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安抚江青，毛泽东出面为她请摄影老师
江青正式拜师学习摄影始于1962年，而对摄影产生兴趣却始于1959年。
那时江青生了几年病，爱使性子、脾气暴躁、喜怒无常，情绪很不稳定。毛泽东非常理解江青的痛楚，希望能为她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因此，1959年和1961年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两次会议，都让江青上了山。江青不是中央领导人，身心轻松，游离于高层政治的紧张空气之外。她十分喜欢庐山的自然景色，对拍摄风景照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到处觅景摆弄照相机。那时的照相机大部分都是德国老牌产品，镜头的清晰度极高，可是全部靠手动操纵，对摄影者的技术要求很高。江青那时的摄影技术远远没有达到准确掌握百分之一秒瞬间的水平，对选景也欠整体审美构思，拍摄时需要毛泽东身边的摄影工作者帮助她选景、对焦距，然后由她按动快门。这种方式的摄影，江青进行了很多次，其中一幅《庐山仙人洞照》，毛泽东看后较满意，特意题写了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一次偶然的成功有时可以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兴趣和追求。江青浑身充满了激情，从庐山回来后，她对摄影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她没有重要的工作岗位，闲得无聊，这种表面舒适实际死气沉沉的生活，不是她向往的，更不是她不甘寂寞的天性所能忍受的。她开始琢磨系统地学习摄影，创作艺术作品，他相信她对艺术有着天赋的灵气。可是谁能当她的老师呢？考虑再三，江青决定请石少华当她的摄影老师。江青之所以看中石少华，一是因他担任着新华社副社长兼新华社摄影部主任职务，二是因他在摄影界享有盛名，有较高威望。抗战时期，他就是八路军里赫赫有名的新闻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其中有许多是不可多得的高质量艺术作品。解放后，他虽然担任了领导职务，但仍没有放下相机。他拍摄技术全面，又正值中年，这些条件正合江青的择师标准。
石少华听说江青要请他当摄影老师，不是喜悦而是畏惧。他知道江青性格乖僻，是中南海里出了名的不好相处的人。考虑再三，他觉得不能当江青的老师，就以工作忙为由推掉了。
日历还没有在手中翻过几张，石少华接到通知：毛泽东请他去。石少华立即赶往中南海。在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后院，毛泽东热情地握住石少华的手，带着长辈的慈祥轻轻地拍打他的肩，请他坐下。
“这次我请你来，有事相求。不是照相，但是和照相有关。”毛泽东说到这里，故意停了一下：“江青同志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做学生吧。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她有这个爱好嘛……我也支持她学习，给她买了照相机。想多学习一点知识，多掌握一门技术总是好的嘛。石少华同志，你就收她做学生吧！”
石少华万万没想到这件事情惊动了毛泽东！他一阵感动，一阵愧疚：让他老人家亲自过问，这不是给他百忙之中添乱吗？石少华当即答应了毛泽东。
毛泽东见石少华答应了给江青当老师，执意留他一同吃饭。
江青热衷摄影，海南闯祸
江青学习摄影和每个学生一样，也有一个由不会到会，又由会到精通的过程。她初学时还比较谦虚、刻苦，和老师也能平易相处。石少华让江青深入生活，多拍有人的场景。江青很认真地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和身边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天安门广场，那儿有人有景，是一处出照片的地方。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陪同的警卫局领导不敢让江青四处走动：江青是伟大领袖的夫人，万一安全出了问题，谁交得了差？江青拗不过警卫局领导，离开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大会堂的楼顶，从远处拍摄天安门广场。后来江青又连续几次去大会堂的楼顶拍摄，每次拍摄，都有进步。
江青拍摄的兴趣越来越大，她觉得北京太小，希望能到各处拍拍。对于学生的好学，老师当然赞同，鼓励她多拍。但江青的摄影给警卫工作带来了麻烦。“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求援般请石少华不要让江青再“深入生活”了。石少华改让江青拍摄花草鱼虫、树林庭院静物，要求画面有层次感，曝光准确，取景角度新颖。江青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又开始认真拍摄静物。
有一段时间江青对摄影入了迷，晚上一人搬个圈椅，坐在楼外面，默默无语，出神地望着月亮。一天，她看着看着，突然旋风般地跑进屋，叫工作人员拖出一堆摄影器材，兴致勃勃要拍摄夜景。她对着大如银盘的月亮，支好三脚架。不过，她拍摄时也不是盲目按动快门，每拍一次记录一次速度、光圈，从百分之一秒一直到二分之一秒。
照片冲洗出来，江青一看，傻了眼！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每个速度、光圈都使用过，怎么就没有一个月亮是月亮？不是模糊一团，就是变成长条，要不干脆什么都没有。她参加活动时，遇到经常给中央领导摄影的杜修贤，就问：“老杜，月亮怎么会照成长的？”杜修贤在中南海时间长，许多人常向他请教摄影的技巧，江青也曾问过他如何在夜晚拍摄焰火。但是这次，杜修贤只是简单回答说：“可能速度太慢了……”便匆匆离开。
后来，江青请教老师才知道，一般感光度的胶卷是拍不好月亮的。再以后，她用高度感光胶卷拍摄了《月亮哨兵》这一作品。当然，哨兵就是她住处的警卫，夜晚的景色也是她住的地方。因为她拍摄手法较巧妙，外人还以为是江青深入部队生活的杰作！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由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陈伯达担任新设立的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1967年冬季，北京非常寒冷。江青提出要去海南岛避寒，毛泽东同意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邬吉成随行警卫。出发那天，江青乘坐的是空军的专机，空军负责人吴法宪和海军负责人李作鹏亲自护送。
飞机到了海南岛，江青不仅脸上有了笑容，连说话的语气也平和了许多。邬吉成原以为江青经过几小时的飞机颠簸，可能会很疲乏，要多休息一会，就没有惊动当地为江青安排活动。出乎意料，江青见海南岛景色诱人，顿时精神焕发。她不愿意呆在宾馆里，直嚷嚷要出去照相。大家都知道江青是个说一不二的首长，谁也不敢拦她，包括李作鹏、吴法宪也不敢劝阻她。
江青稍稍整理了一下，就兴高采烈地提上照相机，叫警卫员拿上三脚架，很有气派地出了门。这时邬吉成有点紧张，不知江青要到什么地方照相，又不能阻止她。他想想办法赶紧向北京报告，可是又无法脱身。江青丝毫不关心邬吉成所处的为难境地，只顾自己兴高采烈地到处游逛。此时，她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行为要对中央负责。
走着走着，她看见山头树林间露出几杆黑森森的炮管，立即招呼大家：“嗳，大家上山，山上有景！”说完，自己急匆匆地选路往山坡上爬。邬吉成一见，更不敢离开江青半步，同时立即派人到当地驻军所在地，利用他们的电台向北京报告：江青同志下马看花当天，就出去照像。
可是海防的通讯设备直到晚上才将电报发到北京。
江青却在下午就闯下了大祸。
只要有景，江青腿脚也变得十分利索，不一会儿就爬到山上。原来看上去很细小的炮管，此时露出了庞大的身躯，普通的山头原来是个巨大的炮台。江青的两颊因为激烈运动而微微泛红，她摘下蓝色便帽，用手帕轻轻地拭了拭额头，不等警卫员将她帽子里被汗水浸湿的环衬换掉，又将帽子戴上。她很开心。
见眼前的景致那么有气势，江青乐不可支地一边指挥人支撑三脚架，一边叫值勤的炮兵上炮台摆打炮的样子。邬吉成以为江青只是照照摆布的镜头，反正“喀嚓”出来的照片，又听不见炮声，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再说江青怕声响怕得要命，决不敢亲耳聆听震耳欲聋的炮声。
邬吉成想错了，此时的江青已经换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动莽撞的江青。她折腾了半天，照了几个镜头，邬吉成观察她的神情，似乎她还不满意。她围着炮台转了几圈，饶有兴趣地问炮台战士：“你们会打炮吗？”战士毕恭毕敬地回答说会打。江青笑了，赞许地命令道：“你们真不简单。我要求你们打几炮，我在旁边取镜头摄影，这样拍摄照片才有真实感。”
炮兵们愣怔了，不敢贸然执行江青的命令。这时陪同来的驻军首长面露难色，但是又不敢得罪江青。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出来向战士下达了打炮的命令。战士们立即爬上炮台，七手八脚，几分钟就作好了发射炮弹的一切准备。
邬吉成这时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他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知道炮是不能随便射打着玩的，更何况是海疆的军事基地，轻举妄动，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江青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未必连这个基本常识都不懂？邬吉成想上前劝劝江青，可是江青已经双手捂耳，眯着眼，作好了迎接炮声的准备。而笨重的照相机却晃晃荡荡地吊在脖子上，真不知道是为了照相还是为了寻找刺激？邬吉成只好作罢。
“轰……轰轰……”巨大的炮声震撼了整个山头，树叶被震得刷刷直落，连邬吉成也被这早已生疏的炮声惊得头皮阵阵发麻。江青却在一边兴奋得大叫：“好……好好！”瞬间声音又被巨大的炮声卷走、淹没。
江青得到了满足，高高兴兴地下山了。一个小时后，北京传来电讯：海南岛下午无故打炮，暴露了军事目标。外电发出消息：大陆的海南岛有秘密军事基地，他们已经掌握了准确地点。
邬吉成早就料到要出事情，可没想到这么快，这么严重。
他从山上下来，立即去给北京报告，可是他上山前的报告还没有发出去。驻军电台工作人员告诉他，要到晚上才到发报的联络时间。晚上邬吉成的报告发出去不到两个时辰，办公厅就给他回了电。办公厅领导责怪他没有阻止江青上山摄影，江青要打炮也没及时报告，要他回北京后再作深刻检查，并嘱咐他从现在起要及时报告江青的情况，不可再疏忽，造成意外。
海南岛的千里海疆因为江青一句任意的发号施令，进入了紧张的一级战备状态。
不知江青是不是知道事情的严重后果，还是不以为然？她的神态仍很安然，依然四处觅景抓镜头，情绪比在北京时高涨得多。
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终日提心吊胆地跟在她身后，生怕她冒出个什么新花样。幸好接下来在海南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她没有再出难题。
毛泽东阻止江青办影展
1971年，江青决定办个人影展。她将自己几年的摄影作品交给新华社摄影部进行挑选，选出多张照片放大展出，展出地点选定在人民大会堂。没有几天，100多个做工精致的相框就做好了，送到人民大会堂的展厅。连新闻机构也严阵以待，作好了报道的准备。出乎意料，毛泽东出来讲话了，这次他不是支持江青而是批评江青。以前毛泽东替江青请摄像老师，是为了江青的身体和精神，而现在江青不再为身体烦恼，所谓的影展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身价。毛泽东对江青越来越强烈的表现欲十分恼火，严厉批评了江青，叫她立即取消影展，注意政治影响。
负责筹办影展的工作人员最后等到的是撤销影展的通知。大家只好将江青的摄影作品搬回钓鱼台江青的住所。江青影展偃旗息鼓后，大家议论纷纷，以为问题出在江青的摄影主题上，因为作品大多数是花草鱼虫，工农兵形象少。这样表现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毛泽东当然不喜欢！
1974年，钓鱼台传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江青放火烧毁了自己的摄影作品。
这怎能叫人相信！江青历来将自己的作品视为珍宝，几次将照片交新华社摄影部保管，又几次因不信任要回照片。现在她为什么会这样残酷对待自己的心血之作？
原来江青又经历了一次影展梦破碎的打击！
钓鱼台18号楼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楼。1972年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从各地选来一些丹青大师的国画，悬挂在楼里。江青经常出入18号楼。不久前她还为江苏老画家陈大羽画的一只公鸡大动肝火，成了她大批“黑画”的导火线，搞得悬挂国画的几家大宾馆惶惶不可终日。画家们如大祸临头。
终于，厄运降临到18号楼的国画上。
10月间，江青突然要杜修贤为她放大摄影作品。杜修贤按照影展的规格，放大了78张不同尺寸的照片，并且根据以前的规定收取了江青1205元的制作费。他将照片送给江青时才知道，江青放大照片是为了取代18号楼的国画。
江青看见照片兴奋地说：“将这些牡丹、月季、海棠……还有这个石榴，换上去！11月5日有两个国家总统要来访问中国。要抓紧时间换上去。外面都在批黑画，我们这里是国家级的宾馆还能再挂这些资产阶级情调的画？我最讨厌一成不变。老一套！”
她的13张20英寸花卉照片很快取代了国画，挂在主厅里。
照片只挂了3天，就不见了。等人们发现时，13张国画已经回到了老地方。
原以为江青要气得发疯，负责警卫的人心惊肉跳找到江青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青正在10号楼用照片招待政治局的委员们，大照片摊了一长桌，见警卫局来人，她笑眯眯地说：“这些照片是我为委员们准备的，他们喜欢我照的照片，这次随他们挑，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江青这番话令人惊奇，好像她根本不知道她的“国际影展”已经宣告破产！
其实，江青是在掩饰自己的愤怒和难堪，勉强保持表面的镇静，以显示她大度、不与人计较。
毛泽东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可是江青在北京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当他知道江青又在“照片搭台，政治唱戏”时，对江青进行了严厉地训斥。
过了几天，江青发疯般地从楼里抱出剩余的照片，奔到院子里，将憋了许久的委屈、痛苦、失意和愤怒统统发泄了出来，化为熊熊烈火。那价值1000多元的照片终于成了江青影展梦的牺牲品。转眼间，照片变成了一堆焦黑的灰烬，随风纷纷扬扬在钓鱼台的草地上翻滚、飘动。等警卫人员发现，冲过来抢救，照片已经化为灰烬。
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召开。
江青又一次萌动影展念头，这难以止息的欲望日夜折磨她好强的心灵，竟成了她心头一块沉甸甸的心病。或许是吃了一堑的缘故，这次她长了一智。一到大寨她就四处造舆论：“这次我的影展要多拍些大寨的镜头，给大家开开眼界。照片制作费用稿费支付。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政治局，国锋同志都同意了，搞好后我再报告主席。”她想造成既成事实，来个先斩后奏，好让她的影展梦变为现实。
在大造舆论的同时，她逐步实现她的影展计划。她让杜修贤为她挑选照片放大后送来。杜修贤立即为她挑选、放大了30幅照片，派人送到大寨交给江青。
没有想到江青一见照片，火了：“为什么不选庐山、海南岛、北海和颐和圆的照片？我的展览是一个大厅，一个大厅！尽量多选，快点送来。”
100多幅照片源源不断送往大寨。大寨的大队部在江青的手中变成了她第一个“展览大厅”，从会议室到客厅都悬挂着江青拍摄的大幅照片。就是这样，江青仍未满足，兴致盎然地提出要到虎头山拍大寨的晚霞。拍摄那天下午，天气变得十分阴沉。陈永贵和到大寨采访的杜修贤等记者担心晚霞出不来。
江青一脸不快活，固执地要去拍。
吃完晚饭，陈永贵和秘书还有杜修贤一行10来个人，陪江青一同上虎头山拍晚霞。虎头山虽然不高，但总是在爬坡。不一会，大家就气喘吁吁的。江青的兴致特别高，一边爬山一边说笑。爬到山顶的坪坝上，摄影师替江青架好三脚架，镜头对准西方的天幕。大家期待阴沉的云层会突然裂开一个洞，让江青期待的晚霞露出来。然而，大家的希望落空了。
下山的路上，江青本来闷闷不乐，突然一声惊叫：“啊哟哟，你们快来看呀，大寨村舍的夜景多美丽！”
大家停下脚步，远远望去，只见大寨村庄朦朦胧胧的，灯光从山梁上一层层窑洞里透出，像高低起伏的彩色音符，隐约在暮色里闪动。
“老杜，快去叫大队把节日彩灯都打亮，我要照大寨的夜景。”江青在高坡上吆喝杜修贤。
看来江青今晚不过摄影的瘾是不会罢休的。杜修贤和陈永贵的秘书一同去大寨大队部，大队的干部一听江青要拍摄大寨的夜景，立即手忙脚乱地把节日的彩灯全部打开，近看煞是好看。江青离得远，嫌灯还不亮，叫杜修贤再去叫人家多开灯。
杜修贤大声告诉江青：“大队部只有这一排彩色节日灯，人家已经全部打开了！”
“去，快去告诉大队部，让他们再装一排灯。”
霎那间，几天的疲惫烦躁和怨气一齐涌上心头，杜修贤的口气不由得生硬起来：“江青同志，灯光和电线就要搞好几天，今天晚上肯定拍不成！”
站在一边的陈永贵也没答话。
江青被杜修贤一句话憋得半晌无声，最后悻悻地说：“那就算了。”
大寨四周有许多的山丘和土坡。江青在大会期间，兴奋点一直集中在拍照上，不亦乐乎地一趟又一趟上山拍照。
从大寨回到北京，江青又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她的正式影展。毛泽东无疑是她面前最难逾越的一道门槛。毛泽东虽然深居简出，却能耳听八方，眼观六路。江青要办展览，迟早要叫他知道的。江青又想了绝妙的主意——和摄影师联合举办展览。她知道毛泽东向来对家人严厉，对外人宽厚，如果拖上别人，毛泽东没准会同意的。但毛泽东回复她的仍只有两个字：“不行！”
江青最后一次影展的梦宣告破灭！
江青正式拜师学习摄影始于1962年，而对摄影产生兴趣却始于1959年。
那时江青生了几年病，爱使性子、脾气暴躁、喜怒无常，情绪很不稳定。毛泽东非常理解江青的痛楚，希望能为她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因此，1959年和1961年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两次会议，都让江青上了山。江青不是中央领导人，身心轻松，游离于高层政治的紧张空气之外。她十分喜欢庐山的自然景色，对拍摄风景照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到处觅景摆弄照相机。那时的照相机大部分都是德国老牌产品，镜头的清晰度极高，可是全部靠手动操纵，对摄影者的技术要求很高。江青那时的摄影技术远远没有达到准确掌握百分之一秒瞬间的水平，对选景也欠整体审美构思，拍摄时需要毛泽东身边的摄影工作者帮助她选景、对焦距，然后由她按动快门。这种方式的摄影，江青进行了很多次，其中一幅《庐山仙人洞照》，毛泽东看后较满意，特意题写了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一次偶然的成功有时可以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兴趣和追求。江青浑身充满了激情，从庐山回来后，她对摄影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她没有重要的工作岗位，闲得无聊，这种表面舒适实际死气沉沉的生活，不是她向往的，更不是她不甘寂寞的天性所能忍受的。她开始琢磨系统地学习摄影，创作艺术作品，他相信她对艺术有着天赋的灵气。可是谁能当她的老师呢？考虑再三，江青决定请石少华当她的摄影老师。江青之所以看中石少华，一是因他担任着新华社副社长兼新华社摄影部主任职务，二是因他在摄影界享有盛名，有较高威望。抗战时期，他就是八路军里赫赫有名的新闻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其中有许多是不可多得的高质量艺术作品。解放后，他虽然担任了领导职务，但仍没有放下相机。他拍摄技术全面，又正值中年，这些条件正合江青的择师标准。
石少华听说江青要请他当摄影老师，不是喜悦而是畏惧。他知道江青性格乖僻，是中南海里出了名的不好相处的人。考虑再三，他觉得不能当江青的老师，就以工作忙为由推掉了。
日历还没有在手中翻过几张，石少华接到通知：毛泽东请他去。石少华立即赶往中南海。在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后院，毛泽东热情地握住石少华的手，带着长辈的慈祥轻轻地拍打他的肩，请他坐下。
“这次我请你来，有事相求。不是照相，但是和照相有关。”毛泽东说到这里，故意停了一下：“江青同志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做学生吧。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她有这个爱好嘛……我也支持她学习，给她买了照相机。想多学习一点知识，多掌握一门技术总是好的嘛。石少华同志，你就收她做学生吧！”
石少华万万没想到这件事情惊动了毛泽东！他一阵感动，一阵愧疚：让他老人家亲自过问，这不是给他百忙之中添乱吗？石少华当即答应了毛泽东。
毛泽东见石少华答应了给江青当老师，执意留他一同吃饭。
江青热衷摄影，海南闯祸
江青学习摄影和每个学生一样，也有一个由不会到会，又由会到精通的过程。她初学时还比较谦虚、刻苦，和老师也能平易相处。石少华让江青深入生活，多拍有人的场景。江青很认真地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和身边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天安门广场，那儿有人有景，是一处出照片的地方。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陪同的警卫局领导不敢让江青四处走动：江青是伟大领袖的夫人，万一安全出了问题，谁交得了差？江青拗不过警卫局领导，离开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大会堂的楼顶，从远处拍摄天安门广场。后来江青又连续几次去大会堂的楼顶拍摄，每次拍摄，都有进步。
江青拍摄的兴趣越来越大，她觉得北京太小，希望能到各处拍拍。对于学生的好学，老师当然赞同，鼓励她多拍。但江青的摄影给警卫工作带来了麻烦。“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求援般请石少华不要让江青再“深入生活”了。石少华改让江青拍摄花草鱼虫、树林庭院静物，要求画面有层次感，曝光准确，取景角度新颖。江青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又开始认真拍摄静物。
有一段时间江青对摄影入了迷，晚上一人搬个圈椅，坐在楼外面，默默无语，出神地望着月亮。一天，她看着看着，突然旋风般地跑进屋，叫工作人员拖出一堆摄影器材，兴致勃勃要拍摄夜景。她对着大如银盘的月亮，支好三脚架。不过，她拍摄时也不是盲目按动快门，每拍一次记录一次速度、光圈，从百分之一秒一直到二分之一秒。
照片冲洗出来，江青一看，傻了眼！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每个速度、光圈都使用过，怎么就没有一个月亮是月亮？不是模糊一团，就是变成长条，要不干脆什么都没有。她参加活动时，遇到经常给中央领导摄影的杜修贤，就问：“老杜，月亮怎么会照成长的？”杜修贤在中南海时间长，许多人常向他请教摄影的技巧，江青也曾问过他如何在夜晚拍摄焰火。但是这次，杜修贤只是简单回答说：“可能速度太慢了……”便匆匆离开。
后来，江青请教老师才知道，一般感光度的胶卷是拍不好月亮的。再以后，她用高度感光胶卷拍摄了《月亮哨兵》这一作品。当然，哨兵就是她住处的警卫，夜晚的景色也是她住的地方。因为她拍摄手法较巧妙，外人还以为是江青深入部队生活的杰作！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由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陈伯达担任新设立的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1967年冬季，北京非常寒冷。江青提出要去海南岛避寒，毛泽东同意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邬吉成随行警卫。出发那天，江青乘坐的是空军的专机，空军负责人吴法宪和海军负责人李作鹏亲自护送。
飞机到了海南岛，江青不仅脸上有了笑容，连说话的语气也平和了许多。邬吉成原以为江青经过几小时的飞机颠簸，可能会很疲乏，要多休息一会，就没有惊动当地为江青安排活动。出乎意料，江青见海南岛景色诱人，顿时精神焕发。她不愿意呆在宾馆里，直嚷嚷要出去照相。大家都知道江青是个说一不二的首长，谁也不敢拦她，包括李作鹏、吴法宪也不敢劝阻她。
江青稍稍整理了一下，就兴高采烈地提上照相机，叫警卫员拿上三脚架，很有气派地出了门。这时邬吉成有点紧张，不知江青要到什么地方照相，又不能阻止她。他想想办法赶紧向北京报告，可是又无法脱身。江青丝毫不关心邬吉成所处的为难境地，只顾自己兴高采烈地到处游逛。此时，她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行为要对中央负责。
走着走着，她看见山头树林间露出几杆黑森森的炮管，立即招呼大家：“嗳，大家上山，山上有景！”说完，自己急匆匆地选路往山坡上爬。邬吉成一见，更不敢离开江青半步，同时立即派人到当地驻军所在地，利用他们的电台向北京报告：江青同志下马看花当天，就出去照像。
可是海防的通讯设备直到晚上才将电报发到北京。
江青却在下午就闯下了大祸。
只要有景，江青腿脚也变得十分利索，不一会儿就爬到山上。原来看上去很细小的炮管，此时露出了庞大的身躯，普通的山头原来是个巨大的炮台。江青的两颊因为激烈运动而微微泛红，她摘下蓝色便帽，用手帕轻轻地拭了拭额头，不等警卫员将她帽子里被汗水浸湿的环衬换掉，又将帽子戴上。她很开心。
见眼前的景致那么有气势，江青乐不可支地一边指挥人支撑三脚架，一边叫值勤的炮兵上炮台摆打炮的样子。邬吉成以为江青只是照照摆布的镜头，反正“喀嚓”出来的照片，又听不见炮声，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再说江青怕声响怕得要命，决不敢亲耳聆听震耳欲聋的炮声。
邬吉成想错了，此时的江青已经换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动莽撞的江青。她折腾了半天，照了几个镜头，邬吉成观察她的神情，似乎她还不满意。她围着炮台转了几圈，饶有兴趣地问炮台战士：“你们会打炮吗？”战士毕恭毕敬地回答说会打。江青笑了，赞许地命令道：“你们真不简单。我要求你们打几炮，我在旁边取镜头摄影，这样拍摄照片才有真实感。”
炮兵们愣怔了，不敢贸然执行江青的命令。这时陪同来的驻军首长面露难色，但是又不敢得罪江青。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出来向战士下达了打炮的命令。战士们立即爬上炮台，七手八脚，几分钟就作好了发射炮弹的一切准备。
邬吉成这时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他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知道炮是不能随便射打着玩的，更何况是海疆的军事基地，轻举妄动，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江青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未必连这个基本常识都不懂？邬吉成想上前劝劝江青，可是江青已经双手捂耳，眯着眼，作好了迎接炮声的准备。而笨重的照相机却晃晃荡荡地吊在脖子上，真不知道是为了照相还是为了寻找刺激？邬吉成只好作罢。
“轰……轰轰……”巨大的炮声震撼了整个山头，树叶被震得刷刷直落，连邬吉成也被这早已生疏的炮声惊得头皮阵阵发麻。江青却在一边兴奋得大叫：“好……好好！”瞬间声音又被巨大的炮声卷走、淹没。
江青得到了满足，高高兴兴地下山了。一个小时后，北京传来电讯：海南岛下午无故打炮，暴露了军事目标。外电发出消息：大陆的海南岛有秘密军事基地，他们已经掌握了准确地点。
邬吉成早就料到要出事情，可没想到这么快，这么严重。
他从山上下来，立即去给北京报告，可是他上山前的报告还没有发出去。驻军电台工作人员告诉他，要到晚上才到发报的联络时间。晚上邬吉成的报告发出去不到两个时辰，办公厅就给他回了电。办公厅领导责怪他没有阻止江青上山摄影，江青要打炮也没及时报告，要他回北京后再作深刻检查，并嘱咐他从现在起要及时报告江青的情况，不可再疏忽，造成意外。
海南岛的千里海疆因为江青一句任意的发号施令，进入了紧张的一级战备状态。
不知江青是不是知道事情的严重后果，还是不以为然？她的神态仍很安然，依然四处觅景抓镜头，情绪比在北京时高涨得多。
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终日提心吊胆地跟在她身后，生怕她冒出个什么新花样。幸好接下来在海南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她没有再出难题。
毛泽东阻止江青办影展
1971年，江青决定办个人影展。她将自己几年的摄影作品交给新华社摄影部进行挑选，选出多张照片放大展出，展出地点选定在人民大会堂。没有几天，100多个做工精致的相框就做好了，送到人民大会堂的展厅。连新闻机构也严阵以待，作好了报道的准备。出乎意料，毛泽东出来讲话了，这次他不是支持江青而是批评江青。以前毛泽东替江青请摄像老师，是为了江青的身体和精神，而现在江青不再为身体烦恼，所谓的影展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身价。毛泽东对江青越来越强烈的表现欲十分恼火，严厉批评了江青，叫她立即取消影展，注意政治影响。
负责筹办影展的工作人员最后等到的是撤销影展的通知。大家只好将江青的摄影作品搬回钓鱼台江青的住所。江青影展偃旗息鼓后，大家议论纷纷，以为问题出在江青的摄影主题上，因为作品大多数是花草鱼虫，工农兵形象少。这样表现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毛泽东当然不喜欢！
1974年，钓鱼台传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江青放火烧毁了自己的摄影作品。
这怎能叫人相信！江青历来将自己的作品视为珍宝，几次将照片交新华社摄影部保管，又几次因不信任要回照片。现在她为什么会这样残酷对待自己的心血之作？
原来江青又经历了一次影展梦破碎的打击！
钓鱼台18号楼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楼。1972年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从各地选来一些丹青大师的国画，悬挂在楼里。江青经常出入18号楼。不久前她还为江苏老画家陈大羽画的一只公鸡大动肝火，成了她大批“黑画”的导火线，搞得悬挂国画的几家大宾馆惶惶不可终日。画家们如大祸临头。
终于，厄运降临到18号楼的国画上。
10月间，江青突然要杜修贤为她放大摄影作品。杜修贤按照影展的规格，放大了78张不同尺寸的照片，并且根据以前的规定收取了江青1205元的制作费。他将照片送给江青时才知道，江青放大照片是为了取代18号楼的国画。
江青看见照片兴奋地说：“将这些牡丹、月季、海棠……还有这个石榴，换上去！11月5日有两个国家总统要来访问中国。要抓紧时间换上去。外面都在批黑画，我们这里是国家级的宾馆还能再挂这些资产阶级情调的画？我最讨厌一成不变。老一套！”
她的13张20英寸花卉照片很快取代了国画，挂在主厅里。
照片只挂了3天，就不见了。等人们发现时，13张国画已经回到了老地方。
原以为江青要气得发疯，负责警卫的人心惊肉跳找到江青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青正在10号楼用照片招待政治局的委员们，大照片摊了一长桌，见警卫局来人，她笑眯眯地说：“这些照片是我为委员们准备的，他们喜欢我照的照片，这次随他们挑，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江青这番话令人惊奇，好像她根本不知道她的“国际影展”已经宣告破产！
其实，江青是在掩饰自己的愤怒和难堪，勉强保持表面的镇静，以显示她大度、不与人计较。
毛泽东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可是江青在北京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当他知道江青又在“照片搭台，政治唱戏”时，对江青进行了严厉地训斥。
过了几天，江青发疯般地从楼里抱出剩余的照片，奔到院子里，将憋了许久的委屈、痛苦、失意和愤怒统统发泄了出来，化为熊熊烈火。那价值1000多元的照片终于成了江青影展梦的牺牲品。转眼间，照片变成了一堆焦黑的灰烬，随风纷纷扬扬在钓鱼台的草地上翻滚、飘动。等警卫人员发现，冲过来抢救，照片已经化为灰烬。
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召开。
江青又一次萌动影展念头，这难以止息的欲望日夜折磨她好强的心灵，竟成了她心头一块沉甸甸的心病。或许是吃了一堑的缘故，这次她长了一智。一到大寨她就四处造舆论：“这次我的影展要多拍些大寨的镜头，给大家开开眼界。照片制作费用稿费支付。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政治局，国锋同志都同意了，搞好后我再报告主席。”她想造成既成事实，来个先斩后奏，好让她的影展梦变为现实。
在大造舆论的同时，她逐步实现她的影展计划。她让杜修贤为她挑选照片放大后送来。杜修贤立即为她挑选、放大了30幅照片，派人送到大寨交给江青。
没有想到江青一见照片，火了：“为什么不选庐山、海南岛、北海和颐和圆的照片？我的展览是一个大厅，一个大厅！尽量多选，快点送来。”
100多幅照片源源不断送往大寨。大寨的大队部在江青的手中变成了她第一个“展览大厅”，从会议室到客厅都悬挂着江青拍摄的大幅照片。就是这样，江青仍未满足，兴致盎然地提出要到虎头山拍大寨的晚霞。拍摄那天下午，天气变得十分阴沉。陈永贵和到大寨采访的杜修贤等记者担心晚霞出不来。
江青一脸不快活，固执地要去拍。
吃完晚饭，陈永贵和秘书还有杜修贤一行10来个人，陪江青一同上虎头山拍晚霞。虎头山虽然不高，但总是在爬坡。不一会，大家就气喘吁吁的。江青的兴致特别高，一边爬山一边说笑。爬到山顶的坪坝上，摄影师替江青架好三脚架，镜头对准西方的天幕。大家期待阴沉的云层会突然裂开一个洞，让江青期待的晚霞露出来。然而，大家的希望落空了。
下山的路上，江青本来闷闷不乐，突然一声惊叫：“啊哟哟，你们快来看呀，大寨村舍的夜景多美丽！”
大家停下脚步，远远望去，只见大寨村庄朦朦胧胧的，灯光从山梁上一层层窑洞里透出，像高低起伏的彩色音符，隐约在暮色里闪动。
“老杜，快去叫大队把节日彩灯都打亮，我要照大寨的夜景。”江青在高坡上吆喝杜修贤。
看来江青今晚不过摄影的瘾是不会罢休的。杜修贤和陈永贵的秘书一同去大寨大队部，大队的干部一听江青要拍摄大寨的夜景，立即手忙脚乱地把节日的彩灯全部打开，近看煞是好看。江青离得远，嫌灯还不亮，叫杜修贤再去叫人家多开灯。
杜修贤大声告诉江青：“大队部只有这一排彩色节日灯，人家已经全部打开了！”
“去，快去告诉大队部，让他们再装一排灯。”
霎那间，几天的疲惫烦躁和怨气一齐涌上心头，杜修贤的口气不由得生硬起来：“江青同志，灯光和电线就要搞好几天，今天晚上肯定拍不成！”
站在一边的陈永贵也没答话。
江青被杜修贤一句话憋得半晌无声，最后悻悻地说：“那就算了。”
大寨四周有许多的山丘和土坡。江青在大会期间，兴奋点一直集中在拍照上，不亦乐乎地一趟又一趟上山拍照。
从大寨回到北京，江青又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她的正式影展。毛泽东无疑是她面前最难逾越的一道门槛。毛泽东虽然深居简出，却能耳听八方，眼观六路。江青要办展览，迟早要叫他知道的。江青又想了绝妙的主意——和摄影师联合举办展览。她知道毛泽东向来对家人严厉，对外人宽厚，如果拖上别人，毛泽东没准会同意的。但毛泽东回复她的仍只有两个字：“不行！”
江青最后一次影展的梦宣告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