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粉碎“四人帮”事件。近年来，真实的历史过程渐渐清晰：由于父亲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为华国锋探知叶剑英的态度，进而争取到叶帅支持的一个重要桥梁。
　　华国锋其实很早就与我父亲熟悉。当时华国锋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财贸，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在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林彪事件后，华国锋渐渐进入权力中心，华国锋与我父亲“经常在一起研究事情，所以接触非常多”。
　　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我的家。父亲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父亲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是陈锡联，而父亲与陈锡联私交甚好。陈锡联夫人王璇梅曾提及，陈锡联也是湖北红安人，两人的老家只相距两里路。我奶奶的前夫姓陈，丈夫去世后才嫁到李家，说起来，与陈锡联还有点远房亲戚关系。
　　毛泽东去世后，父亲与陈锡联一起守灵。有一次，父亲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他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父亲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父亲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据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当叶剑英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若干年后，父亲将两人当时的密会场面做了还原——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父亲：“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父亲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父亲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当时全国一片“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包括某些“相当负责的同志”也主张枪毙江青等人，而父亲则对此持否定意见。为此事，父亲多次与邓小平、陈云商量，探讨处置方案，同时也找一些人谈话，做说服工作，强调不能开杀戒。
　　父亲是在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出生于1909年的父亲，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领导人看他，多了些亲昵。在一些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他们之间也留下不少难得的轻松而亲密的场景。
　　父亲曾提及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在火车上，父亲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玩牌打发时间，水平不高的他经常被搭档总理批评。下了火车，他“委屈”地说：“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打牌，你老剋我！”周总理听罢哈哈大笑。
　　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父亲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1935年6月，红一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时任红三十军政委的父亲。当时父亲只有26岁，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和朱德都留下深刻印象。而毛泽东对父亲更是格外青睐，他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当年父亲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我父亲谈话，让他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六级，但他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干预下，他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陈再道曾直接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我父亲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
　　摘自《我的父辈》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