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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类电影通常在结尾处打破故事常规线路，与前期剧情发展大相径庭，让观众出乎意料，但细细品味，却又能在前期剧情中发现隐藏的伏笔，意外之余也感到在情理之中。这种充满矛盾对立、峰回路转的反转剧情在现代年轻人中很受欢迎，往往猜到开始却猜不中结局，令观众感到趣味横生，同时也被作者精妙的巧思所折服。
2021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你好，李焕英》正是在电影结尾处加入了反转情节，让整部电影立意得到了升华，上映23天，票房突破50亿元。同样，2021年春节档的另一部电影《唐人街探案3》依然延续了“唐人探案”系列，剧情也反转不断，悬疑与反转的结合，让电影剧情充满怪诞离奇，票房达到了45亿元。反转电影不仅在商业票房中表现出色，其叙事手法在电影艺术中也极具美学特征。本文试图从叙事手法的角度探索反转电影是如何精巧设置反转满足观众心理需求，以及品析反转电影背后所折射的艺术审美和价值传达。
一、电影中的反转叙事手法
反转类电影运用了反转的叙事手法，其电影结尾打破常规剧情走向，尤其在悬疑类电影中较为常见。反转的定义可以借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所谓‘复杂的行动’指通过‘发现’与‘突转’，或通过此二者而达到结局的行动，其中，‘突转’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向。”①亚里士多德认为“发现”和“突转”是电影敘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这里的“发现”和“突转”现在更多的指“反转”，是电影中一种常见的表达手法。反转电影的核心就是反转叙事手法，在叙述学理论里，单线叙事结构主要由情节、人物和环境三大要素组成。一般经典戏剧结构都是围绕情节来叙事的，这个过程伴随着人物形象、心理、命运的叙事线索。在反转电影中，通常让情节先发生转变，情节转变是反转的内因，情节从一个情境转变为相反的另一种情境。悉德·菲尔德在他的“三幕剧结构理论中”（1982）指出，电影结尾的目的并非问题的解决，而是象征整个故事走向终结的一个特殊场景或镜头[1]。而电影中的情节点（plot point）是推动情节发展、引导观众得出结论的重要线索，也是故事向观影者预期的相悖方向进行，从而发生转折的关键点。戏剧性的颠覆能够带来情节上的冲突，达到超乎预期、意外的剧情结果。在电影《你好，李焕英》中，贾晓玲穿越回20世纪80年代，和母亲李焕英成为闺蜜，希望通过回到过去，弥补从未让母亲高兴过的遗憾并改变母亲的命运。在穿越到过去后，贾晓玲确实让母亲高兴了，不仅帮助李焕英买到了全场第一台电视机，还让李焕英参加了排球赛并与厂长儿子相识，并撮合他们结婚。本以为剧情发展是朝着贾晓玲内心的想法方向发展，但在电影结尾前十几分钟，情节迎来了大反转，贾晓玲突然意识到李焕英年轻时还不会刺绣，原来母亲李焕英也跟着一起穿越回来了。贾晓玲认为是自己的不成材不成器以及经常闯祸导致母亲从未能高兴，但李焕英通过穿越回去的行动证明了她不后悔有这个女儿，她为有这个女儿骄傲，只希望女儿健康快乐。这样的转变推动了情节走向高潮，直接导致了电影结局的大反转，前期的欢乐搞笑与结尾处的悲伤煽情形成强烈反差，让观众内心为之一震。
其次是人物，人物命运的转变是反转的外因，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身份、命运也朝相反方向转变。当电影在结局处，即一个剧情闭环（当存在多重反转时涉及到多个剧情闭环;除此以外一部电影一般认为是一个剧情闭环）在所有情节点的推动下走向闭合时，剧情却并未顺应情节点的推导自然发展，而是对剧中个体本身或人物命运进行颠覆（表现为变成电影中矛盾冲突的对立面）。许多反转电影在人物形象个性的反转刻画上独具匠心。被称为反转电影先河的《控方证人》在结局前的10分钟里，剧情发生了多重反转。在庭审中，妻子克莉丝汀指控沃尔犯罪，让人误以为沃尔是无辜的，妻子是狠毒的。闭庭后，妻子对律师说出真相，为帮助沃尔脱罪，自己故意作伪证并泄露证据被揭发。这里的反转是妻子从毒妇变为痴情妻子。结尾处第三重反转，丈夫沃尔脱罪后与新情妇在一起，妻子绝望之下将沃尔刺死。在结尾的重重反转下，电影结束，每一次反转都在突破人物原本的形象个性，剧情层层抽丝剥茧下，原来克莉丝汀是受骗的却不乏刚毅果决的悲情女主角，而沃尔是狡黠又自私的杀人犯。人物性格命运的角色反差也直接将情节变得跌宕起伏。因此，反转是内因（情节）和外在表现（人物命运）共同作用下的结果。[2]
在电影反转叙事手法中，不仅仅要从情节各部分上找到衔接点，还要从语义上让各部分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这需要创作者颇具巧思，通过情节与语义的组织，制造反转点，让观众产生意外，挑战观众的心理预期和惯性思维，反其道而行之，增加电影的戏剧化程度。在影视创作中，传统的电影叙事，是将许多片段式的电影情节根据一定的逻辑顺序，组建成完整的声画形态，通过叙事手法、镜头语言等让观众对电影的理解顺应导演引导的方向，而反转结局的电影则具有让剧情跌宕起伏的特点。相比于其他叙事手法如直叙、倒叙，反转叙事手法在逻辑和构思严密上更具挑战性，同时也更具特色。在结构与细节铺垫上，亮点更多，更容易抓住观众的心理，反转导致的情绪起伏让观众身临其境，对主旨起到升华和发人深省的作用。因此，在评价反转叙事手法的成功与否时，就看电影在反转叙事过程中，是否抓住主题并赋予独特典型场景，将主旨完整表达出来。[3]
二、剧情反转背后的心理需求
电影的剧情反转就是通过制造意外在反转的那一刻颠覆观众的想象，突破观众的心理预期，刺激观众的感官和情绪，让观众获得深刻的体验并享受这种感觉。剧情反转打破观众的心理防线这一过程，可以用图式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进行解释。德国哲学大师康德最先提出图式概念①，后期心理学者们又将其应用到语言理解领域。在图式理论中，人们的知识和经验都是以图谱的方式存在于脑海中的，当遇到新的情境和事物时，就会通过已有的图式去理解。随着信息、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已有图式无法匹配这些信息时，就会建立新的图式。所有的图式在人脑中形成一个总体的大图式，图式中存在很多空位（slot），需要依据特定的情境信息来补充，而这些空位的填补需要通过激活已有的图式来实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于1956年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②，即人自身的因素本应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当外界的事物不可避免地将人暴露在不确定或与原先认知结构矛盾的因素下时，这些异化信息便会与原有信息产生不协调，带来心理上的紧张感。在反转电影中，结局的大反转就是利用图式理论中的空位信息差来制造认知冲突，从而让观众产生认知失调，意料之外的感觉。我们以电影《控方证人》为例来解释反转剧情对图式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的应用。在制造反转的过程中，第一步，先构建观众脑海中常规的剧情图式让观众能够顺着剧情推测出常规结局。编剧需要对观众的思维逻辑有一定评估，构建传统影视作品结构和背景常识下的剧情图式。《控方证人》中，先构建了一起案件审理，案件审理的起因、经过、结果按照逻辑搭建：沃尔被指控杀害了富豪弗伦奇太太，他找到威尔弗莱德爵士律师，表明自己是清白的，但苦于没有当晚不在场的证据。弗伦奇太太的遗嘱声明里写着留给沃尔8万英镑，这让沃尔“没有杀人动机”的理由很难被信服，唯一能证明沃尔不在场的只有沃尔的妻子克莉丝汀。然而嫌疑人妻子因关系的特殊是不能为嫌疑人作证的，证词无法作为辩方证明。剧初让沃尔以看似无辜清白的身份出现但无法脱罪，眼看就要成为冤大头被定罪，这里编剧给观众建立的图式是：沃尔是无辜的，其妻子克莉丝汀有隐情。第二步，随着情节推动，提供了更多新信息：沃尔的妻子克莉丝汀独自来律所拜访询问案件，言语神情仿佛暗示另有隐情，律师问她是否爱自己的丈夫，她回答沃尔是这么认为的，并在得知自己的证词分量不够后便悻悻离开。电影镜头里，克莉丝汀言辞神态看起来过于镇定，显然不爱她丈夫沃尔，让观众认为其不想帮助沃尔。在庭审现场，克莉丝汀作为控方证人指控其丈夫沃尔杀人的证据，并表示对沃尔除了感激并没有爱。但就在此时，律师突然接到一位神秘女士电话，说有证据帮沃尔脱罪，其丈夫与克莉丝汀曾有婚外情，他们往来的信件中曾提到要诬陷沃尔除掉两人之间的阻碍。这些信息正好与观众脑海中在剧初建立的认知图式相匹配：克莉丝汀果然是在陷害沃尔。已有图式被激活，新信息填进空位中，推测常规的显性图式：按照常规走向，剧情的线路是克莉丝汀被揭发作伪证，沃尔被无罪释放。第三步，电影可以用反常规的信息填补图式中的空位即制造隐性图式，让观众产生认知失调，制造不符合观众预期的结局：闭庭后，克莉丝汀对律师说出真相，原来她就是卖给律师证据的神秘女士，所谓的证据都是她编造的，而她一开始就想好了如何帮助沃尔脱罪，先作为控方证人指罪沃尔，再泄露铁证给律师让她的证词被推翻。真相是，沃尔确实杀害了弗伦奇太太，克莉丝汀法庭上的证词都是真的，沃尔恳请她帮他脱罪，而她不惜一切代价帮助丈夫脱罪，只因对丈夫的爱。这时观众恍然大悟：沃尔原来是杀人犯，妻子如此重情义。由于编剧将前期的显性图式植入了观众心里，后期的隐性图式暴露出来的时候就引起了观众的认知失调，让观众的预期落空，感到意外。 这种预期落空，心理防线被突破与认知上的冲击会带来观影者情绪变化，引发积极或消极的压力。情绪唤醒模型在观众观看到特殊电影时结局将具体表现为三个步骤，首先意料之外或难以理解的电影情节输入了携带压力的知觉，接着观影者在自身经验积累下的固有概念、期望被打破，最后当观众的认知与认知加工间不相吻合时，脑神经便唤醒了情绪，来应对与适应新的境遇。虽然往往压力会造成消极情绪，但依然可以借助积极的应对将其转化转换，包括对个体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的利益进行重新解释。电影中人物命运或人物设定的颠覆可以被看作是观影者理解上的压力，不论是正义者在电影最后表现出了反叛行为，抑或是被合理塑造的人物在结局处被证明另有其人的颠覆，这都是对观影者既有认知的冲突。情节点为观众构建出的完整人物形象与人物命运不再能够顺应合理的认知进行发展，失调感压迫着观众的神经。因此，当电影结局出现与观众预期的认知失调时，观众的情绪得以宣泄，压力得到释放，获得酣畅淋漓的体验感。这里，观影者更多的是被动下的情绪宣泄，另一方面，观众在走进影院时就做好了接受所有由导演主导的剧情走向的准备，认可了所有由制作人选择呈现的影像。这里，观众并非只有被动接受，他们通过以往的文化经验来选择自己在不同电影中想要的定位。对于内心压力大的观众或一些年轻人，更偏爱看反转剧情，他们在观影前就做好了“破题”的心理准备，通过细节捕捉去揣测真正结局。麦茨认为，电影的本质在于满足观众的欲望，因而影片的结构应当间接地反映无意识欲望的结构。一部好的反转电影里的前期悬念和细节铺垫都会增加观众破题的难度，但又能在反转瞬间让观众整合好零碎线索实现心理闭环，去满足观众潜藏的深层欲望。因此，正如麦茨所说，影视艺术的获取介于被动赋予与主动选择之间，这样的“异质同构”指的是观影者怀揣主体独具的思维图式去同构导演的角色情境，并获得两者交融下的独特观影体验。剧情的反转也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内在心理需求。[4]
三、反转叙事的美学体现
反转电影能够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持续关注度，满足观众的内在心理需求，获得电影市场的积极反馈，这得益于反转叙事手法的美学特征，越来越多的编剧也会运用反转叙事的手法在电影中加入反转剧情，让电影的层次更丰富，卖点更有吸引力。反转叙事手法在以下三个方面皆体现了艺术审美：
（一）虚幻与现实的碰撞
前文提到，反转剧运用了图式理论，构建了显性图式和隐性图式，一明一暗两条线贯穿整部电影，这两条线往往融合了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虚与实交相融合。在电影《你好，李焕英》中，时空交错，现代的现实与过去的虚幻相结合，镜头先是由实转虚，母亲李焕英突发意外车祸，贾晓玲在病床前意外穿越到母亲李焕英的过去，为了让母亲高兴，贾晓玲决定帮助母亲改变人生轨迹，让她过得幸福。在这段穿越中贾晓玲帮助母亲买了电视机、打了排球赛、与沈光林相亲，贾晓玲一直在极力想让母亲获得所谓的幸福。然而，在穿越的后半段，贾晓玲意识到母亲李焕英也是穿越回来的。镜头从虚转到实，现实中，这场穿越是李焕英弥留之际营造出的一个梦境。从人物的情感来看，贾晓玲以为因为自己的不优秀导致母亲不满意，这是虚;而李焕英通过梦境告诉她，她的人生很幸福，只希望女儿健康快乐，这是实。整个梦境是虚幻的，人物的情感是真實的，贾晓玲的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也随着情节产生碰撞。创作者通过虚与时的结合让观众在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的故事脉络中体会到母亲李焕英对女儿贾晓玲深沉的爱。在电影《无双》中也存在两条线，电影前期从李问视角以回忆的方式展开，讲述自己是个落魄画家，曾与阮文相爱，但怀才不遇，两人渐行渐远。在“画家”的诱骗下，李问答应加入“画家”的假钞团队，并经历了杀人、抢劫、内讧的过程。在电影后期反转中，影片揭示了真相，李问是罪犯，他的叙述都是虚假编造的，“画家”是虚构的，来保释李问的阮文是假阮文，实际上是整容后的秀清。在人物情感上，“画家”其实就是李问自己的影子，他渴望赚钱，渴望与阮文相爱但又不择手段，他陈述中的女友阮文是他臆想出来的，实际上阮文是他暗恋的邻居，他希望阮文青睐他并与他相爱。这些叙述都是虚幻的，但是李问内心所真正向往和追求的，他在理想自我和真实自我中挣扎，将秀清整容成阮文模样作为阮文替代品，试图从虚构出来的情境里满足真实的情感诉求。虚实真假的叠加下，告诉观众“无双”本意，真相只有一个，“画家”就是李问自己，虚实无法共存。
（二）细节交织的首尾呼应
出色的反转剧情是在隐性图式的逻辑下同时又具备显性图式的一些信息点，是让观众在反转的那一刻恍然大悟，回忆起电影前期的剧情感到有迹可循的，毫无逻辑和细节铺垫的反转是空洞生硬的，无法带给观众完整的体验。因此，在电影前期中，创作者要提前设置细节线索，精心布局，为结尾的反转埋下伏笔。例如在《你好，李焕英》中，电影刚开始时贾晓玲自述自己从小就是个胖娃娃还很淘气，衣服总是搞得脏兮兮的，裤子膝盖也经常破洞，母亲李焕英为此学会了缝补衣服和刺绣，每次都在裤子破洞处缝上卡通狗仔图案。这一细节的刻画为结尾处设置反转埋下了伏笔。电影《无双》中，镜头重点展示了李问回忆的一幅画作《骑士、死神与魔鬼》，在画的中间是身披铠甲的骑士，骑士前方是凶狠的死神，后方是举着长柄的魔鬼，但骑士无所畏惧，所向披靡坚定地向前进。这幅画暗示了李问内心的理想就是像这个骑士一样，成为主角，一往无前。李问在被警察抓捕前就编造好了故事，他临摹这幅画作，复刻着自己的理想原型。这个细节暗示着他其实是在复刻自己想象中“画家”的人生，而他叙述中与“画家”的冲突，是他在真我和理想的假我之间的挣扎，为结尾处揭晓他就是“画家”本身奠定了铺垫。在电影《调音师》中，影片开头出现的几次“兔子”更是暗含象征意义，让整部影片首尾呼应。开场，农夫在追打一只兔子，这只兔子隐喻男主人公的命运，男主人公与兔子一样一只眼瞎一只看得见，农夫追打兔子，兔子拼命逃亡就是男主人公被西米和警察追杀的缩影，兔子脱险却撞上汽车暗示他逃过追杀却又落入另一个险境，兔子最后意外幸存并复明，也暗示他眼睛恢复。结尾处男主人公用兔头拐杖精准打飞易拉罐这个细节充分说明了他眼睛不盲了，当影片结束时，再次以“兔子”隐喻男主人公命运，形成封闭完整的叙事结构。[5]前期的细节伏笔，都在剧情反转后串联成一个完整的线索，解释了剧情的合理性，构建了观众的心理闭环，使观众对故事的完整性需求得到心理补偿。 （三）由浅入深的价值传达
反转电影通常在结尾反转处揭示真相，使主题得到渲染和升华。在反转前的剧情里，刻意埋下的伏笔和镜头特写都会引发观众的遐想和思考，这也为影片结尾反转的价值传达预设了铺垫。在电影《你好，李焕英》中，穿越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李焕英回复了几次贾晓玲都是“我高兴啊”“我的女儿健康快乐就好”，这些细节向观众传达了一个浅层表意：母亲对孩子的爱。在结尾反转处，李焕英是穿越回来的，她知道贾晓玲是想让她高兴，但是坚持选择与贾文田结婚，选择不抹去女儿贾晓玲的存在，表明自己不想改变原本的命运轨迹，她的内心是幸福的。电影的主旨在这里得到了升华，更深层次地传达了母爱的伟大：即使孩子没有长成父母期待的样子，但母亲最大的心愿是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影片最后的闪回，揭示了影片外的现实，折射出的是导演贾玲和母亲的人生，借助影片，贾玲认可了母亲李焕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也从母亲的选择中看到自己被母亲的认可。这也传达给观众一个启发：父母与孩子对幸福快乐的定义不同，贾晓玲认为母亲不幸福，但母亲不这么认为。钟大丰提到电影映射现实是通过隐喻的情感唤醒和宣泄实现的，并使人们的现实经验在享乐型消费中得到代偿[6]。反转剧情虽然很多是非写实主义的，但却唤醒了人们的现实情感和现实联想，从而形成共鸣。在《调音师》中，多重反转设计引发了观众不断思考，层层剖析人性的善恶真假。阿卡什是善还是恶？他的装盲、真盲、心盲，都表明他是一个伪装者，只顾自己利益;但他惨遭西米毒手致盲、被女友抛弃、被警察追杀、器官被卖掉，却依然劝说医生放过西米。人性的复杂、是非善恶的对立统一在剧中人物角色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的多个反转镜头唤醒了观众情绪和思考，将“善恶终有报”的价值观随反转情节深深植入观众脑海，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艺术审美意蕴。
结语
反转类电影在结尾的反轉上总能给观众带来意外和惊讶，本质上是通过构建一个显性图式激活人们已有的知识图式填补相关信息，去联想推测剧情的发展走向，同时又嵌套一个隐性图式，有意偏离情节的常规走向，从另一个逻辑层面补充相关信息填补知识图式，制造与观众预期不符的结尾。这种矛盾对立的反常规结局引起了观众的认知失调，让观众在反转处惊讶不已后又豁然醒悟，正所谓“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种认知上的颠覆和冲击也唤醒了观众的情绪调节，使观众的情绪得到宣泄，压力得到释放。而这种“套中套”的反转叙事手法也蕴含着美学特征，情节的虚实相映、暗藏玄机的细节伏笔、反转揭示出的人性真实与价值传达，这些在反转的手法下，得到了精心的编排，观众在层层叠叠的反转下更能捕捉到电影的细节刻画，深刻领悟到电影的主旨意义，这是反转结尾对于电影的点睛之笔。
参考文献：
[1]康尔.悉德·菲尔德剧情片叙事理论评析[ J ].艺术百家，2014，30（05）：42-46.
[2]刘洁，韩红梅.意外是如何形成的？——反转手法在单线叙事电视短剧中的应用分析[ J ].电影评介，2010（13）：22-25.
[3]刘晓希.电影叙事伦理：理论、实践与意义[ J ].电影艺术，2019（03）：82-87.
[4][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1）：110.
[5]李明娟，徐玉梅.印度电影《调音师》中“盲”的隐喻叙事解码[ J ].电影评介，2020（02）：44-47.
[6]钟大丰.类型电影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折射现实[ J ].当代电影，2020（01）：4-8.
2021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你好，李焕英》正是在电影结尾处加入了反转情节，让整部电影立意得到了升华，上映23天，票房突破50亿元。同样，2021年春节档的另一部电影《唐人街探案3》依然延续了“唐人探案”系列，剧情也反转不断，悬疑与反转的结合，让电影剧情充满怪诞离奇，票房达到了45亿元。反转电影不仅在商业票房中表现出色，其叙事手法在电影艺术中也极具美学特征。本文试图从叙事手法的角度探索反转电影是如何精巧设置反转满足观众心理需求，以及品析反转电影背后所折射的艺术审美和价值传达。
一、电影中的反转叙事手法
反转类电影运用了反转的叙事手法，其电影结尾打破常规剧情走向，尤其在悬疑类电影中较为常见。反转的定义可以借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所谓‘复杂的行动’指通过‘发现’与‘突转’，或通过此二者而达到结局的行动，其中，‘突转’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向。”①亚里士多德认为“发现”和“突转”是电影敘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这里的“发现”和“突转”现在更多的指“反转”，是电影中一种常见的表达手法。反转电影的核心就是反转叙事手法，在叙述学理论里，单线叙事结构主要由情节、人物和环境三大要素组成。一般经典戏剧结构都是围绕情节来叙事的，这个过程伴随着人物形象、心理、命运的叙事线索。在反转电影中，通常让情节先发生转变，情节转变是反转的内因，情节从一个情境转变为相反的另一种情境。悉德·菲尔德在他的“三幕剧结构理论中”（1982）指出，电影结尾的目的并非问题的解决，而是象征整个故事走向终结的一个特殊场景或镜头[1]。而电影中的情节点（plot point）是推动情节发展、引导观众得出结论的重要线索，也是故事向观影者预期的相悖方向进行，从而发生转折的关键点。戏剧性的颠覆能够带来情节上的冲突，达到超乎预期、意外的剧情结果。在电影《你好，李焕英》中，贾晓玲穿越回20世纪80年代，和母亲李焕英成为闺蜜，希望通过回到过去，弥补从未让母亲高兴过的遗憾并改变母亲的命运。在穿越到过去后，贾晓玲确实让母亲高兴了，不仅帮助李焕英买到了全场第一台电视机，还让李焕英参加了排球赛并与厂长儿子相识，并撮合他们结婚。本以为剧情发展是朝着贾晓玲内心的想法方向发展，但在电影结尾前十几分钟，情节迎来了大反转，贾晓玲突然意识到李焕英年轻时还不会刺绣，原来母亲李焕英也跟着一起穿越回来了。贾晓玲认为是自己的不成材不成器以及经常闯祸导致母亲从未能高兴，但李焕英通过穿越回去的行动证明了她不后悔有这个女儿，她为有这个女儿骄傲，只希望女儿健康快乐。这样的转变推动了情节走向高潮，直接导致了电影结局的大反转，前期的欢乐搞笑与结尾处的悲伤煽情形成强烈反差，让观众内心为之一震。
其次是人物，人物命运的转变是反转的外因，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身份、命运也朝相反方向转变。当电影在结局处，即一个剧情闭环（当存在多重反转时涉及到多个剧情闭环;除此以外一部电影一般认为是一个剧情闭环）在所有情节点的推动下走向闭合时，剧情却并未顺应情节点的推导自然发展，而是对剧中个体本身或人物命运进行颠覆（表现为变成电影中矛盾冲突的对立面）。许多反转电影在人物形象个性的反转刻画上独具匠心。被称为反转电影先河的《控方证人》在结局前的10分钟里，剧情发生了多重反转。在庭审中，妻子克莉丝汀指控沃尔犯罪，让人误以为沃尔是无辜的，妻子是狠毒的。闭庭后，妻子对律师说出真相，为帮助沃尔脱罪，自己故意作伪证并泄露证据被揭发。这里的反转是妻子从毒妇变为痴情妻子。结尾处第三重反转，丈夫沃尔脱罪后与新情妇在一起，妻子绝望之下将沃尔刺死。在结尾的重重反转下，电影结束，每一次反转都在突破人物原本的形象个性，剧情层层抽丝剥茧下，原来克莉丝汀是受骗的却不乏刚毅果决的悲情女主角，而沃尔是狡黠又自私的杀人犯。人物性格命运的角色反差也直接将情节变得跌宕起伏。因此，反转是内因（情节）和外在表现（人物命运）共同作用下的结果。[2]
在电影反转叙事手法中，不仅仅要从情节各部分上找到衔接点，还要从语义上让各部分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这需要创作者颇具巧思，通过情节与语义的组织，制造反转点，让观众产生意外，挑战观众的心理预期和惯性思维，反其道而行之，增加电影的戏剧化程度。在影视创作中，传统的电影叙事，是将许多片段式的电影情节根据一定的逻辑顺序，组建成完整的声画形态，通过叙事手法、镜头语言等让观众对电影的理解顺应导演引导的方向，而反转结局的电影则具有让剧情跌宕起伏的特点。相比于其他叙事手法如直叙、倒叙，反转叙事手法在逻辑和构思严密上更具挑战性，同时也更具特色。在结构与细节铺垫上，亮点更多，更容易抓住观众的心理，反转导致的情绪起伏让观众身临其境，对主旨起到升华和发人深省的作用。因此，在评价反转叙事手法的成功与否时，就看电影在反转叙事过程中，是否抓住主题并赋予独特典型场景，将主旨完整表达出来。[3]
二、剧情反转背后的心理需求
电影的剧情反转就是通过制造意外在反转的那一刻颠覆观众的想象，突破观众的心理预期，刺激观众的感官和情绪，让观众获得深刻的体验并享受这种感觉。剧情反转打破观众的心理防线这一过程，可以用图式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进行解释。德国哲学大师康德最先提出图式概念①，后期心理学者们又将其应用到语言理解领域。在图式理论中，人们的知识和经验都是以图谱的方式存在于脑海中的，当遇到新的情境和事物时，就会通过已有的图式去理解。随着信息、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已有图式无法匹配这些信息时，就会建立新的图式。所有的图式在人脑中形成一个总体的大图式，图式中存在很多空位（slot），需要依据特定的情境信息来补充，而这些空位的填补需要通过激活已有的图式来实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于1956年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②，即人自身的因素本应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当外界的事物不可避免地将人暴露在不确定或与原先认知结构矛盾的因素下时，这些异化信息便会与原有信息产生不协调，带来心理上的紧张感。在反转电影中，结局的大反转就是利用图式理论中的空位信息差来制造认知冲突，从而让观众产生认知失调，意料之外的感觉。我们以电影《控方证人》为例来解释反转剧情对图式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的应用。在制造反转的过程中，第一步，先构建观众脑海中常规的剧情图式让观众能够顺着剧情推测出常规结局。编剧需要对观众的思维逻辑有一定评估，构建传统影视作品结构和背景常识下的剧情图式。《控方证人》中，先构建了一起案件审理，案件审理的起因、经过、结果按照逻辑搭建：沃尔被指控杀害了富豪弗伦奇太太，他找到威尔弗莱德爵士律师，表明自己是清白的，但苦于没有当晚不在场的证据。弗伦奇太太的遗嘱声明里写着留给沃尔8万英镑，这让沃尔“没有杀人动机”的理由很难被信服，唯一能证明沃尔不在场的只有沃尔的妻子克莉丝汀。然而嫌疑人妻子因关系的特殊是不能为嫌疑人作证的，证词无法作为辩方证明。剧初让沃尔以看似无辜清白的身份出现但无法脱罪，眼看就要成为冤大头被定罪，这里编剧给观众建立的图式是：沃尔是无辜的，其妻子克莉丝汀有隐情。第二步，随着情节推动，提供了更多新信息：沃尔的妻子克莉丝汀独自来律所拜访询问案件，言语神情仿佛暗示另有隐情，律师问她是否爱自己的丈夫，她回答沃尔是这么认为的，并在得知自己的证词分量不够后便悻悻离开。电影镜头里，克莉丝汀言辞神态看起来过于镇定，显然不爱她丈夫沃尔，让观众认为其不想帮助沃尔。在庭审现场，克莉丝汀作为控方证人指控其丈夫沃尔杀人的证据，并表示对沃尔除了感激并没有爱。但就在此时，律师突然接到一位神秘女士电话，说有证据帮沃尔脱罪，其丈夫与克莉丝汀曾有婚外情，他们往来的信件中曾提到要诬陷沃尔除掉两人之间的阻碍。这些信息正好与观众脑海中在剧初建立的认知图式相匹配：克莉丝汀果然是在陷害沃尔。已有图式被激活，新信息填进空位中，推测常规的显性图式：按照常规走向，剧情的线路是克莉丝汀被揭发作伪证，沃尔被无罪释放。第三步，电影可以用反常规的信息填补图式中的空位即制造隐性图式，让观众产生认知失调，制造不符合观众预期的结局：闭庭后，克莉丝汀对律师说出真相，原来她就是卖给律师证据的神秘女士，所谓的证据都是她编造的，而她一开始就想好了如何帮助沃尔脱罪，先作为控方证人指罪沃尔，再泄露铁证给律师让她的证词被推翻。真相是，沃尔确实杀害了弗伦奇太太，克莉丝汀法庭上的证词都是真的，沃尔恳请她帮他脱罪，而她不惜一切代价帮助丈夫脱罪，只因对丈夫的爱。这时观众恍然大悟：沃尔原来是杀人犯，妻子如此重情义。由于编剧将前期的显性图式植入了观众心里，后期的隐性图式暴露出来的时候就引起了观众的认知失调，让观众的预期落空，感到意外。 这种预期落空，心理防线被突破与认知上的冲击会带来观影者情绪变化，引发积极或消极的压力。情绪唤醒模型在观众观看到特殊电影时结局将具体表现为三个步骤，首先意料之外或难以理解的电影情节输入了携带压力的知觉，接着观影者在自身经验积累下的固有概念、期望被打破，最后当观众的认知与认知加工间不相吻合时，脑神经便唤醒了情绪，来应对与适应新的境遇。虽然往往压力会造成消极情绪，但依然可以借助积极的应对将其转化转换，包括对个体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的利益进行重新解释。电影中人物命运或人物设定的颠覆可以被看作是观影者理解上的压力，不论是正义者在电影最后表现出了反叛行为，抑或是被合理塑造的人物在结局处被证明另有其人的颠覆，这都是对观影者既有认知的冲突。情节点为观众构建出的完整人物形象与人物命运不再能够顺应合理的认知进行发展，失调感压迫着观众的神经。因此，当电影结局出现与观众预期的认知失调时，观众的情绪得以宣泄，压力得到释放，获得酣畅淋漓的体验感。这里，观影者更多的是被动下的情绪宣泄，另一方面，观众在走进影院时就做好了接受所有由导演主导的剧情走向的准备，认可了所有由制作人选择呈现的影像。这里，观众并非只有被动接受，他们通过以往的文化经验来选择自己在不同电影中想要的定位。对于内心压力大的观众或一些年轻人，更偏爱看反转剧情，他们在观影前就做好了“破题”的心理准备，通过细节捕捉去揣测真正结局。麦茨认为，电影的本质在于满足观众的欲望，因而影片的结构应当间接地反映无意识欲望的结构。一部好的反转电影里的前期悬念和细节铺垫都会增加观众破题的难度，但又能在反转瞬间让观众整合好零碎线索实现心理闭环，去满足观众潜藏的深层欲望。因此，正如麦茨所说，影视艺术的获取介于被动赋予与主动选择之间，这样的“异质同构”指的是观影者怀揣主体独具的思维图式去同构导演的角色情境，并获得两者交融下的独特观影体验。剧情的反转也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内在心理需求。[4]
三、反转叙事的美学体现
反转电影能够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持续关注度，满足观众的内在心理需求，获得电影市场的积极反馈，这得益于反转叙事手法的美学特征，越来越多的编剧也会运用反转叙事的手法在电影中加入反转剧情，让电影的层次更丰富，卖点更有吸引力。反转叙事手法在以下三个方面皆体现了艺术审美：
（一）虚幻与现实的碰撞
前文提到，反转剧运用了图式理论，构建了显性图式和隐性图式，一明一暗两条线贯穿整部电影，这两条线往往融合了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虚与实交相融合。在电影《你好，李焕英》中，时空交错，现代的现实与过去的虚幻相结合，镜头先是由实转虚，母亲李焕英突发意外车祸，贾晓玲在病床前意外穿越到母亲李焕英的过去，为了让母亲高兴，贾晓玲决定帮助母亲改变人生轨迹，让她过得幸福。在这段穿越中贾晓玲帮助母亲买了电视机、打了排球赛、与沈光林相亲，贾晓玲一直在极力想让母亲获得所谓的幸福。然而，在穿越的后半段，贾晓玲意识到母亲李焕英也是穿越回来的。镜头从虚转到实，现实中，这场穿越是李焕英弥留之际营造出的一个梦境。从人物的情感来看，贾晓玲以为因为自己的不优秀导致母亲不满意，这是虚;而李焕英通过梦境告诉她，她的人生很幸福，只希望女儿健康快乐，这是实。整个梦境是虚幻的，人物的情感是真實的，贾晓玲的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也随着情节产生碰撞。创作者通过虚与时的结合让观众在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的故事脉络中体会到母亲李焕英对女儿贾晓玲深沉的爱。在电影《无双》中也存在两条线，电影前期从李问视角以回忆的方式展开，讲述自己是个落魄画家，曾与阮文相爱，但怀才不遇，两人渐行渐远。在“画家”的诱骗下，李问答应加入“画家”的假钞团队，并经历了杀人、抢劫、内讧的过程。在电影后期反转中，影片揭示了真相，李问是罪犯，他的叙述都是虚假编造的，“画家”是虚构的，来保释李问的阮文是假阮文，实际上是整容后的秀清。在人物情感上，“画家”其实就是李问自己的影子，他渴望赚钱，渴望与阮文相爱但又不择手段，他陈述中的女友阮文是他臆想出来的，实际上阮文是他暗恋的邻居，他希望阮文青睐他并与他相爱。这些叙述都是虚幻的，但是李问内心所真正向往和追求的，他在理想自我和真实自我中挣扎，将秀清整容成阮文模样作为阮文替代品，试图从虚构出来的情境里满足真实的情感诉求。虚实真假的叠加下，告诉观众“无双”本意，真相只有一个，“画家”就是李问自己，虚实无法共存。
（二）细节交织的首尾呼应
出色的反转剧情是在隐性图式的逻辑下同时又具备显性图式的一些信息点，是让观众在反转的那一刻恍然大悟，回忆起电影前期的剧情感到有迹可循的，毫无逻辑和细节铺垫的反转是空洞生硬的，无法带给观众完整的体验。因此，在电影前期中，创作者要提前设置细节线索，精心布局，为结尾的反转埋下伏笔。例如在《你好，李焕英》中，电影刚开始时贾晓玲自述自己从小就是个胖娃娃还很淘气，衣服总是搞得脏兮兮的，裤子膝盖也经常破洞，母亲李焕英为此学会了缝补衣服和刺绣，每次都在裤子破洞处缝上卡通狗仔图案。这一细节的刻画为结尾处设置反转埋下了伏笔。电影《无双》中，镜头重点展示了李问回忆的一幅画作《骑士、死神与魔鬼》，在画的中间是身披铠甲的骑士，骑士前方是凶狠的死神，后方是举着长柄的魔鬼，但骑士无所畏惧，所向披靡坚定地向前进。这幅画暗示了李问内心的理想就是像这个骑士一样，成为主角，一往无前。李问在被警察抓捕前就编造好了故事，他临摹这幅画作，复刻着自己的理想原型。这个细节暗示着他其实是在复刻自己想象中“画家”的人生，而他叙述中与“画家”的冲突，是他在真我和理想的假我之间的挣扎，为结尾处揭晓他就是“画家”本身奠定了铺垫。在电影《调音师》中，影片开头出现的几次“兔子”更是暗含象征意义，让整部影片首尾呼应。开场，农夫在追打一只兔子，这只兔子隐喻男主人公的命运，男主人公与兔子一样一只眼瞎一只看得见，农夫追打兔子，兔子拼命逃亡就是男主人公被西米和警察追杀的缩影，兔子脱险却撞上汽车暗示他逃过追杀却又落入另一个险境，兔子最后意外幸存并复明，也暗示他眼睛恢复。结尾处男主人公用兔头拐杖精准打飞易拉罐这个细节充分说明了他眼睛不盲了，当影片结束时，再次以“兔子”隐喻男主人公命运，形成封闭完整的叙事结构。[5]前期的细节伏笔，都在剧情反转后串联成一个完整的线索，解释了剧情的合理性，构建了观众的心理闭环，使观众对故事的完整性需求得到心理补偿。 （三）由浅入深的价值传达
反转电影通常在结尾反转处揭示真相，使主题得到渲染和升华。在反转前的剧情里，刻意埋下的伏笔和镜头特写都会引发观众的遐想和思考，这也为影片结尾反转的价值传达预设了铺垫。在电影《你好，李焕英》中，穿越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李焕英回复了几次贾晓玲都是“我高兴啊”“我的女儿健康快乐就好”，这些细节向观众传达了一个浅层表意：母亲对孩子的爱。在结尾反转处，李焕英是穿越回来的，她知道贾晓玲是想让她高兴，但是坚持选择与贾文田结婚，选择不抹去女儿贾晓玲的存在，表明自己不想改变原本的命运轨迹，她的内心是幸福的。电影的主旨在这里得到了升华，更深层次地传达了母爱的伟大：即使孩子没有长成父母期待的样子，但母亲最大的心愿是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影片最后的闪回，揭示了影片外的现实，折射出的是导演贾玲和母亲的人生，借助影片，贾玲认可了母亲李焕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也从母亲的选择中看到自己被母亲的认可。这也传达给观众一个启发：父母与孩子对幸福快乐的定义不同，贾晓玲认为母亲不幸福，但母亲不这么认为。钟大丰提到电影映射现实是通过隐喻的情感唤醒和宣泄实现的，并使人们的现实经验在享乐型消费中得到代偿[6]。反转剧情虽然很多是非写实主义的，但却唤醒了人们的现实情感和现实联想，从而形成共鸣。在《调音师》中，多重反转设计引发了观众不断思考，层层剖析人性的善恶真假。阿卡什是善还是恶？他的装盲、真盲、心盲，都表明他是一个伪装者，只顾自己利益;但他惨遭西米毒手致盲、被女友抛弃、被警察追杀、器官被卖掉，却依然劝说医生放过西米。人性的复杂、是非善恶的对立统一在剧中人物角色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的多个反转镜头唤醒了观众情绪和思考，将“善恶终有报”的价值观随反转情节深深植入观众脑海，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艺术审美意蕴。
结语
反转类电影在结尾的反轉上总能给观众带来意外和惊讶，本质上是通过构建一个显性图式激活人们已有的知识图式填补相关信息，去联想推测剧情的发展走向，同时又嵌套一个隐性图式，有意偏离情节的常规走向，从另一个逻辑层面补充相关信息填补知识图式，制造与观众预期不符的结尾。这种矛盾对立的反常规结局引起了观众的认知失调，让观众在反转处惊讶不已后又豁然醒悟，正所谓“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种认知上的颠覆和冲击也唤醒了观众的情绪调节，使观众的情绪得到宣泄，压力得到释放。而这种“套中套”的反转叙事手法也蕴含着美学特征，情节的虚实相映、暗藏玄机的细节伏笔、反转揭示出的人性真实与价值传达，这些在反转的手法下，得到了精心的编排，观众在层层叠叠的反转下更能捕捉到电影的细节刻画，深刻领悟到电影的主旨意义，这是反转结尾对于电影的点睛之笔。
参考文献：
[1]康尔.悉德·菲尔德剧情片叙事理论评析[ J ].艺术百家，2014，30（05）：42-46.
[2]刘洁，韩红梅.意外是如何形成的？——反转手法在单线叙事电视短剧中的应用分析[ J ].电影评介，2010（13）：22-25.
[3]刘晓希.电影叙事伦理：理论、实践与意义[ J ].电影艺术，2019（03）：82-87.
[4][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1）：110.
[5]李明娟，徐玉梅.印度电影《调音师》中“盲”的隐喻叙事解码[ J ].电影评介，2020（02）：44-47.
[6]钟大丰.类型电影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折射现实[ J ].当代电影，2020（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