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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老头要牵我的手。我随他牵。今天我的两只手都变得像芦苇一样柔顺。我猜他会牵我的右手。果然，他真的牵右手。
他看见了我的右手。举手、写字，都是右手。他上课喜欢叫我发言，喜欢盯着我写的字看半天。这时，他的眼睛都要亮一下。他也许觉得我的右手特别。
其实，我是左撇子，特别的是左手。扯猪草、插秧、砍柴、剁辣椒、绣花、打毛线、缝扣子、甩米豆包，我和别的女生不同，用得灵活自如的，是左手。
两岁学用筷子，也用左手。一双手从饭桌对面飞过来，竹筷子脆响地敲在我的左手手背上，痛得龇牙，左手一松，手里的筷子吧嗒掉在桌子上。伴随着斥责声“女孩家吃饭没个吃饭的样子”，筷子不由分说地被塞到右手里。被剥夺的左手受了委屈，它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可是世界上不明白的事太多，谁有空解释清楚！左手忍着痛，讪讪地把自己藏在衣兜里，免得再受“鞭笞”。笨拙的右手被迫抓住筷子，连五指抡开配合都不会，艰难地挑着饭粒，挑好多次才挑中了饭团，赶紧放进嘴巴里。只有两颗泪还是没包住，自己扭扭捏捏顺着脸颊滚下来，又砸在笨拙的手背上，接着滚烫地滑下去，不知后来落到了哪里。
五岁去学校上学写字，也用左手。是个胖圆的中年女老师，她扑过来的时候，风也是胖圆形的，因为风毕竟比她轻很多，先到。我先被胖圆的风扑住，接着一只肥白的右手抓住了我心爱的红蓝色铅笔。铅笔一头握在我写字的左手里，另一头握在那只肥白的右手里。我暗暗用力，想把铅笔从那只蛮横的肥手里拔出来，可是铅笔纹丝不动。那时我早知道，一个小孩意志再强大，也做不到“四两‘拔’千斤”。 “想用这支铅笔写字，就用右手写。所有人都用右手写，你也是。”她的声音也是胖圆形的，像钢管轰鸣，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厚度。从厚厚的镜片底，射出两道利剑般的目光，戳在无辜的左手上。我真可怜我的左手，它那么困惑地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它不孬，顽强地坚持，不肯退让。可是我的身体有点儿孬，那利剑让我的脊背发凉，身体打冷噤，我感到了害怕。不，不，我不能失去我唯一的铅笔，任谁也不能夺走它！我硬着脖子，派右手取代左手，换回了那支心爱的红蓝色铅笔。这是我人生第一笔沉重的交易，代价就是让能干的左手袖手旁观，再次让笨拙的右手上马。
关于左手右手的故事，我上学第六年才出现的谭老头，当然不晓得。他是命运派过来，让他站在我十一岁的台阶上，牵着我的手走的人。他也许了解我的十一岁。所以，我才有今天的荣耀。可是，十一岁，只是我生命的十一分之一而已。我已经自学了分数，虽然谁也不知道这个秘密。
其实我希望他也看到我的左手，毕竟他至少了解了我的十一分之一。我的左手和右手相比，一样不缺，五个指头，四个螺。我的左手螺和右手螺一样多，都是四个，这样齐整，并不多见。花湾人说：“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住瓦屋。”说得不错，我家房檐一半茅草一半土瓦，两边我都住过，所以，这种说法至少说对了50%。我不仅自学了分数，也自学了百分数，这也是我的秘密。
谭老头目光炯炯，有一双鹰隼一样锐利明亮的眼睛。那天，他穿着一件绿军衣，里面穿着白衬衣，白衬衣下露出微隆的强壮的胸脯轮廓，乡村很少见的雪白的白衬衣，闪亮在乡村小学幽暗的梧桐树荫中，很惹人注目。他身材魁梧，腰上系着军皮带，双手叉在腰间，一句话不说，像一艘高大的客轮，由女校长陪着他，在校园各处巡视。他足下踏一双黑色牛皮鞋，锃亮的鞋面，倒映着乡村小学陈旧的校舍和女校长谦恭的笑脸，牛皮鞋坚硬的鞋底毫不留情地踩在操场沙砾上。
陪伴他的不只女校长，还有我们偷窥的眼睛。我们是著名的放牛班，一群放牛娃趴在教室窗户边，露出眼睛，笑嘻嘻地偷窥学校的新人物。我们不明白平时严肃的校长，为什么现在如此好脾气，站在这个“铁塔”旁边，她恐怕踮起脚尖也碰不到他的肩膀，让人看着想笑。学校只要谁犯了错，女校长就会铁板着脸，传谁的家长来学校。今天看到女校长这副可怜相，我们猜这老头可能是女校长的家长。这难道不好笑？女校长也有威慑她的家长！我们很是得意，越看越觉得好笑，笑得直喊肚子疼。结果，真惨！那两道鹰隼的目光迅速扫射我们，那种盯准猎物般的狠狠的目光把我们瞬间冻住了。而且，我们看见那个“铁塔”指着我们对女校长说：“这个班纪律太差，我就教这个班！”女校长如释重负地点头。我们就这样“羊落虎口”，当场吓趴。
原來，这个“铁塔”根本不是校长的家长，而是教委派下来的“钦差大臣”，更了不得的是，他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的退伍军人。人人叫他谭老头，据说脾气大得连县委领导都怯他三分。这么个大人物，居然在众多乡村小学中挑了我们这所著名的烂牌学校，又在著名的烂牌学校里挑了我们这个著名的“放牛班”，真是怪事！
谭老头真的当了我们的班主任，一声不吭地在教室里听了三天课，又在他的办公室里约谈了同学们三天。第七天，上第一节课，他锁着浓眉进了教室。妈呀，这上什么公开课呀！教室里一片混乱，来了许多搬着小板凳来听课的教师，包括女校长。我们教室挤成了一个密封罐头。
谭老头气场好大，这么多人谁也不看，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公平，山大的字，遒劲有力，书法功底很好。
“这两个字都认识吧？请大家读一遍。”我们读了。可是他又说：“下面请厂里的孩子读一遍。”他也知道厂里的孩子了，这些孩子就是学校旁边石子街上氮肥厂职工的孩子，他们因为父母的铁饭碗，人人成了这个学校的宠儿。我们班29个人，有10个厂里的孩子，班长就是厂长的二公子，学习委员是车间主任的大小姐。厂里的孩子立即读出了一种受到重视的优越感。他们真像我的右手，天生享有特权，没道理可讲。而村里的孩子像左手，他们只能讪讪地把自己藏起来，不明白老师为什么总垂青厂里的孩子，哪怕他们犯了错，也是择轻处罚。
可是谭老头接着说：“现在，请村里的孩子读一遍。”我们渐渐觉察谭老头第一堂课就在玩什么把戏，他似乎在我们教室里扯上了一道魔术布，谁也不知道魔术布下会飞出什么鸟。我盯着这个怪老头，暗暗揣摩着。 读完了，谭老头鹰隼一样的目光盯着我们看，好像要在我们身上看出一个洞，刨出一个鬼。他的声音不怒自威：“我今天把校长和老师们请来，只是想给你们一个本班的统计数据，并请各位帮我思考这个数据的含义！”他又像雷神对着我们说：“现在我提问，你们如实举手。”
“请村里的孩子举手！”其实，不用举手，一目了然。村里的孩子穿得朴素，甚至破烂，皮肤颜色深，脸上毫无优越感，他们的父辈是农夫、手艺人，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人，而他们是真正的放牛娃，包括我自己。
“19个。”谭老头在“公平”的左边大大地写上“19”。
他又说：“请厂里的孩子举手。”厂里的孩子，不用举手，也一目了然。他们皮肤白皙、衣着光鲜，脸上印着学校骄子、宠儿此类的隐形字体，显得自信，优越感像阳光铺在他们脸上。他们的父母是拿工资吃国家粮的城里人，是我们村羡慕向往的体面人，而他们是生在蜜罐里的宠儿，前途远大，备受优待。“10个。”他在“公平”右边大大地写上“10”。
教师群中已经有了些隐隐的骚动，像撕狗皮膏药时发出的嘶嘶声。谭老头鹰隼一样的目光锐利地盯住骚动的中心，目光如电，骚动立即平息下去。
他又转向我们，继续问：“是班干部或者大队长、中队长的，请举手。”立即，所有厂里的孩子全都高高举起了手，他们是这个班上无一例外的核心人物，我们村里的孩子眼红也没用。谭老头说：“10个。”他在厂里孩子下画了一道红线。
谭老头用强大的穿透性的目光盯着我们每一个，继续问：“得过学期嘉奖或者优秀干部、三好学生的同学，请举手。”立即，厂里的孩子有10人举手。他核对好，又问一遍：“得过奖的全是厂里的孩子，村里的孩子有得过奖的吗？”没人举手。到这个学校以来，我多么渴望得到一张奖状，可是，一次也没得到，得不得奖状和成绩没关系，老师说了算。
谭老头对着校长和老师们的方向深深看了一眼，他的声音低沉了10倍：“29个人的班级，却只有10个厂里的孩子得过嘉奖。”他又在厂里孩子数字10下面画了一道红线。
教室里已经变得鸦雀无声，真的，可能掉根针都听得见。他又问：“参加过乡上、镇上、县里竞赛推荐的同学请举手。”仍然是厂里的孩子，8个。厂里的孩子优秀，这些代表学校荣誉的活动当然他们参加。这我们谁都知道。谭老头又在厂里孩子数字10下面，重重画了一道红线。
画完，他又问：“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上次期末考试，前3名的同学请举手。”这次，我终于有了机会，高高地举起了手，右手。上学期第3名。我是村里的孩子。我家穷得叮当响，要帮父母分忧，每天放学回家放牛扯猪草，早上上学前煮好全家一大锅饭，虽然得不到奖状和表扬，可是我爱上学，爱看书，爱自学新知识，爱琢磨一些好玩儿的事情。
这次，谭老头鹰隼一样的目光全神贯注地看着我，我看到他的眼睛看到我的右手时“噗”地闪了一下。他似乎在克制着什么，轻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上次考第几名？”
“唐木丹，第3名。”
“你最喜欢哪门学科？”
“作文……数学。”
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回答问题，我只是想象自己声音响亮，充满自信。事实上，我的声音怯生生的，否则我想谭老头的声音那一刻不会一下子变得那么轻柔。
我一边怯怯地回答一边觉得奇怪，他怎么不问厂里考第一第二的孩子，为什么单单问我这个第三名。他们明明比我优秀！
谭老头看我时，眼神闪过的温暖的光芒，让我永远忘不了，那时我清晰地感觉到，这个老师已经站在我第十一年的生命台阶上，我绕也绕不过，我只能等待他领我去某个地方。
谭老头示意我坐下，回身在村里孩子数字19旁边画了一个大圈，圈里写了3。然后，他在这个圈外，重重画了一道红线。
谭老头深深叹气，三次，像雪融时深湖在长长地吐气。他鹰隼一样的目光看向此时低着头坐在小板凳上的老师们。比如平时最爱护厂里孩子的徐老师，他一直低头记着画着什么。他是最无微不至关心班长的人，可班长却不领情，说徐老师不过希望自己的厂长老爸关心他弟弟，希望把他招工进厂。徐老师最爱用热乎乎的眼神盯着厂里的孩子瞧，说：“我们村里人追求的不过是能吃上香喷喷的肉馒头，你们是生在福窝里的孩子，不用求天生就有，好命哪！” 现在他收起了热乎乎的眼神，低着头，很忙的样子。
没有一个老师回应谭老头，一个眼神也没有。谭老头用那鹰隼一样的眼光扫射全场，他的脸逐渐涨得通红，声音变得高亢而悲愤：“我们的战士为了祖国的安宁和人们的幸福，在前线浴血奋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难道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某些人用庸俗的势利心侵犯儿童成长的平等权，腐蚀孩子纯洁的心灵，毁掉我们民族的未来吗？”
谭老头强壮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那里好像藏着一只要跳出来狂吼的狮子，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声音低沉下来：“公平，公正，公开，这些是教师首先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则，你们是为人师表的教师！可是，请你们自己抬头看，黑板上这些数字究竟说明了什么。数学我不懂，请各位老师自己找答案！”谭老头强壮的胸脯还在剧烈地起伏，那里也许正在燃烧着一把熊熊烈火吧。那通红脸上鹰隼一样的双眼，射出比前一秒更加强烈的光芒，好像随时要把黯淡的教室点燃。
女校长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现在，她眯着眼睛定定看着黑板上的数字，好像在参悟玄深的难题。更多人仍然低着头，手里捧着笔记本，却像捧着一个烫山芋，坐立不安。幸亏清脆的下课铃声救了所有老师的命。
铃声响起来，谭老头什么也不再说，他声音洪亮地宣布下课。老师们像得了赦免令，急急低着头逃出了教室。
这堂火爆的课，真的像火一般，迅速地灼烧了我们的校园。
很快我们就感觉到了火灼烧后的变化。首先是厂里的孩子主动和我们村里的孩子玩在了一起；上课时举手发言，村里的孩子也有机会被叫到，只要表现好，随时会得到各科老师的表扬；班干部重新改选，民主投票。
而最大的改變，是谭老头给我们打的一个赌——谁在学校现场作文中考试得到全校第一名，谁就被选送镇上参加全镇作文比赛。也就是说，无论是厂里的孩子还是村里的孩子，都有机会竞赛。谭老头说，这就叫公平竞争，唯才是用。谭老头竖起一根指头，说他赌厂里的孩子赢。但是，如果他赌输了，那个赢了的村里的孩子，将由谭老头亲自带领，到厂里宽敞明亮的食堂，买两个香喷喷的肉馒头当早餐，连续三天！
结果，你们猜到了，谭老头赌输了——我赢了！我，村里的孩子，第一次成了代表学校去镇上参加比赛的幸运儿！
赌输的谭老头，用那双鹰隼一样的眼睛慈祥地看着我，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他显得那么自得而骄傲，他笑呵呵牵起了我的右手。
这个站在我生命第十一级台阶的老头，领着我，走向一个宽敞明亮的地方。
他看见了我的右手。举手、写字，都是右手。他上课喜欢叫我发言，喜欢盯着我写的字看半天。这时，他的眼睛都要亮一下。他也许觉得我的右手特别。
其实，我是左撇子，特别的是左手。扯猪草、插秧、砍柴、剁辣椒、绣花、打毛线、缝扣子、甩米豆包，我和别的女生不同，用得灵活自如的，是左手。
两岁学用筷子，也用左手。一双手从饭桌对面飞过来，竹筷子脆响地敲在我的左手手背上，痛得龇牙，左手一松，手里的筷子吧嗒掉在桌子上。伴随着斥责声“女孩家吃饭没个吃饭的样子”，筷子不由分说地被塞到右手里。被剥夺的左手受了委屈，它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可是世界上不明白的事太多，谁有空解释清楚！左手忍着痛，讪讪地把自己藏在衣兜里，免得再受“鞭笞”。笨拙的右手被迫抓住筷子，连五指抡开配合都不会，艰难地挑着饭粒，挑好多次才挑中了饭团，赶紧放进嘴巴里。只有两颗泪还是没包住，自己扭扭捏捏顺着脸颊滚下来，又砸在笨拙的手背上，接着滚烫地滑下去，不知后来落到了哪里。
五岁去学校上学写字，也用左手。是个胖圆的中年女老师，她扑过来的时候，风也是胖圆形的，因为风毕竟比她轻很多，先到。我先被胖圆的风扑住，接着一只肥白的右手抓住了我心爱的红蓝色铅笔。铅笔一头握在我写字的左手里，另一头握在那只肥白的右手里。我暗暗用力，想把铅笔从那只蛮横的肥手里拔出来，可是铅笔纹丝不动。那时我早知道，一个小孩意志再强大，也做不到“四两‘拔’千斤”。 “想用这支铅笔写字，就用右手写。所有人都用右手写，你也是。”她的声音也是胖圆形的，像钢管轰鸣，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厚度。从厚厚的镜片底，射出两道利剑般的目光，戳在无辜的左手上。我真可怜我的左手，它那么困惑地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它不孬，顽强地坚持，不肯退让。可是我的身体有点儿孬，那利剑让我的脊背发凉，身体打冷噤，我感到了害怕。不，不，我不能失去我唯一的铅笔，任谁也不能夺走它！我硬着脖子，派右手取代左手，换回了那支心爱的红蓝色铅笔。这是我人生第一笔沉重的交易，代价就是让能干的左手袖手旁观，再次让笨拙的右手上马。
关于左手右手的故事，我上学第六年才出现的谭老头，当然不晓得。他是命运派过来，让他站在我十一岁的台阶上，牵着我的手走的人。他也许了解我的十一岁。所以，我才有今天的荣耀。可是，十一岁，只是我生命的十一分之一而已。我已经自学了分数，虽然谁也不知道这个秘密。
其实我希望他也看到我的左手，毕竟他至少了解了我的十一分之一。我的左手和右手相比，一样不缺，五个指头，四个螺。我的左手螺和右手螺一样多，都是四个，这样齐整，并不多见。花湾人说：“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住瓦屋。”说得不错，我家房檐一半茅草一半土瓦，两边我都住过，所以，这种说法至少说对了50%。我不仅自学了分数，也自学了百分数，这也是我的秘密。
谭老头目光炯炯，有一双鹰隼一样锐利明亮的眼睛。那天，他穿着一件绿军衣，里面穿着白衬衣，白衬衣下露出微隆的强壮的胸脯轮廓，乡村很少见的雪白的白衬衣，闪亮在乡村小学幽暗的梧桐树荫中，很惹人注目。他身材魁梧，腰上系着军皮带，双手叉在腰间，一句话不说，像一艘高大的客轮，由女校长陪着他，在校园各处巡视。他足下踏一双黑色牛皮鞋，锃亮的鞋面，倒映着乡村小学陈旧的校舍和女校长谦恭的笑脸，牛皮鞋坚硬的鞋底毫不留情地踩在操场沙砾上。
陪伴他的不只女校长，还有我们偷窥的眼睛。我们是著名的放牛班，一群放牛娃趴在教室窗户边，露出眼睛，笑嘻嘻地偷窥学校的新人物。我们不明白平时严肃的校长，为什么现在如此好脾气，站在这个“铁塔”旁边，她恐怕踮起脚尖也碰不到他的肩膀，让人看着想笑。学校只要谁犯了错，女校长就会铁板着脸，传谁的家长来学校。今天看到女校长这副可怜相，我们猜这老头可能是女校长的家长。这难道不好笑？女校长也有威慑她的家长！我们很是得意，越看越觉得好笑，笑得直喊肚子疼。结果，真惨！那两道鹰隼的目光迅速扫射我们，那种盯准猎物般的狠狠的目光把我们瞬间冻住了。而且，我们看见那个“铁塔”指着我们对女校长说：“这个班纪律太差，我就教这个班！”女校长如释重负地点头。我们就这样“羊落虎口”，当场吓趴。
原來，这个“铁塔”根本不是校长的家长，而是教委派下来的“钦差大臣”，更了不得的是，他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的退伍军人。人人叫他谭老头，据说脾气大得连县委领导都怯他三分。这么个大人物，居然在众多乡村小学中挑了我们这所著名的烂牌学校，又在著名的烂牌学校里挑了我们这个著名的“放牛班”，真是怪事！
谭老头真的当了我们的班主任，一声不吭地在教室里听了三天课，又在他的办公室里约谈了同学们三天。第七天，上第一节课，他锁着浓眉进了教室。妈呀，这上什么公开课呀！教室里一片混乱，来了许多搬着小板凳来听课的教师，包括女校长。我们教室挤成了一个密封罐头。
谭老头气场好大，这么多人谁也不看，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公平，山大的字，遒劲有力，书法功底很好。
“这两个字都认识吧？请大家读一遍。”我们读了。可是他又说：“下面请厂里的孩子读一遍。”他也知道厂里的孩子了，这些孩子就是学校旁边石子街上氮肥厂职工的孩子，他们因为父母的铁饭碗，人人成了这个学校的宠儿。我们班29个人，有10个厂里的孩子，班长就是厂长的二公子，学习委员是车间主任的大小姐。厂里的孩子立即读出了一种受到重视的优越感。他们真像我的右手，天生享有特权，没道理可讲。而村里的孩子像左手，他们只能讪讪地把自己藏起来，不明白老师为什么总垂青厂里的孩子，哪怕他们犯了错，也是择轻处罚。
可是谭老头接着说：“现在，请村里的孩子读一遍。”我们渐渐觉察谭老头第一堂课就在玩什么把戏，他似乎在我们教室里扯上了一道魔术布，谁也不知道魔术布下会飞出什么鸟。我盯着这个怪老头，暗暗揣摩着。 读完了，谭老头鹰隼一样的目光盯着我们看，好像要在我们身上看出一个洞，刨出一个鬼。他的声音不怒自威：“我今天把校长和老师们请来，只是想给你们一个本班的统计数据，并请各位帮我思考这个数据的含义！”他又像雷神对着我们说：“现在我提问，你们如实举手。”
“请村里的孩子举手！”其实，不用举手，一目了然。村里的孩子穿得朴素，甚至破烂，皮肤颜色深，脸上毫无优越感，他们的父辈是农夫、手艺人，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人，而他们是真正的放牛娃，包括我自己。
“19个。”谭老头在“公平”的左边大大地写上“19”。
他又说：“请厂里的孩子举手。”厂里的孩子，不用举手，也一目了然。他们皮肤白皙、衣着光鲜，脸上印着学校骄子、宠儿此类的隐形字体，显得自信，优越感像阳光铺在他们脸上。他们的父母是拿工资吃国家粮的城里人，是我们村羡慕向往的体面人，而他们是生在蜜罐里的宠儿，前途远大，备受优待。“10个。”他在“公平”右边大大地写上“10”。
教师群中已经有了些隐隐的骚动，像撕狗皮膏药时发出的嘶嘶声。谭老头鹰隼一样的目光锐利地盯住骚动的中心，目光如电，骚动立即平息下去。
他又转向我们，继续问：“是班干部或者大队长、中队长的，请举手。”立即，所有厂里的孩子全都高高举起了手，他们是这个班上无一例外的核心人物，我们村里的孩子眼红也没用。谭老头说：“10个。”他在厂里孩子下画了一道红线。
谭老头用强大的穿透性的目光盯着我们每一个，继续问：“得过学期嘉奖或者优秀干部、三好学生的同学，请举手。”立即，厂里的孩子有10人举手。他核对好，又问一遍：“得过奖的全是厂里的孩子，村里的孩子有得过奖的吗？”没人举手。到这个学校以来，我多么渴望得到一张奖状，可是，一次也没得到，得不得奖状和成绩没关系，老师说了算。
谭老头对着校长和老师们的方向深深看了一眼，他的声音低沉了10倍：“29个人的班级，却只有10个厂里的孩子得过嘉奖。”他又在厂里孩子数字10下面画了一道红线。
教室里已经变得鸦雀无声，真的，可能掉根针都听得见。他又问：“参加过乡上、镇上、县里竞赛推荐的同学请举手。”仍然是厂里的孩子，8个。厂里的孩子优秀，这些代表学校荣誉的活动当然他们参加。这我们谁都知道。谭老头又在厂里孩子数字10下面，重重画了一道红线。
画完，他又问：“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上次期末考试，前3名的同学请举手。”这次，我终于有了机会，高高地举起了手，右手。上学期第3名。我是村里的孩子。我家穷得叮当响，要帮父母分忧，每天放学回家放牛扯猪草，早上上学前煮好全家一大锅饭，虽然得不到奖状和表扬，可是我爱上学，爱看书，爱自学新知识，爱琢磨一些好玩儿的事情。
这次，谭老头鹰隼一样的目光全神贯注地看着我，我看到他的眼睛看到我的右手时“噗”地闪了一下。他似乎在克制着什么，轻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上次考第几名？”
“唐木丹，第3名。”
“你最喜欢哪门学科？”
“作文……数学。”
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回答问题，我只是想象自己声音响亮，充满自信。事实上，我的声音怯生生的，否则我想谭老头的声音那一刻不会一下子变得那么轻柔。
我一边怯怯地回答一边觉得奇怪，他怎么不问厂里考第一第二的孩子，为什么单单问我这个第三名。他们明明比我优秀！
谭老头看我时，眼神闪过的温暖的光芒，让我永远忘不了，那时我清晰地感觉到，这个老师已经站在我第十一年的生命台阶上，我绕也绕不过，我只能等待他领我去某个地方。
谭老头示意我坐下，回身在村里孩子数字19旁边画了一个大圈，圈里写了3。然后，他在这个圈外，重重画了一道红线。
谭老头深深叹气，三次，像雪融时深湖在长长地吐气。他鹰隼一样的目光看向此时低着头坐在小板凳上的老师们。比如平时最爱护厂里孩子的徐老师，他一直低头记着画着什么。他是最无微不至关心班长的人，可班长却不领情，说徐老师不过希望自己的厂长老爸关心他弟弟，希望把他招工进厂。徐老师最爱用热乎乎的眼神盯着厂里的孩子瞧，说：“我们村里人追求的不过是能吃上香喷喷的肉馒头，你们是生在福窝里的孩子，不用求天生就有，好命哪！” 现在他收起了热乎乎的眼神，低着头，很忙的样子。
没有一个老师回应谭老头，一个眼神也没有。谭老头用那鹰隼一样的眼光扫射全场，他的脸逐渐涨得通红，声音变得高亢而悲愤：“我们的战士为了祖国的安宁和人们的幸福，在前线浴血奋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难道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某些人用庸俗的势利心侵犯儿童成长的平等权，腐蚀孩子纯洁的心灵，毁掉我们民族的未来吗？”
谭老头强壮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那里好像藏着一只要跳出来狂吼的狮子，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声音低沉下来：“公平，公正，公开，这些是教师首先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则，你们是为人师表的教师！可是，请你们自己抬头看，黑板上这些数字究竟说明了什么。数学我不懂，请各位老师自己找答案！”谭老头强壮的胸脯还在剧烈地起伏，那里也许正在燃烧着一把熊熊烈火吧。那通红脸上鹰隼一样的双眼，射出比前一秒更加强烈的光芒，好像随时要把黯淡的教室点燃。
女校长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现在，她眯着眼睛定定看着黑板上的数字，好像在参悟玄深的难题。更多人仍然低着头，手里捧着笔记本，却像捧着一个烫山芋，坐立不安。幸亏清脆的下课铃声救了所有老师的命。
铃声响起来，谭老头什么也不再说，他声音洪亮地宣布下课。老师们像得了赦免令，急急低着头逃出了教室。
这堂火爆的课，真的像火一般，迅速地灼烧了我们的校园。
很快我们就感觉到了火灼烧后的变化。首先是厂里的孩子主动和我们村里的孩子玩在了一起；上课时举手发言，村里的孩子也有机会被叫到，只要表现好，随时会得到各科老师的表扬；班干部重新改选，民主投票。
而最大的改變，是谭老头给我们打的一个赌——谁在学校现场作文中考试得到全校第一名，谁就被选送镇上参加全镇作文比赛。也就是说，无论是厂里的孩子还是村里的孩子，都有机会竞赛。谭老头说，这就叫公平竞争，唯才是用。谭老头竖起一根指头，说他赌厂里的孩子赢。但是，如果他赌输了，那个赢了的村里的孩子，将由谭老头亲自带领，到厂里宽敞明亮的食堂，买两个香喷喷的肉馒头当早餐，连续三天！
结果，你们猜到了，谭老头赌输了——我赢了！我，村里的孩子，第一次成了代表学校去镇上参加比赛的幸运儿！
赌输的谭老头，用那双鹰隼一样的眼睛慈祥地看着我，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他显得那么自得而骄傲，他笑呵呵牵起了我的右手。
这个站在我生命第十一级台阶的老头，领着我，走向一个宽敞明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