。生物的相互依存难道不是生物适应的一种表现?
许靖华最大的问题,在自以为是地拒绝了解天择理论所要解释的是“适应”,演化是天择在变动的世界中运作的结果。他自认为驳倒了天择理论,却无法说明为什么“在生命界中,生物总是相互依存的”,反而标榜他对演化的理解,“其中的谦逊特别值得称道”。原来他故弄玄虚地说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只是为了让人知道他的“谦逊”,因为他相信“谦逊者得到世界”。我们不知道许氏得到了世界没有,我们好奇的是许氏如何判断在生命界中谁是谦逊者,但既然“环境本身反复无常”,谦不谦逊也就无所谓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达尔文主义”是无情无德的、邪恶的学说,发明“达尔文主义”的,虽然不是达尔文,却是达尔文“给了它望似可敬的科学烟幕,促成霸权主义如野火燎原席卷世界”。他指责,“适者生存……只是英帝国的邪恶政治哲学”,而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在中国鼓吹达尔文主义,“造成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命定要遭受内战的煎熬”。中研院院士、地质学博士许靖华,在做出这些人文判断时,不认为有“拿出证据”的必要,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那么许靖华有什么对策呢?他主张学习自然之道,尽管“道可道,非常道”,他仍能自信地指出:自然之道就是“互助共存”,我们“要用教育、道德、仁爱及民主达到大同”。这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了。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许氏不耐达尔文世界的无情岁月,落叶归根致力于人文化成,其情可悯,其志可嘉。他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可算是“异代同情”,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自从19世纪发现恐龙化石之后,它们就成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历久不衰的卖点,观众的最爱。人们站在这些庞然巨兽之前,不免兴起莫名的敬畏之心,念天地之悠悠,叹造物之神奇,神驰于想象的洪荒世界:三两头恐龙昂首天际,电炬似的目光与闪电辉映。它们在狂风暴雨里矗立,与地平线上喷发中的火山遥相对峙。尽管我们知道3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还不过1米高时,这些曾君临地球1亿年之久的庞然大物,早已灭绝6000万年了。现在的动物中,只有鸟类、鳄鱼和恐龙血缘上最亲近。
历来解释恐龙灭绝的理论不少,不过它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没有考虑到恐龙事实上是在一次大灭绝事件后,和许多其他海中及陆上的生物,一起从生命舞台上消失的。地质史上的古生代、中生代(约11000万年前开始,6500万年前结束嘟以生物的大灭绝落幕。当时大多数的物种何以高达95%)都遭到了浩劫,没有留下后裔。
许靖华的《大灭绝》,探讨的就是造成恐龙灭亡、中生代结束的大灭绝事件。这个事件的元凶,是来自天外的一颗陨石,它撞击地表造成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变化,导致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他与许多科学家,正在搜集资料,企图勾勒这次生态灾变的大要,不过仍有许多细节待进一步研究。发人深省的是:我们现在对大灭绝事件的认识和了解,“是从人类自己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中累积起来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这次大灭绝是怎么发生的,这个事件在生命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至少对人类而言。理由很简单,大灭绝消灭了生命舞台上大部分的主角,使跑龙套的小角有了独当一面的机会。
原始哺乳类在中生代早期(约2亿年前)就已出现,它们目睹着恐龙的兴起、分化与称霸,一筹莫展,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始终扮演着不起眼的小角色。它们体型比猫大不了多少,大概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哺乳类竟有机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而领受了祸兮福之所倚的大道。大灭绝之后恐龙消失,哺乳类可没对不起老天爷,在6000余万年内急速演化,进占了各色各样的生态环境,分化、变化、大型化。大约500万~300万年前,似猿但能直立行走的人类祖先出现了。
许靖华强调,不管历次的大灭绝是不是由同样的原因造成,对演化中的生命而言,这些事件都是偶发的、不可预测的。他相信大灭绝使贤愚不肖尽归灰飞烟灭,大灭绝之后仅有的幸存者,未必是最适者。又说大灾变何时发生,我们不能预测;大灾变发生的过程,更不能预测。因此,我们不能预测现在的物种中,哪些是适者,哪些不是。适者云云就变得没有意义,而“控制生物演化全部过程的是机遇”。地质学博士许靖华因此全盘否定了生物学的达尔文演化论。
适者生存
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原始论》,的确为西方生物学开启了—个新纪元,因而有“达尔文革命”之说。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是天择(自然选择)说,它由两个观点构成:生存竞争与适者生存。
谈到生存竞争,我们心目中最容易浮现的景象;就是猫捉老鼠、恶虎扑羊。沙滚滚、血淋淋,端的是性命攸关、生死斗争。不过这种斗争固然惊心动魄,却比不上另一种战争来得惨烈。这一场战争,打的是“马尔萨斯原理”,彩头是“后代”。根据马尔萨斯原理,任何一个生物族群,繁殖的潜力都没有充分发挥过。或者父代中有些成员没有机会繁殖,或者所生的子代中有些不能存活,有些不能繁殖。如果所有的成员都能生养下一代,下一代又能全部再生养下一代,很快就会人口爆炸,结果是自然资源耗尽。
因此可以说,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生存竞争指的是同一物种同一族群中的成员,彼此竞争繁衍下一代的机会。即使没有猫科动物的猎杀,在鼠与羊的族群中依然要发生生存竞争。这是一种匮乏经济学,要旨在:支持任何一个生物族群生存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那么,生存竞争的胜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哪些条件使得某些个体比它们的同胞更能生养众多呢?这就得谈另一个常令人误解的概念:适者生存。此观点基于以下的观察:自然族群中的个体,彼此间都有一些先天的差异,这种差异和它们在生存竞争中能否领袖群伦、脱颖而出又有因果关系。适者是个相对的概念,族群中的成员,在生理,形态或行为上表现较优越的,比它们的同胞更能生养众多的,就是适者。
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两者的总合,就是达尔文的天择理论。天择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从生物族群的每一代中挑选出能繁殖成功的个体。天择能解释适应的起源。
在自然界中,处处可以观察到精巧的生物适应现象,生物许多的构造与生理细节,都是对它们生活条件的精致回应。从另一方面来看,地球生命史上曾出现过的物种,据估计99%都已灭绝。灭绝似乎是物种的宿命。从这两个事实,可以推论:第一,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是变动不居的;第二,生物适应并没有长远的目标。为了眼前的需要而形成的适应模式,不一定能应付未来的环境变化;过去历经考验过的适应模式未必能继续发挥功效:族群或者受天择的锤炼,演化出新的适应模式,或者灭绝。根据达尔文理论,演化是生命适应变动环境的结果。
达尔文在《物种原始论》中,第一次发表了这一套天择理论。由这个书名,我们也可以知道:达尔文最终所要解释的,是新种产生的过程(也就是演化),而不是物种的毁灭。无论是大规模的生态灾变,还是区域性的生态变迁,支配生物适应、演化的原理仍是天择。
大灾变的发生也许出于偶然,但大灭绝并不发生于一瞬间。许多物种因不能适应灾变后的环境而灭绝,这就不是偶然现象了。恐龙在中生代至为繁盛,占据了地球生态系海、陆、空要津,它们在大灾变后一起从生命舞台消失,也不能单纯地以偶然来解释。偶然最容易消灭的,应该是少数的、本来就不起眼的生物群,如原始哺乳类。所以,大灾变后恐龙与哺乳类在生命史上的消长,必定与它们适应灾变后世界的能力有关。
激烈反应
《物种原始论》第一版上市后,不旋踵即销售一空,可见轰动的情况。不过,达尔文也立即遭到四面八方的攻击。生物学的、神学的、哲学的辩驳文字,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这部书的直接效果,是打破了公开讨论生物演化的禁忌。此后,演化成为正当的学术讨论与社交话题。而达尔文的天择理论,却受到普遍的质疑和批驳。各式各样的演化理论也纷纷出炉。
天择理论最不能为当时人接受的,就是天择并不为生命世界提供目的。在达尔文的眼中,自然变动不居,无声无息。繁复多姿的生命奇观,不过是天地之旅中的过客,在繁衍的驱动之下,受盲目天择的锤炼,不知其所以兴,不知何往而盛。莫非吴天罔极、四时更替竟是生命舞台边上唯一的观众?天何言哉!
中国人接受演化论的过程是相当有意思的。严复于18%年刊行《天演论》,正式将达尔文理论介绍给国人。《天演论》不是达尔文的著作,作者是“达尔文战犬”赫胥黎。严复在自序中指出:“赫胥黎氏此书之 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天演论》的读者也同样冲着“自强保种”四字热烈反应。
《天演论》的影响,学者论述颇多。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的一段话最为生动: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过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笔者不拟在此评论严译《天演论》的得失。但必须指出的是,此后国人讨论达尔文演化论的文字,大多竟不脱严复“自强保种”的窠臼。
人文证据
虽然许靖华批评达尔文,说什么:“愈钻研史料,就愈发现达尔文主义主张的自然选择并非科学,而是宗教信仰。”然而,许氏在书中聚集毕生功力全力周旋的,不过是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天择)这几句“口头禅”罢了,令人好不失望。我们难免怀疑地质学博士许靖华事实上透露了一个秘密:他对这些达尔文理论中的关键词,根本就莫名其妙。
譬如说,许靖华认为大灭绝发生之后仅有的幸存者未必是最适者。这个看法即使是对的,也不能因此而认为适者生存的理论错了。支配幸存者继续繁衍、演化的原理,仍是天择。许氏认为,“环境本身反复无常,适应与否也就没有意义”,却又强调“在生命界中,生物总是相互依存的”。生物的相互依存难道不是生物适应的一种表现?
许靖华最大的问题,在自以为是地拒绝了解天择理论所要解释的是“适应”,演化是天择在变动的世界中运作的结果。他自认为驳倒了天择理论,却无法说明为什么“在生命界中,生物总是相互依存的”,反而标榜他对演化的理解,“其中的谦逊特别值得称道”。原来他故弄玄虚地说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只是为了让人知道他的“谦逊”,因为他相信“谦逊者得到世界”。我们不知道许氏得到了世界没有,我们好奇的是许氏如何判断在生命界中谁是谦逊者,但既然“环境本身反复无常”,谦不谦逊也就无所谓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达尔文主义”是无情无德的、邪恶的学说,发明“达尔文主义”的,虽然不是达尔文,却是达尔文“给了它望似可敬的科学烟幕,促成霸权主义如野火燎原席卷世界”。他指责,“适者生存……只是英帝国的邪恶政治哲学”,而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在中国鼓吹达尔文主义,“造成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命定要遭受内战的煎熬”。中研院院士、地质学博士许靖华,在做出这些人文判断时,不认为有“拿出证据”的必要,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那么许靖华有什么对策呢?他主张学习自然之道,尽管“道可道,非常道”,他仍能自信地指出:自然之道就是“互助共存”,我们“要用教育、道德、仁爱及民主达到大同”。这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了。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许氏不耐达尔文世界的无情岁月,落叶归根致力于人文化成,其情可悯,其志可嘉。他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可算是“异代同情”,令人发思古之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