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罗瑞卿，四川南充人，1906年出生;蔡文治，湖北黄冈人，1911年出生。他们虽是黄埔军校校友，但当罗瑞卿在武汉上黄埔军校第6期时，蔡还是武汉第二中学的一名高中生;而当蔡文治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适逢“九一八”事变愤而回国转入黄埔军校第9期就读时，罗瑞卿正在红军中转战赣南闽西。因此，他们此时毫不搭界。
耿飚，湖南醴陵人，1909年出生，13岁就到水口山铅锌矿当童工，1930年参加红军。此时，他和蔡文治也不搭界。
后来，他们的人生轨迹曾经有过三次交集。
第一次：罗、耿和蔡对坐在北平军调部的会议桌边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达成《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是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受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设立三个委员，即中共方面的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郑介民和美方的饶伯森。三方各设参谋长一人，并设立了六个业务处。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共方面的参谋长，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的参谋长是海斯克。中共方面除叶、罗外，还有顾问饶漱石、滕代远、徐冰。秘书长是李克农。为了执行任务方便，中央军委特别授予了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人员军衔。叶剑英、罗瑞卿、滕代远、饶漱石为中将;耿飚为少将，任中共方面的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
1月14日，耿飚乘美国飞机到承德，将时在承德、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的罗瑞卿接到北平，履行参谋长的职务。
此时，国共双方虽然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国民党方面又坚持将东北除外，并进一步调动军队，蓄意在东北放手大打，同时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罗瑞卿等人的任务便是用谈判桌上的斗争，来配合战场上的斗争。由于国共双方立场尖锐对立，执行军调部的任务便离不开吵架，而美方则袒护国民党，拉偏架。
耿飚向罗瑞卿介绍了他代替罗瑞卿参加的第一次参谋长会议，与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蔡文治在会议上争吵的情况。蔡发言骂解放军为“共匪”;耿飚则回敬他，称国民党军为“蒋匪”。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
罗瑞卿到北平后就接着同蔡文治吵。罗瑞卿回忆说：“在执行部的工作就是三方天天开会，亦就是天天吵架。”“吵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往哪些地区派执行小组。中共方面希望将小组派往国民党集结重兵的地区和准备进攻的地区，以便制止其进攻;而国民党方面则表示反对。反之，国民党希望将小组派往共产党在军事上占据有利形势的地区;中共方面则表示反对。二是交通问题。国民党方面为了加紧运兵打内战，主张立即恢复交通;而中共方面提出，恢复交通必须以全面停止内战为前提。罗瑞卿到北平后，耿飚的工作即转向交通方面。三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协定，然后派由三方人员组成的执行小组赴当地进行调查。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共派出了36个执行小组，地域北达吉林，南至广州。他们把在北平的“吵架”扩展到了全国各地。
这些小组如果派到解放区，国民党的成员便千方百计搜集情报;如果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就组织一些地痞流氓和“还乡团”向共产党成员“请愿”进行挑衅，有时甚至殴打中共方面的人员。于是，中共方面即据理抗议，而国民党方面则推诿抵赖，最后则不了了之。
2月20日，在北平就发生了由土豪劣绅组成的“河北难民返乡请愿团”1000余人冲进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部中共办公室捣毁门窗玻璃、砸毁桌椅板凳的事件。罗瑞卿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义正词严地抗议国民党纵容特务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的暴行。
对这些争吵，罗瑞卿回忆道：“他们诬蔑我们违反停战协定，我们据理驳斥、反击。我们如实抗议他们违反停战协定，他们蛮横狡辩、抵赖。他一篇，我一篇，美国人一篇，都是针锋相对，越吵双方距离越远。美国人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是偏袒国民党的，只在某些次要的小问题上装作公正的样子，企图欺骗我们上当。开会，吵，再开会，一遍又是一遍，一场接着一场，如此翻来覆去，周而复始，没有终了。”
这种“争吵”留下了许多唇枪舌剑的记录，其中让罗瑞卿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他和蔡文治的交锋。在一次会议上，罗瑞卿说，狡辩改变不了事实。蔡文治说罗这话侮辱了他，要罗道歉。美方参谋长海斯克觉得莫明其妙。蔡便向海斯克解释：中国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一些偏旁部首有特定的含义。“狡”字是反犬旁，狗的意思，羅这样说是对他的侮辱。翻译为译这个英文中没有的“偏旁部首”吭哧了好一会儿，最后，在精通英语的蔡文治启发下，译成了“构成文字的部件”。海斯克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了蔡文治话的意思，然后耸耸肩膀说：“你们的中国字实在是神奇莫测。”然后，要求罗略表歉意。罗听了蔡自动对号入座的解释，心中暗笑，但仍拒不道歉。海斯克又转而对蔡说，罗用的是第三人称，不是指你，可以不道歉，还是接着开会。蔡又不干，于是休会。之后因美方坚决要求，又无条件复会，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陆续把军队从后方向内战前线运送，并从2月开始向东北民主联军大举进攻，在关内向各解放区频繁骚扰，造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全面内战的阴云越来越浓，国民党在北平等地与中共人员的摩擦也日益加剧。
4月3日凌晨3时许，解放报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的驻地宣武门外方壶斋21号、《解放》报的发行处西四三道栅栏41号、第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筹备处驻地西城区前京畿道12号（叶剑英的军事顾问滕代远住于此地，此地亦称滕公馆）几乎同时遭到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的搜查，借口是查户口和查违禁物品。解放报社负责人钱俊瑞等数十人被捕，其中张鸿烈被抓上警车时，手指被车门挤伤，住进了医院。
叶剑英听到消息后，立即召集罗瑞卿、滕代远、李克农等紧急开会，研究对策。会议决定由叶剑英起草致美方委员饶伯森和国民党方面委员郑介民的备忘录，给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和北平市市长熊斌的电报，并将这些文电公布于世，同时迫使饶伯森、郑介民也采取行动。滕代远召集记者招待会并去找李宗仁、孙连仲、熊斌提出抗议;罗瑞卿和宋时轮到北平市公安总局要他们道歉、放人。 4月4日，罗瑞卿和宋时轮首先去医院慰问了张鸿烈，然后驱车来到公安总局，慰问被捕者，并让警察去把局长陈焯叫出来予以严厉训斥。在旧中国，警察要比军队小三辈儿，陈焯这个局长在这两位佩戴军衔的将军面前不得不承认有错。不一会儿，叶剑英、滕代远又迫使熊斌和他们一道来到公安总局，要熊命令陈焯道歉、放人。随后被释放的全体人员乘坐卡车，沿途高呼“反对非法逮捕”“保障人身自由”等口号，回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翠明庄。
4月间，罗瑞卿乘美国飞机到延安向毛泽东报告工作。当罗瑞卿汇报到在军调部三方开会尽是吵架，国民党代表不讲道理时，毛泽东说：“什么叫道理？你想要讲的话就是道理。他们不讲道理，我们讲道理。”听毛泽东这么说，罗瑞卿便把他同蔡文治关于“狡辩”的争论说了一遍，毛泽东听后大笑。当罗瑞卿汇报到军调部有些同志担心做不好工作，怕影响全局时，毛泽东鼓励说：“你们尽可放手工作，影响不影响全局，不在军调部。”对今后工作，毛泽东指示，要坚持实事求是，对国民党的假报告，要坚决顶回去。听了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进一步增强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以30万军队分四路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罗瑞卿、耿飚奉中共中央之命撤出军调部返回晋察冀，罗瑞卿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耿飚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野战军参谋长，转战于华北大地。蔡文治则到南京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副参谋长。
第二次：罗瑞卿和蔡文治隔海注视长白山区
1948年初，美国政府见蒋介石大势已去，美国中情局在中国的头目肖太滋便到南京与蔡文治联络，策划组建“自由中国运动”组织，又称“第三势力”。初期，蔡文治由于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任职，不便公开，于是派其妻与肖太滋联络。1949年初，蒋介石被迫下野。当解放军迫近长江沿岸时，在一次国防部紧急会议上，蔡文治与汤恩伯就守上海和守长江问题发生严重争吵，愤而离职，避居香港。在香港，蔡文治与肖太滋接上了头，继续筹划组建“第三势力”。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很快成立了“自由中国运动”组织，网罗了胡适、于斌、许崇智、张发奎等人，并以“华东公司”为掩护，纠集国民党在港党政军上层人物，积极招兵买马。张发奎等人并未进行实际活动，但蔡文治在朝鲜战争期间参与了美国策划的对华暗战。
1952年8月，公安部发现长白山地区有敌人空投的特务在活动，立即一面发动群众，严加盘查、防范，一面组织力量进山搜捕。9月20日，美国间谍飞机空投一个化装成志愿军的特务，被群众扭送到安图县一派出所。经审讯，知其名叫李英军，曾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团长，逃到香港后参加了“自由中国运动”的特务组织。这个组织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支持下组成的，其领导人是蔡文治，也就是罗瑞卿、耿飚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谈判对手，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
据李英军交代，他此次由日本空投长白山，是以观察员身份来检查7月13日空投的文世杰（原名张载文）队与特务李麟阁建立游击基地的进展情况的。他完成任务的时限为一到一个半月。他返回日本有三个途径：一是“空路”，即用飞机来接;二是“武路”，即从海上走;三是“荣路”，即从香港走。他还招供，沈衡年队的五名特务将于近期空投到长白山区。
10月间，吉林省公安厅组织力量进山清剿。10月4日，全歼沈衡年队，活捉沈衡年与电台台长等人。10月31日，全歼文世杰队，活捉队长张载文和电台台长牛松林等人，击毙一人。审讯中，张载文、沈衡年均供认，他们是由蔡文治领导的“自由中国运动”派来的，任务是“长期生存潜伏，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直接领导张载文的美国上校爱·斯考特·马丁对张说：“你们的任务是开辟交通线，不久还会派更多的人来。”
为了进一步弄清美国间谍机关的战略意图，罗瑞卿同意东北公安部门利用李英军、张载文、沈衡年及其电台，设法调动美国飞机前来空投，以将敌机击落，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
11月初，美特上钩了，空投了空取架。11月22日又来电，决定在29日零时派飞机来空取李英军。当日夜，当美机到达空取场上空时，公安部门即按美特要求，点燃场地信号，启用前几天美机空投的空取架，引诱敌机降落。就在敌机向空取架低飞接近的瞬间，枪炮齐发，飞机被击毁，美国间谍唐奈和费克图被活捉。
当罗瑞卿听到这一捷报时，高兴地说：“八路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用土办法打下了洋飞机，好得很！”
1946年，罗瑞卿和蔡文治曾在谈判桌上面对面地较量。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隐蔽斗争战线上，他们又进行了较量，但双方已不是面对面了。
第三次：相逢一笑泯恩仇
新中国成立以后，耿飚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他“重新穿上军装，从事阔别已久的军事工作”，出任军委秘书长是在1978年8月罗瑞卿逝世以后，他是接的罗瑞卿的班。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罗瑞卿同志也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
我和罗瑞卿同志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相识了。那时他是红四军的政委，我在红三军九师任参谋长，我们一起参加了中央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的作战会议。以后，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我们都并肩战斗过。
在军调部，我们也曾一道工作。特别是在晋察冀野战军和十九兵团，我们更是长期合作指挥部队浴血奋战，一起出生入死，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工作中，我们不仅配合得很默契，合作得很融洽，而且，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作为一名政治委员，罗瑞卿同志善于抓部队的思想建设和党务工作，对工作有强烈的责任心，处理问题一贯坚持原则。他秉性刚直，对错误的人和事，从不徇私姑息，批评起来很严厉，但是从不记老账，犯错误的同志改了就好。这是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人格表现。他才思敏捷，活力洋溢，擅长讲演宣传，还会写文章、演戏，是位出色的宣传家和政治鼓动家。……
十年动乱中，他受到了林彪、“四人帮”残酷的迫害。但是，即使身陷冤狱，他仍然保持着对党和革命的无比忠诚，保持着他那刚正不阿的高尚情操，利用一切机会与林彪、“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他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处理军委工作，抓军队建设，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在“文革”中受迫害时留下的腿疾折磨着他，经中央批准，他去国外治疗。出国前不久，他还到我家中和我交谈。不料，半个月后，我正在国外访问时，突然传来了罗瑞卿同志逝世的噩耗。
当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真希望那条报道他逝世的电讯是由于某种差错造成的，就像以前在战场上几次误传他“身亡”那样。
然而，当我结束访问，匆匆飞回北京，面对党旗下覆盖着的他的遗体时，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严酷的事实。
因此，当我坐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办公室内，罗瑞卿同志坐过的那张椅子上时，我们一道工作，共同战斗的历历往事，不禁一一浮现在眼前。
1980年6月，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耿飚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访问。此时，蔡文治已定居美国多年。他虽然加入了美國国籍，但不忘故土，思乡情切，心怀祖国。
耿飚到美国后，蔡文治和夫人吴佩琪盛情邀请耿飚和他的夫人赵兰香到他们家做客。耿飚和蔡文治终于握手言欢，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们可以想见，此时此刻他们都会忆起罗瑞卿这位故人。
回国后，耿飚向叶剑英转达了蔡文治对他的问候，并建议邀请蔡文治夫妇来华访问。
1980年10月，蔡文治夫妇应邀访华，受到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亲切接见。耿飚也请蔡文治夫妇到家里做客。
后来，蔡文治数次回国，并到各地观光访问，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领导深感钦佩，为祖国经济建设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安定感到庆幸。
此时罗瑞卿如果仍然健在，同蔡文治也是会相逢一笑泯恩仇的。
此后，蔡文治被选为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一直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他还作为顾问参加旅美爱国华人发起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在会上，他大声疾呼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以求得祖国统一的早日实现。
1994年，蔡文治因病逝世。
耿飚，湖南醴陵人，1909年出生，13岁就到水口山铅锌矿当童工，1930年参加红军。此时，他和蔡文治也不搭界。
后来，他们的人生轨迹曾经有过三次交集。
第一次：罗、耿和蔡对坐在北平军调部的会议桌边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达成《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是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受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设立三个委员，即中共方面的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郑介民和美方的饶伯森。三方各设参谋长一人，并设立了六个业务处。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共方面的参谋长，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的参谋长是海斯克。中共方面除叶、罗外，还有顾问饶漱石、滕代远、徐冰。秘书长是李克农。为了执行任务方便，中央军委特别授予了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人员军衔。叶剑英、罗瑞卿、滕代远、饶漱石为中将;耿飚为少将，任中共方面的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
1月14日，耿飚乘美国飞机到承德，将时在承德、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的罗瑞卿接到北平，履行参谋长的职务。
此时，国共双方虽然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国民党方面又坚持将东北除外，并进一步调动军队，蓄意在东北放手大打，同时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罗瑞卿等人的任务便是用谈判桌上的斗争，来配合战场上的斗争。由于国共双方立场尖锐对立，执行军调部的任务便离不开吵架，而美方则袒护国民党，拉偏架。
耿飚向罗瑞卿介绍了他代替罗瑞卿参加的第一次参谋长会议，与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蔡文治在会议上争吵的情况。蔡发言骂解放军为“共匪”;耿飚则回敬他，称国民党军为“蒋匪”。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
罗瑞卿到北平后就接着同蔡文治吵。罗瑞卿回忆说：“在执行部的工作就是三方天天开会，亦就是天天吵架。”“吵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往哪些地区派执行小组。中共方面希望将小组派往国民党集结重兵的地区和准备进攻的地区，以便制止其进攻;而国民党方面则表示反对。反之，国民党希望将小组派往共产党在军事上占据有利形势的地区;中共方面则表示反对。二是交通问题。国民党方面为了加紧运兵打内战，主张立即恢复交通;而中共方面提出，恢复交通必须以全面停止内战为前提。罗瑞卿到北平后，耿飚的工作即转向交通方面。三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协定，然后派由三方人员组成的执行小组赴当地进行调查。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共派出了36个执行小组，地域北达吉林，南至广州。他们把在北平的“吵架”扩展到了全国各地。
这些小组如果派到解放区，国民党的成员便千方百计搜集情报;如果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就组织一些地痞流氓和“还乡团”向共产党成员“请愿”进行挑衅，有时甚至殴打中共方面的人员。于是，中共方面即据理抗议，而国民党方面则推诿抵赖，最后则不了了之。
2月20日，在北平就发生了由土豪劣绅组成的“河北难民返乡请愿团”1000余人冲进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部中共办公室捣毁门窗玻璃、砸毁桌椅板凳的事件。罗瑞卿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义正词严地抗议国民党纵容特务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的暴行。
对这些争吵，罗瑞卿回忆道：“他们诬蔑我们违反停战协定，我们据理驳斥、反击。我们如实抗议他们违反停战协定，他们蛮横狡辩、抵赖。他一篇，我一篇，美国人一篇，都是针锋相对，越吵双方距离越远。美国人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是偏袒国民党的，只在某些次要的小问题上装作公正的样子，企图欺骗我们上当。开会，吵，再开会，一遍又是一遍，一场接着一场，如此翻来覆去，周而复始，没有终了。”
这种“争吵”留下了许多唇枪舌剑的记录，其中让罗瑞卿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他和蔡文治的交锋。在一次会议上，罗瑞卿说，狡辩改变不了事实。蔡文治说罗这话侮辱了他，要罗道歉。美方参谋长海斯克觉得莫明其妙。蔡便向海斯克解释：中国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一些偏旁部首有特定的含义。“狡”字是反犬旁，狗的意思，羅这样说是对他的侮辱。翻译为译这个英文中没有的“偏旁部首”吭哧了好一会儿，最后，在精通英语的蔡文治启发下，译成了“构成文字的部件”。海斯克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了蔡文治话的意思，然后耸耸肩膀说：“你们的中国字实在是神奇莫测。”然后，要求罗略表歉意。罗听了蔡自动对号入座的解释，心中暗笑，但仍拒不道歉。海斯克又转而对蔡说，罗用的是第三人称，不是指你，可以不道歉，还是接着开会。蔡又不干，于是休会。之后因美方坚决要求，又无条件复会，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陆续把军队从后方向内战前线运送，并从2月开始向东北民主联军大举进攻，在关内向各解放区频繁骚扰，造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全面内战的阴云越来越浓，国民党在北平等地与中共人员的摩擦也日益加剧。
4月3日凌晨3时许，解放报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的驻地宣武门外方壶斋21号、《解放》报的发行处西四三道栅栏41号、第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筹备处驻地西城区前京畿道12号（叶剑英的军事顾问滕代远住于此地，此地亦称滕公馆）几乎同时遭到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的搜查，借口是查户口和查违禁物品。解放报社负责人钱俊瑞等数十人被捕，其中张鸿烈被抓上警车时，手指被车门挤伤，住进了医院。
叶剑英听到消息后，立即召集罗瑞卿、滕代远、李克农等紧急开会，研究对策。会议决定由叶剑英起草致美方委员饶伯森和国民党方面委员郑介民的备忘录，给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和北平市市长熊斌的电报，并将这些文电公布于世，同时迫使饶伯森、郑介民也采取行动。滕代远召集记者招待会并去找李宗仁、孙连仲、熊斌提出抗议;罗瑞卿和宋时轮到北平市公安总局要他们道歉、放人。 4月4日，罗瑞卿和宋时轮首先去医院慰问了张鸿烈，然后驱车来到公安总局，慰问被捕者，并让警察去把局长陈焯叫出来予以严厉训斥。在旧中国，警察要比军队小三辈儿，陈焯这个局长在这两位佩戴军衔的将军面前不得不承认有错。不一会儿，叶剑英、滕代远又迫使熊斌和他们一道来到公安总局，要熊命令陈焯道歉、放人。随后被释放的全体人员乘坐卡车，沿途高呼“反对非法逮捕”“保障人身自由”等口号，回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翠明庄。
4月间，罗瑞卿乘美国飞机到延安向毛泽东报告工作。当罗瑞卿汇报到在军调部三方开会尽是吵架，国民党代表不讲道理时，毛泽东说：“什么叫道理？你想要讲的话就是道理。他们不讲道理，我们讲道理。”听毛泽东这么说，罗瑞卿便把他同蔡文治关于“狡辩”的争论说了一遍，毛泽东听后大笑。当罗瑞卿汇报到军调部有些同志担心做不好工作，怕影响全局时，毛泽东鼓励说：“你们尽可放手工作，影响不影响全局，不在军调部。”对今后工作，毛泽东指示，要坚持实事求是，对国民党的假报告，要坚决顶回去。听了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进一步增强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以30万军队分四路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罗瑞卿、耿飚奉中共中央之命撤出军调部返回晋察冀，罗瑞卿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耿飚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野战军参谋长，转战于华北大地。蔡文治则到南京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副参谋长。
第二次：罗瑞卿和蔡文治隔海注视长白山区
1948年初，美国政府见蒋介石大势已去，美国中情局在中国的头目肖太滋便到南京与蔡文治联络，策划组建“自由中国运动”组织，又称“第三势力”。初期，蔡文治由于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任职，不便公开，于是派其妻与肖太滋联络。1949年初，蒋介石被迫下野。当解放军迫近长江沿岸时，在一次国防部紧急会议上，蔡文治与汤恩伯就守上海和守长江问题发生严重争吵，愤而离职，避居香港。在香港，蔡文治与肖太滋接上了头，继续筹划组建“第三势力”。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很快成立了“自由中国运动”组织，网罗了胡适、于斌、许崇智、张发奎等人，并以“华东公司”为掩护，纠集国民党在港党政军上层人物，积极招兵买马。张发奎等人并未进行实际活动，但蔡文治在朝鲜战争期间参与了美国策划的对华暗战。
1952年8月，公安部发现长白山地区有敌人空投的特务在活动，立即一面发动群众，严加盘查、防范，一面组织力量进山搜捕。9月20日，美国间谍飞机空投一个化装成志愿军的特务，被群众扭送到安图县一派出所。经审讯，知其名叫李英军，曾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团长，逃到香港后参加了“自由中国运动”的特务组织。这个组织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支持下组成的，其领导人是蔡文治，也就是罗瑞卿、耿飚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谈判对手，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
据李英军交代，他此次由日本空投长白山，是以观察员身份来检查7月13日空投的文世杰（原名张载文）队与特务李麟阁建立游击基地的进展情况的。他完成任务的时限为一到一个半月。他返回日本有三个途径：一是“空路”，即用飞机来接;二是“武路”，即从海上走;三是“荣路”，即从香港走。他还招供，沈衡年队的五名特务将于近期空投到长白山区。
10月间，吉林省公安厅组织力量进山清剿。10月4日，全歼沈衡年队，活捉沈衡年与电台台长等人。10月31日，全歼文世杰队，活捉队长张载文和电台台长牛松林等人，击毙一人。审讯中，张载文、沈衡年均供认，他们是由蔡文治领导的“自由中国运动”派来的，任务是“长期生存潜伏，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直接领导张载文的美国上校爱·斯考特·马丁对张说：“你们的任务是开辟交通线，不久还会派更多的人来。”
为了进一步弄清美国间谍机关的战略意图，罗瑞卿同意东北公安部门利用李英军、张载文、沈衡年及其电台，设法调动美国飞机前来空投，以将敌机击落，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
11月初，美特上钩了，空投了空取架。11月22日又来电，决定在29日零时派飞机来空取李英军。当日夜，当美机到达空取场上空时，公安部门即按美特要求，点燃场地信号，启用前几天美机空投的空取架，引诱敌机降落。就在敌机向空取架低飞接近的瞬间，枪炮齐发，飞机被击毁，美国间谍唐奈和费克图被活捉。
当罗瑞卿听到这一捷报时，高兴地说：“八路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用土办法打下了洋飞机，好得很！”
1946年，罗瑞卿和蔡文治曾在谈判桌上面对面地较量。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隐蔽斗争战线上，他们又进行了较量，但双方已不是面对面了。
第三次：相逢一笑泯恩仇
新中国成立以后，耿飚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他“重新穿上军装，从事阔别已久的军事工作”，出任军委秘书长是在1978年8月罗瑞卿逝世以后，他是接的罗瑞卿的班。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罗瑞卿同志也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
我和罗瑞卿同志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相识了。那时他是红四军的政委，我在红三军九师任参谋长，我们一起参加了中央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的作战会议。以后，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我们都并肩战斗过。
在军调部，我们也曾一道工作。特别是在晋察冀野战军和十九兵团，我们更是长期合作指挥部队浴血奋战，一起出生入死，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工作中，我们不仅配合得很默契，合作得很融洽，而且，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作为一名政治委员，罗瑞卿同志善于抓部队的思想建设和党务工作，对工作有强烈的责任心，处理问题一贯坚持原则。他秉性刚直，对错误的人和事，从不徇私姑息，批评起来很严厉，但是从不记老账，犯错误的同志改了就好。这是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人格表现。他才思敏捷，活力洋溢，擅长讲演宣传，还会写文章、演戏，是位出色的宣传家和政治鼓动家。……
十年动乱中，他受到了林彪、“四人帮”残酷的迫害。但是，即使身陷冤狱，他仍然保持着对党和革命的无比忠诚，保持着他那刚正不阿的高尚情操，利用一切机会与林彪、“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他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处理军委工作，抓军队建设，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在“文革”中受迫害时留下的腿疾折磨着他，经中央批准，他去国外治疗。出国前不久，他还到我家中和我交谈。不料，半个月后，我正在国外访问时，突然传来了罗瑞卿同志逝世的噩耗。
当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真希望那条报道他逝世的电讯是由于某种差错造成的，就像以前在战场上几次误传他“身亡”那样。
然而，当我结束访问，匆匆飞回北京，面对党旗下覆盖着的他的遗体时，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严酷的事实。
因此，当我坐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办公室内，罗瑞卿同志坐过的那张椅子上时，我们一道工作，共同战斗的历历往事，不禁一一浮现在眼前。
1980年6月，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耿飚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访问。此时，蔡文治已定居美国多年。他虽然加入了美國国籍，但不忘故土，思乡情切，心怀祖国。
耿飚到美国后，蔡文治和夫人吴佩琪盛情邀请耿飚和他的夫人赵兰香到他们家做客。耿飚和蔡文治终于握手言欢，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们可以想见，此时此刻他们都会忆起罗瑞卿这位故人。
回国后，耿飚向叶剑英转达了蔡文治对他的问候，并建议邀请蔡文治夫妇来华访问。
1980年10月，蔡文治夫妇应邀访华，受到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亲切接见。耿飚也请蔡文治夫妇到家里做客。
后来，蔡文治数次回国，并到各地观光访问，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领导深感钦佩，为祖国经济建设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安定感到庆幸。
此时罗瑞卿如果仍然健在，同蔡文治也是会相逢一笑泯恩仇的。
此后，蔡文治被选为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一直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他还作为顾问参加旅美爱国华人发起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在会上，他大声疾呼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以求得祖国统一的早日实现。
1994年，蔡文治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