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短消息在网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
　　《人民日报》1989年2月20日第二版曾经指出:“北京最近提供2万多平方米住房,每平方米1600元至1900元。若买两居室,少说也要6万多元。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储50元,已是极限,100年才能买上两居室。”
　　如果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猛一听,就有可能被误导。想想也是:如今21年过去了,今天仍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与当年差异甚微。时至今日,“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一百年的收入,不要说两居室,一居室也买不上。
　　问题在于,1989年毕业的那些大学生,今天住上了两居室没有?难道当年关于房价过高的评论,真的没有作用吗?
　　对此,看过并且转发过这则消息的总结,主要分三个部分:
　　——“看来100年的收入买不起商品房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房价与收入比而得出的房地产泡沫论也颇有历史可查了”;
　　——“对房价过高的争论早在福利分房的时代就开始了”。
　　对于1989年的楼市改革大讨论,我个人的感觉,当年的那场讨论是很有收获的。就如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结果一样,1989年2月关于楼价的讨论,对于后来的房改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个2万多平方米的房子,是赛特中心,位置在北京东二环路与长安街的建国门立交桥边上,那是什么地段?什么质量?又是什么利率水平和汇率水平?国库券年收益率,1989年平均约为20%;1989年初,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1∶4.5左右,黑市价格约在1∶10附近。
　　长富宫新楼,以及赛特中心,当年只收外汇不收人民币,记得当时的开盘价是260多美元/平方米,到1989年6月初升到了500美元。1989年的GDP净增长超过50%,物价闯关,市面萧条,老百姓连蜂窝煤都囤积。当年讨论商品房的房价,重要的目的并不是说要楼价降到多少,而是说,在房改方案的实施过程之中,政府应给居民提供多高的购楼补贴,或者提供多大比例的无息房贷。
　　1989年的商品房价格如此之高,作为基价,来推进房改、税改,肯定是无法运作的。因此,当年中央定下来的政策,99%以上后来都落实了。比如政府当年的“房改方案”承认“年功”,也就是工龄补贴,一年工龄,政府至少补贴(或让低房价)1%以上,且以家庭计算(夫妇二人,党龄与工龄都有的,按大数算),当时鲜有一家人合计工龄过百年者,但80、90年的确实不少;这个有账可查。“房改方案”还承认“特行”和“特殊贡献”,存在特殊职业补贴和行业补贴,最少5%,最高15%,比如科教文卫以及各级劳模和三八红旗手。
　　当年的“房改方案”不搞“平均主义”,承认“职务差别”和“职务面积”,以行政级别和实际职务而论,每个级别对应相应的住房面积,“职务面积”之内房价很低(直至全免)——也就是,相当于这个面积之内差不多就是送给你了。
　　北京的楼价,房改时定的980元一平方米,当年确实是天价,至少高出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最低也高过40%—50%的样子。
　　现在有些人以为,1989年《人民日报》的评论,包括当年的讨论,到今天看来,是个笑话,或以此证明当年的楼价确实不高。这是偷换了当年讨论的最基本内容,也忽视了此后对于相关政策的影响。通过1989年的房价大讨论,后来让老百姓所获得的实惠相当之大——政策通过釜底抽薪,不显山,不露水,房改实现了“还利于民”。
　　当然,1989年的房价讨论,结果并非尽如人意,比如如何充分合理的运用公共资源,以及如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旧城也是历史文化遗产),这给我们今天带来了不少问题。但在那时,至少天是蓝的,树是绿的,学术界是讲良心的,对于改革,是讲道理的,是有历史使命感的。不像今天的学术界,“隔着五十里看见苍蝇拉屎,出门却让大象绊了一个跟头”。
　　事实上,以100年的工资收入竟然买不起“同城”的一套房,这在任何国家、城市、时代,都是荒诞的,都是有问题的。回忆1989年的关于房改的早期争论,我们应当吸取两个历史教训。
　　其一,在相关利益集团以及知识精英的争议之中,几乎从不考虑最底层民众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除非他们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当时我们听不到农民的声音。
　　其二,自当时起,后来的21年里,对于绝大多数失地的农民来说,城市化的运动太过奢侈、成本和风险也太大了,并不是农民群体真正想要的结果。
　　因此,今天的我们应当更加关注那些不稳定的底层生态——房价已经不是经济问题,它正在生长成为一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