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键旁的“听风者”:心中微光把梦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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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传奇故事。
  出生仅3个月,陈燕因先天性白内障被姥姥接回家抚养;4岁时,她练就了超常的听觉,能通过声波反射来辨别物体和方向,行动与常人无异;21岁,她考过钢琴10级,并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盲人钢琴调律师;35岁时,她学会游泳,考取了深水游泳证;36岁时,她学会开卡丁车,并且跆拳道晋升到黄带;37岁时,她创办了北京陈燕钢琴启智教育中心和国内第一家钢琴调律网,成为第一个被选入世界杰出华人协会会员的中国盲人。她让世界见证了这个中国女子的奇迹——
  姥姥的爱。为我拨开夜的黑幕
  1973年10月我生于河北容城。三个月大时,因为眼睛里有一个白点,父母把我带到县人民医院检查。“这孩子先天性白内障,手术后视力也达不到0.1,最终会失明!”消息如晴天霹雳,父母决定再生一胎。善良的姥姥不忍心把尚在襁褓中的我遗弃,将我接到北京的家中。
  到八个月时,姥姥带我去同仁医院做手术。术后,右眼全盲,左眼的视力恢复到了0.02,只能依稀分辨颜色和物体的形状,一个美丽而朦胧的世界呈现在我眼前,像一幅云雾迷蒙的国画。但我并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朦胧的世界也将消失,让我坠入最深的黑暗。
  因为这个必然会到来的结果,从我蹒跚学步开始,姥姥就挖空心思,想出许多“残忍”的办法开发我的听觉和触觉。她要让我学会一项“特异功能”——通过声波反射来辨别物体和方向。
  “当前面有障碍物移动时,是会有声音反射过来的,你要仔细听声音的变化。”3岁的我不能完全领会姥姥的话,但随着一次次的练习,我撞到墙上、门上、树上、电线杆上,“血的代价”让我学会了听来自不同物体的反射声了。当我走路不会再撞到物体时,姥姥又琢磨出了新“手段”:她把硬币等各种东西丢到地上,不许我在地上摸,要一次性从地上拾起。还把一分、二分、五分硬币分别丢到地上,让我直接说出是几分钱……每天上百遍的枯燥训练容不得我有半点讨价还价,直到我能准确无误地判断掉到地上的各种东西。
  伴着疼痛的记忆,5岁时我可以凭借听觉在屋里屋外自由活动了。
  姥姥开始训练我一个人出远门,她常常让我独自坐几站去某个站台等她……那时的我觉得姥姥是无情的,我怎么知道,其实每次我走到哪里,姥姥都远远地跟在我身后。她只是用这种残酷的方式让我明白:她不可能陪我一辈子,我得靠自己的能力把生活过好。
  10岁时,我眼中的世界彻底暗了下来,但我已经不再害怕和心慌,因为此时的我已经可以完全自理。出门时,陌生人根本无法从日常行为发现我是盲人了。小小的虚荣心让我从来不戴墨镜,不拿盲杖,昂首挺胸地走在马路上,为自己的这份独立偷偷地骄傲着。
  但没想到对全盲的我来说,这样的独立却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12岁那年,我从新闻中听到在北京定慧寺有个盲人学校。此前由于正常学校一直拒收我,姥姥一直在家教我识字。姥姥帮我查了地图,告诉我坐几路车能到。“这么远姥姥也放心我一个人去吗?”我试着说出自己的担忧,但姥姥还是像往常一样说:“你的事必须自己去。”
  我委屈地出门了。上午9点出发,直到下午3点多钟才找到盲校。教导处老师诧异地说:“这是盲校。”我说:“我看不见呀!”她不相信地说:“你看不见怎么一个人来的?”无论我怎么解释,她都觉得我是和她闹着玩的,把我赶出盲校。
  为什么我连上学的权利都没有?我不服气,我听广播中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席是邓朴方。我问姥姥:“邓叔叔能帮我上盲校吗?”姥姥又像上次一样说:“你去试试。”
  我按照姥姥说的地方找到了基金会。工作人员听我介绍完,当即给盲校写了封信,然后对我说:今年报名已经结束了,你明年肯定能去。
  我能读书了!那个晚上我兴奋得彻夜难眠。
  1986年9月,我如愿以偿地跨进了盲校的大门。
  我直接选择了从三年级开始读。这对于只学过一些基本汉字的我来说,难度可想而知。我只得笨鸟先飞,甚至把上厕所的时间都用在了温习功课上。到第二学期,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当上了学习委员。到1991年毕业时,我用五年时间读完了原本九年义务教育的所有课程。
  那个晚上,姥姥对我说:“你马上就要过十八岁生日了,你要永远记得,虽然你和别人不同,但你要和别人一样活得精彩。”我听懂了姥姥的话,用力点点头。
  心中有光,永远不说放弃
  临近毕业时,很多同学都开始为生计做准备,不少人开始学习盲人按摩技术,我却迷茫了,难道我也像他们一样去学习按摩吗?
  在盲校,我更喜欢音乐,在校5年时间,我学了好几种乐器:手风琴在全校乐器大赛中获得过二等奖;在美国大使馆演出过拉二胡;钢琴也考过了九级……我特别钟情钢琴,第一次从校园的琴房走过时,是一个午后,金色的琴音仿佛在温暖的阳光里、在我青春的心事里流淌,那种辉煌和伤感第一时间击中了我。
  正在这时,我惊喜地得知中国残联把在欧美地区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盲人钢琴调律引进中国。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条路。不管有多难,我都决定走一走。
  但第一次接触钢琴时,我再次被震撼了。钢琴竟然有8000多个零件!人只有206块骨头和600多个穴位,它的结构怎么可以比人的穴位还复杂呢?!
  调琴的基础课是工艺课,要用刨子把木头刨平,用钻子在木头上打眼,把螺丝拧进木头里,把钉子垂直钉进木头里还不能歪。由于完全靠感觉,我经常把锤子砸到手上、把螺丝刀扎到手上,手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我为当初的选择后悔了。一天,老师叮嘱我们钢琴里要放樟脑,我就吐出嘴里的泡泡糖,捏成一个白虫子放在键盘上,对老师说钢琴里有个大虫子。老师也是盲人,她站在琴边急了,很怕虫子的她一边将手伸向“虫子”一边说:“如果虫子爬进钢琴,会把钢琴咬坏了。”老师对钢琴如此珍惜的态度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明白:对于黑暗者而言,这样的机会是如此珍贵,我应该加倍珍惜。   调琴是一项技术活。我买来教授钢琴调律的书,求别人帮我念,再用录音机录下来。但书中的图形没法解说,我就通过拐弯抹角的关系把钢琴厂的一位老师傅请到家里,请他指导。可当他得知我是盲人时,转身就走了,临走时摔下一句话:“调琴,视力很关键,你别跟自己过不去了。”从小就不服输的我却不甘心,为什么盲人就不能学会呢?
  我一天练调琴十四个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在琴房。
  到1994年7月,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我掌握了欧美最先进的三六度验证技术,在北京盲人学校钢琴调律专业顺利毕业。
  爱情也在这时开始了。
  我喜欢上了同学郭长利。一个周末,我把他约出来,大胆地说:“咱们恋爱吧!”郭长利犹豫了一下说:“我明天带你去我家,你再做决定!”
  他的家在密云县农村,低矮的房子里没有一件家用电器,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当我坐在他家硬邦邦的土炕上,才知道北京还有这么穷的地方。我对他说:“我会跟你一起努力,未来的生活我们一起奋斗。”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虽然看不见,却感受到了彼此的温暖和真情。
  我和郭长利的爱情遭到了姥姥的强烈反对:“你本来就看不见,再找一个盲人,怎么过日子?”可我相信和坚持自己的爱。1994年11月20日,我与郭长利举行了简单而温暖的婚礼。
  1995年9月,经过严格选拔考核,我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盲人钢琴调律师。然而,当时谁相信盲人能把一台复杂的钢琴调好呢?我虽有精湛的技艺,但根本找不到工作,有的琴行甚至连试调的机会都不给我。
  被一家一家琴行否定后,我再次找到一家琴行应聘,此时我多了个心眼儿,没对经理说出我是盲人。调完琴后,他满意地说:“明天来上班吧!”
  我想了想,还是说出了实情。“你是盲人?刚才我还真没看出来。”经理说,“钢琴卖到哪儿,你就要走到哪儿。你的工作是上门为用户服务,没人带你,你能找到用户家吗?再说路上车很多,你若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办?”我对经理说:“北京一年出多少交通事故,可你听说过有几个盲人被车撞死了?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呀?”我说:“盲人胆子小,所以不会出事的。”
  经理被我的幽默和诚心打动了,很快和我签了一份协议:熟悉北京地形一个月后上岗,如果工伤由我自己负责。
  我买了一份详尽的北京市盲文地图,把图上的地名、车站做成一张张盲文小卡片,再一条路一条路背熟。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坐公交、地铁,听报站名核实自己的记忆。
  一个月后我上岗了。每到用户家,我事先不告诉对方自己是盲人,等把琴调完了,再告诉对方实情,客户在惊讶之余也更信任我。客户也因此越来越多,甚至著名钢琴家鲍蕙荞也成为我的客户。
  每天我在外面跑,到很晚才回到“家”。那时候,我和郭长利在北京东城区租了间6平方米的石棉瓦房,屋顶破了个窟窿,能感觉到风从那里灌进来。有一年大年二十九,房东因为别人给的租金比我们高30元而提前解除合同赶我们。那天,我们借了一辆三轮车开始搬家,我在前面拉,郭长利在后面推……我的心在流泪。何时才是尽头呢?我想到了辞职单干,这样才能结束这种苦难的日子。
  1996年,我正式成为个体调音师。作为一个盲人,这个举动显然是近乎疯狂的,但我无所畏惧。
  创业初期的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用了整整三年时间,从零收入开始,慢慢地找我调琴的用户越来越多。1999年10月15日,第十六届国际盲人节那天,我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以盲人调律师为主的北京人伟钢琴调律服务中心,把钢琴调律班的毕业生都招了过来。
  为了办好服务中心,我对2000多人做了市场调查,问他们眼中的盲人是什么样子?大多数的描述是:他们手拿一根竹竿,在路上摸摸索索地,长得很难看,没有眼睛。为了让大家对盲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要求女员工“淡妆上岗”。我请来一位学过美容的残联干部教我化妆,再凭感觉和记忆把化妆技巧传授给员工。这一举动让客户感到惊讶,一年后,服务中心让北京地区大部分用户形成了“要调琴,找盲人”的共识。
  因为有梦,星空总会被照亮
  2002年底,77岁的姥姥因肺癌去世。奔涌的泪冲掉了我所有的心痛,我的内心只留下感激,因为“无情”的姥姥留给我强大的精神,是她从来就不让我是“瞎子”,让我有能力在黑暗中面对困难。
  2004年5月,我和郭长利在天通苑买了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结束了四处漂泊的生活。11月17日,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面向全国调琴的企业——北京陈燕新乐钢琴调律有限责任公司。事业有了,家有了,我内心不安分的因子又开始蠢蠢欲动。
  2006年8月5号,有个北戴河的客户请我上门帮她调琴。我对郭长利说,咱们去“看”海吧。
  在北戴河的黄金海岸,脚下踩着松软的沙子,海浪在我脚边游荡,我闻到了海水的成腥味。我突然想感受一下到水里是什么感觉,但郭长利坚决不让:“你看不见,怎么能游泳呢?危险来了你能知道吗?”
  我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北京。郭长利也感觉到了我的不高兴,于是替我报了一个成人游泳班。可当教练得知我是盲人时,突然说不能教我,理由是盲人学游泳淹死怎么办?
  没办法,我只好去青年湖的水上世界玩。听说看滑梯的救生员比较闲,我就主动问他:“你游泳好吗?”他说:“当然,要不怎么能当救生员?”“你能教我游泳吗?”他想了想说可以。他教了我三天,我又去了地坛游泳馆,练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就考下了深水证。
  我战胜了游泳,命运却用另一种方式跟我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2008年年初,我在一次为客户调琴时遭遇车祸。我头晕得厉害,耳鸣,像坐过山车一样天旋地转,而盲人主要靠耳朵走路。那段日子,我整日落寞地坐在轮椅上,从未有过的心灰意冷。郭长利带我去了多家医院治疗,却始终不见效。
  2009年3月,在几近绝望的时候,我接到了大连导盲犬培训基地的电话,通知我去大连接受导盲犬培训。我之前知道,中国目前只有21条导盲犬,申请者至少要等五年才能得到一只。原来,郭长利给大连导盲犬培训基地的创始人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为了给我惊喜,他并没有告诉我。
  郭长利对我说:导盲犬很珍贵,但人家绝不会给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盲人配备的。我一听,赶紧强行练习行走。我已经一年没走路了,腿部肌肉严重萎缩。兴奋又急切的心情驱使着我,扶着桌椅墙壁从房间里走到外面。说来也怪,眩晕和耳鸣竟莫名其妙地减轻了。经过一个月的恢复,我去大连领回了导盲犬珍妮。
  这天,郭长利拉着我的手说:“我看不见,但它看得见,从今天开始,让它做你的眼睛,带你去看世界。”
  我和珍妮之间很快建立了默契,它能带我安全地过马路,为我在超市选购想要的商品。珍妮让我更加自信。想做的事情比以前更多了,我带着珍妮一起疯狂地学习各种本领,我学会了开卡丁车、滑旱冰、跆拳道,并顺利晋级到黄带。
  2011年,我被评为北京市2011自强模范,我创办了北京陈燕钢琴启智教育中心和国内第一家钢琴调律网,成为第一个被选入世界杰出华人协会会员的中国盲人。2012年,我被邀请为春晚舞台上那架大钢琴调音。如今,我致力于导盲犬的推广工作,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关于导盲犬的书《妈妈,我是你的眼》。
  我的想法永远层出不穷,我觉得自己可以用做成一件事的毅力源源不断地复制,做成其他一百件一千件事情。回忆以前时光,痛苦和快乐恍如隔世,又近在眼前。但我明白:在兜兜转转的岁月里,永远不能放弃追求生命该有的全部精彩,包括爱与被爱。这些信念最终也将化作生命中点亮希望的星光。
  编辑/纤手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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