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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投资模式，可以产生奇迹，但是也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当大规模基建投资完成后，过度投资可能成为债务问题、经济紧缩的源头。
当下一个流行于世的说法遭遇挑战，中国GDP中投资比例过高，消费过低。作为工业化前期的中国，基建投资十分必要，但政府主导式的投资方式与低下的效率也需要引起重视。
中国需要进行大规模投资吗？答案肯定是需要。此前建成的高速公路网促进汽车业发展，使城市群、物流的畅通成为可能，目前的轨道交通使人口集中的城市群成为可能，也将使珠三角、长三角、长湘潭等城市真正融合到一起。只是，虽然高铁建设使中国拥有了畅通的物流体系，但资金使用过程中披露的冰山一角，显示投资效率并不高。
按照经济学家张军、朱天的说法，依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一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前者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指标，后者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指标，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不到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10%，在现阶段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所必须的。他们对产能结构性过剩说提出质疑，并且认为投资回报率没有明显下降，依据是数年前清华和北大的学者的两组研究，也就是说，投资效率并未下降。当然，清华等大学课题组也有相反的研究结果，今年9月25日，知名会计事务所安永也发布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大幅下滑。
投资效率是衡量投资方式以及是否需要继续投资的重要指标。
日本、韩国等国大规模投资在工业化初起时，确实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效果，但负面的案例也并不鲜见。
有学者提出了巴西的例证，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但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
集中式投资模式，可以产生奇迹，但是也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当大规模基建投资完成后，过度投资可能成为债务问题、经济紧缩的源头。
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蔡成平引述日本权威经济杂志《东洋经济》的文章指出，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为挽救经济，日本政府在1992年至1998年，连续七年推出减税、增加公共投资、购地等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尤其是财政投入超过GDP的15%，其中约半数为公共投资。但是，这些大规模的财政刺激非但未能挽救经济，反而加重了财政负担，并造成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
日本的财政刺激造成庞大的债务负担，到1996年底，日本的国债余额达到244.7万亿日元，截至2011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日本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达230%。日本“财政重建”减赤无望，如果日本的债券像美国一样有20%由国际债权人购买，恐怕日本债务危机早就发生了。
为人诟病的是，日本实施财政刺激计划大量资金固守汽车和家电两大传统产业，在培育新的主导产业方面偏重不够、支持不足，另有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公路、桥梁等公共建设，造成财政浪费。据2000年9月17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1998年道路投资额约为15万亿日元，其中仅有40%形成固定资本，浪费掉的资金达到4万亿到5万亿日元。
总之，并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率、减少投资浪费，如何由市场主体主导投资，如何减少投资项目寻租的问题。
当下一个流行于世的说法遭遇挑战，中国GDP中投资比例过高，消费过低。作为工业化前期的中国，基建投资十分必要，但政府主导式的投资方式与低下的效率也需要引起重视。
中国需要进行大规模投资吗？答案肯定是需要。此前建成的高速公路网促进汽车业发展，使城市群、物流的畅通成为可能，目前的轨道交通使人口集中的城市群成为可能，也将使珠三角、长三角、长湘潭等城市真正融合到一起。只是，虽然高铁建设使中国拥有了畅通的物流体系，但资金使用过程中披露的冰山一角，显示投资效率并不高。
按照经济学家张军、朱天的说法，依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一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前者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指标，后者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指标，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不到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10%，在现阶段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所必须的。他们对产能结构性过剩说提出质疑，并且认为投资回报率没有明显下降，依据是数年前清华和北大的学者的两组研究，也就是说，投资效率并未下降。当然，清华等大学课题组也有相反的研究结果，今年9月25日，知名会计事务所安永也发布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大幅下滑。
投资效率是衡量投资方式以及是否需要继续投资的重要指标。
日本、韩国等国大规模投资在工业化初起时，确实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效果，但负面的案例也并不鲜见。
有学者提出了巴西的例证，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但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
集中式投资模式，可以产生奇迹，但是也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当大规模基建投资完成后，过度投资可能成为债务问题、经济紧缩的源头。
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蔡成平引述日本权威经济杂志《东洋经济》的文章指出，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为挽救经济，日本政府在1992年至1998年，连续七年推出减税、增加公共投资、购地等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尤其是财政投入超过GDP的15%，其中约半数为公共投资。但是，这些大规模的财政刺激非但未能挽救经济，反而加重了财政负担，并造成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
日本的财政刺激造成庞大的债务负担，到1996年底，日本的国债余额达到244.7万亿日元，截至2011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日本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达230%。日本“财政重建”减赤无望，如果日本的债券像美国一样有20%由国际债权人购买，恐怕日本债务危机早就发生了。
为人诟病的是，日本实施财政刺激计划大量资金固守汽车和家电两大传统产业，在培育新的主导产业方面偏重不够、支持不足，另有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公路、桥梁等公共建设，造成财政浪费。据2000年9月17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1998年道路投资额约为15万亿日元，其中仅有40%形成固定资本，浪费掉的资金达到4万亿到5万亿日元。
总之，并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率、减少投资浪费，如何由市场主体主导投资，如何减少投资项目寻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