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苏轼无论是身为朝廷重臣，还是做地方父母官，乃至贬谪蛮荒，仕途失意，都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忠君、爱国、惠民的人生信念；他在诗歌创作方面天赋异禀，在公文写作方面孜孜不倦，通过对《乞赈济浙西七州状》这篇文章的赏析，笔者想对苏轼的公文作进一步的了解。
关键词：苏轼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 公文赏析
一
苏轼（1037—1101），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宋代著名文学家。嘉祐二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苏轼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苏轼曾任翰林学士，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是苏轼在杭州任上所作，此前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便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此时的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至阔别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任上时，江南发生了连续性的水旱灾害。这场灾害的主要波及区域为两浙路、淮南路、京畿路和京西北路部分地区。其中，尤以两浙受灾最为严重。由于元祐大水，又多风潮。“（苏、湖等）数州不独霪雨为害，又多大风，猝起潮浪，堤堰圩垾率皆破损，湖州水人城中，民家皆尺余，此去岁所无有也。”[1]北宋庆历二年，自修筑“吴江挽路长堤”后，太湖下泄水口受到阻碍，使得“水常溢，浸罐三州（苏、湖、常）民田”；[2]同时筑堤也造成吴淞江水流变缓，下游淤淀缩狭，加以潮汐顶托，市场壅滞不畅，潴水肆虐苏州及秀州华亭之田庐。这一现实情况，使得两浙地区的水灾灾情又进一步加重。
二
元祐四年至六年，兩浙经历了数次灾荒。“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干旱，早晚俱损，高下并伤，民之艰食，无甚今岁。”《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主要叙述的是元祐四年的饥荒。当时的两浙路正闹饥荒，苏轼带领百姓抵御自然灾害，他把修官舍的钱用来买米赈济灾民，先救济饥饿的百姓，再修缮屋宇。并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向皇上反映了灾情，以朝廷拨下供米二十万，宽减元祐四年上供米三分之一，赐度牒三百道为终。
苏轼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叙述了浙西两路的饥荒情况，并将其上报给宋哲宗，希望他采取“宽得转运司上供年额钱斛”的办法，而民自受赐矣。《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首先提到了浙西两路的积水影响到了粮食水稻的丰收，又结合熙宁年间的灾荒，将灾情的严重情况用文字铺叙在统治者的面前，让统治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次就米价的昂贵这一话题延伸出去，介绍了造成米价昂贵的原因，乃是官吏各务趁办，争夺相倾所致。官员借灾害中饱私囊的情形，苏轼主要从三方面来写。其一，官员借灾害催促逼迫百姓征收田租地税；其二，由于上供定额斛数目太大，官员未能准备齐全，而发令调遣严紧，官吏从中阻拦，导致粮食涨价，买进更贵；其三，官吏在得知宽减政策的情况下，更加不尽心提前谋划准备。苏轼就这些现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只宽得转运司上供年额钱斛”“乞特赐指挥，须管依年分收簇数足，若遇移替，具所簇到数交割与后政承认，不得出违年限。”
在米价这个话题之外，苏轼还关注到了浙中的钱荒与群党集结贩卖私盐的问题，可以说是真正的体恤民情了。钱荒即流通领域内货币相对不足而引发的一种金融危机。宋朝是一个经常闹“钱荒”的朝代。宋仁宗朝庆历年间，江淮出现过“钱荒”；宋熙宁年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民间谓之钱荒”；哲宗元祐年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贵而钱少”，南宋后期，钱荒物贵，市井萧条。从北宋到南宋，“钱荒”闹个不停，老百姓常常发现，市面上的钱用着用着就不见了。
宋朝“钱法”很乱，铜钱、铁钱和铅锡钱同时流通，各州都有权自行铸钱，民间还存在私人铸钱的情况。钱的大小不一，成分不一，并且价值多变，非常混乱。川陕地区通行铁钱，十个铁钱换一个铜钱；长江南岸和北岸流通的钱也不一样，一贯实际有多少个钱也是不确定的，有800或850个为一贯的，也有480个为一贯。皇帝曾经下诏要以770个为一贯，但是各州“私用则各随其俗”，所以完全是笔糊涂账。这种混乱的钱法，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宋朝中央政权缺乏威信、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体现。宋朝还出现了类似于纸币的“交子”，但它不是出现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而是出现在落后的内陆四川地区。“交子”的出现并非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而是因为四川地区缺铜，国家又没有统一的货币，所以只能用铁来铸钱。铁钱价值很低又很重，十枚铁钱换不来一枚铜钱，又不方便携带，所以商人才想出了“交子”这个主意：把钱存入钱庄，换来纸质的存钱证明，从而便于携带和交易。
但是“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流通不畅，在一些固定的地方长期贮存了下来，宋朝富室热衷于收贮铜钱便是其中一个表现。因为铜钱能够保值，相对于交子的不稳定性，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铜钱。铜本身的价值是稳定的，但是铜钱超发，钱就会贬值，宋代大量铸造铜钱，使得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是从铜本身的价值出发，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其值将超过一千文。如此一来，“毁钱铸器”便成为了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一带的百姓，以销毁铜钱为利，习以成风。由此看来，江浙正是两宋“钱荒”的重灾区。
三
宋代虽结束了晚唐五代的统治，但是却多多少少继承了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苏轼曾直斥宋之浮靡文风：“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3]杨亿是西昆体的代表人物，西昆体正是为了对抗宋代华丽浮靡的文风而存在的。由此可以看出苏轼的主张，即文章要“有为而作”，联系现实，针砭时弊，而不是泛泛而谈，不达要点。宋代中期，在当时声势颇大的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文章及公文写作理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古文运动促进了当时的文风由晦涩华靡向平易畅达的转变。随着古文运动的深入，公文拟制的风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宋代的公文也就带上了浅易平实、议论准洽、更加适用于政务等特点。苏轼显然受到了当时文风的影响，其创作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宋代的公文中有一些特定的公文用语，公文用语的使用使公文更加适用于政务，起到高度概括的作用，从而使得公文更加言简意赅。“指挥”一词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共计出现了五次。“指挥”实是通假字，通“旨挥”，意为天子命令，帝王的诏敕、命令，用于概括指称高层上级的下行公文。苏轼另有公文《放榜后论贡举合行事件》中亦用到了“指挥”一词：“欲乞特赐指挥，今后差使官，不拘经义、诗赋，专务选择有才学之人，其礼部近日所立条贯，更不施行。”希望皇上降下旨意，不要把择人的标准局限在经义、诗赋中，从而粉碎“民间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诗赋之人为试官，不问有无词学，一例差充”的谣言。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指挥”一般用在作者所揭示的社会现象或者提出的建议后面，以表达希望统治者做出相应措施的决心。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亦云，“若不特降指挥，将前后条贯看详，别加删定，严立约束，则奸民猾商，往来无穷，必为意外之患。”更是重点指出指挥的作用所在，以统治者的威望，降下帶有命令的旨意，监督贯彻，严厉约束，从而达到社会安定的效果。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还有一个特定的公文用语：“契勘”。“见今逐州和籴常平斛斗及省仓军粮……即令提、转疾速契勘逐州”，其中“契勘”一词意为言查、按查；考核、查考。契勘以言查、按查之意在苏轼的文章——《应诏论四事状》中多次出现：“契勘熙宁四年以后至元丰八年登极大赦以前，人户积欠，共计五万三百餘万贯。”“契勘”一词，后常接年份或是数量词，如：“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计有四百四十五户，自承朝旨以来，迨今首尾五年，才放得二十三户。”按查本州所欠盐户四百四十五户，但是朝廷下旨大赦后，五年间才放得二十三户。此处使用“契勘”一词，语气严肃，意在使人正视此事件。
数字是从数量上说明事物特征或事理的最精确、最科学、最有说服力的依据，苏轼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便大量运用数字，鲜明地反映了灾情的严重性。“勘会熙宁中两浙饥馑，是时米斗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来米斗已及九十，日长炎炎，其势未已，深可忧虑。”熙宁年间米斗两百，大半百姓仍死于饥荒，而今米斗九十，实在令人忧虑。前后两处数字的对比，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直观感受，从而认识到灾情的严重性。苏轼又以“转运司来年合发上供额斛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余万硕，本路钱物，大抵空匮，刷变转不行，官吏急于趁办，务在免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大抵情况：供额大量亏欠，官员急于办理，务在追求免于罪责，相当于现代的“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文章多处出现具体的数字，看似冗杂，其实暗含深意，大量数据的使用，使得文章更加具有说服力，引起朝廷的重视。
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是中国古代传统文章学的一大特点。古人的文章概念大多指应用文，即公文。宋代以前，人们注重的是文章的教化作用，并未将文章与具体的“事”联系起来，直到宋以后，人们才渐渐意识到文章的社会作用，也渐渐产生了“文以致用”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苏轼的言论中有明显的表现。他提出文章“以体用为本”，认为文章应如五谷，可以疗饥；应如药石，可以治病。即注重文章的实用性。
苏轼的大量政论文都对社会流弊、社会现实中的矛盾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谏买浙灯状》就是苏轼亲眼看到百姓为“半价购灯”的旨意所苦的生活，从而向皇上呈上的公文，又有《上皇帝书》和《代张方平谏用兵书》皆是这样的作品。到晚年，他还教诲自己的晚辈，写文章要华实相副，不能只顾着文章外表的华丽而不顾内容的实用，并且向晚辈总结自己平生的创作是“春秋古史乃家法。”这种以文褒贬是非的创作态度，正是他重视散文的思想内容及社会作用的观点的体现。
通过对《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一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轼公文的大概风格。这篇文章是苏轼在前期所创作的，反映了他的政治忧患。苏轼一生仕宦，爱国爱民，勤于政务，忠于职守并政绩斐然，他心系民生，忧国忧民，在任期间大多为民请命，了解民生艰苦和烟火之乐，是名副其实的“父母官”。
纵观苏轼的公文，笔者发现其公文大部分是针对民生民情，社会弊病而作的。《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便是苏轼在杭州任上了解了浙西灾情之后所作。又如《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与《奏浙西灾伤第二状》，亦是为浙西两路的灾情而作。苏轼撰写公文长于议论，遣词造句典实平易，具有一定的特色：善用明确的公文用语，使得文章更为严谨并引人重视；惯用大量的数据来说理，使人信服；注重文章的社会作用，所作文章大多是为了针砭时弊。受宋代中后期文风渐趋理性的影响，苏轼撰写文章更为尊重客观现实，但是也没有完全摒弃感性的写作风格。他客观地叙述灾荒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而又不时流露自己的同情，其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与下层百姓更加亲近，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公文创作风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其公文具有严谨的逻辑而又不缺乏真挚的感情。而同时期的其他公文，少有像苏轼这样真实地把情况描绘出来的，或是少报、虚报，更甚者知而不报，从而骗取下拨的赈金。这对于我们现代公文的写作有一定的启发，公文创作要求实，即要尊重客观实际，实事求是，讲求实效。
附：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朝奉郎苏轼状奏。勘会浙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干旱，早晚俱损，高下并伤，民之艰食，无甚今岁。见今米斗九十足钱，小民方冬已有饥者。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来岁之熟，指秋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来年春夏之交，必有饥馑盗贼之忧。本司除已与提、转商量多方擘画准备外，有合申奏事件，谨具画一如左。
一.转运司来年合发上供额斛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余万硕，本路钱物，大抵空匮，刷变转不行，官吏急于趁办，务在免责，催迫赋租，督促欠负钳束私酒漏税之类，必倍于平日，饥贫之民，无路逃死，必将聚为盗贼。又缘上供额斛数目至广，都未有备。见今逐州广行收籴，指挥严紧，官吏不免遮拦，米谷添价贵籴，以此斛斗涌贵，小民乏食。欲望圣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负，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赈恤，则一方余民，必在沟壑。今来亦不敢望朝廷别赐钱米，但只宽得转运司上供年额钱斛，则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赐矣。乞出自宸断，来年本路上解钱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余候丰熟日，分作二年，随年额上供钱物起发，所贵公私稍获通济。又恐官吏为见明年既得宽减，侥幸替移，更不尽心擘画收拾，以备补填年额，乞特赐指挥，须管依年分收簇数足，若遇移替，具所簇到数交割与后政承认，不得出违年限。
一.见今逐州和籴常平斛斗及省仓军粮，又籴封桩钱、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务趁办，争夺相倾，以此米价益贵。伏望圣慈速赐勘会，如在京诸仓，不待此米支用，即令提、转疾速契勘逐州，如省仓不阙军粮，常平籴散有备外，更不得收籴。所贵米价稍平，小民不至失所。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银绢丝绵入市，莫有顾者。质库人户，往往昼闭，若得官钱三二十万，散在民间，如水救火。欲乞指挥提、转令将合发上供钱，散在诸州税户，令买金银绸绢充年额起发。
一.自来浙中奸民结为群党，兴贩私盐，急则为盗。近来朝廷痛减盐价，最为仁政。然结集兴贩，犹未甚衰。深恐饥馑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群党愈众，或为深患。欲乞朝廷指挥，盗贼情理重者，及私盐结聚群党，皆许申钤辖司，权于法外行遣，候丰熟日依旧。所贵弹压奸愚，有所畏肃。
右谨件如前。勘会熙宁中两浙饥馑，是时米斗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来米斗已及九十，日长炎炎，其势未已，深可忧虑。伏望仁圣哀怜，早行赈恤。今来所奏，一一并是诣实。伏乞详酌，速赐指挥。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注 释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1），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29页
[2]苏轼：《苏东坡集》（第15册《奏议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69-79页
[3]马端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吉林出版社2005年，选举考四，23页
（作者介绍：许皓婷，扬州大学文学院秘书学专业学生；指导老师：陈龙）
关键词：苏轼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 公文赏析
一
苏轼（1037—1101），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宋代著名文学家。嘉祐二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苏轼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苏轼曾任翰林学士，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是苏轼在杭州任上所作，此前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便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此时的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至阔别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任上时，江南发生了连续性的水旱灾害。这场灾害的主要波及区域为两浙路、淮南路、京畿路和京西北路部分地区。其中，尤以两浙受灾最为严重。由于元祐大水，又多风潮。“（苏、湖等）数州不独霪雨为害，又多大风，猝起潮浪，堤堰圩垾率皆破损，湖州水人城中，民家皆尺余，此去岁所无有也。”[1]北宋庆历二年，自修筑“吴江挽路长堤”后，太湖下泄水口受到阻碍，使得“水常溢，浸罐三州（苏、湖、常）民田”；[2]同时筑堤也造成吴淞江水流变缓，下游淤淀缩狭，加以潮汐顶托，市场壅滞不畅，潴水肆虐苏州及秀州华亭之田庐。这一现实情况，使得两浙地区的水灾灾情又进一步加重。
二
元祐四年至六年，兩浙经历了数次灾荒。“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干旱，早晚俱损，高下并伤，民之艰食，无甚今岁。”《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主要叙述的是元祐四年的饥荒。当时的两浙路正闹饥荒，苏轼带领百姓抵御自然灾害，他把修官舍的钱用来买米赈济灾民，先救济饥饿的百姓，再修缮屋宇。并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向皇上反映了灾情，以朝廷拨下供米二十万，宽减元祐四年上供米三分之一，赐度牒三百道为终。
苏轼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叙述了浙西两路的饥荒情况，并将其上报给宋哲宗，希望他采取“宽得转运司上供年额钱斛”的办法，而民自受赐矣。《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首先提到了浙西两路的积水影响到了粮食水稻的丰收，又结合熙宁年间的灾荒，将灾情的严重情况用文字铺叙在统治者的面前，让统治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次就米价的昂贵这一话题延伸出去，介绍了造成米价昂贵的原因，乃是官吏各务趁办，争夺相倾所致。官员借灾害中饱私囊的情形，苏轼主要从三方面来写。其一，官员借灾害催促逼迫百姓征收田租地税；其二，由于上供定额斛数目太大，官员未能准备齐全，而发令调遣严紧，官吏从中阻拦，导致粮食涨价，买进更贵；其三，官吏在得知宽减政策的情况下，更加不尽心提前谋划准备。苏轼就这些现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只宽得转运司上供年额钱斛”“乞特赐指挥，须管依年分收簇数足，若遇移替，具所簇到数交割与后政承认，不得出违年限。”
在米价这个话题之外，苏轼还关注到了浙中的钱荒与群党集结贩卖私盐的问题，可以说是真正的体恤民情了。钱荒即流通领域内货币相对不足而引发的一种金融危机。宋朝是一个经常闹“钱荒”的朝代。宋仁宗朝庆历年间，江淮出现过“钱荒”；宋熙宁年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民间谓之钱荒”；哲宗元祐年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贵而钱少”，南宋后期，钱荒物贵，市井萧条。从北宋到南宋，“钱荒”闹个不停，老百姓常常发现，市面上的钱用着用着就不见了。
宋朝“钱法”很乱，铜钱、铁钱和铅锡钱同时流通，各州都有权自行铸钱，民间还存在私人铸钱的情况。钱的大小不一，成分不一，并且价值多变，非常混乱。川陕地区通行铁钱，十个铁钱换一个铜钱；长江南岸和北岸流通的钱也不一样，一贯实际有多少个钱也是不确定的，有800或850个为一贯的，也有480个为一贯。皇帝曾经下诏要以770个为一贯，但是各州“私用则各随其俗”，所以完全是笔糊涂账。这种混乱的钱法，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宋朝中央政权缺乏威信、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体现。宋朝还出现了类似于纸币的“交子”，但它不是出现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而是出现在落后的内陆四川地区。“交子”的出现并非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而是因为四川地区缺铜，国家又没有统一的货币，所以只能用铁来铸钱。铁钱价值很低又很重，十枚铁钱换不来一枚铜钱，又不方便携带，所以商人才想出了“交子”这个主意：把钱存入钱庄，换来纸质的存钱证明，从而便于携带和交易。
但是“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流通不畅，在一些固定的地方长期贮存了下来，宋朝富室热衷于收贮铜钱便是其中一个表现。因为铜钱能够保值，相对于交子的不稳定性，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铜钱。铜本身的价值是稳定的，但是铜钱超发，钱就会贬值，宋代大量铸造铜钱，使得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是从铜本身的价值出发，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其值将超过一千文。如此一来，“毁钱铸器”便成为了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一带的百姓，以销毁铜钱为利，习以成风。由此看来，江浙正是两宋“钱荒”的重灾区。
三
宋代虽结束了晚唐五代的统治，但是却多多少少继承了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苏轼曾直斥宋之浮靡文风：“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3]杨亿是西昆体的代表人物，西昆体正是为了对抗宋代华丽浮靡的文风而存在的。由此可以看出苏轼的主张，即文章要“有为而作”，联系现实，针砭时弊，而不是泛泛而谈，不达要点。宋代中期，在当时声势颇大的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文章及公文写作理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古文运动促进了当时的文风由晦涩华靡向平易畅达的转变。随着古文运动的深入，公文拟制的风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宋代的公文也就带上了浅易平实、议论准洽、更加适用于政务等特点。苏轼显然受到了当时文风的影响，其创作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宋代的公文中有一些特定的公文用语，公文用语的使用使公文更加适用于政务，起到高度概括的作用，从而使得公文更加言简意赅。“指挥”一词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共计出现了五次。“指挥”实是通假字，通“旨挥”，意为天子命令，帝王的诏敕、命令，用于概括指称高层上级的下行公文。苏轼另有公文《放榜后论贡举合行事件》中亦用到了“指挥”一词：“欲乞特赐指挥，今后差使官，不拘经义、诗赋，专务选择有才学之人，其礼部近日所立条贯，更不施行。”希望皇上降下旨意，不要把择人的标准局限在经义、诗赋中，从而粉碎“民间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诗赋之人为试官，不问有无词学，一例差充”的谣言。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指挥”一般用在作者所揭示的社会现象或者提出的建议后面，以表达希望统治者做出相应措施的决心。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亦云，“若不特降指挥，将前后条贯看详，别加删定，严立约束，则奸民猾商，往来无穷，必为意外之患。”更是重点指出指挥的作用所在，以统治者的威望，降下帶有命令的旨意，监督贯彻，严厉约束，从而达到社会安定的效果。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还有一个特定的公文用语：“契勘”。“见今逐州和籴常平斛斗及省仓军粮……即令提、转疾速契勘逐州”，其中“契勘”一词意为言查、按查；考核、查考。契勘以言查、按查之意在苏轼的文章——《应诏论四事状》中多次出现：“契勘熙宁四年以后至元丰八年登极大赦以前，人户积欠，共计五万三百餘万贯。”“契勘”一词，后常接年份或是数量词，如：“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计有四百四十五户，自承朝旨以来，迨今首尾五年，才放得二十三户。”按查本州所欠盐户四百四十五户，但是朝廷下旨大赦后，五年间才放得二十三户。此处使用“契勘”一词，语气严肃，意在使人正视此事件。
数字是从数量上说明事物特征或事理的最精确、最科学、最有说服力的依据，苏轼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便大量运用数字，鲜明地反映了灾情的严重性。“勘会熙宁中两浙饥馑，是时米斗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来米斗已及九十，日长炎炎，其势未已，深可忧虑。”熙宁年间米斗两百，大半百姓仍死于饥荒，而今米斗九十，实在令人忧虑。前后两处数字的对比，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直观感受，从而认识到灾情的严重性。苏轼又以“转运司来年合发上供额斛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余万硕，本路钱物，大抵空匮，刷变转不行，官吏急于趁办，务在免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大抵情况：供额大量亏欠，官员急于办理，务在追求免于罪责，相当于现代的“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文章多处出现具体的数字，看似冗杂，其实暗含深意，大量数据的使用，使得文章更加具有说服力，引起朝廷的重视。
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是中国古代传统文章学的一大特点。古人的文章概念大多指应用文，即公文。宋代以前，人们注重的是文章的教化作用，并未将文章与具体的“事”联系起来，直到宋以后，人们才渐渐意识到文章的社会作用，也渐渐产生了“文以致用”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苏轼的言论中有明显的表现。他提出文章“以体用为本”，认为文章应如五谷，可以疗饥；应如药石，可以治病。即注重文章的实用性。
苏轼的大量政论文都对社会流弊、社会现实中的矛盾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谏买浙灯状》就是苏轼亲眼看到百姓为“半价购灯”的旨意所苦的生活，从而向皇上呈上的公文，又有《上皇帝书》和《代张方平谏用兵书》皆是这样的作品。到晚年，他还教诲自己的晚辈，写文章要华实相副，不能只顾着文章外表的华丽而不顾内容的实用，并且向晚辈总结自己平生的创作是“春秋古史乃家法。”这种以文褒贬是非的创作态度，正是他重视散文的思想内容及社会作用的观点的体现。
通过对《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一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轼公文的大概风格。这篇文章是苏轼在前期所创作的，反映了他的政治忧患。苏轼一生仕宦，爱国爱民，勤于政务，忠于职守并政绩斐然，他心系民生，忧国忧民，在任期间大多为民请命，了解民生艰苦和烟火之乐，是名副其实的“父母官”。
纵观苏轼的公文，笔者发现其公文大部分是针对民生民情，社会弊病而作的。《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便是苏轼在杭州任上了解了浙西灾情之后所作。又如《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与《奏浙西灾伤第二状》，亦是为浙西两路的灾情而作。苏轼撰写公文长于议论，遣词造句典实平易，具有一定的特色：善用明确的公文用语，使得文章更为严谨并引人重视；惯用大量的数据来说理，使人信服；注重文章的社会作用，所作文章大多是为了针砭时弊。受宋代中后期文风渐趋理性的影响，苏轼撰写文章更为尊重客观现实，但是也没有完全摒弃感性的写作风格。他客观地叙述灾荒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而又不时流露自己的同情，其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与下层百姓更加亲近，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公文创作风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其公文具有严谨的逻辑而又不缺乏真挚的感情。而同时期的其他公文，少有像苏轼这样真实地把情况描绘出来的，或是少报、虚报，更甚者知而不报，从而骗取下拨的赈金。这对于我们现代公文的写作有一定的启发，公文创作要求实，即要尊重客观实际，实事求是，讲求实效。
附：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朝奉郎苏轼状奏。勘会浙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干旱，早晚俱损，高下并伤，民之艰食，无甚今岁。见今米斗九十足钱，小民方冬已有饥者。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来岁之熟，指秋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来年春夏之交，必有饥馑盗贼之忧。本司除已与提、转商量多方擘画准备外，有合申奏事件，谨具画一如左。
一.转运司来年合发上供额斛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余万硕，本路钱物，大抵空匮，刷变转不行，官吏急于趁办，务在免责，催迫赋租，督促欠负钳束私酒漏税之类，必倍于平日，饥贫之民，无路逃死，必将聚为盗贼。又缘上供额斛数目至广，都未有备。见今逐州广行收籴，指挥严紧，官吏不免遮拦，米谷添价贵籴，以此斛斗涌贵，小民乏食。欲望圣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负，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赈恤，则一方余民，必在沟壑。今来亦不敢望朝廷别赐钱米，但只宽得转运司上供年额钱斛，则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赐矣。乞出自宸断，来年本路上解钱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余候丰熟日，分作二年，随年额上供钱物起发，所贵公私稍获通济。又恐官吏为见明年既得宽减，侥幸替移，更不尽心擘画收拾，以备补填年额，乞特赐指挥，须管依年分收簇数足，若遇移替，具所簇到数交割与后政承认，不得出违年限。
一.见今逐州和籴常平斛斗及省仓军粮，又籴封桩钱、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务趁办，争夺相倾，以此米价益贵。伏望圣慈速赐勘会，如在京诸仓，不待此米支用，即令提、转疾速契勘逐州，如省仓不阙军粮，常平籴散有备外，更不得收籴。所贵米价稍平，小民不至失所。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银绢丝绵入市，莫有顾者。质库人户，往往昼闭，若得官钱三二十万，散在民间，如水救火。欲乞指挥提、转令将合发上供钱，散在诸州税户，令买金银绸绢充年额起发。
一.自来浙中奸民结为群党，兴贩私盐，急则为盗。近来朝廷痛减盐价，最为仁政。然结集兴贩，犹未甚衰。深恐饥馑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群党愈众，或为深患。欲乞朝廷指挥，盗贼情理重者，及私盐结聚群党，皆许申钤辖司，权于法外行遣，候丰熟日依旧。所贵弹压奸愚，有所畏肃。
右谨件如前。勘会熙宁中两浙饥馑，是时米斗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来米斗已及九十，日长炎炎，其势未已，深可忧虑。伏望仁圣哀怜，早行赈恤。今来所奏，一一并是诣实。伏乞详酌，速赐指挥。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注 释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1），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29页
[2]苏轼：《苏东坡集》（第15册《奏议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69-79页
[3]马端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吉林出版社2005年，选举考四，23页
（作者介绍：许皓婷，扬州大学文学院秘书学专业学生；指导老师：陈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