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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宪政的理论内涵、基本架构和实现的必要性上综合论述实行宪政的理由。并在其基础上，论述各国宪政道路的差异性及共通性，推及到中国近代对宪政的追求过程，有失败之处亦有成功之处。最后，总结在这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中的得失，看到社会在其影响下各领域中潜移默化的进步，进一步坚定实现宪政的理想信念。
关键词：宪政；理由；戊戌变法；袁世凯；蒋中正；得失
一、宪政的内涵和基本框架
“宪政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终极目标，致力于公共权力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制约的法政状态。它是以宪法为核心的实施着的良法体系的表现形式，是宪法原则和基本理念的集中体现”。而宪政的基本架构是：“权利（自由）优先、法治、分权以及民主。”宪政是公民利用宪法及其他宪法性法律对国家或政府权力的控制，使公民的私人及社会生活不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干涉和伤害。
宪政不仅是一个西语词汇，一种传来品，它是我们在“国家职能空前增加，国家权力全面扩张，国家掌控巨大资源，腐败及对社会发展的威胁与贡献同步增加；社会共同体面对国家的相对优势，传统共同体的解体，社会对国家的依附增强，自身活动下降；普通个体面对国家的绝对弱势，个体更容易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合法伤害’；消费主义社会公私领域重新框定”的现在迫切需要的一种制度建设。它不只是一种理论和概念，还是能够事实上应用于实践并对现实社会产生重要作用各项具体措施的总和，是可以被触及被感受得到的。
从宪政的内涵和基本架构中不难看出，实行宪政有利于并最大限度的保障和维护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从而服务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西方的宪政以社会契约论等为理论基础，而在西方公民社会中亦有不服从的传统，在近百年的努力后，我们基本上看到了宪政影响下的社会所呈现出的生机和活力：法律体系不断得到完善、法治的要求基本得到实践；在国家的政治权力架构中，分权（包括纵向和横向）为基础的国家权利体系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得以正常而稳定的运转，进一步使民主得以实现和维护，公民可以自由的行使权利，进行政治表达。这几大因素之间循环往复，互相影响，既促进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又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更加促进了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
因此，我们有理由去为宪政的实现付出努力。
二、西方各国宪政道路及产生条件
由于各国的思想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差异，包括长久以来这个国家限制国家、政府权力的传统如何，社会民众思想文化素质的水平，经济基础的性质及发展状况，当时政府统治方式和效果。各国的宪政之路都各有特点，如英国的妥协、和平、渐进和现实主义；美国的独立、自治、联邦、民主和精英天才：法国的革命斗争、共和、激进和理想主义。但这段路都经过了漫长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需要不断地累积和摸索。同时，宪政的确立也需要不同政治力量的妥协与平衡，甚至激烈的斗争，依各国情况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式；再有，就是要求政治思想家有力而深刻的表达和政治家的理性推动，这也有赖该国政治思想理论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活动能力和当政者的政治思想以及政治目的。
三、中国近现代宪政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中，“国家强于社会”的东方模式在秦以后用二三百年得以形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生活转型”——“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族主义’转向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主、民无二王的宇宙帝国的政治制度”；“在这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下，各民族之间的畛域终于渐次消灭，而至天衣无缝，竟历两千年而未衰！”而这两千年也铸成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逆来顺受的态度和习惯，土地和官位的拥有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而商业则显得无足轻重。所以，“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是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已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而迁就了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与欧洲“社会强于国家”的社会是截然相反的。也就使东西两种文明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并在近代中国，上演了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剧，并促使中国走上了艰难的宪政道路。
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用炮火轰开了天朝上国的大门，中国人被迫去开眼看世界，让中国社会的“千年不变”转变到“十年一变”，让这古老社会“动如脱兔”，直到今天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还在不断变化。
四、晚清以来中国所走过的曲折的宪政历程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并随着内忧（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外患（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争）的逐步加深，从军事、器物的学习如洋务运动，过渡到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如康有为、梁启超和光绪帝的戊戌变法、清末预备立宪，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最后终于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但仍未改变瓜分状态。
我认为，中国对宪政的追求始于康梁的戊戌变法，在光绪帝的支持和倡导下，在短短一百天中，竟然进行了包括文化、教育、经济、社会、官制等多方面的改革。虽然改革中的一些措施过于剧烈，遭到众多人的反对，而且改革也未触及设议院、限制君权、订立宪法等根本内容，康有为本身西学功底也不够，只知皮毛罢了，但是它的社会启蒙作用不可小视，特别是唯一留存下来的京师大学堂为后来的文化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为启民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震荡了当时的腐朽的中国社会和保守的统治者们。
对于清末立宪，我想，应始于当时的权臣袁世凯。在八国联军入京，西太后出逃，签订全体国民每人一两白银的《辛丑条约》后，袁世凯在李鸿章的保荐下，成为了大清国的“宰相”。公平的评价当时的袁世凯，可以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而唐德刚先生称袁世凯为相的这六年（1901年冬～1907年秋）为“袁世凯的变法改制”，其中包括：一、军事，训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的国防陆军，设立“北洋六镇”及一系列现代军事学堂，此外他还为大清国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警察）；二、在教育和政治制度上，他废除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但他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在一切行之有效后，科举也就不废自废了；三、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的振兴，他从洋人手中捞回了开滦煤矿（当时中国最大的煤矿），在邮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和新式币制等方面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创建和改革。但是袁世凯的更长远计划就触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取得领导地位，并说服西太后批准十二年的行宪之议，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但这五大臣乃是之乎者也的大官僚，对宪法一无所知更别提宪政，最后还请梁启超来执笔，而梁启超又了解多少呢？因此，在西太后死后，袁世凯也被“开缺回籍”了。尽管过程中有人们的请愿活动，有各地咨议局的成立，但最后产出的《钦定宪法大纲》（虽也可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成文宪法）、皇族内阁，却最终让人们伤透了心，彻底对清帝国失望。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自上而下实行宪政的道路走向了终点，人们只能另寻他路。
遭遇李鸿章和康有为的冷落之后，激进的孙中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他和其他革命志士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不断努力下，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本已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彻底倒下了。孙中山在众人的推举下以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毕竟是临时的，在“非袁不可”的形势下，孙中山、宋教仁等只得匆忙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因而袁世凯也就成为了，“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几乎（不，不是 ‘几乎’，是事实上）完全一样的。可是他的继任国家元首，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蒋中正……在法理学上说，就没那么光鲜了。”因此，也可以说，袁世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合乎现代意义上宪政要求的国家元首了。可是，在唐德刚先生看来，在当时的所谓“民主共和国”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样东西，一些颇能举一反三的老学者也无较深了解，却偏好强不知以为知，而袁世凯还要靠他朝中的博学鸿儒们，这样怎能不误尽苍生，怎么能好好的推行宪政？再者，在当时，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大家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此非袁、蒋诸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而这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在这诸公之中，反以袁世凯最为“低调”，只想做一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但中国人搞政治最重“名、器”，袁世凯就犯了大忌，很快就被赶下了宝座。而接下来的几任大总统对宪政的实行更是没有更多的支持。进入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孙中山虽不择手段进行多次挽救性革命却都无疾而终。此时，宪政中要保护的人权利中可能只有言论自由权得以实现，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各大学如北大、武大等的言论活跃程度，及各种报刊杂志的自由发表可以看出。但追其原因，可能也只是因为表面统一的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而各地军阀也无心纠缠于文人之间的是非，他们关心的只是军队和土地。而其他方面的权利的实现则无从谈起。各种法律也只是摆设而已，法治只是空谈；民主更是一种奢侈。而此时的社会状况也是可以想象的，整个社会中包含了欧美的资产阶级，清帝国遗老遗少，新兴民族、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仍倍受压迫的农民阶级和强大的在各地割据的北洋军阀们等各种人群，社会矛盾当然也就充斥其中，很多人的基本生活和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在蒋中正上台后，民主人士对于国家实现宪政的要求就越来越强烈。
在蒋中正控制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夺取了全国政权，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依据孙中山遗教，宣布开始进入训政时期，并建立一系列训政制度，表示训政是为宪政的实现做出的必要准备。1929年，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训政时期之规定案》甚至明确提出，“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完成”。这时人们似乎看到了，训政结束后，实现宪政，还政于民的美好场景。但是，就在这短短几年中，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变化：国内方面，蒋中正假训政之名剥夺了人们的一些基本权利，一再拖延被孙中山视为宪政之基础的地方自治（我想此处的地方自治应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美国联邦制的仿效，但其是否适应当时刚刚表面上结束军阀割据的中国社会，我不敢下定论）的实现，并同时加紧进行对政治异己、民主人士、其他党派（主要是共产党）的打击，以实现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的目的；国外方面，一战结束各帝国主义强国卷土重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触动了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因此，国内要求结束训政，尽快实现宪政，还政于民，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抵御外辱的呼声越来越高。宪政运动也由此兴起，各界知名学者，民主人士纷纷撰文，要求结束一党专政，进行组党自由，推行民主，组建网罗各界人才的民主政府，以使全国上下一致，同仇敌忾。但是，当执政者在强大的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文化的熏陶下，并且深谙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的时候，宪政的火苗便被蒋中正的灭火器浇灭了。而在此次宪政运动失败后，民主人士的其他相关活动也都始终无法取得突破。但是，可以肯定中国人对宪政的追求从没放弃。
五、结语
纵观中国近代的宪政道路，可以发现，我们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失败了无数次，但是在这无数次的震荡中这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已经悄悄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的迅速传播，民智的渐开，实际上我们在已经部分程度上享受到了宪政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已经拥有最基本的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的宪法（虽然宪法的司法化和现实生活中的人权状况还亟待改善），在逐渐健全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国家的综合实力有了显著提高，国家在慢慢有意识的缩小政府的权力范围。同时，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个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或尖锐或缓和的矛盾，威胁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也能看到在尚不完善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下，权力分配的不合理，和其导致的腐败问题。但这些成就和问题的存在，也使我们有更坚定的信心继续走与中国国情（包括历史传统、文化、现阶段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情况）相适应的宪政之路，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现宪政，将会给我们的国家、社会、公民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改变和提高。
参考文献：
[1]皆出自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岳麓书社 1999版.
[2][英]马丁·洛克林:《功法与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4]关于宪法内涵、基本架构的解释引资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伟老师授课材料.
关键词：宪政；理由；戊戌变法；袁世凯；蒋中正；得失
一、宪政的内涵和基本框架
“宪政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终极目标，致力于公共权力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制约的法政状态。它是以宪法为核心的实施着的良法体系的表现形式，是宪法原则和基本理念的集中体现”。而宪政的基本架构是：“权利（自由）优先、法治、分权以及民主。”宪政是公民利用宪法及其他宪法性法律对国家或政府权力的控制，使公民的私人及社会生活不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干涉和伤害。
宪政不仅是一个西语词汇，一种传来品，它是我们在“国家职能空前增加，国家权力全面扩张，国家掌控巨大资源，腐败及对社会发展的威胁与贡献同步增加；社会共同体面对国家的相对优势，传统共同体的解体，社会对国家的依附增强，自身活动下降；普通个体面对国家的绝对弱势，个体更容易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合法伤害’；消费主义社会公私领域重新框定”的现在迫切需要的一种制度建设。它不只是一种理论和概念，还是能够事实上应用于实践并对现实社会产生重要作用各项具体措施的总和，是可以被触及被感受得到的。
从宪政的内涵和基本架构中不难看出，实行宪政有利于并最大限度的保障和维护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从而服务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西方的宪政以社会契约论等为理论基础，而在西方公民社会中亦有不服从的传统，在近百年的努力后，我们基本上看到了宪政影响下的社会所呈现出的生机和活力：法律体系不断得到完善、法治的要求基本得到实践；在国家的政治权力架构中，分权（包括纵向和横向）为基础的国家权利体系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得以正常而稳定的运转，进一步使民主得以实现和维护，公民可以自由的行使权利，进行政治表达。这几大因素之间循环往复，互相影响，既促进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又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更加促进了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
因此，我们有理由去为宪政的实现付出努力。
二、西方各国宪政道路及产生条件
由于各国的思想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差异，包括长久以来这个国家限制国家、政府权力的传统如何，社会民众思想文化素质的水平，经济基础的性质及发展状况，当时政府统治方式和效果。各国的宪政之路都各有特点，如英国的妥协、和平、渐进和现实主义；美国的独立、自治、联邦、民主和精英天才：法国的革命斗争、共和、激进和理想主义。但这段路都经过了漫长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需要不断地累积和摸索。同时，宪政的确立也需要不同政治力量的妥协与平衡，甚至激烈的斗争，依各国情况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式；再有，就是要求政治思想家有力而深刻的表达和政治家的理性推动，这也有赖该国政治思想理论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活动能力和当政者的政治思想以及政治目的。
三、中国近现代宪政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中，“国家强于社会”的东方模式在秦以后用二三百年得以形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生活转型”——“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族主义’转向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主、民无二王的宇宙帝国的政治制度”；“在这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下，各民族之间的畛域终于渐次消灭，而至天衣无缝，竟历两千年而未衰！”而这两千年也铸成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逆来顺受的态度和习惯，土地和官位的拥有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而商业则显得无足轻重。所以，“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是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已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而迁就了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与欧洲“社会强于国家”的社会是截然相反的。也就使东西两种文明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并在近代中国，上演了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剧，并促使中国走上了艰难的宪政道路。
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用炮火轰开了天朝上国的大门，中国人被迫去开眼看世界，让中国社会的“千年不变”转变到“十年一变”，让这古老社会“动如脱兔”，直到今天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还在不断变化。
四、晚清以来中国所走过的曲折的宪政历程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并随着内忧（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外患（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争）的逐步加深，从军事、器物的学习如洋务运动，过渡到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如康有为、梁启超和光绪帝的戊戌变法、清末预备立宪，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最后终于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但仍未改变瓜分状态。
我认为，中国对宪政的追求始于康梁的戊戌变法，在光绪帝的支持和倡导下，在短短一百天中，竟然进行了包括文化、教育、经济、社会、官制等多方面的改革。虽然改革中的一些措施过于剧烈，遭到众多人的反对，而且改革也未触及设议院、限制君权、订立宪法等根本内容，康有为本身西学功底也不够，只知皮毛罢了，但是它的社会启蒙作用不可小视，特别是唯一留存下来的京师大学堂为后来的文化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为启民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震荡了当时的腐朽的中国社会和保守的统治者们。
对于清末立宪，我想，应始于当时的权臣袁世凯。在八国联军入京，西太后出逃，签订全体国民每人一两白银的《辛丑条约》后，袁世凯在李鸿章的保荐下，成为了大清国的“宰相”。公平的评价当时的袁世凯，可以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而唐德刚先生称袁世凯为相的这六年（1901年冬～1907年秋）为“袁世凯的变法改制”，其中包括：一、军事，训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的国防陆军，设立“北洋六镇”及一系列现代军事学堂，此外他还为大清国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警察）；二、在教育和政治制度上，他废除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但他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在一切行之有效后，科举也就不废自废了；三、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的振兴，他从洋人手中捞回了开滦煤矿（当时中国最大的煤矿），在邮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和新式币制等方面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创建和改革。但是袁世凯的更长远计划就触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取得领导地位，并说服西太后批准十二年的行宪之议，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但这五大臣乃是之乎者也的大官僚，对宪法一无所知更别提宪政，最后还请梁启超来执笔，而梁启超又了解多少呢？因此，在西太后死后，袁世凯也被“开缺回籍”了。尽管过程中有人们的请愿活动，有各地咨议局的成立，但最后产出的《钦定宪法大纲》（虽也可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成文宪法）、皇族内阁，却最终让人们伤透了心，彻底对清帝国失望。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自上而下实行宪政的道路走向了终点，人们只能另寻他路。
遭遇李鸿章和康有为的冷落之后，激进的孙中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他和其他革命志士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不断努力下，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本已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彻底倒下了。孙中山在众人的推举下以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毕竟是临时的，在“非袁不可”的形势下，孙中山、宋教仁等只得匆忙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因而袁世凯也就成为了，“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几乎（不，不是 ‘几乎’，是事实上）完全一样的。可是他的继任国家元首，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蒋中正……在法理学上说，就没那么光鲜了。”因此，也可以说，袁世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合乎现代意义上宪政要求的国家元首了。可是，在唐德刚先生看来，在当时的所谓“民主共和国”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样东西，一些颇能举一反三的老学者也无较深了解，却偏好强不知以为知，而袁世凯还要靠他朝中的博学鸿儒们，这样怎能不误尽苍生，怎么能好好的推行宪政？再者，在当时，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大家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此非袁、蒋诸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而这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在这诸公之中，反以袁世凯最为“低调”，只想做一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但中国人搞政治最重“名、器”，袁世凯就犯了大忌，很快就被赶下了宝座。而接下来的几任大总统对宪政的实行更是没有更多的支持。进入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孙中山虽不择手段进行多次挽救性革命却都无疾而终。此时，宪政中要保护的人权利中可能只有言论自由权得以实现，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各大学如北大、武大等的言论活跃程度，及各种报刊杂志的自由发表可以看出。但追其原因，可能也只是因为表面统一的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而各地军阀也无心纠缠于文人之间的是非，他们关心的只是军队和土地。而其他方面的权利的实现则无从谈起。各种法律也只是摆设而已，法治只是空谈；民主更是一种奢侈。而此时的社会状况也是可以想象的，整个社会中包含了欧美的资产阶级，清帝国遗老遗少，新兴民族、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仍倍受压迫的农民阶级和强大的在各地割据的北洋军阀们等各种人群，社会矛盾当然也就充斥其中，很多人的基本生活和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在蒋中正上台后，民主人士对于国家实现宪政的要求就越来越强烈。
在蒋中正控制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夺取了全国政权，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依据孙中山遗教，宣布开始进入训政时期，并建立一系列训政制度，表示训政是为宪政的实现做出的必要准备。1929年，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训政时期之规定案》甚至明确提出，“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完成”。这时人们似乎看到了，训政结束后，实现宪政，还政于民的美好场景。但是，就在这短短几年中，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变化：国内方面，蒋中正假训政之名剥夺了人们的一些基本权利，一再拖延被孙中山视为宪政之基础的地方自治（我想此处的地方自治应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美国联邦制的仿效，但其是否适应当时刚刚表面上结束军阀割据的中国社会，我不敢下定论）的实现，并同时加紧进行对政治异己、民主人士、其他党派（主要是共产党）的打击，以实现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的目的；国外方面，一战结束各帝国主义强国卷土重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触动了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因此，国内要求结束训政，尽快实现宪政，还政于民，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抵御外辱的呼声越来越高。宪政运动也由此兴起，各界知名学者，民主人士纷纷撰文，要求结束一党专政，进行组党自由，推行民主，组建网罗各界人才的民主政府，以使全国上下一致，同仇敌忾。但是，当执政者在强大的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文化的熏陶下，并且深谙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的时候，宪政的火苗便被蒋中正的灭火器浇灭了。而在此次宪政运动失败后，民主人士的其他相关活动也都始终无法取得突破。但是，可以肯定中国人对宪政的追求从没放弃。
五、结语
纵观中国近代的宪政道路，可以发现，我们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失败了无数次，但是在这无数次的震荡中这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已经悄悄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的迅速传播，民智的渐开，实际上我们在已经部分程度上享受到了宪政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已经拥有最基本的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的宪法（虽然宪法的司法化和现实生活中的人权状况还亟待改善），在逐渐健全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国家的综合实力有了显著提高，国家在慢慢有意识的缩小政府的权力范围。同时，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个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或尖锐或缓和的矛盾，威胁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也能看到在尚不完善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下，权力分配的不合理，和其导致的腐败问题。但这些成就和问题的存在，也使我们有更坚定的信心继续走与中国国情（包括历史传统、文化、现阶段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情况）相适应的宪政之路，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现宪政，将会给我们的国家、社会、公民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改变和提高。
参考文献：
[1]皆出自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岳麓书社 1999版.
[2][英]马丁·洛克林:《功法与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4]关于宪法内涵、基本架构的解释引资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伟老师授课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