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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财阀的命运连同韩国政府一起，将在这次大变革中受到拷问并需承受考验。
2月17日，韩国警方正式宣布批捕被称为“三星太子”的李在镕副会长，因为负责调查“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指控三星电子在李在镕的指示下，向该事件核心人物崔顺实提供数百亿韩元资金支持，有行贿等嫌疑。在此之前，包括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镕在内，韩国八大财阀“掌门人”也曾同時现身国会接受质询，但他们一致否认与总统府进行权钱交易。一时间，韩国财阀与政府的关系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同日，首尔中央法院官方宣布八大财阀之一的韩进海运正式破产。在此之前，韩国另一大财阀现代和乐天也纷纷出事。现代工人因对公司薪资改善方案不满而举行了5万人参加的全面罢工，乐天则被曝出其会长涉嫌贪污。曾一度成为韩国经济发展引擎和支柱的财阀经济走向备受关注，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焦点。
韩国政治和财阀之间到底以何种关系相互影响对方，到底是财阀影响了韩国政治，还是政治主导着财阀？
2016年12月6日，韩国首尔，为查明朴槿惠政府亲信弄权干政案，国政调查特别委员会在国会举行首次听证会，就“亲信门”进行真相调查，韩国八大企业掌门人、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许昌秀、副会长李承哲等15人出席听证会。
政府对财阀的支持
据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 ·斯宾塞称，韩国是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转型的极少数成功案例之一。而韩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大企业财阀的贡献，而大企业财阀的迅速发展扩张则是韩国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果。可以说，韩国政府是大企业财阀崛起的最强有力推手。首先，韩国政府制定了诸多的有利于大企业发展的政策。从20世纪40年代起，韩国大企业就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朝鲜战争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期间，韩国政府更是为发展经济，确立了以大企业集团为骨干、出口第一为导向、产业升级为基础的“不平衡增长战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轻纺、钢铁、石化、机械等部门，希望通过集中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发展十大产业，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于是，大企业财阀在政府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之下迅速发展、壮大。它们极大地受益于政府制定的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劳工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出口补贴、税收减免、政府的产业指导、对劳工的管治甚至镇压等。其次，在资金层面，韩国政府还以低息贷款的方式为财阀们提供足够的资金。20世纪80年代以前，韩国的银行属于国有而且直接在政府的管理之下，80年代以后，商业银行虽然名义进行了私有化，但高级管理人员依然必须由政府任命。因此，有学者称：在所谓的“汉江奇迹”期间，银行一直扮演着韩国财阀的“提款机”的角色，无论债务人的资产质量如何，也无论信用投资的前景如何，只要是政府的安排，银行都会不加选择地给予贷款。因此这些大企业财阀不是靠盈利能力而是靠贷款能力迅速扩张。最后，1998年以前，韩国政府还制定法律，禁止敌意收购与兼并，即使是善意的收购与兼并，也仅限于小企业。任何资产价值超过2万亿韩元的外国人对韩国企业的收购与兼并活动都必须得到政府批准。这使财阀及其家族通过横向持股或交叉持股的方式形成了对企业集团的绝对控制。
在政府对财阀的大力支持政策下，从60年代起，韩国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高速增长，人均GNP由60年代初的90多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10610美元，成为世界第11大经济强国，创造了“汉江奇迹”。但韩国政府对大企业的支持与扶植政策及其为大企业带来的迅猛发展也使财阀们认识到政府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埋下了韩国政商裙带关系的种子。在政府决定资源配置和企业发展规模的前提下，企业家们都知道大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倾斜与保护，企业要发展得更好，就必须和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
偏离预设轨道的财阀
随着财阀力量的壮大及其对韩国经济的贡献，其作为市场力量越来越不受政府的管治，其获利手段也越来越与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与贡献不相匹配。为了获得利益，财阀甚至挑战作为资本主义规则的“有限责任制度”等，利用作为大股 东的有限责任地位，通过高额交叉持股和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寻求利益而 逃避责任。基于其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韩国财阀采取“大而不倒 ”的策略将风险转嫁给社会。企业盈利能力强时卷走利润，而经营不善时却不是直接破产，而是通过继续获得贷款，无底线地提高负债来继续维持经营，从而将企业继续运营的风险转嫁给政府和公众。
1996年，包括三星、现代、LG、大宇、SK等韩国前30家大企业财阀的平均负债率达386.7%，负债总和约占全国财富的1/3，成为新兴工业国企业盈利能力最低的国家。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这30家财阀的负债率更是高达521.5%，个别财阀企业的负债率甚至达到近4000%。这也几乎被视为是世界经济体中最高的负债率。与此相反，为了拯救金融风暴下受到重创的韩国经济，韩国政府和普通民众都捐献了大量资产，韩国政府支出达168万亿韩币，其中仅87万亿在金融危机后被收回，而韩国民众则为此开展“捐金救国运动”所捐献的各种金银首饰价值也达22亿美元之多。而这些捐献多数都在帮大企业财阀们度过金融危机难关以后如同打水漂一样一去不复返。
此外，韓国财阀作为市场竞争、尤其是同业竞争中的庞然大物，它们给同行业的中小企业也带来了挑战和压力，使其很难在竞争中获胜。另外，韩国财阀的分红比率也非常低，只有1.5%，远远低于9%-10%的利息率。与美国通常1.5倍于利息率相比，韩国财阀的分红比率可谓低之又低。这些财阀企业之所以低分红，是为了逃避分红收入税，而它们的控制人则可以通过从企业获得优惠贷款以及现金支付的方式获得补偿。可以说，韩国财阀在最初的发展过程中是以牺牲韩国劳工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为代价的。 于是，在1990年代民主化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际，韩国政府和财阀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政府开始与财阀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对财阀进行了一系列动作较大的改革与约束。1997年经济危机后上任的金大中政府对财阀的公司治理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甚至不惜采用直接干预方式加速财阀体制的变化。
这些变化首先从对外部法律制度的改进上体现出来。政府对大企业的管理引进了许多被认为是接近于市场导向型的法律体制，如对敌意收购与兼并完全放开，加强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责任，强制性要求大企業设置外部董事，强化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引进更有效率的破产程序等。
其次，政府还对财阀在信贷问题上有所控制。包括取消债务互保，避免过度负债经营，并要求财阀所有非银行金融机构治理体制进行改进，停止相互投资行为和非法内部交易，防止不正当的财富积累等。
最后，政府引导并要求财阀走专业化道路，集中发展优势业务，避免经营上的“大而全”。这一政策早在卢泰愚时期就被提出，后来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财阀们也认识到集中发展优势产业的重要性，于是一改之前几乎对每个行业都有涉及，并设有内部系列企业的做法，开始集中优势力量发展各自擅长的领域。如，三星将业务集中在电子、金融、贸易、服务等核心行业;现代则将主营业务放在造船、汽车、电子、建筑、金融及服务等五大主导产业上;化工产业起家的LG则集中于化工、电子通信和服务等三大行业，而SK则集中力量在能源与化学、电信、物流、金融等四大行业上等等。
错乱繁杀的政企关系
尽管政府为了平衡社会资源对财阀的扩张进行了限制，但已经在之前的政策红利中成长壮大的财阀并不会因此而停止扩张的步伐。而且由于亚洲金融风暴以后韩国经济受到重创，进行内部改革创新，并集中优势力量发展优势产业又成了韩国经济发展的必选项。在专业化政策下，韩国政府重新开始对特定产业进行大力度支持。财阀自身也认识到改革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多数公司通过降低家族持股、扩大国民参股范围、加强企业的社会化基础而受到国民的欢迎和支持。开展公益项目、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也成为各大财阀竞相追逐的目标。
进入21世纪，在克服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负面影响后，韩国财阀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重新又取得了惊人成绩。有数据显示，近年来，韩国前十大财阀销售额占国民经济比重始终维持在70%-80%。2012年，三星集团员工超过42万名，销售额2686亿美元，占同年韩国GDP的24%，“三星共和国”的称号由此而来。到2015年三星的年营业收入总额也还高达近300万亿韩元，近乎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
然而，尽管三星的业绩不错，但韩国经济总体并不佳。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蝴蝶效应”的扩散与世界经济低迷的开始，韩国经济开始在低增长的路上徘徊，2015年韩国GDP仅增长2.6%，创下2012年以来最低水平，2016年GDP增长率预期也仅为2.7%。自2015年以来，韩国出口已连续19个月下滑;家庭负债规模超过1200万亿韩元，创历史最高纪录;8月份30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达8.3%，创下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高纪录。
在韩国经济大环境低迷的情况下，整个财阀企业的经营状况也难有起色。以往遇到困难时总有政府出手相救的财阀在即使债权人继续提供贷款也难以扭转经营上巨大亏损的情况下，只有如韩进海运一样面临破产的命运。曾经难逃因“政治献金”而入狱命运的财阀大佬们后来多被减轻处罚甚至通过特敕而免于处罚。如2008年，包括现代起亚汽车集团总裁和 SK集团总裁在内的14名财阀巨头就被韩国前任总统李明博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名义敕免。如今的“三星太子”李在镕副会长会同样免于处罚吗？
从造就“汉江奇迹”的风光到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再到危机后的东山再起，被称为“财阀”的韩国大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一度在危机中受到重创。虽起起伏伏，但财阀在韩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却始终没有退却。有人说，韩国财阀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果真如此。如果没有政府的各种支持，韩国财阀不可能有今天的壮大。但随着韩国总统朴槿惠因陷入“亲信干政门”事件而遭弹劾，各大财阀也因有贿赂嫌疑将被调查，三星以后很可能还会有其他财阀被“牵涉”其中。韩国财阀的命运连同韩国政府一起，将在这次大变革中受到拷问并需承受考验。（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韩国财阀的三生三世
1961年“5·16”军事政变前后的韩国经济形势恶化。从政府的立场出发，为了拯救韩国经济，需要培育和保护企业。此外，还需要向国民展示经济成果。另一方面，从企业的立场来看，为了确保得到有限的国内资源和开发新事业项目，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和企业的利害关系正好吻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韩国的“财阀”诞生了。
1961年，朴正熙（朴槿惠的父亲）政府促成以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为首的13名韩国企业家组成了经济重建促进会，并于同年改称韩国经济人协会，1968年改为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全经联”）。
从1977年2月至1987年2月，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董事长五次连任会长。全经联对政府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起到积极支持的作用。同时，全经联代表着财阀集团的利益，扮演着传达、调整财阀集团对政府政策的立场和意见的角色。甚至，每次选举的时候，财阀集团分摊好政治资金后再集中献给政界。通过提供“政治秘密资金”，形成“政经勾结”。
财阀可以通过向总统及其执政党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来“购买”政府的支持。总统及其执政党则利用财阀提取政治资金来支持和操纵选举，维系其政治生命。六七十年代，如果顺应政权，韩国企业就能获得更多特惠，财富就会越向财阀集团集中。到这一阶段为止，韩国财阀对韩国政治的作用都是“被动的”。而到了90年代，韩国政治和财阀的关系变化非常明显。因为，青瓦台的主人每五年就换一次，但是财阀集团却日益成长为全球企业，对国家经济影响日益深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没有真正实力的韩国企业纷纷破产，或者被更大的财阀集团合并。也就是说，金大中政府时期，通过IMF接管之后还生存下来的财阀集团，反而比以前更强大。及至现代，韩国财阀在和韩国政治的关系中不再处于弱势，而变得很强势。韩国财阀通过主动作用于政治，通过政府的政策和立法，可以直接或间接强化自己的利益。不仅政府不能掌控财阀，反倒是财阀集团达到了领导韩国政府的水平。
因此，“官商勾结”“黑金政治”成为韩国政坛屡见不鲜的现象。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等韩国历届总统无一不或多或少的卷入“政治献金”的丑闻当中。如果没有大企业的支持，特别是被韩国人戏称为“三星共和国”的大力支持，现任总统朴槿惠根本就不可能有钱参与竞选，更不用说当选。
从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时代开始，三星集团就和韩国总统建立起了兄弟情。及至朴正熙时代，三星掌门人李秉喆更是对总统贡献巨大。先交了8亿元表忠心，后又咬牙把三星51%的股份捐给国家。在三个儿子争夺继承权的大戏上演之后，李秉喆被大儿子举报走私，老李快刀斩乱麻，自己迅速辞职，将大儿子扫地出门，让二儿子顶罪坐牢，小儿子李健熙妥妥上位，顺利解决生死危机。
李健熙上台后继续给各位总统“充值”。全斗焕、卢泰愚，甚至最清廉的卢武铉，都曾被爆出拿过三星的钱。
世事轮回。李健熙的两个女儿和大儿子李在镕又开始了夺权大战。李在镕为了拿到集团经营大权，提出让母公司三星物产和妹妹的子公司第一毛织进行合并。这事儿并不好办。检察部门后来认定，李在镕承诺给朴槿惠和她的闺蜜崔顺实提供430亿韩元（約2.5亿元人民币），换取总统对并购案的支持。
李在镕还没开审就想转做污点证人，说这一切都是朴槿惠逼的。
眼下，全经联因为卷入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崔顺实干政丑闻而面临解体危机。2016年10月《中央日报》针对韩国排名前十位的大企业进行紧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大企业高层对全经联的评价是“沦落为韩国政府的代理人”。
全经联此前多次卷入政治争议。每当爆发类似危机，全经联就会公开道歉并表态“将斩断政经勾结的尾巴”解困。不知道这次宣布退出全经联的三星、现代、SK、LG等财阀能否逃过一劫？三星与韩国总统的相爱相杀的大戏还要上演到什么时候？（综合环球时报、文汇报、微信公众号东东和西西的内容整理）
2月17日，韩国警方正式宣布批捕被称为“三星太子”的李在镕副会长，因为负责调查“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指控三星电子在李在镕的指示下，向该事件核心人物崔顺实提供数百亿韩元资金支持，有行贿等嫌疑。在此之前，包括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镕在内，韩国八大财阀“掌门人”也曾同時现身国会接受质询，但他们一致否认与总统府进行权钱交易。一时间，韩国财阀与政府的关系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同日，首尔中央法院官方宣布八大财阀之一的韩进海运正式破产。在此之前，韩国另一大财阀现代和乐天也纷纷出事。现代工人因对公司薪资改善方案不满而举行了5万人参加的全面罢工，乐天则被曝出其会长涉嫌贪污。曾一度成为韩国经济发展引擎和支柱的财阀经济走向备受关注，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焦点。
韩国政治和财阀之间到底以何种关系相互影响对方，到底是财阀影响了韩国政治，还是政治主导着财阀？
政府对财阀的支持
据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 ·斯宾塞称，韩国是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转型的极少数成功案例之一。而韩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大企业财阀的贡献，而大企业财阀的迅速发展扩张则是韩国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果。可以说，韩国政府是大企业财阀崛起的最强有力推手。首先，韩国政府制定了诸多的有利于大企业发展的政策。从20世纪40年代起，韩国大企业就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朝鲜战争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期间，韩国政府更是为发展经济，确立了以大企业集团为骨干、出口第一为导向、产业升级为基础的“不平衡增长战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轻纺、钢铁、石化、机械等部门，希望通过集中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发展十大产业，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于是，大企业财阀在政府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之下迅速发展、壮大。它们极大地受益于政府制定的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劳工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出口补贴、税收减免、政府的产业指导、对劳工的管治甚至镇压等。其次，在资金层面，韩国政府还以低息贷款的方式为财阀们提供足够的资金。20世纪80年代以前，韩国的银行属于国有而且直接在政府的管理之下，80年代以后，商业银行虽然名义进行了私有化，但高级管理人员依然必须由政府任命。因此，有学者称：在所谓的“汉江奇迹”期间，银行一直扮演着韩国财阀的“提款机”的角色，无论债务人的资产质量如何，也无论信用投资的前景如何，只要是政府的安排，银行都会不加选择地给予贷款。因此这些大企业财阀不是靠盈利能力而是靠贷款能力迅速扩张。最后，1998年以前，韩国政府还制定法律，禁止敌意收购与兼并，即使是善意的收购与兼并，也仅限于小企业。任何资产价值超过2万亿韩元的外国人对韩国企业的收购与兼并活动都必须得到政府批准。这使财阀及其家族通过横向持股或交叉持股的方式形成了对企业集团的绝对控制。
在政府对财阀的大力支持政策下，从60年代起，韩国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高速增长，人均GNP由60年代初的90多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10610美元，成为世界第11大经济强国，创造了“汉江奇迹”。但韩国政府对大企业的支持与扶植政策及其为大企业带来的迅猛发展也使财阀们认识到政府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埋下了韩国政商裙带关系的种子。在政府决定资源配置和企业发展规模的前提下，企业家们都知道大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倾斜与保护，企业要发展得更好，就必须和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
偏离预设轨道的财阀
随着财阀力量的壮大及其对韩国经济的贡献，其作为市场力量越来越不受政府的管治，其获利手段也越来越与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与贡献不相匹配。为了获得利益，财阀甚至挑战作为资本主义规则的“有限责任制度”等，利用作为大股 东的有限责任地位，通过高额交叉持股和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寻求利益而 逃避责任。基于其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韩国财阀采取“大而不倒 ”的策略将风险转嫁给社会。企业盈利能力强时卷走利润，而经营不善时却不是直接破产，而是通过继续获得贷款，无底线地提高负债来继续维持经营，从而将企业继续运营的风险转嫁给政府和公众。
1996年，包括三星、现代、LG、大宇、SK等韩国前30家大企业财阀的平均负债率达386.7%，负债总和约占全国财富的1/3，成为新兴工业国企业盈利能力最低的国家。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这30家财阀的负债率更是高达521.5%，个别财阀企业的负债率甚至达到近4000%。这也几乎被视为是世界经济体中最高的负债率。与此相反，为了拯救金融风暴下受到重创的韩国经济，韩国政府和普通民众都捐献了大量资产，韩国政府支出达168万亿韩币，其中仅87万亿在金融危机后被收回，而韩国民众则为此开展“捐金救国运动”所捐献的各种金银首饰价值也达22亿美元之多。而这些捐献多数都在帮大企业财阀们度过金融危机难关以后如同打水漂一样一去不复返。
此外，韓国财阀作为市场竞争、尤其是同业竞争中的庞然大物，它们给同行业的中小企业也带来了挑战和压力，使其很难在竞争中获胜。另外，韩国财阀的分红比率也非常低，只有1.5%，远远低于9%-10%的利息率。与美国通常1.5倍于利息率相比，韩国财阀的分红比率可谓低之又低。这些财阀企业之所以低分红，是为了逃避分红收入税，而它们的控制人则可以通过从企业获得优惠贷款以及现金支付的方式获得补偿。可以说，韩国财阀在最初的发展过程中是以牺牲韩国劳工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为代价的。 于是，在1990年代民主化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际，韩国政府和财阀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政府开始与财阀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对财阀进行了一系列动作较大的改革与约束。1997年经济危机后上任的金大中政府对财阀的公司治理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甚至不惜采用直接干预方式加速财阀体制的变化。
这些变化首先从对外部法律制度的改进上体现出来。政府对大企业的管理引进了许多被认为是接近于市场导向型的法律体制，如对敌意收购与兼并完全放开，加强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责任，强制性要求大企業设置外部董事，强化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引进更有效率的破产程序等。
其次，政府还对财阀在信贷问题上有所控制。包括取消债务互保，避免过度负债经营，并要求财阀所有非银行金融机构治理体制进行改进，停止相互投资行为和非法内部交易，防止不正当的财富积累等。
最后，政府引导并要求财阀走专业化道路，集中发展优势业务，避免经营上的“大而全”。这一政策早在卢泰愚时期就被提出，后来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财阀们也认识到集中发展优势产业的重要性，于是一改之前几乎对每个行业都有涉及，并设有内部系列企业的做法，开始集中优势力量发展各自擅长的领域。如，三星将业务集中在电子、金融、贸易、服务等核心行业;现代则将主营业务放在造船、汽车、电子、建筑、金融及服务等五大主导产业上;化工产业起家的LG则集中于化工、电子通信和服务等三大行业，而SK则集中力量在能源与化学、电信、物流、金融等四大行业上等等。
错乱繁杀的政企关系
尽管政府为了平衡社会资源对财阀的扩张进行了限制，但已经在之前的政策红利中成长壮大的财阀并不会因此而停止扩张的步伐。而且由于亚洲金融风暴以后韩国经济受到重创，进行内部改革创新，并集中优势力量发展优势产业又成了韩国经济发展的必选项。在专业化政策下，韩国政府重新开始对特定产业进行大力度支持。财阀自身也认识到改革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多数公司通过降低家族持股、扩大国民参股范围、加强企业的社会化基础而受到国民的欢迎和支持。开展公益项目、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也成为各大财阀竞相追逐的目标。
进入21世纪，在克服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负面影响后，韩国财阀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重新又取得了惊人成绩。有数据显示，近年来，韩国前十大财阀销售额占国民经济比重始终维持在70%-80%。2012年，三星集团员工超过42万名，销售额2686亿美元，占同年韩国GDP的24%，“三星共和国”的称号由此而来。到2015年三星的年营业收入总额也还高达近300万亿韩元，近乎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
然而，尽管三星的业绩不错，但韩国经济总体并不佳。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蝴蝶效应”的扩散与世界经济低迷的开始，韩国经济开始在低增长的路上徘徊，2015年韩国GDP仅增长2.6%，创下2012年以来最低水平，2016年GDP增长率预期也仅为2.7%。自2015年以来，韩国出口已连续19个月下滑;家庭负债规模超过1200万亿韩元，创历史最高纪录;8月份30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达8.3%，创下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高纪录。
在韩国经济大环境低迷的情况下，整个财阀企业的经营状况也难有起色。以往遇到困难时总有政府出手相救的财阀在即使债权人继续提供贷款也难以扭转经营上巨大亏损的情况下，只有如韩进海运一样面临破产的命运。曾经难逃因“政治献金”而入狱命运的财阀大佬们后来多被减轻处罚甚至通过特敕而免于处罚。如2008年，包括现代起亚汽车集团总裁和 SK集团总裁在内的14名财阀巨头就被韩国前任总统李明博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名义敕免。如今的“三星太子”李在镕副会长会同样免于处罚吗？
从造就“汉江奇迹”的风光到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再到危机后的东山再起，被称为“财阀”的韩国大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一度在危机中受到重创。虽起起伏伏，但财阀在韩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却始终没有退却。有人说，韩国财阀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果真如此。如果没有政府的各种支持，韩国财阀不可能有今天的壮大。但随着韩国总统朴槿惠因陷入“亲信干政门”事件而遭弹劾，各大财阀也因有贿赂嫌疑将被调查，三星以后很可能还会有其他财阀被“牵涉”其中。韩国财阀的命运连同韩国政府一起，将在这次大变革中受到拷问并需承受考验。（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韩国财阀的三生三世
1961年“5·16”军事政变前后的韩国经济形势恶化。从政府的立场出发，为了拯救韩国经济，需要培育和保护企业。此外，还需要向国民展示经济成果。另一方面，从企业的立场来看，为了确保得到有限的国内资源和开发新事业项目，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和企业的利害关系正好吻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韩国的“财阀”诞生了。
1961年，朴正熙（朴槿惠的父亲）政府促成以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为首的13名韩国企业家组成了经济重建促进会，并于同年改称韩国经济人协会，1968年改为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全经联”）。
从1977年2月至1987年2月，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董事长五次连任会长。全经联对政府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起到积极支持的作用。同时，全经联代表着财阀集团的利益，扮演着传达、调整财阀集团对政府政策的立场和意见的角色。甚至，每次选举的时候，财阀集团分摊好政治资金后再集中献给政界。通过提供“政治秘密资金”，形成“政经勾结”。
财阀可以通过向总统及其执政党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来“购买”政府的支持。总统及其执政党则利用财阀提取政治资金来支持和操纵选举，维系其政治生命。六七十年代，如果顺应政权，韩国企业就能获得更多特惠，财富就会越向财阀集团集中。到这一阶段为止，韩国财阀对韩国政治的作用都是“被动的”。而到了90年代，韩国政治和财阀的关系变化非常明显。因为，青瓦台的主人每五年就换一次，但是财阀集团却日益成长为全球企业，对国家经济影响日益深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没有真正实力的韩国企业纷纷破产，或者被更大的财阀集团合并。也就是说，金大中政府时期，通过IMF接管之后还生存下来的财阀集团，反而比以前更强大。及至现代，韩国财阀在和韩国政治的关系中不再处于弱势，而变得很强势。韩国财阀通过主动作用于政治，通过政府的政策和立法，可以直接或间接强化自己的利益。不仅政府不能掌控财阀，反倒是财阀集团达到了领导韩国政府的水平。
因此，“官商勾结”“黑金政治”成为韩国政坛屡见不鲜的现象。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等韩国历届总统无一不或多或少的卷入“政治献金”的丑闻当中。如果没有大企业的支持，特别是被韩国人戏称为“三星共和国”的大力支持，现任总统朴槿惠根本就不可能有钱参与竞选，更不用说当选。
从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时代开始，三星集团就和韩国总统建立起了兄弟情。及至朴正熙时代，三星掌门人李秉喆更是对总统贡献巨大。先交了8亿元表忠心，后又咬牙把三星51%的股份捐给国家。在三个儿子争夺继承权的大戏上演之后，李秉喆被大儿子举报走私，老李快刀斩乱麻，自己迅速辞职，将大儿子扫地出门，让二儿子顶罪坐牢，小儿子李健熙妥妥上位，顺利解决生死危机。
李健熙上台后继续给各位总统“充值”。全斗焕、卢泰愚，甚至最清廉的卢武铉，都曾被爆出拿过三星的钱。
世事轮回。李健熙的两个女儿和大儿子李在镕又开始了夺权大战。李在镕为了拿到集团经营大权，提出让母公司三星物产和妹妹的子公司第一毛织进行合并。这事儿并不好办。检察部门后来认定，李在镕承诺给朴槿惠和她的闺蜜崔顺实提供430亿韩元（約2.5亿元人民币），换取总统对并购案的支持。
李在镕还没开审就想转做污点证人，说这一切都是朴槿惠逼的。
眼下，全经联因为卷入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崔顺实干政丑闻而面临解体危机。2016年10月《中央日报》针对韩国排名前十位的大企业进行紧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大企业高层对全经联的评价是“沦落为韩国政府的代理人”。
全经联此前多次卷入政治争议。每当爆发类似危机，全经联就会公开道歉并表态“将斩断政经勾结的尾巴”解困。不知道这次宣布退出全经联的三星、现代、SK、LG等财阀能否逃过一劫？三星与韩国总统的相爱相杀的大戏还要上演到什么时候？（综合环球时报、文汇报、微信公众号东东和西西的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