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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一批出身贫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中下层军官，在大时代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崛起，成为各地雄霸一方的诸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则是其中的翘楚。
1933年11月3日，新桂系三巨头之一的白崇禧，对桂林学界发表题为《从德意两国的自强说到学校军训和体育》的公开演讲，对彼时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潮流大加推崇：“德国这些兵，与其说是十万士兵，不如说是十万将校……意国之所以能够像今天的强盛，全是由于慕沙里尼（墨索里尼）所组织之法西斯蒂党的组织严密，同时全国尤其是学生都能军队化所致。”
这次演讲正式宣告，新桂系将以全民皆兵的“斯巴达式”军国主义理念为指导，对广西进行全面建设。
20世纪30年代，一批出身贫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中下层军官，在大时代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崛起，成为各地雄霸一方的诸侯。与先前的旧军阀顽固守旧、自私腐朽不同，新式军官们大多怀有强国强民之理想，并为此做出各种努力与尝试，这直接表现为在各地风起云涌的引入各种先进理念、建设中华之浪潮。
而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则是这其中的翘楚人物。他们所领导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运动，使西南边陲穷省广西，短短数年时间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一时间成为各地竞相模仿之“模范省”。东南亚盟军司令史迪威在日记中感慨：“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而这一切，与“新桂系”首脑们推行的“军省”主义不无关系。
外忧内患
1931年2月，蒋介石与胡汉民因“约法之争”交恶，宁粤矛盾激化，以陈济棠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公然与蒋决裂，一时间蒋介石捉襟见肘、疲于应付。蒋桂大战失利后流亡海外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趁机确立了新桂系对广西的控制，加入了西南反蒋阵线，两广和解并宣布独立，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
然而三人所面临的局势却极为严峻。自古以来，“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广西，自然生产条件极为贫瘠，交通落后；加之众多民族杂居、民风彪悍，“鸣锣会众，千百为群，齐持枪械，舍命凶斗”之事屡见不鲜。
更为要命的是，自1925年陆荣廷旧桂系统治崩溃之后，粤军、滇军、黔军等外来势力先后入境，而省内也是自治军蜂起，广西全境陷入无边战火之中。晚年李宗仁回忆道：“各自称王称霸……闹得一团乌烟瘴气”。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与战乱并立的灾难是匪患。政局失控、兵祸连年，不少人铤而走险、遂去为匪，时人感慨：“泊乎民十，盗匪蜂起，市井为墟……”。
彼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其《广西农民调查》中描述了普通民众的惨状：“诚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蹂躏摧残之下……逃亡的人们是逃亡了，死去的人们是死去了……所剩下的遗痕，不过是枯杨白骨、断井残垣……”
84岁的历史学教授钟文典，1924年出生于广西省蒙山县，他清晰记得这段童年的回忆：“司令满街走，统领多如狗……那时候真的是非常之乱，老百姓完全没有安全感。”
民团建设
但是，仅仅在几年之后，这种土匪横行，社会崩溃的局面就发生了改观。1935年，朝鲜人李斗山由广州踏上去往广西梧州海关的筏板，开始其为期四个月的桂省之行，到达此行第一站梧州后，李斗山“第一个印象便是满街满巷都军人化了……一切一切的壮男们，除了妇孺老弱的人们之外，都穿着灰色的、黑色的服装——军服，都戴着灰色或黑色的帽子——军帽，而拥挤着、动着、行着……”。
此一番全民皆兵的景象让抗日志士李斗山感慨不已，而他或许并不知晓，眼前的见闻和此前外界对于“新的广西”诸种传说，正是新桂系集团在若干理念和纲领指导下，大力推行新民团制度的结果。
从1930年9月颁布《广西民团组织暂行条例》始，至1938年颁布《广西省民团规程》，新民团制度在广西省全面推行开来。广西全境被分为12个民团区，各区内选择战略要地设立指挥行营，总部设在南宁，由白崇禧担任总指挥。
在县一级，设立县民团司令部，由县长兼任司令；而县以下，村街设民团后备队，乡镇设民团后备队大队，区设民团后备队联队。民团的各级组织系统与行政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其负责人均为一人兼职。从上到下，形成网络状组织，十分严密。这样就有效保证了军令的迅速下达与执行。
新民团制度的特点不仅在于组织严密有效，还在于它废弃了旧有的团兵雇佣制，而改为义务制。这是因为雇佣兵成分复杂、良莠不齐。新桂系强制要求广西境内18岁至45岁男子均有被征为团兵的义务，要求他们必须参加民团训练，“任何人均不能规避”，广西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居民，大部分卷入民团的网络之中，这就宣告了广西自此全民皆兵。
一则时人日记传神地描绘了这幅图景：“人们在广西旅行，早晨到处可听到喊口号及军事操演，进入广西等于进了一所大兵营。”
新桂系集团如此看重民团建设，是因为办好民团对他们来说是一举数得的事情：既可以深入控制乡村基层，清除匪患，又可以扩充军事力量，同时还可以节省大量军费。更为重要的是，用白崇禧的话来说，要“以民团之力量，而推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是也。”
武化教育
1932年，时年8岁的钟文典还在蒙山县读小学，钟家是蒙山县的大户，经营着两间分别叫做“怡兴隆”和“正昌隆”的杂货铺。店员们轮流被抽调去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只是利用早晚时间操练，并不需要脱产，“大家都对民团的操练非常感兴趣，争着要去。”
钟教授解释道：“那个时候，李、白、黄他们的口号非常得人心，所以办民团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再加上国难当头，大家的爱国热情全被激发出来了。”由于军训需要穿着统一的军服，当时他的祖父甚至出钱为店员们订做军服，以表示对民团的支持。
广西民团的训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政治训练，此外还包括识字训练，新桂系集团尤其重视政治与文化训练。
黄旭初说：“我们的民团……是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打成一片。”民团已不仅仅是维持乡村治安的工具，更成为“推动广西各方面建设事业之一种社会力量。”于是，在传统的军事训练项目之外，广西民团训练项目还包括农业技术、中国及世界大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三民主义、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等。
不难想象这股涉及全省、声势浩大又清新向上的时代风潮，在那些历经战火劫难、几近绝望的普通百姓心中，涤荡起怎样的波澜与热情。钟文典清晰记得，包括自家店员在内的壮丁们在蒙山县的公共体育场进行操练，他时常跑到那里去看，而前去观看的普通民众非常多，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与此同时，民众便也受到了熏陶与教育”，钟教授说。在他看来，人心受到的鼓舞与希望，在那样一个时代，尤为弥足珍贵。
寓兵于团
感受到改变的不只是广西人，1934年3月11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农学团组成的一个国内农村考察团，一行五人来到广西省武鸣县，在这里，他们被广西民团建设所深深震撼。他们回忆道：“刹时间五六百全副武装青年壮丁集合在讲演台前面操场上，迅速森严，比之正式军队，有过之不及。”
正是这些比之正式军队“无不及”的民团组织，担负了治安联防、剿匪灭霸、稽查毒品等任务，古来以多匪闻名的广西，社会治安与风气焕然一新。《大公报》记者胡霖君在其《桂游日记》中感慨：“千里夜行不见匪”。胡适也赞叹道：“广西……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
不仅如此，民团更是建设公所学校、道路桥梁、共有树林、公共设施等的主要力量，政府的财政投入得到大量节省。民团参与经济建设的成果还表现为广西省入超的持续下降，由1931年的1700万下降至1937年的200多万。
民团的作用还体现在军费的大为节省。广西因经费有限，平时仅保留两个军的兵力。根据1943年数字统计，从1930年到1943年，广西全省壮丁接受军事训练总计2，147，918名，约占壮丁总数的87%，而当时广西省总人口也不过1200万。而当抗战爆发后，广西省在极短时间内集结了六个军开赴战场，这便是民团训练的巨大威力。无怪1935年，山东省政府考察团在考察广西民团后，在其报告书中感慨道：“虽名为民团，而实则新式之陆军也。”
寓将于学
不仅仅在民众中推行民团建设。同时，新桂系还全面推行学生与公务员军训制度。这样做，不仅仅是要“恢复古代文武不分的风气，使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文事兼有武备，以应付现代剧烈斗争的环境。”更重要的，按照白崇禧的话说，是要通过这样的训练，培养更多的军事干部，“寓将于学”。
1931年新桂系集团主政广西时，毕业于广西陆军小学的李宗仁不过40岁，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白崇禧不过39岁，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的黄旭初不过38岁。也许正因如此，新桂系的施政方略烙着强烈的青年情结和军事化痕迹。新桂系宣称，“要迎头赶上世界列强的青年军训……要储备多量的下级干部去争取民族的自由”。而这个“世界列强的青年军训”的范本，自然是德意日推行的军国主义。
由是，1931年秋开始，新桂系在广西的大小学校中强力推行军事训练，范围包括初中、高中、大学、女校、师范院校……军训内容包括军人精神教育、军队纪律训练、军事知识、技术和战术等。
“那时候，广西青年的精神面貌与外面的截然不同”，89岁的前桂林政协主席魏华龄感慨到：“初中毕业时，必须经过半年的军训，才能颁发毕业证；而升高中后，第一个学期也必须进行军事训练……也就是说从初中到高中，要经过一年的军训。”
“那时候的军训，可不像现在这样玩一玩、走走形式，我们完全和军官学校一样，摸爬滚打、射击、野外演习、夜间演习、修筑工事、防毒、作战理论……不仅如此，我们连‘游击战术’都有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一年，初中升高中的18岁少年魏华龄整整经历了一年的军事化训练，“必要的时候，我们拉出来就能立刻成为班排长等下层军官。”他说那时候同学们情绪都非常高涨，认为“广西是进步的”，而那一年宣传抗日的“六一运动”更是把这种情绪推向了最高潮。
除了在所有学校推行强制军训政策，新桂系还着手建立了自己的干部培养学校：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新桂系对这个学校寄予厚望，故由省主席黄旭初亲自担任校长，而黄本人对此不无自豪地说：“现在国内学校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一个是本校，一个是共产党所办的陕北公学。”
干校招生非常严格，无论是体格知识都是同龄青年中的佼佼者。现年94岁的韦甘睦老人，曾经在广西民团干部学校受训，他们被称为“干训生”，“民团干校不交费，有钱人、穷人的孩子都有，主要以学历为主。”“基层干部都比较年轻，年轻人当基层干部有朝气、爱国”，韦甘睦回忆说。
在经过从半年到一年半不等的培训之后，这些干训生被派遣往全省的各个基层担任干部，担负起基层的各项建设事宜。
三位一体
1934年，从干校受训毕业的韦甘睦被派到基层。他身兼三职，不但是当地镇长，还是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和民团后备队队长。“三个职务共拿一份工资，月薪约40元，可够二至四人的小家庭开销。”韦甘睦回忆到。
这正是在广西全省推行的“三位一体”政策，通过这个政策，新桂系将政治、经济、教育统一起来为军事服务。
传统中国社会中，正式的基层政权组织与官僚体系只下延到县级，正如瞿同祖所言：“实际上，在州县级以下没有任何类型的正式政府存在。”广西地处边陲，基层政府更是形同虚设，在乡村说话管用的只有乡绅和父老。政令只能下达至县，到乡村便无法传达，这对于崇尚集权、军管的新桂系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从1931年起，黄旭初便分别派人赴日本考察市町村制度、赴山西考察阎锡山的闾邻村治制度、赴河北定县考察平民教育，随后推出大规模的基层行政编制改革，至1934年，将全广西省编为99个县、201个区、2399个乡镇、24897个村街。
与此同时，新桂系大力推行户籍登记与管理，要求“村无遗户，户无漏丁”。通过此举，“使任何人都不能单独存在，都要与政府发生联系”。
类似韦甘睦这样的经过干校训练的毕业生，则成为执行和实施这个政策的骨干力量。对于这套系统，黄旭初不无得意地说：“整个广西一千二百万民众，都归到这个系统之下，好似一顶很严密的渔网笼罩着一样。”
“三位一体”制的实施，在节省经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政府对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资源的强大控制力与调配能力。这一能力，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对新桂系军队在抗日战场的卓越表现起了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到前线去
1942年10月的一个上午，“天气晴朗”， 18岁的桂林中学高中生钟文典第一次见到了新桂系的魁首李宗仁，“个子不高，但神情坚毅”，“灰军装，脚上穿的也是布鞋”，除了肩章能表明身份，看不出和老百姓有什么区别的李宗仁慷慨陈词，“努力学习、强健体魄、赶快成才，为抗日、为我中华民族与国家贡献力量……”。
从上午9点到11点，李宗仁演讲两个多小时，台下青年学子早已是群情激昂、热血沸腾……
此时，已进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各系军队在正面战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沦陷地区由北往南日渐扩大。
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的局势中，“新桂系”的军队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国民党要员孙科曾叹服道：“你们（广西）刚入伍的壮丁，可以排成纵队前进，实在了不得。在别的省份，刚征的壮丁，有的要用绳子绑住手，成串押解，怎能和你们相比？”戴季陶也说：“广西在抗战中所贡献的人力物力智力，差不多是各个战场的骨干。”
不仅是征兵，在交通建设征调民工方面，广西的数量也是高居全国首位。以湘桂铁路为例，新桂系征调30万民团负责修筑其境内900多公里路段，两年之内便基本完成，这让铁路专家凌鸿勋称赞不已：“我们觉得桂省民工的组织以及命令的彻底实使人佩服。”
八年抗战，广西共征调近百万兵员参与其中，人数仅次于四川，按人口比例则居第一位。“新桂系”的军队则转战于沪、苏、浙、皖、鄂、豫、湘、桂等地，参加了淞沪、台儿庄、徐州、武汉、桂南、随枣、桂柳等著名会战，成为抗击日军的重要力量。
难挽狂澜
尽管广西军队在抗战初期表现出色，但广西毕竟基础薄弱，十年积累经不住长期消耗。新桂系在励精图治一段时间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
随着战事的延长，无休止的征兵、征工严重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与生产，抗日爱国的激情便逐渐被民怨所冲淡。到了抗战后期，甚至出现了暴力“抓壮丁”服役的现象，抓不住人就抓其父母做人质，抓不到家属就查封家产。
其实早在广西建设初期，广西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马君武便已看出新桂系军省主义的弊端，他说：“本省四大建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好像桌子的四个脚，一个桌子，一定要四个脚都同样长，这个桌子才能够站得稳，四大建设也是这样。但几年来……没有平衡的发展……只顾军事，不顾其他，犹如头重脚轻，欲行不得……”
随着抗战后，整个国民党从大陆的败退，新桂系和其所推行的“军省”主义也一同烟消云散。白崇禧退往台湾，黄旭初去香港做了寓公，李宗仁去了美国。
1965年，钟文典第二次看到了李宗仁。这一年，在美多年的李宗仁回归国内。眼前的李宗仁与20多年前并无太大变化，只是褪去了当初军人之威武刚毅，气质完全变得和蔼可亲了。
1933年11月3日，新桂系三巨头之一的白崇禧，对桂林学界发表题为《从德意两国的自强说到学校军训和体育》的公开演讲，对彼时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潮流大加推崇：“德国这些兵，与其说是十万士兵，不如说是十万将校……意国之所以能够像今天的强盛，全是由于慕沙里尼（墨索里尼）所组织之法西斯蒂党的组织严密，同时全国尤其是学生都能军队化所致。”
这次演讲正式宣告，新桂系将以全民皆兵的“斯巴达式”军国主义理念为指导，对广西进行全面建设。
20世纪30年代，一批出身贫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中下层军官，在大时代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崛起，成为各地雄霸一方的诸侯。与先前的旧军阀顽固守旧、自私腐朽不同，新式军官们大多怀有强国强民之理想，并为此做出各种努力与尝试，这直接表现为在各地风起云涌的引入各种先进理念、建设中华之浪潮。
而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则是这其中的翘楚人物。他们所领导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运动，使西南边陲穷省广西，短短数年时间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一时间成为各地竞相模仿之“模范省”。东南亚盟军司令史迪威在日记中感慨：“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而这一切，与“新桂系”首脑们推行的“军省”主义不无关系。
外忧内患
1931年2月，蒋介石与胡汉民因“约法之争”交恶，宁粤矛盾激化，以陈济棠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公然与蒋决裂，一时间蒋介石捉襟见肘、疲于应付。蒋桂大战失利后流亡海外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趁机确立了新桂系对广西的控制，加入了西南反蒋阵线，两广和解并宣布独立，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
然而三人所面临的局势却极为严峻。自古以来，“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广西，自然生产条件极为贫瘠，交通落后；加之众多民族杂居、民风彪悍，“鸣锣会众，千百为群，齐持枪械，舍命凶斗”之事屡见不鲜。
更为要命的是，自1925年陆荣廷旧桂系统治崩溃之后，粤军、滇军、黔军等外来势力先后入境，而省内也是自治军蜂起，广西全境陷入无边战火之中。晚年李宗仁回忆道：“各自称王称霸……闹得一团乌烟瘴气”。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与战乱并立的灾难是匪患。政局失控、兵祸连年，不少人铤而走险、遂去为匪，时人感慨：“泊乎民十，盗匪蜂起，市井为墟……”。
彼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其《广西农民调查》中描述了普通民众的惨状：“诚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蹂躏摧残之下……逃亡的人们是逃亡了，死去的人们是死去了……所剩下的遗痕，不过是枯杨白骨、断井残垣……”
84岁的历史学教授钟文典，1924年出生于广西省蒙山县，他清晰记得这段童年的回忆：“司令满街走，统领多如狗……那时候真的是非常之乱，老百姓完全没有安全感。”
民团建设
但是，仅仅在几年之后，这种土匪横行，社会崩溃的局面就发生了改观。1935年，朝鲜人李斗山由广州踏上去往广西梧州海关的筏板，开始其为期四个月的桂省之行，到达此行第一站梧州后，李斗山“第一个印象便是满街满巷都军人化了……一切一切的壮男们，除了妇孺老弱的人们之外，都穿着灰色的、黑色的服装——军服，都戴着灰色或黑色的帽子——军帽，而拥挤着、动着、行着……”。
此一番全民皆兵的景象让抗日志士李斗山感慨不已，而他或许并不知晓，眼前的见闻和此前外界对于“新的广西”诸种传说，正是新桂系集团在若干理念和纲领指导下，大力推行新民团制度的结果。
从1930年9月颁布《广西民团组织暂行条例》始，至1938年颁布《广西省民团规程》，新民团制度在广西省全面推行开来。广西全境被分为12个民团区，各区内选择战略要地设立指挥行营，总部设在南宁，由白崇禧担任总指挥。
在县一级，设立县民团司令部，由县长兼任司令；而县以下，村街设民团后备队，乡镇设民团后备队大队，区设民团后备队联队。民团的各级组织系统与行政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其负责人均为一人兼职。从上到下，形成网络状组织，十分严密。这样就有效保证了军令的迅速下达与执行。
新民团制度的特点不仅在于组织严密有效，还在于它废弃了旧有的团兵雇佣制，而改为义务制。这是因为雇佣兵成分复杂、良莠不齐。新桂系强制要求广西境内18岁至45岁男子均有被征为团兵的义务，要求他们必须参加民团训练，“任何人均不能规避”，广西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居民，大部分卷入民团的网络之中，这就宣告了广西自此全民皆兵。
一则时人日记传神地描绘了这幅图景：“人们在广西旅行，早晨到处可听到喊口号及军事操演，进入广西等于进了一所大兵营。”
新桂系集团如此看重民团建设，是因为办好民团对他们来说是一举数得的事情：既可以深入控制乡村基层，清除匪患，又可以扩充军事力量，同时还可以节省大量军费。更为重要的是，用白崇禧的话来说，要“以民团之力量，而推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是也。”
武化教育
1932年，时年8岁的钟文典还在蒙山县读小学，钟家是蒙山县的大户，经营着两间分别叫做“怡兴隆”和“正昌隆”的杂货铺。店员们轮流被抽调去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只是利用早晚时间操练，并不需要脱产，“大家都对民团的操练非常感兴趣，争着要去。”
钟教授解释道：“那个时候，李、白、黄他们的口号非常得人心，所以办民团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再加上国难当头，大家的爱国热情全被激发出来了。”由于军训需要穿着统一的军服，当时他的祖父甚至出钱为店员们订做军服，以表示对民团的支持。
广西民团的训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政治训练，此外还包括识字训练，新桂系集团尤其重视政治与文化训练。
黄旭初说：“我们的民团……是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打成一片。”民团已不仅仅是维持乡村治安的工具，更成为“推动广西各方面建设事业之一种社会力量。”于是，在传统的军事训练项目之外，广西民团训练项目还包括农业技术、中国及世界大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三民主义、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等。
不难想象这股涉及全省、声势浩大又清新向上的时代风潮，在那些历经战火劫难、几近绝望的普通百姓心中，涤荡起怎样的波澜与热情。钟文典清晰记得，包括自家店员在内的壮丁们在蒙山县的公共体育场进行操练，他时常跑到那里去看，而前去观看的普通民众非常多，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与此同时，民众便也受到了熏陶与教育”，钟教授说。在他看来，人心受到的鼓舞与希望，在那样一个时代，尤为弥足珍贵。
寓兵于团
感受到改变的不只是广西人，1934年3月11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农学团组成的一个国内农村考察团，一行五人来到广西省武鸣县，在这里，他们被广西民团建设所深深震撼。他们回忆道：“刹时间五六百全副武装青年壮丁集合在讲演台前面操场上，迅速森严，比之正式军队，有过之不及。”
正是这些比之正式军队“无不及”的民团组织，担负了治安联防、剿匪灭霸、稽查毒品等任务，古来以多匪闻名的广西，社会治安与风气焕然一新。《大公报》记者胡霖君在其《桂游日记》中感慨：“千里夜行不见匪”。胡适也赞叹道：“广西……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
不仅如此，民团更是建设公所学校、道路桥梁、共有树林、公共设施等的主要力量，政府的财政投入得到大量节省。民团参与经济建设的成果还表现为广西省入超的持续下降，由1931年的1700万下降至1937年的200多万。
民团的作用还体现在军费的大为节省。广西因经费有限，平时仅保留两个军的兵力。根据1943年数字统计，从1930年到1943年，广西全省壮丁接受军事训练总计2，147，918名，约占壮丁总数的87%，而当时广西省总人口也不过1200万。而当抗战爆发后，广西省在极短时间内集结了六个军开赴战场，这便是民团训练的巨大威力。无怪1935年，山东省政府考察团在考察广西民团后，在其报告书中感慨道：“虽名为民团，而实则新式之陆军也。”
寓将于学
不仅仅在民众中推行民团建设。同时，新桂系还全面推行学生与公务员军训制度。这样做，不仅仅是要“恢复古代文武不分的风气，使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文事兼有武备，以应付现代剧烈斗争的环境。”更重要的，按照白崇禧的话说，是要通过这样的训练，培养更多的军事干部，“寓将于学”。
1931年新桂系集团主政广西时，毕业于广西陆军小学的李宗仁不过40岁，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白崇禧不过39岁，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的黄旭初不过38岁。也许正因如此，新桂系的施政方略烙着强烈的青年情结和军事化痕迹。新桂系宣称，“要迎头赶上世界列强的青年军训……要储备多量的下级干部去争取民族的自由”。而这个“世界列强的青年军训”的范本，自然是德意日推行的军国主义。
由是，1931年秋开始，新桂系在广西的大小学校中强力推行军事训练，范围包括初中、高中、大学、女校、师范院校……军训内容包括军人精神教育、军队纪律训练、军事知识、技术和战术等。
“那时候，广西青年的精神面貌与外面的截然不同”，89岁的前桂林政协主席魏华龄感慨到：“初中毕业时，必须经过半年的军训，才能颁发毕业证；而升高中后，第一个学期也必须进行军事训练……也就是说从初中到高中，要经过一年的军训。”
“那时候的军训，可不像现在这样玩一玩、走走形式，我们完全和军官学校一样，摸爬滚打、射击、野外演习、夜间演习、修筑工事、防毒、作战理论……不仅如此，我们连‘游击战术’都有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一年，初中升高中的18岁少年魏华龄整整经历了一年的军事化训练，“必要的时候，我们拉出来就能立刻成为班排长等下层军官。”他说那时候同学们情绪都非常高涨，认为“广西是进步的”，而那一年宣传抗日的“六一运动”更是把这种情绪推向了最高潮。
除了在所有学校推行强制军训政策，新桂系还着手建立了自己的干部培养学校：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新桂系对这个学校寄予厚望，故由省主席黄旭初亲自担任校长，而黄本人对此不无自豪地说：“现在国内学校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一个是本校，一个是共产党所办的陕北公学。”
干校招生非常严格，无论是体格知识都是同龄青年中的佼佼者。现年94岁的韦甘睦老人，曾经在广西民团干部学校受训，他们被称为“干训生”，“民团干校不交费，有钱人、穷人的孩子都有，主要以学历为主。”“基层干部都比较年轻，年轻人当基层干部有朝气、爱国”，韦甘睦回忆说。
在经过从半年到一年半不等的培训之后，这些干训生被派遣往全省的各个基层担任干部，担负起基层的各项建设事宜。
三位一体
1934年，从干校受训毕业的韦甘睦被派到基层。他身兼三职，不但是当地镇长，还是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和民团后备队队长。“三个职务共拿一份工资，月薪约40元，可够二至四人的小家庭开销。”韦甘睦回忆到。
这正是在广西全省推行的“三位一体”政策，通过这个政策，新桂系将政治、经济、教育统一起来为军事服务。
传统中国社会中，正式的基层政权组织与官僚体系只下延到县级，正如瞿同祖所言：“实际上，在州县级以下没有任何类型的正式政府存在。”广西地处边陲，基层政府更是形同虚设，在乡村说话管用的只有乡绅和父老。政令只能下达至县，到乡村便无法传达，这对于崇尚集权、军管的新桂系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从1931年起，黄旭初便分别派人赴日本考察市町村制度、赴山西考察阎锡山的闾邻村治制度、赴河北定县考察平民教育，随后推出大规模的基层行政编制改革，至1934年，将全广西省编为99个县、201个区、2399个乡镇、24897个村街。
与此同时，新桂系大力推行户籍登记与管理，要求“村无遗户，户无漏丁”。通过此举，“使任何人都不能单独存在，都要与政府发生联系”。
类似韦甘睦这样的经过干校训练的毕业生，则成为执行和实施这个政策的骨干力量。对于这套系统，黄旭初不无得意地说：“整个广西一千二百万民众，都归到这个系统之下，好似一顶很严密的渔网笼罩着一样。”
“三位一体”制的实施，在节省经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政府对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资源的强大控制力与调配能力。这一能力，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对新桂系军队在抗日战场的卓越表现起了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到前线去
1942年10月的一个上午，“天气晴朗”， 18岁的桂林中学高中生钟文典第一次见到了新桂系的魁首李宗仁，“个子不高，但神情坚毅”，“灰军装，脚上穿的也是布鞋”，除了肩章能表明身份，看不出和老百姓有什么区别的李宗仁慷慨陈词，“努力学习、强健体魄、赶快成才，为抗日、为我中华民族与国家贡献力量……”。
从上午9点到11点，李宗仁演讲两个多小时，台下青年学子早已是群情激昂、热血沸腾……
此时，已进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各系军队在正面战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沦陷地区由北往南日渐扩大。
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的局势中，“新桂系”的军队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国民党要员孙科曾叹服道：“你们（广西）刚入伍的壮丁，可以排成纵队前进，实在了不得。在别的省份，刚征的壮丁，有的要用绳子绑住手，成串押解，怎能和你们相比？”戴季陶也说：“广西在抗战中所贡献的人力物力智力，差不多是各个战场的骨干。”
不仅是征兵，在交通建设征调民工方面，广西的数量也是高居全国首位。以湘桂铁路为例，新桂系征调30万民团负责修筑其境内900多公里路段，两年之内便基本完成，这让铁路专家凌鸿勋称赞不已：“我们觉得桂省民工的组织以及命令的彻底实使人佩服。”
八年抗战，广西共征调近百万兵员参与其中，人数仅次于四川，按人口比例则居第一位。“新桂系”的军队则转战于沪、苏、浙、皖、鄂、豫、湘、桂等地，参加了淞沪、台儿庄、徐州、武汉、桂南、随枣、桂柳等著名会战，成为抗击日军的重要力量。
难挽狂澜
尽管广西军队在抗战初期表现出色，但广西毕竟基础薄弱，十年积累经不住长期消耗。新桂系在励精图治一段时间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
随着战事的延长，无休止的征兵、征工严重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与生产，抗日爱国的激情便逐渐被民怨所冲淡。到了抗战后期，甚至出现了暴力“抓壮丁”服役的现象，抓不住人就抓其父母做人质，抓不到家属就查封家产。
其实早在广西建设初期，广西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马君武便已看出新桂系军省主义的弊端，他说：“本省四大建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好像桌子的四个脚，一个桌子，一定要四个脚都同样长，这个桌子才能够站得稳，四大建设也是这样。但几年来……没有平衡的发展……只顾军事，不顾其他，犹如头重脚轻，欲行不得……”
随着抗战后，整个国民党从大陆的败退，新桂系和其所推行的“军省”主义也一同烟消云散。白崇禧退往台湾，黄旭初去香港做了寓公，李宗仁去了美国。
1965年，钟文典第二次看到了李宗仁。这一年，在美多年的李宗仁回归国内。眼前的李宗仁与20多年前并无太大变化，只是褪去了当初军人之威武刚毅，气质完全变得和蔼可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