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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家子闹革命智救毛泽东
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打响第一枪的前一天，即1927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起义的最高领导者、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却遇到了一场生死考验。原来，正当他由江西安源到铜鼓准备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起义时，却在湖南浏阳的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
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了这次遇险：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汉冶萍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被几个民团兵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队长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米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四周都是很高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
文中提到的那个借钱给毛泽东的人，就是潘心源。潘心源，1904年出生，湖南浏阳丰裕山伍家渡人。他生于富有之家却无富人之通病。17岁考进长沙岳云中学，次年牵头成立浏北新民社。因蔑视时代且文笔激扬，加之慷慨捐资办《新民》刊，被推为首届主编。他先后撰写多篇文章，阐述“现在要弄好中国，谁都知道要推翻坏政府，打倒坏军阀，驱逐坏政客”等救国之道。1923年6月，他成为一名中共党员。1924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他到浏阳，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就在积极引导和影响学生进行革命活动时，潘心源却被当局教育部门以“不务正业”为由开除。于是，他干脆返乡当起了职业革命者，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其间，为了给穷苦百姓做榜样，他动员母亲参加革命，并推荐她任乡妇女主任兼管农会财务，然后又带头清算岳父的“老账”，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救荒委员会，闹起了粜米风潮。此外，他还开展了禁牌赌、禁鸦片等活动，赶走为虎作伥的团防局长，进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927年马日事变时，潘心源掌握了数万农军，并率浏阳农军参加了湖南10万农军围攻长沙的斗争。他还千方百计保存浏阳农军武装，他们是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的有生力量。
秋收起义前夕，潘心源到安源会见毛泽东，并参加了前敌委员会军事会议。会后，毛泽东和潘心源从安源出发，经浏阳奔赴铜鼓，去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举行起义。
没想到，就在临近铜鼓时，一行人被清乡队抓获。当团丁发现毛泽东跑了，一边高声地叫着“跑了，跑了”，一边追赶。这时，潘心源几个箭步冲到团丁面前，拦住团丁们的去路，大声喝道：“你们到底搞什么鬼名堂，青天白日竟敢到处抓人！我要去团防总局那里告你们的状！”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就在团丁一愣神的时候，潘心源故意朝毛泽东逃跑的相反方向边喊边跑：“老板，等等我！……”毛泽东就这样到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后又闯了出来。
关于这次遇险，除了毛泽东有过深刻的回忆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当年秋收起义的组织者之一、时为中共浏阳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在《毛委员到铜鼓》一文中这样写道：“毛委员和潘心源被扣后，毛委员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块银圆，往地上一撒，团丁急忙去抢钱，这时毛委员与潘心源乘机分两路逃走了……”
假如不是毛泽东巧妙设计谋摆脱团丁，假如不是潘心源故意分散团丁的注意力……历史没有假设。否则，秋收起义的历史将会被改写。
总结游击术错送“袁王”命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潘心源则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在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势力猖獗的艰苦条件下，潘心源坚持斗争，并领导成立浏北游击队，很快打开了浏阳地区斗争的局面。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后成立了红五军，潘心源又率领平（江）浏（阳）游击队加入红五军第二纵队。其间，潘心源根据游击战争的实践，总结出“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学会打圈子”等游击战术。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委派潘心源（化名彭清泉）为巡视员去湘赣边界巡视督查工作，并传达贯彻中共六大精神。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等陪着潘心源巡视了永新、宁冈，后又派人护送他前往红五军军部，巡视五军的情况。
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为了更快、更好地开展工作，潘心源建议召开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
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在遂川于田召开，并作出了三项决定：湘赣边界特委与赣西特委合并为赣西特委；集中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编成红军第六军；坚决地解决袁文才、王佐。
4月27日，《五军军委滕代远报告》中记载：“联席会很顺利的在遂川开了4天，有代表9人，并有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出席。”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也记述了这一事件：“这一问题（‘袁王’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负责办理的。”从以上可以看出，潘心源为错杀袁文才、王佐定下了调子。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0年2月27日，长沙《大公报》刊出一则信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有人据此认为是彭德怀杀死了袁、王；有的则认为，杀害二人的是中央派去解决袁、王问题的彭清泉和朱昌偕；有的还认为，是由彭清泉和朱昌偕策划，彭德怀“轻听轻信”，没有冷静思考，当然主要应该由彭清泉和朱昌偕负责。
从这些情况以及有关史料分析，基本上都认为潘心源与“袁王事件”脱不了干系。其实，熟知井冈山斗争史的人都知道，袁、王被错杀的原因极为复杂，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的。 1965年，毛泽东回到阔别38年的井冈山时，曾对人说过：袁、王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袁文才、王佐的冤案是由于“左”倾路线造成的，不便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军地党组织和毛泽东都没有因为这件事为难潘心源。1930年2月，潘心源旋即被选任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委，并先后兼任红三军代理政委、红四军政委。同年8月，还被选为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委员，负责地方动员工作。其间，他一直和毛泽东、朱德等密切配合、并肩战斗。因而，作为坚定的革命者、红军高级领导人的潘心源并没有因为“袁王事件”而湮没他应有的光芒。
怅望长沙城血洒玉环县
红军一打长沙后不久，“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要求红军再次进攻长沙。1930年8月24日，潘心源率领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八军及浏东地方武装为中路，于28日进抵长沙东南郊外15公里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中铺、龙头铺一带，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但守敌却连续数日坚守不出。
9月3日，潘心源获悉守敌指挥部为给守城的敌军鼓气，打破被围的困境，将以10个团的兵力从红三军团当面之地猴子石出击。在总指挥部的支持下，潘心源进行了歼敌部署：红三军团一部担负监视正面敌人的任务，另外协调红一军团在敌出击线西侧，对敌进行伏击。是役，毙敌600余人，俘敌团长2名及士兵1000余人，缴枪1000多支，并击伤其旅长陈渥及2名团长，余敌狼狈溃逃，龟缩于猴子石阵地内，此后再也不敢反击。
尽管红军后来想尽办法，多次突击，甚至采取“火牛阵”，但攻城均未奏效。这时，补给日益困难，敌人增援日多，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以及潘心源等总前委领导说服了中央代表和红一方面军的少数干部，撤出战斗。
攻打长沙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浏阳农民自卫军近千人编入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就牺牲了数百人。另外，因为急于组织起义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使包括浏阳等多个县区乡的党组织遭受破坏，长沙周边党的力量损失惨重。看着自己参与组建的党组织在“左”倾错误的强令下被摧毁，潘心源十分痛心。
1931年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不久，为了使“左”倾错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得到贯彻，中央派出代表团对苏区高层领导进行考察。中央代表在考察中获悉潘心源一直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主张向敌人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得到发展，不赞成超计划性地扩红……于是，中央代表对潘心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横加指责。
12月，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潘心源因在担任中央巡视员期间曾多次往来于上海与中央苏区，故与周恩来熟识。在此情况下，潘心源将心中的忧虑和苦闷向周恩来作了倾诉。周恩来对潘心源的革命忠心以及领导能力都非常了解，又一次安排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地区工作。同时，让他兼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职务。
就在潘心源走马上任后不久，因叛徒出卖，他不幸在浙江玉环县被捕，牺牲时年仅27岁。就在他牺牲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还专门刊发了讣告，并辟出专版刊登有关文章悼念。
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打响第一枪的前一天，即1927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起义的最高领导者、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却遇到了一场生死考验。原来，正当他由江西安源到铜鼓准备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起义时，却在湖南浏阳的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
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了这次遇险：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汉冶萍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被几个民团兵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队长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米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四周都是很高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
文中提到的那个借钱给毛泽东的人，就是潘心源。潘心源，1904年出生，湖南浏阳丰裕山伍家渡人。他生于富有之家却无富人之通病。17岁考进长沙岳云中学，次年牵头成立浏北新民社。因蔑视时代且文笔激扬，加之慷慨捐资办《新民》刊，被推为首届主编。他先后撰写多篇文章，阐述“现在要弄好中国，谁都知道要推翻坏政府，打倒坏军阀，驱逐坏政客”等救国之道。1923年6月，他成为一名中共党员。1924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他到浏阳，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就在积极引导和影响学生进行革命活动时，潘心源却被当局教育部门以“不务正业”为由开除。于是，他干脆返乡当起了职业革命者，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其间，为了给穷苦百姓做榜样，他动员母亲参加革命，并推荐她任乡妇女主任兼管农会财务，然后又带头清算岳父的“老账”，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救荒委员会，闹起了粜米风潮。此外，他还开展了禁牌赌、禁鸦片等活动，赶走为虎作伥的团防局长，进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927年马日事变时，潘心源掌握了数万农军，并率浏阳农军参加了湖南10万农军围攻长沙的斗争。他还千方百计保存浏阳农军武装，他们是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的有生力量。
秋收起义前夕，潘心源到安源会见毛泽东，并参加了前敌委员会军事会议。会后，毛泽东和潘心源从安源出发，经浏阳奔赴铜鼓，去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举行起义。
没想到，就在临近铜鼓时，一行人被清乡队抓获。当团丁发现毛泽东跑了，一边高声地叫着“跑了，跑了”，一边追赶。这时，潘心源几个箭步冲到团丁面前，拦住团丁们的去路，大声喝道：“你们到底搞什么鬼名堂，青天白日竟敢到处抓人！我要去团防总局那里告你们的状！”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就在团丁一愣神的时候，潘心源故意朝毛泽东逃跑的相反方向边喊边跑：“老板，等等我！……”毛泽东就这样到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后又闯了出来。
关于这次遇险，除了毛泽东有过深刻的回忆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当年秋收起义的组织者之一、时为中共浏阳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在《毛委员到铜鼓》一文中这样写道：“毛委员和潘心源被扣后，毛委员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块银圆，往地上一撒，团丁急忙去抢钱，这时毛委员与潘心源乘机分两路逃走了……”
假如不是毛泽东巧妙设计谋摆脱团丁，假如不是潘心源故意分散团丁的注意力……历史没有假设。否则，秋收起义的历史将会被改写。
总结游击术错送“袁王”命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潘心源则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在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势力猖獗的艰苦条件下，潘心源坚持斗争，并领导成立浏北游击队，很快打开了浏阳地区斗争的局面。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后成立了红五军，潘心源又率领平（江）浏（阳）游击队加入红五军第二纵队。其间，潘心源根据游击战争的实践，总结出“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学会打圈子”等游击战术。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委派潘心源（化名彭清泉）为巡视员去湘赣边界巡视督查工作，并传达贯彻中共六大精神。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等陪着潘心源巡视了永新、宁冈，后又派人护送他前往红五军军部，巡视五军的情况。
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为了更快、更好地开展工作，潘心源建议召开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
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在遂川于田召开，并作出了三项决定：湘赣边界特委与赣西特委合并为赣西特委；集中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编成红军第六军；坚决地解决袁文才、王佐。
4月27日，《五军军委滕代远报告》中记载：“联席会很顺利的在遂川开了4天，有代表9人，并有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出席。”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也记述了这一事件：“这一问题（‘袁王’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负责办理的。”从以上可以看出，潘心源为错杀袁文才、王佐定下了调子。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0年2月27日，长沙《大公报》刊出一则信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有人据此认为是彭德怀杀死了袁、王；有的则认为，杀害二人的是中央派去解决袁、王问题的彭清泉和朱昌偕；有的还认为，是由彭清泉和朱昌偕策划，彭德怀“轻听轻信”，没有冷静思考，当然主要应该由彭清泉和朱昌偕负责。
从这些情况以及有关史料分析，基本上都认为潘心源与“袁王事件”脱不了干系。其实，熟知井冈山斗争史的人都知道，袁、王被错杀的原因极为复杂，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的。 1965年，毛泽东回到阔别38年的井冈山时，曾对人说过：袁、王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袁文才、王佐的冤案是由于“左”倾路线造成的，不便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军地党组织和毛泽东都没有因为这件事为难潘心源。1930年2月，潘心源旋即被选任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委，并先后兼任红三军代理政委、红四军政委。同年8月，还被选为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委员，负责地方动员工作。其间，他一直和毛泽东、朱德等密切配合、并肩战斗。因而，作为坚定的革命者、红军高级领导人的潘心源并没有因为“袁王事件”而湮没他应有的光芒。
怅望长沙城血洒玉环县
红军一打长沙后不久，“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要求红军再次进攻长沙。1930年8月24日，潘心源率领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八军及浏东地方武装为中路，于28日进抵长沙东南郊外15公里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中铺、龙头铺一带，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但守敌却连续数日坚守不出。
9月3日，潘心源获悉守敌指挥部为给守城的敌军鼓气，打破被围的困境，将以10个团的兵力从红三军团当面之地猴子石出击。在总指挥部的支持下，潘心源进行了歼敌部署：红三军团一部担负监视正面敌人的任务，另外协调红一军团在敌出击线西侧，对敌进行伏击。是役，毙敌600余人，俘敌团长2名及士兵1000余人，缴枪1000多支，并击伤其旅长陈渥及2名团长，余敌狼狈溃逃，龟缩于猴子石阵地内，此后再也不敢反击。
尽管红军后来想尽办法，多次突击，甚至采取“火牛阵”，但攻城均未奏效。这时，补给日益困难，敌人增援日多，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以及潘心源等总前委领导说服了中央代表和红一方面军的少数干部，撤出战斗。
攻打长沙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浏阳农民自卫军近千人编入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就牺牲了数百人。另外，因为急于组织起义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使包括浏阳等多个县区乡的党组织遭受破坏，长沙周边党的力量损失惨重。看着自己参与组建的党组织在“左”倾错误的强令下被摧毁，潘心源十分痛心。
1931年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不久，为了使“左”倾错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得到贯彻，中央派出代表团对苏区高层领导进行考察。中央代表在考察中获悉潘心源一直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主张向敌人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得到发展，不赞成超计划性地扩红……于是，中央代表对潘心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横加指责。
12月，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潘心源因在担任中央巡视员期间曾多次往来于上海与中央苏区，故与周恩来熟识。在此情况下，潘心源将心中的忧虑和苦闷向周恩来作了倾诉。周恩来对潘心源的革命忠心以及领导能力都非常了解，又一次安排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地区工作。同时，让他兼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职务。
就在潘心源走马上任后不久，因叛徒出卖，他不幸在浙江玉环县被捕，牺牲时年仅27岁。就在他牺牲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还专门刊发了讣告，并辟出专版刊登有关文章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