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传记都是作伪，我自己写的传记也不例外。……传记之所以作伪是因为其中各章是根据一个预设的计划串联成篇，但事实上，它们是另行组合，只是无人知道如何组合。……无论谁写出他自己的生活，他都不得不分享上帝的观点来理解那些交叉的因果。传记就像贝壳。贝壳并不能说明曾经生活在其中的软体动物。……传记的价值只在于它们能够使人多多少少地重构传主曾经生活过的时代。
　　2004年8月14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老死于故国波兰的古都克拉科夫。对于一个充分领受过生活的幸运(“我从未落入政治警察之手”)与不幸(“我一生的故事是我所知道的最惊人的生命故事之一”)的诗人，庸俗的因果论一定是他所讨厌的。因此他选择以片段闪回的方式追忆往事，写下这本《米沃什词典》。“也许本词典是一件替代品，它代替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篇关于整个20世纪的文章，一部回忆录”，米沃什说。
　　故乡昔日宽容的无政府主义、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多元的文化思潮，给予了头脑成长所需的一切。这是城市这一人类群居生活的组织方式，在两次大战之间留给西方社会精英们最后的温馨背影。人类与城市的蜜月随后彻底结束了，无论是巴黎还是纽约，群众集会的口号与狂热、一个人从摩天楼上俯视街灯的孤独、贫民区各色人等的凄惶、对时运流转的不甘与不解，一切都不再得体，城市沦为文化人白天挑剔使性、夜晚缱绻无度的情人。
　　暮年返乡的米沃什，“沉浸在超强的情感波涛之中，我也许只是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我回到了间接的自我表达方式，即，我开始为人物素描与各种事件登记造册，而不是谈论我自己。”
　　这种姿态，令人联想到前苏联音乐巨人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从谈别人而及于自身，从众人身上找到自己的映像。他把自己的回忆称为“一个目击者的见证”。忍看朋辈成新鬼，在米沃什那里友人们死于战争、集中营，在肖斯塔科维奇那里死于肃反、古拉格。20世纪是怎样的一个世纪啊，最富创新欲、最具个人意识的诗人和音乐家竟然放弃对自我的追逐，而甘于“间接的自我表达”、只求做一个客观的“见证”。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同样选择写下他所结识的人、经历的社会事件和他的感受，而不是直接记述自己的生平。在给朋友的信中，茨威格说，“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告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这些都是逼迫流亡者茨威格于1942年在遥远的巴西自杀的理由。
　　《米沃什词典》里充斥着非正常的死亡。“现实的界限超出了可能的范围，人们可能会把那些忠实记录的细节看成超现实主义的虚构”——奥斯威辛司令官的儿子穿着党卫军的制服在操练他的一帮小兄弟；整整一列运送战时物资的火车满载着各式各样的钟，它们以各自的节奏嘀嘀哒哒走着。“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很多时候，人们自欺地以为理性之光可以拯救20世纪的人性，爱伦堡却在《人·岁月·生活》中记下了爱因斯坦的话——“我生平说过不止一次，认识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们应该知道的事物也是无限的。现在我认为卑鄙和残酷也是无限的。”
　　哲学家激烈地认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抒情诗是令人厌憎的。米沃什的回答是，“在恐怖之中写下的轻柔的诗歌宣示了其向生的
　　意愿，它们是躯体对毁灭的反抗。”这个人的神经健壮到几乎顽固，在90 岁高龄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写作。时代选择留下他，为我们讲述一些事情，他幸不辱命。
　　二战中，他参加波兰抵抗运动，战后从社会主义波兰的驻
　　法外交官任上外逃。而当时西方一批知识分子出于批判本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刻意掩盖、美化苏联的种种弊病，不允许人们对东方的理想国发出质疑。萨特对加缪说：“如果你不喜欢共产主义，也不喜欢资本主义，我看你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加拉帕戈斯群岛。”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作为叛逃者的米沃什，境遇可想而知。他直斥萨特与波伏娃以政治正确性为名联手攻击诚实的加缪，是“下作的”，并从此不再相信巴黎的任何主义。
　　“难道你认为历史不是娼妓吗”，被苏联宣传机器当作文艺理想化身推向世界的肖斯塔科维奇悲愤地逼问。“这是一个伪造和涂抹历史的大工厂。……撒谎正是集权主义的本质。从这一点看，集权主义的新闻出版甚至比它的经济体制还要糟糕。”《米沃什词典》里的洞见，依然可以照亮21世纪的夜空。
　　一些臧否人物的细节，坦率而有趣。例如，他认为美国诗人弗罗斯特为了“要做一个伟大诗人”而伪装出一副地方主义的面孔，其背后隐藏着他对人类命运灰暗的绝望；波伏娃对女权主义的过度鼓吹，只是为了拿捏住下一个知识界的时尚。虽然我对波伏娃并无成见，但听到诗人径直叫她“母夜叉”，诚实地说，快感禁不住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