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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能力可以说是语文教师最重要的职业能力。关于文本解读,目前大致有三类理论: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能让读者读出自己,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论调又往往会曲解文本的要义。为了更好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本的价值,更宜采取以“文本中心论”为主抓手,兼顾“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基于这样的理解,文本解读可以视作是用心体会文本灵动之美,是在与文本对话过程中积极建构文本,自我理解的过程。当然,要达成高水平的文本解读能力并非一朝一夕,因为这需要解读者有传统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大量原典阅读所形成的文化语感。
古人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道德取向、审美观念与现代生活有差异,这种差异对现代人而言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的。解读教材意蕴,发掘文化内涵,教师既要关注教材中显性的传统文化知识,又要对传统文化的内涵(隐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理念)进行解读。两相权衡,那些缄默知识能够对师生人格塑造和精神涵养起到更为重要的影响。因而,教学内容选取时候,必须要考虑将隐性的知识显性化。精神和理念本身往往是抽象的、空泛的、宏大的,作为教学内容,教师既要“拎出来”又要“融进去”,通过具体课文进行散点透视。为了更好说明问题,以现行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例,笔者尝试对入选的古诗文篇章进行文化内涵方面的揭示。
根据上述对文本文化内涵的揭示,笔者发现与学校教育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是对家庭、民族、国家的义务感、责任感的伦理自觉;二是成人的道德理想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三是仁爱宽容的态度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宇宙观;五是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
除了教材编写者的现成整合——学习单元,教师完全可以根据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选择丰富的各类资源,帮助学生拓展和深化。“单篇教学”也许在某个“点”上的收获是深刻的,但一般来说,认知体验是片段的、零碎的,情感体验是孤立的、肤浅的,在关键能力、基本品格和价值取向上没有形成建构。从深阅读的角度来看,只有对相关知识的若干同类长文进行组团式深阅读,这样的知识才可能沉积下来,形成我们的核心知识积累和深刻情感体验。譬如整合育德因素形成“集群”育德系列,开展专题统领下的群文阅读,就是很不错的选择。
下面,仅以韩愈《师说》一文为范例,就“教学内容聚焦道德伦理”这一话题稍作展开。江苏辅仁高中的李欣荣老师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在讲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时,他智慧地切入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师说》文下的注释:“韩愈,河南河阳人,自谓郡望昌黎”这个知识点。在解释了“郡望”表示某一地域内的名门大族,是东汉魏晋门阀制度的余韵后,让学生思考:既然韩愈文中批判的“君子”就是这类人,为何作为河阳人的他却以自称昌黎人为荣呢?笔者查阅资料后,了解了韩愈的宗族原本是出于昌黎(今河北省昌黎县),因昌黎韩氏是望族,因此韩愈自称“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这一提问,能够促使学生体悟韩愈在以门阀为尊的时代风气中苦苦挣扎的心理和无畏斗争的勇气,以及怒其不学、哀其不明的慨叹。李老师抓住“自谓郡望昌黎”这一表述,于无疑处生疑,将很多人都了解但又不完全理解的称谓文化不失时机地整合成为教学内容,潜移默化地聚焦了道德伦理。诚如他所说“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民族风情等体现了我国各历史阶段的文化观念和民族心理”。
讲韩愈的《师说》,教师只讲从师求学的道理,只讲抨击了士大夫中自恃门第高贵而不肯拜师求学的陋习,从深层的文化意蕴上说还是不够的。毕竟,文本还涉及了我国古代“尊师重道”的优秀传统。“师”“道”在文中出现频率很高,“师”字单独出现达23次之多,“道”字单独出现为9次,“师道”作为一个词语出现有3次,可见这两个字是何等重要。韩愈在《師说》中推行“吾师道”运动,就当时的社会生态来看是要有相当大的“勇”作支撑的。对于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品质,苏轼称赞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
再者,创作《师说》时,35岁的韩愈已经官居四门博士,在文坛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望,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追随者众多。就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当时的韩愈不必担心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也全然拥有。此时的他即使并不认同士大夫圈子中“耻于相师”的流俗,也完全可以做一个沉默的反抗者。但他却大张旗鼓地收召后学,作《师说》。对他的这种行为,可以归结为“自我实现需求”。他要倡导古文运动,要抨击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要以一己之力为一个时代治病,这种种的背后是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助推。以需要层次理论来解读《师说》,读者的脑海里会浮现出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勇于挑战一个时代的韩愈形象。
可见,教师面对优秀传统文化唯有深入挖掘文化价值,读出心理底色、精神绵延、当代映射,教学内容聚焦道德伦理,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迸发出更为灿烂的光芒。
作者通联:浙江宁波市正始中学。
古人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道德取向、审美观念与现代生活有差异,这种差异对现代人而言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的。解读教材意蕴,发掘文化内涵,教师既要关注教材中显性的传统文化知识,又要对传统文化的内涵(隐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理念)进行解读。两相权衡,那些缄默知识能够对师生人格塑造和精神涵养起到更为重要的影响。因而,教学内容选取时候,必须要考虑将隐性的知识显性化。精神和理念本身往往是抽象的、空泛的、宏大的,作为教学内容,教师既要“拎出来”又要“融进去”,通过具体课文进行散点透视。为了更好说明问题,以现行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例,笔者尝试对入选的古诗文篇章进行文化内涵方面的揭示。
根据上述对文本文化内涵的揭示,笔者发现与学校教育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是对家庭、民族、国家的义务感、责任感的伦理自觉;二是成人的道德理想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三是仁爱宽容的态度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宇宙观;五是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
除了教材编写者的现成整合——学习单元,教师完全可以根据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选择丰富的各类资源,帮助学生拓展和深化。“单篇教学”也许在某个“点”上的收获是深刻的,但一般来说,认知体验是片段的、零碎的,情感体验是孤立的、肤浅的,在关键能力、基本品格和价值取向上没有形成建构。从深阅读的角度来看,只有对相关知识的若干同类长文进行组团式深阅读,这样的知识才可能沉积下来,形成我们的核心知识积累和深刻情感体验。譬如整合育德因素形成“集群”育德系列,开展专题统领下的群文阅读,就是很不错的选择。
下面,仅以韩愈《师说》一文为范例,就“教学内容聚焦道德伦理”这一话题稍作展开。江苏辅仁高中的李欣荣老师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在讲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时,他智慧地切入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师说》文下的注释:“韩愈,河南河阳人,自谓郡望昌黎”这个知识点。在解释了“郡望”表示某一地域内的名门大族,是东汉魏晋门阀制度的余韵后,让学生思考:既然韩愈文中批判的“君子”就是这类人,为何作为河阳人的他却以自称昌黎人为荣呢?笔者查阅资料后,了解了韩愈的宗族原本是出于昌黎(今河北省昌黎县),因昌黎韩氏是望族,因此韩愈自称“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这一提问,能够促使学生体悟韩愈在以门阀为尊的时代风气中苦苦挣扎的心理和无畏斗争的勇气,以及怒其不学、哀其不明的慨叹。李老师抓住“自谓郡望昌黎”这一表述,于无疑处生疑,将很多人都了解但又不完全理解的称谓文化不失时机地整合成为教学内容,潜移默化地聚焦了道德伦理。诚如他所说“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民族风情等体现了我国各历史阶段的文化观念和民族心理”。
讲韩愈的《师说》,教师只讲从师求学的道理,只讲抨击了士大夫中自恃门第高贵而不肯拜师求学的陋习,从深层的文化意蕴上说还是不够的。毕竟,文本还涉及了我国古代“尊师重道”的优秀传统。“师”“道”在文中出现频率很高,“师”字单独出现达23次之多,“道”字单独出现为9次,“师道”作为一个词语出现有3次,可见这两个字是何等重要。韩愈在《師说》中推行“吾师道”运动,就当时的社会生态来看是要有相当大的“勇”作支撑的。对于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品质,苏轼称赞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
再者,创作《师说》时,35岁的韩愈已经官居四门博士,在文坛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望,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追随者众多。就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当时的韩愈不必担心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也全然拥有。此时的他即使并不认同士大夫圈子中“耻于相师”的流俗,也完全可以做一个沉默的反抗者。但他却大张旗鼓地收召后学,作《师说》。对他的这种行为,可以归结为“自我实现需求”。他要倡导古文运动,要抨击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要以一己之力为一个时代治病,这种种的背后是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助推。以需要层次理论来解读《师说》,读者的脑海里会浮现出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勇于挑战一个时代的韩愈形象。
可见,教师面对优秀传统文化唯有深入挖掘文化价值,读出心理底色、精神绵延、当代映射,教学内容聚焦道德伦理,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迸发出更为灿烂的光芒。
作者通联:浙江宁波市正始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