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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信，如果他们宁愿孤独，那只是一时负气的念头。
我的父母都快80岁了，生活看起来很平静——正如人们可以想像的那样，平静得像雪、像雨或是像仲夏里树叶的沙沙声。
父亲通常在7点半起床，拿着个公文包远远地去散步。他的着装看起来像一名律师，要去办理一件最令人激动的案子。他先是去市中心的一家旅馆，坐在门厅里抽雪茄。之后他会步行数英里，逛商店，泡图书馆。他认识许多人，都是些小人物，或者说是劳动人民，如办事员、肉商、报童。他跟他们谈天气，谈最近的体育赛事。然后他会买半打炸面饼圈，放进公文包，打道回府，睡午觉。
母亲则去购物，而且每星期同她的三个女友打一次纸牌。其他时间，他们就在家里看电视、听广播。他们从不去看电影。多年前，我父亲在电影院里为无声电影演奏音乐，后来为有声电影和轻歌舞剧配乐。如今即使一辈子不再看电影，他也照样快乐。我想最近10年来他都没看过一部片子，不过，下面就要讲到的那一次是个例外。
有一天早上，我照例去父母家探访，带了一张纽约报纸——这是我的习惯，和一些扇贝肉——我父母非常爱吃又舍不得买的美味海鲜。
我走进公寓时，他们竟在吵架。这件事就其本身而言非同寻常。他们在为某桩芝麻小事争论不休、大喊大叫。他们的争吵与大约25年前的一件事有关，对于这件事的起因和发生的地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争论得越来越激烈。起先我感到惊讶，接着我就警觉起来。只听父亲说：“你就那德行，总是自信得过头。”
“我当然知道，我当时在场。”
“我也在场。”
“哼，那你是记错了。”
“我记得一清二楚。”父亲嚷道。
母亲说：“别朝我嚷嚷。”
“我高兴朝谁嚷我就朝谁嚷。”
“但不可以对我，你不可以对我嚷。”
事情就这样发展着，我手里拿着扇贝肉，站在那儿发呆。他们就像新婚夫妻一样不停地吵，持续了大约15分钟。最后我父亲真的生气了，拿起身边床上的帽子，冲出房间，砰地带上门。
“让他走。”母亲说。
“我想只好如此。你们刚才在吵些什么来着?”
母亲耸耸肩：“我记不得了。他就是太固执。我一直希望他老了会好些。”
“如果他现在还没变，他永远都不会变的。”
“他最好变一变。我不会再忍受下去了。”
我坐了一会儿，之后把扇贝肉放进冰箱。我叫母亲别担心。她“哼”了一声。我告辞出门。
大概是晚餐时间，我又担心起来，于是就打了电话。我独自一人在家，妻子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我母亲接电话，说父亲还没回，也没往家里打过电话。我倒没指望他会打电话。我想15年来他都没用过电话。他好像不相信这玩意儿。
我跳上公共汽车，赶去看母亲。她已不像早些时候那么有朝气了。她憔悴了些，情绪十分低落。“我希望他不要做出什么傻事来。”她说，“他不是年轻的小伙子了，你知道。”
“我知道。我到闹市区去找找，也许能找到他。”
大约在10年前，父亲当时是一所音乐学校的校长，后来学校解散了，他从校长的位置退下来。人生第一次，他决定用酒精来镇静自己，开始常喝加州生产的半品脱瓶装劣质雪利酒，喝了酒就变得爱唠叨，甚至有点好斗。
但很快，他戒了酒，再也不喝了，哪怕在生日聚会和圣诞节也滴酒不沾。不过我想，他今天很可能又重开酒戒，就像一位年轻的失恋的情人。我真感到惊讶，他都这么一把年纪了，动不动就肝火大发，生我母亲的气；而她呢，为那么一点儿小事，竟像个第一次跟情人吵架的小女孩那样闷闷不乐，孤独无助。瞧这有多新鲜。我原以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
不知怎的，天下起瓢泼大雨。我便开始满街转悠，先从热闹非凡的旅馆酒吧找起，之后费力地前往城市北区和那些更加破落不堪的地方。每到一处，我都盼望能找到他：他可能喝多了劣质雪利酒，正对着一群耐得住性子的醉汉们讲述着他的不快或是他童年时的调皮经历。
有一两次，我以为我瞥见了他，可当我走出雨幕，寻着酒气迎上去时，却发现又不是他，而是某个孤独的老头，正踉跄着脚步，一脸满足地傻笑。
我的心悬了起来。父亲毕竟年事已高，我想。我必须记住这一点。如果他喝醉了，在雨中漫游，可能会有危险。当然我自己也淋成了落、汤鸡，并且也喝多了点——光顾了那么多酒吧，我自然忍不住要喝几杯。
夜里11点半的光景，我放弃了寻找。酒还有许多没喝完，我就一会儿怕得要命，一会儿失声大笑。想像一下，我父亲都差不多80岁了，居然跟我母亲吵了架，从家里跑了出来，而且口袋里很可能不名一文。他要离家出走!想至此，我又赶往纽约、纽黑文和哈特福德火车站。他也不在那儿。最后我只得回到我母亲的住处。
她正在轻轻地啜泣。“我猜他真的出走了。”她不时地打住哭声，抬起肩膀，冷不防说一句：“我饶不了他。”接着她就颓然地坐下，继续哭。
好长一段时间，我陪她坐着，不停地饮茶。我们谈起过去的每个日子。可她说话的语气，就仿佛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我父亲为了另外一个女人而抛弃了她。
门终于开了，父亲安静地走了进来。他双手捧着个小包裹。他温和地笑着，打招呼道：哈!” “你到哪儿去啦?”我问。母亲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看到父亲归来，她说不出有多么高兴。
“我看电影去了。”
母亲大吃一惊，“看电影?”
“阿卡德影剧院。片子色彩太亮了，都刺痛了我的眼睛。” “电影讲些什么?”我没话找话地问。
父亲耸耸肩：“一大群傻里傻气的年轻女孩和她们多愁善感的恋爱故事。”
“不过电影11点就结束了。”我说。
父亲还是耸耸肩：“我还去沃尔格林夜市买了点东西。” “我沏点热茶来。”母亲说，“看了那么鲜亮的色彩和那些多愁善感的女孩子，你一定累了。”
“都是些情感上的玩意儿，”父亲说，“电影还是没什么变化，不过是银幕宽了些，声音也变大了。给!”
他把手里的包裹递给她。那是一瓶涂手用的润肤液，父亲把润肤液朝母亲递过去，微微垂下头。脸红了。这一幕别说有多感人了。
母亲红光满面，她的眼眸在厚厚的镜片后面闪烁着光芒。“多漂亮的瓶子呀!”
“他们说这种润肤液可以让你的手保养得像天鹅绒一样柔软和光滑。”父亲说。
母亲的手为我和家人操劳了多少年：洗呀、烤呀、擦呀、在花园里挖呀……如今变得瘦骨嶙峋，青筋突起，由于多年的劳作而粗糙不堪。可是对我父亲而言，那双手一定是一位年轻女人的手，一位他爱着的年轻女人的手，一位常驻他心头的女人的手，这位女人一点也没有变……对他来说，她的手还是像天鹅绒一样，而他就是要让它们永葆昔日模样。
母亲又哭了起来，但这次是因为高兴和爱而哭。我说：“好啦，我得走了，你们还是早点睡吧。”我走了出来，以便让他们和好如初，笑脸相对，相伴相随。我确信，如果他们宁愿孤独，那只是一时负气的念头。
我的父母都快80岁了，生活看起来很平静——正如人们可以想像的那样，平静得像雪、像雨或是像仲夏里树叶的沙沙声。
父亲通常在7点半起床，拿着个公文包远远地去散步。他的着装看起来像一名律师，要去办理一件最令人激动的案子。他先是去市中心的一家旅馆，坐在门厅里抽雪茄。之后他会步行数英里，逛商店，泡图书馆。他认识许多人，都是些小人物，或者说是劳动人民，如办事员、肉商、报童。他跟他们谈天气，谈最近的体育赛事。然后他会买半打炸面饼圈，放进公文包，打道回府，睡午觉。
母亲则去购物，而且每星期同她的三个女友打一次纸牌。其他时间，他们就在家里看电视、听广播。他们从不去看电影。多年前，我父亲在电影院里为无声电影演奏音乐，后来为有声电影和轻歌舞剧配乐。如今即使一辈子不再看电影，他也照样快乐。我想最近10年来他都没看过一部片子，不过，下面就要讲到的那一次是个例外。
有一天早上，我照例去父母家探访，带了一张纽约报纸——这是我的习惯，和一些扇贝肉——我父母非常爱吃又舍不得买的美味海鲜。
我走进公寓时，他们竟在吵架。这件事就其本身而言非同寻常。他们在为某桩芝麻小事争论不休、大喊大叫。他们的争吵与大约25年前的一件事有关，对于这件事的起因和发生的地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争论得越来越激烈。起先我感到惊讶，接着我就警觉起来。只听父亲说：“你就那德行，总是自信得过头。”
“我当然知道，我当时在场。”
“我也在场。”
“哼，那你是记错了。”
“我记得一清二楚。”父亲嚷道。
母亲说：“别朝我嚷嚷。”
“我高兴朝谁嚷我就朝谁嚷。”
“但不可以对我，你不可以对我嚷。”
事情就这样发展着，我手里拿着扇贝肉，站在那儿发呆。他们就像新婚夫妻一样不停地吵，持续了大约15分钟。最后我父亲真的生气了，拿起身边床上的帽子，冲出房间，砰地带上门。
“让他走。”母亲说。
“我想只好如此。你们刚才在吵些什么来着?”
母亲耸耸肩：“我记不得了。他就是太固执。我一直希望他老了会好些。”
“如果他现在还没变，他永远都不会变的。”
“他最好变一变。我不会再忍受下去了。”
我坐了一会儿，之后把扇贝肉放进冰箱。我叫母亲别担心。她“哼”了一声。我告辞出门。
大概是晚餐时间，我又担心起来，于是就打了电话。我独自一人在家，妻子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我母亲接电话，说父亲还没回，也没往家里打过电话。我倒没指望他会打电话。我想15年来他都没用过电话。他好像不相信这玩意儿。
我跳上公共汽车，赶去看母亲。她已不像早些时候那么有朝气了。她憔悴了些，情绪十分低落。“我希望他不要做出什么傻事来。”她说，“他不是年轻的小伙子了，你知道。”
“我知道。我到闹市区去找找，也许能找到他。”
大约在10年前，父亲当时是一所音乐学校的校长，后来学校解散了，他从校长的位置退下来。人生第一次，他决定用酒精来镇静自己，开始常喝加州生产的半品脱瓶装劣质雪利酒，喝了酒就变得爱唠叨，甚至有点好斗。
但很快，他戒了酒，再也不喝了，哪怕在生日聚会和圣诞节也滴酒不沾。不过我想，他今天很可能又重开酒戒，就像一位年轻的失恋的情人。我真感到惊讶，他都这么一把年纪了，动不动就肝火大发，生我母亲的气；而她呢，为那么一点儿小事，竟像个第一次跟情人吵架的小女孩那样闷闷不乐，孤独无助。瞧这有多新鲜。我原以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
不知怎的，天下起瓢泼大雨。我便开始满街转悠，先从热闹非凡的旅馆酒吧找起，之后费力地前往城市北区和那些更加破落不堪的地方。每到一处，我都盼望能找到他：他可能喝多了劣质雪利酒，正对着一群耐得住性子的醉汉们讲述着他的不快或是他童年时的调皮经历。
有一两次，我以为我瞥见了他，可当我走出雨幕，寻着酒气迎上去时，却发现又不是他，而是某个孤独的老头，正踉跄着脚步，一脸满足地傻笑。
我的心悬了起来。父亲毕竟年事已高，我想。我必须记住这一点。如果他喝醉了，在雨中漫游，可能会有危险。当然我自己也淋成了落、汤鸡，并且也喝多了点——光顾了那么多酒吧，我自然忍不住要喝几杯。
夜里11点半的光景，我放弃了寻找。酒还有许多没喝完，我就一会儿怕得要命，一会儿失声大笑。想像一下，我父亲都差不多80岁了，居然跟我母亲吵了架，从家里跑了出来，而且口袋里很可能不名一文。他要离家出走!想至此，我又赶往纽约、纽黑文和哈特福德火车站。他也不在那儿。最后我只得回到我母亲的住处。
她正在轻轻地啜泣。“我猜他真的出走了。”她不时地打住哭声，抬起肩膀，冷不防说一句：“我饶不了他。”接着她就颓然地坐下，继续哭。
好长一段时间，我陪她坐着，不停地饮茶。我们谈起过去的每个日子。可她说话的语气，就仿佛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我父亲为了另外一个女人而抛弃了她。
门终于开了，父亲安静地走了进来。他双手捧着个小包裹。他温和地笑着，打招呼道：哈!” “你到哪儿去啦?”我问。母亲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看到父亲归来，她说不出有多么高兴。
“我看电影去了。”
母亲大吃一惊，“看电影?”
“阿卡德影剧院。片子色彩太亮了，都刺痛了我的眼睛。” “电影讲些什么?”我没话找话地问。
父亲耸耸肩：“一大群傻里傻气的年轻女孩和她们多愁善感的恋爱故事。”
“不过电影11点就结束了。”我说。
父亲还是耸耸肩：“我还去沃尔格林夜市买了点东西。” “我沏点热茶来。”母亲说，“看了那么鲜亮的色彩和那些多愁善感的女孩子，你一定累了。”
“都是些情感上的玩意儿，”父亲说，“电影还是没什么变化，不过是银幕宽了些，声音也变大了。给!”
他把手里的包裹递给她。那是一瓶涂手用的润肤液，父亲把润肤液朝母亲递过去，微微垂下头。脸红了。这一幕别说有多感人了。
母亲红光满面，她的眼眸在厚厚的镜片后面闪烁着光芒。“多漂亮的瓶子呀!”
“他们说这种润肤液可以让你的手保养得像天鹅绒一样柔软和光滑。”父亲说。
母亲的手为我和家人操劳了多少年：洗呀、烤呀、擦呀、在花园里挖呀……如今变得瘦骨嶙峋，青筋突起，由于多年的劳作而粗糙不堪。可是对我父亲而言，那双手一定是一位年轻女人的手，一位他爱着的年轻女人的手，一位常驻他心头的女人的手，这位女人一点也没有变……对他来说，她的手还是像天鹅绒一样，而他就是要让它们永葆昔日模样。
母亲又哭了起来，但这次是因为高兴和爱而哭。我说：“好啦，我得走了，你们还是早点睡吧。”我走了出来，以便让他们和好如初，笑脸相对，相伴相随。我确信，如果他们宁愿孤独，那只是一时负气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