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是百万富翁家庭的聚集地。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
　　造成财富集中因素十分复杂，既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还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是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表现。然而，我们所要警惕的，则是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
　　胡晓鹏博士曾把中国居民的收入分为四种渠道：劳动和要素收入；市场波动性收入；权利性个人收入；违法性收入。在劳动和要素收入中，利息是对应资本的收入，利润是对应企业家才能的收入，“市场波动性收入”则是指炒房、炒股、博彩等风险投机行为。应该说，这两类收入造成的财富集中，属于市场自我调节的范畴。但是与此相比，权利性个人收入和违法性收入，则是一种彻底的非市场因素，由此而带来的“财富集中”，不但是不健康、有害的，甚至是一切社会矛盾的“罪恶之源”。吴敬琏曾认为，贫富急剧分化背后有两大主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确实，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正是当下贫富差距拉大的最主要根源。
　　非市场因素造成的“财富集中”，实质是一种彻底的“权贵资本”。当企业利用自己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腐蚀政府工作人员而获得政府所赋予的特权时，这些有产者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资本家，而是权贵资本家。有人曾说，前苏联通过激烈的改革赤裸裸地将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渐进式，事实上也给“权贵资本”留下巨大的“寻租”空间。比如国企产权改革，虽然打着的是市场化的口号，事实上很多时候却在以非市场化的潜规则运行着。
　　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可以说，是权者通赢、赢者通吃的结果。在这里面，没有妥协，没有双赢，只是依靠特权来达到资本的整合和聚集，也并没有给社会创造出来更多的财富。清华大学钱颖一曾说，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如果说这种财富集中也是一种市场经济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坏的、没有效率以至负效率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