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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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中国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不过,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为迫切、难度更大。
  如何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不仅是2012年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是代表们备感关心的话题。
  重视新兴产业但不能忽视传统产业
  说起这几年的企业发展态势,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赵林中最深刻的感受,在模式之变。“有人形容‘用工荒’和‘就业难’就像‘鸳鸯火锅’,非常形象。这看似矛盾,其实都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需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在他看来,企业转型升级确实困难不小,但不做只有死路一条。“像我们纺织企业,节能减排的任务很重。不过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节能减排压力大了,迫使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实施清洁生产,最终带来多赢——既保护环境,又节约资源、降低成本,还能得到政府的补贴奖励。”
  “现今社会心理比较浮躁,迷信‘新兴产业’、‘高新技术’,然而不少所谓的‘新兴’、‘高新’,结果却让人‘高兴’不起来。”赵林中代表指出,传统优势产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是保障就业的民生产业,希望政府要“两手抓”,在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同样重视传统优势产业的提升。
  “富润将原来的毛纺厂,经过设备更新,与部队合作,回收旧军用棉制品,废物循环利用,利润就提升了,原来由于棉花价格大幅上涨而利润几乎为零的毛纺厂又开始恢复生机。”赵林中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是说转就能转,要给予时间和空间,要政策引导和支持。
  他的观点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的认同:“传统产业目前仍是发展的重要支撑,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传统产业并不等于保守落后,通过创新、变革,传统产业可以转变成新兴产业、现代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也需依赖传统产业技术的积累和产业组织的基础。绝大多数新兴产业都是以传统产业为基础演变而来的。”在3月6日下午举行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体会议现场,张金如说。“当前发展的兴奋点,要素资源投入的切入点,基本都在新兴产业领域,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重视程度不够。”张金如建议,国家应该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切实加强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指引,从政策资金、融资氛围和淘汰机制等方面予以引导。
  “只有落后的产品,没有落后的产业,传统产业也有高新技术,我们的一些小微企业,就是行业的单打冠军、小型巨人。因此,对传统产业不能一概而论,顺其自生自灭,在遇到困难时,还是要选择性地加以扶持。”张金如说。
  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当前,浙江已进入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代表表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不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科技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亟需转移,而目前大量劳动力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宗庆后向大会提交了《关于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的建议》。
  他认为,大城市工业化带动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候鸟”型转移已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发展县、镇二、三产业,让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在县镇就业,真正变成城镇居民,享受与城镇职工同样的就业、居住及社会保障条件,才能实现真正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公共卫生应急检测重点实验室主任卢亦愚的另一个身份是浙江省政府参事。他告诉记者,虽然就近城镇化是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平衡较快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但在调研中他发现,就近城镇化发展困难不小,需要从制度安排上予以推进。
  “土地的产权问题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但目前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挪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村民利益受到损失,也使转向务工、务商,在城市里的新居民难以安家立业,他们大多过着‘两栖’农民的生活。”卢亦愚建议,应将农民的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分开,经济权利与户籍分开,社会权利跟着户籍走。
  “按照承包权‘长期不变’的原则,农民进城前承包的土地、山林、水塘实现资产入股或其他形式,照样享受原来在农村的经济权利,或者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后,至少享受3年的土地、山林、水塘承包和农村宅基地的权利,解开农民土地承包权与户籍相连的这个死结,让户籍流动起来。”卢亦愚说。
  管理责任和执法权限不匹配问题也引起他的注意。“目前乡镇一级只有‘有限权利’,却承担了城市管理的‘无限责任’。特别是快速扩张的中心镇在社会管理等方面是‘看得见,管不着’,而上级有关部门却是‘管得着,看不见’。省级管理部门要出台政策,可通过直接放权,委托执法,联合执法和由派驻机关办理等方式解决‘既看得见又管得着’的问题。”
  宗庆后代表也提出,在中小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应鼓励进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组织制度、社会保障全方位覆盖等方面的探索和试点,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在教育、医疗等城镇公共服务方面享有同等的权益。
  让文化产业成为发展新动力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类低能耗高产出的新型绿色产业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两会”前夕,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正式发布。计划提出,“十二五”期间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平均现价增长速度高于20%,2015年比2010年至少翻一番,实现倍增目标。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文化产业是转型升级新的增长点。”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浙商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程惠芳表示,随着中国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变,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需求也很大。
  目前,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是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还任重而道远。数据显示,近3年浙江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2%—3.5%之间,而北京、上海、广东、云南、湖南、深圳等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5%。
  “作为浙江而言,优厚的文化底蕴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如杭州,作为文化古城,可以开发文化产业的资源就很多。”程惠芳说,浙江可以凭借文化和传统制造业的优势,将文化产业与传统制造业有机结合起来,把文化因素融入到传统制造业中,从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据我了解,万事利集团提出的文化丝绸概念,搞文化丝绸,就很不错。”
  “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需要树立自己的文化品牌。”全国人大代表、杭州歌舞剧院院长崔巍认为,只要有拳头产品,有百姓需求,文化产业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支柱性产业,不过这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就像一个杯子,是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需要;但一个文化产品,今天未必每个人都需要。”
  崔巍告诉记者,杭州歌舞剧院自2010年推出“牵手”公益品牌以来,相继推出了“牵手杭城伴我成长”、“牵手杭城幸福进万家”系列演出活动,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崔巍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创新。“杭州是动漫之都,国际动漫节连续搞了几年。但是在动漫节10多天时间之外,市民去哪里欣赏动漫?为此我们于2011年4月推出了全国首个动漫剧场,现在一个星期上演两场,场场爆满,反响很好。”崔巍告诉记者,现在他们正针对“动漫剧场”这个项目,搞文化股份试点,让演员投资入股。
  不过,也有代表提出,在推动文化产业建设的同时,要注意摒弃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就强调,“文化要大发展不要大跃进”,“所谓大跃进,就是在发展文化产业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作风,这样不但违反了经济建设客观规律,也违反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文化产业要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许江对此非常赞同。“因为文化产业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它的产品是对人心灵的塑造,与社会风尚联系在一起的,尤其重要的是质量,是其文化品质。所以集约化非常重要,就是要强强联合,优势集聚,把专门的人才集聚在一起,打造文化创作上的上游品质。”许江说。
  程惠芳代表也表示,搞文化产业不能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因为文化是与精神相联系的,文化产业也要注意价值导向问题。“文化产业提供的是精神产品。如果一味地为了赚钱,去迎合社会低俗的文化需求,而不是引导,那将得不偿失。”
  “美国好莱坞电影业很发达,他们的电影,大都是弘扬善良、勇敢的世界观,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和振奋的精神。反观国内,屏幕上充斥了太多的低俗化节目,扭曲价值观,对年轻人的价值导向做出误导,因而生命力也不会太强。”程惠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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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建立促进新能源利用的机制,加强统筹规划、项目配套、政策引导,扩大国内需求,防止太阳能、风电设备制造能力的盲目扩张。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扩大技改专项资金规模,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汽车、钢铁、造船、水泥等行业为重点,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效益。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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