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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党校校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咸安是咸宁市下属的一个区。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做自我介绍时，我说我是湖北咸宁市的，人们没有反应。我说我来自咸安区，立刻有人就说：“知道，就是那个搞咸安改革的咸安吗？”
让改革释放最大的红利，几乎成为当下共识。改革已不是新鲜话题，当社会前进的脚步遇到障碍时，人们对改革则有更多期待。
2001年，《决策》记者第一次采访宋亚平，关注那场声动全国的咸安政改。十多年后的今天，适逢《决策》杂志创刊20周年纪念，对20年里重要决策人物、重要决策事件的回访追踪，让我们将视线再次投向宋亚平。
不按常理出牌
宋亚平讲起话来像个说书人，高低起伏抑扬顿挫，声调十分丰富，很有感染力。“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了解宋亚平的人都会这么说。
1957年宋亚平出生在湖北赤壁市，1968年小学肄业，跟随“现行反革命”的父母下放农村务农，给生产队放牛、养鸭，后又到社办企业护林种茶。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1979年宋亚平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一口气读完硕士，1986年毕业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工作。
宋亚平的同事这样描述他：似乎有着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當众多人受“官念”驱使挤破脑袋要进党政机关时，正一帆风顺的他却坚定辞职“下海”。不按常理，不随大流，出了一张“南下”牌。
1988年至1990年，3年时间宋亚平在广州、深圳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经商，闯荡江湖。他在自述里这样写道：不愿安分守己地在衙门里“拿青春赌明天”而痛苦煎熬的我，向往南方改革开放带来的热火朝天的生活，怀揣着老婆硬塞给我的全家人的所有积蓄——280元钱，穿着一双旧塑料凉鞋，买了一张没有座位的火车票，他只身一人从武汉到了广州。
然而，有武汉大学硕士学历、公务员身份的宋亚平南下广州“打工”并不顺利，“很多正规企业的领导人都不敢接纳我。”因为他们认为，高学历的宋亚平丢了政府差事不当跑来打工，不是犯了什么严重错误被单位“开”了，就是脑袋瓜里进了水。
盛气南下却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没饭吃。宋亚平碰壁之后也觉得自己辞职南下一时心血来潮，但不愿就此退缩返回的他决心咬紧牙关生存下去。280块钱再精打细算也撑不了多久，情急之中，宋亚平就跟几个农民工一起去了广州火车站扛大包。
“第一天，我挣了17元钱，在昏暗的路灯下，一角五角的零票子，我足足数了20多遍，这是我一辈子所获得的含金量最高的劳动报酬。”宋亚平如此回忆这个细节。
后来，宋亚平又去北京路大街卖报纸，去白云宾馆送盒饭，去花县集市贩蔬菜。“起早贪黑，肩挑背扛，住最廉价的通铺，吃最便宜的盒饭。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谁都可以欺负我。”宋亚平回忆。
换用当下一句时髦的话，“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没有为温饱而挣扎过的人也不足以谈人生。”种种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的切身体验，让宋亚平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又深刻了许多。他说，“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我后来的成长中，时刻能产生激励作用。我坚信，如果有效地利用好这种锻炼机制，一定能够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使我们的干部达到一种震撼心境、触及灵魂、脱胎换骨的效果。”这段感悟至深的打工经历，便成为他日后主政咸安“让干部外出打工”的根源，为的是让干部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1998年宋亚平作为“优秀人才”被湖北省委召回，而在回湖北之前他还不按常理出了几张“牌”：闯荡江湖3年颇有收获时却“洗脚上岸”一头扎进了“故纸堆”，脱产面壁3年，1993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又去了南方，在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先后任社会发展局长、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叱咤咸安
宋亚平被召回的第一站是襄樊下辖的枣阳市，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采访中，宋亚平多次说到自己从小就立志要做大事，要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并一直为此做着大量的思想准备、知识准备、能力准备。那么，当拥有博士学位、在“江湖”闯荡3年、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洋浦开发区历练过，又通过选调作为“优秀人才”被湖北召回并调任咸安区委书记时，宋亚平储备多年的能量有了一个可以释放的平台。
1999年7月，宋亚平从枣阳副市长调任咸安区委书记。
宋亚平执政咸安的背景是：1998年长江大汛，1999年高位的“姊妹水”接踵而至，刚上任的宋亚平顶着抗洪死命令带领4000名青壮劳动力在一线死守“四邑公堤”30天。
天公不作美，现实更残酷。
宋亚平带着秘书张拥军，推着自行车走遍了咸安的山乡农村，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咸安经济基础脆弱，总量块头小，运行质量低；工业腿短，农业落后；政府机构臃肿，财政捉襟见肘；地方可用财力仅5374万元，而13111名财政供养人口的前4项基本工资就得支出6708万元。历史遗留债务近9亿，以1998年本级可用财力5374万元计算，即使不吃不喝，亦需17年才能结清。经济环境恶化，五乱行为屡禁不止。农村基金会欠款导致农民上访、闹事，经常受到上级批评。
就咸安当时的现状，当地干部公开宣称：咸安的困难局面犹如晚期癌症病人——“没法治”，宋亚平也未必能华佗再世。
是不是华佗，先得把脉开方。
探究“病灶”，宋亚平总结了“三个不够”——思想解放不够，改革开放不够，干部队伍驾驭现代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够。宋亚平认为，“三个不够”是“因”，迟早会直接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够这个“果”。
结合咸安当时的实际情况，宋亚平谨慎提出了九字方针：“化风险、打基础、求发展”。化风险即为咸安创造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打基础，就是着眼长远，夯实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体制基础、产业基础和社会基础等。至今，宋亚平在回忆十年前的改革时，仍然强调当时自己处心积虑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给咸安日后的发展打好坚实基础，即使因暂时没有GDP大幅增长等显现政绩而牺牲“升官”机会，也要坚决这么干。 那么，怎样落实“九字方针”？宋亚平在多个场合斩钉截铁地提出：必须以改革总揽全局。
宋亚平认为，越是经济落后地区，越发强烈地显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以改革统揽全局，把改革作为各项工作的“突破口”，才能有效地解开制约经济发展的“死结”，使许多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矛盾与问题逐步地从根本上予以扫除。只有建立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使落后地区在新一轮发展高潮中赢得先机，争得主动，跃上“快车道”。到了那个时候，“GDP”的增长、财政的增收、百姓的富裕、民生的改善、社会的进步等等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民间有句话：不改革是“等死”，搞改革则是“找死”。所谓没有阻力就不叫改革，这些话也点破了宋亚平搞改革面临的境遇。
“咸安要发展，必须要过这个坎。通过改革开放、破除旧的体制机制束缚、形成一种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个工作非常重要、非常必要，要有牺牲精神。谁来迈这个坎？我当时就是铁了心做这个牺牲的人。”
咸安的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如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改革便起不到联动的系统的作用，还可能出现人走政息的反弹。2000年初，咸安几乎同时推出“五保合一”制度建设、“精兵简政”运动、“工业经济年”和“干部外出打工”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而这些举措又都与行政规费征管制度改革有着直接的关系，“竞争上岗与末位淘汰”、整治经济环境等改革举措贯穿其中，完全是一个相互配套、促进的有机整体。咸安政改一共推出14项改革，用宋亚平的话即“摘了很多人的‘乌纱帽’，砸了很多人的‘铁饭碗’，断了很多人的‘发财路’，破了很多人的‘关系网’。”
2000年至2001年，区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通过“精兵简政”共分流2677人，2001年至2003年，600多名干部外出打工锻炼。2003年推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先后有1077名乡镇干部与“七站八所”职工脱离政府编制管理和财政供养。宋亚平算了一笔账，按照工资、福利、办公经费人平均每年1万元计，一年便可节省经费近5000万元。
总的来说，宋亚平对咸安的经济环境、机构人事、基层民主、教育公平等各项改革措施，都是為了建设一个精简而高效的政府，树立一种竞争上岗、凭本事吃饭的公平气氛，对无序的重构，对思想的解放，并最终收获了咸安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咸安很快进入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前20强。
改革者的思考
咸安政改的轰动是必然的。
这场以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改变传统领导方式、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建立社会化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内容的14项重大改革举措，为咸安的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给闭塞的中部县域吹来一股解放思想、开放发展的新风。
继而，媒体将聚光灯打向了宋亚平及咸安政改。《实话实说》等内地主流媒体以及香港《凤凰周刊》等先后做了专题评论节目。
媒体的报道将咸安政改概括为“咸安模式”，并将宋亚平与吕日周和仇和并称为三大改革人物，宋亚平后来也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和“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之一。
所谓越动真格，风险越大。曾因铁的作风，宋亚平曾被民间讥为：“哪像是个读书人出身的书记，活脱脱一个杀猪人出身的书记。”
2003年12月，在盛赞与谩骂中，宋亚平离开咸安，调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这是宋亚平刚毕业时分配的单位，17年过去，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有人将这一提拔解读为“上级对咸安改革的一次肯定”，也有人认为是对宋亚平的“保护性提拔”，而一向主动出击的宋亚平说，这些“已经不由自己决定，只能服从组织安排。”
宋亚平从此淡出了公众视野，坚决拒绝媒体采访，一律闭门谢客，更换手机号，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当记者问到他为何前后反差如此大时，他只说：“避祸自保嘛！不然就是自掘坟墓。”在省委政研室工作5年之后，2009年宋亚平任湖北省社科院院长。
今年3月4日，记者在湖北省社科院的院长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改革风云人物，作为《决策》杂志的老朋友，虽与他从未谋面，却犹感亲切。
“人年纪大了以后生理上容易回忆往事，眼前的事情记不住，过去的事情忘不了。咸安是我人生经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也是实现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最充分的一段，经常不由自主地会想到。”
在与记者谈及咸安政改的时候，宋亚平有时会谈得兴奋，有时则会略显遗憾地陷入片刻间的沉默。他自嘲道：“发展是硬道理。干部凭发展的政绩升迁，我搞的是改革，特别是传统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不在发展的概念之中，故而没有政绩，尽干些得罪人的事情，属于智商比较低。”事实上，宋亚平在南方商海“畅游”多年，若走招商引资实现短平快的发展并不是难事，而招商引资可以大幅提升GDP是众人皆知的升官之道。
“为何心知肚明还偏向虎山行？”记者问。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为官者遵循的内在要求，对应也有很多的表现形式。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需要发展本地区经济的内生性道路，这是最重要最核心的，而发展在我这届是看不到等不到的。但是，要迈这个坎就要有牺牲精神，要干得罪人的活，要有一个傻乎乎的人来做。”
有人认为，依宋亚平能力，本应在“前线”多打几个胜仗。宋亚平笑道：“现在看来，人一辈子做不了几件事，更难得做几件大事，我也对得起自己了。”
从“台前”转为“幕后”，宋亚平仍执着于当下工作，双脚走调研，妙手著文章。就三农、县域经济发展、城镇化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等重要问题做了“接地气”的研究。
改革者从来都是孤独的，宋亚平如是；但改革者不会是孤单的，宋亚平亦如是。十年荏苒，立此存照。■
让改革释放最大的红利，几乎成为当下共识。改革已不是新鲜话题，当社会前进的脚步遇到障碍时，人们对改革则有更多期待。
2001年，《决策》记者第一次采访宋亚平，关注那场声动全国的咸安政改。十多年后的今天，适逢《决策》杂志创刊20周年纪念，对20年里重要决策人物、重要决策事件的回访追踪，让我们将视线再次投向宋亚平。
不按常理出牌
宋亚平讲起话来像个说书人，高低起伏抑扬顿挫，声调十分丰富，很有感染力。“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了解宋亚平的人都会这么说。
1957年宋亚平出生在湖北赤壁市，1968年小学肄业，跟随“现行反革命”的父母下放农村务农，给生产队放牛、养鸭，后又到社办企业护林种茶。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1979年宋亚平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一口气读完硕士，1986年毕业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工作。
宋亚平的同事这样描述他：似乎有着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當众多人受“官念”驱使挤破脑袋要进党政机关时，正一帆风顺的他却坚定辞职“下海”。不按常理，不随大流，出了一张“南下”牌。
1988年至1990年，3年时间宋亚平在广州、深圳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经商，闯荡江湖。他在自述里这样写道：不愿安分守己地在衙门里“拿青春赌明天”而痛苦煎熬的我，向往南方改革开放带来的热火朝天的生活，怀揣着老婆硬塞给我的全家人的所有积蓄——280元钱，穿着一双旧塑料凉鞋，买了一张没有座位的火车票，他只身一人从武汉到了广州。
然而，有武汉大学硕士学历、公务员身份的宋亚平南下广州“打工”并不顺利，“很多正规企业的领导人都不敢接纳我。”因为他们认为，高学历的宋亚平丢了政府差事不当跑来打工，不是犯了什么严重错误被单位“开”了，就是脑袋瓜里进了水。
盛气南下却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没饭吃。宋亚平碰壁之后也觉得自己辞职南下一时心血来潮，但不愿就此退缩返回的他决心咬紧牙关生存下去。280块钱再精打细算也撑不了多久，情急之中，宋亚平就跟几个农民工一起去了广州火车站扛大包。
“第一天，我挣了17元钱，在昏暗的路灯下，一角五角的零票子，我足足数了20多遍，这是我一辈子所获得的含金量最高的劳动报酬。”宋亚平如此回忆这个细节。
后来，宋亚平又去北京路大街卖报纸，去白云宾馆送盒饭，去花县集市贩蔬菜。“起早贪黑，肩挑背扛，住最廉价的通铺，吃最便宜的盒饭。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谁都可以欺负我。”宋亚平回忆。
换用当下一句时髦的话，“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没有为温饱而挣扎过的人也不足以谈人生。”种种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的切身体验，让宋亚平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又深刻了许多。他说，“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我后来的成长中，时刻能产生激励作用。我坚信，如果有效地利用好这种锻炼机制，一定能够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使我们的干部达到一种震撼心境、触及灵魂、脱胎换骨的效果。”这段感悟至深的打工经历，便成为他日后主政咸安“让干部外出打工”的根源，为的是让干部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1998年宋亚平作为“优秀人才”被湖北省委召回，而在回湖北之前他还不按常理出了几张“牌”：闯荡江湖3年颇有收获时却“洗脚上岸”一头扎进了“故纸堆”，脱产面壁3年，1993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又去了南方，在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先后任社会发展局长、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叱咤咸安
宋亚平被召回的第一站是襄樊下辖的枣阳市，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采访中，宋亚平多次说到自己从小就立志要做大事，要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并一直为此做着大量的思想准备、知识准备、能力准备。那么，当拥有博士学位、在“江湖”闯荡3年、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洋浦开发区历练过，又通过选调作为“优秀人才”被湖北召回并调任咸安区委书记时，宋亚平储备多年的能量有了一个可以释放的平台。
1999年7月，宋亚平从枣阳副市长调任咸安区委书记。
宋亚平执政咸安的背景是：1998年长江大汛，1999年高位的“姊妹水”接踵而至，刚上任的宋亚平顶着抗洪死命令带领4000名青壮劳动力在一线死守“四邑公堤”30天。
天公不作美，现实更残酷。
宋亚平带着秘书张拥军，推着自行车走遍了咸安的山乡农村，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咸安经济基础脆弱，总量块头小，运行质量低；工业腿短，农业落后；政府机构臃肿，财政捉襟见肘；地方可用财力仅5374万元，而13111名财政供养人口的前4项基本工资就得支出6708万元。历史遗留债务近9亿，以1998年本级可用财力5374万元计算，即使不吃不喝，亦需17年才能结清。经济环境恶化，五乱行为屡禁不止。农村基金会欠款导致农民上访、闹事，经常受到上级批评。
就咸安当时的现状，当地干部公开宣称：咸安的困难局面犹如晚期癌症病人——“没法治”，宋亚平也未必能华佗再世。
是不是华佗，先得把脉开方。
探究“病灶”，宋亚平总结了“三个不够”——思想解放不够，改革开放不够，干部队伍驾驭现代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够。宋亚平认为，“三个不够”是“因”，迟早会直接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够这个“果”。
结合咸安当时的实际情况，宋亚平谨慎提出了九字方针：“化风险、打基础、求发展”。化风险即为咸安创造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打基础，就是着眼长远，夯实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体制基础、产业基础和社会基础等。至今，宋亚平在回忆十年前的改革时，仍然强调当时自己处心积虑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给咸安日后的发展打好坚实基础，即使因暂时没有GDP大幅增长等显现政绩而牺牲“升官”机会，也要坚决这么干。 那么，怎样落实“九字方针”？宋亚平在多个场合斩钉截铁地提出：必须以改革总揽全局。
宋亚平认为，越是经济落后地区，越发强烈地显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以改革统揽全局，把改革作为各项工作的“突破口”，才能有效地解开制约经济发展的“死结”，使许多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矛盾与问题逐步地从根本上予以扫除。只有建立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使落后地区在新一轮发展高潮中赢得先机，争得主动，跃上“快车道”。到了那个时候，“GDP”的增长、财政的增收、百姓的富裕、民生的改善、社会的进步等等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民间有句话：不改革是“等死”，搞改革则是“找死”。所谓没有阻力就不叫改革，这些话也点破了宋亚平搞改革面临的境遇。
“咸安要发展，必须要过这个坎。通过改革开放、破除旧的体制机制束缚、形成一种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个工作非常重要、非常必要，要有牺牲精神。谁来迈这个坎？我当时就是铁了心做这个牺牲的人。”
咸安的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如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改革便起不到联动的系统的作用，还可能出现人走政息的反弹。2000年初，咸安几乎同时推出“五保合一”制度建设、“精兵简政”运动、“工业经济年”和“干部外出打工”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而这些举措又都与行政规费征管制度改革有着直接的关系，“竞争上岗与末位淘汰”、整治经济环境等改革举措贯穿其中，完全是一个相互配套、促进的有机整体。咸安政改一共推出14项改革，用宋亚平的话即“摘了很多人的‘乌纱帽’，砸了很多人的‘铁饭碗’，断了很多人的‘发财路’，破了很多人的‘关系网’。”
2000年至2001年，区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通过“精兵简政”共分流2677人，2001年至2003年，600多名干部外出打工锻炼。2003年推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先后有1077名乡镇干部与“七站八所”职工脱离政府编制管理和财政供养。宋亚平算了一笔账，按照工资、福利、办公经费人平均每年1万元计，一年便可节省经费近5000万元。
总的来说，宋亚平对咸安的经济环境、机构人事、基层民主、教育公平等各项改革措施，都是為了建设一个精简而高效的政府，树立一种竞争上岗、凭本事吃饭的公平气氛，对无序的重构，对思想的解放，并最终收获了咸安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咸安很快进入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前20强。
改革者的思考
咸安政改的轰动是必然的。
这场以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改变传统领导方式、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建立社会化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内容的14项重大改革举措，为咸安的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给闭塞的中部县域吹来一股解放思想、开放发展的新风。
继而，媒体将聚光灯打向了宋亚平及咸安政改。《实话实说》等内地主流媒体以及香港《凤凰周刊》等先后做了专题评论节目。
媒体的报道将咸安政改概括为“咸安模式”，并将宋亚平与吕日周和仇和并称为三大改革人物，宋亚平后来也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和“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之一。
所谓越动真格，风险越大。曾因铁的作风，宋亚平曾被民间讥为：“哪像是个读书人出身的书记，活脱脱一个杀猪人出身的书记。”
2003年12月，在盛赞与谩骂中，宋亚平离开咸安，调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这是宋亚平刚毕业时分配的单位，17年过去，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有人将这一提拔解读为“上级对咸安改革的一次肯定”，也有人认为是对宋亚平的“保护性提拔”，而一向主动出击的宋亚平说，这些“已经不由自己决定，只能服从组织安排。”
宋亚平从此淡出了公众视野，坚决拒绝媒体采访，一律闭门谢客，更换手机号，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当记者问到他为何前后反差如此大时，他只说：“避祸自保嘛！不然就是自掘坟墓。”在省委政研室工作5年之后，2009年宋亚平任湖北省社科院院长。
今年3月4日，记者在湖北省社科院的院长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改革风云人物，作为《决策》杂志的老朋友，虽与他从未谋面，却犹感亲切。
“人年纪大了以后生理上容易回忆往事，眼前的事情记不住，过去的事情忘不了。咸安是我人生经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也是实现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最充分的一段，经常不由自主地会想到。”
在与记者谈及咸安政改的时候，宋亚平有时会谈得兴奋，有时则会略显遗憾地陷入片刻间的沉默。他自嘲道：“发展是硬道理。干部凭发展的政绩升迁，我搞的是改革，特别是传统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不在发展的概念之中，故而没有政绩，尽干些得罪人的事情，属于智商比较低。”事实上，宋亚平在南方商海“畅游”多年，若走招商引资实现短平快的发展并不是难事，而招商引资可以大幅提升GDP是众人皆知的升官之道。
“为何心知肚明还偏向虎山行？”记者问。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为官者遵循的内在要求，对应也有很多的表现形式。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需要发展本地区经济的内生性道路，这是最重要最核心的，而发展在我这届是看不到等不到的。但是，要迈这个坎就要有牺牲精神，要干得罪人的活，要有一个傻乎乎的人来做。”
有人认为，依宋亚平能力，本应在“前线”多打几个胜仗。宋亚平笑道：“现在看来，人一辈子做不了几件事，更难得做几件大事，我也对得起自己了。”
从“台前”转为“幕后”，宋亚平仍执着于当下工作，双脚走调研，妙手著文章。就三农、县域经济发展、城镇化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等重要问题做了“接地气”的研究。
改革者从来都是孤独的，宋亚平如是；但改革者不会是孤单的，宋亚平亦如是。十年荏苒，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