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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爱尔兰著名作家，1945年12月8日出生于爱尔兰共和国韦克斯福德郡，曾担任《爱尔兰时报》文学编辑。2005年获得著名的英语文学奖——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现居住于都柏林。班维尔是一位敏锐而多产的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多次获奖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主题涉及面广，创作技法新颖脱俗，语言清晰流畅。2005年凭借《海》获得著名的英语文学奖——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2011年，约翰·班维尔获得卡夫卡文学奖。2013年获奥地利欧洲国家文学奖。近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约翰·班维尔访谈录
当我第一次到他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公寓时，约翰·班维尔正在他的办公桌前写作。这间拥有着整齐家具与众多书籍的房间不是班维尔的家，而是他的办公室——他每天都会在这里写作。班维尔很少在办公室接受访谈。第一次访谈结束后，我们将采访的地点放在了当地的酒吧与咖啡馆，他觉得这样才没有拘束，也更轻松自在。在接下来的三次访谈中，他变得越来越放松，也越来越亲切。在对周围世界发表看法时，他能在不善言辞的外表下，偶尔流露出黑色幽默。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班维尔的眉头总是紧锁。他是一个冷酷的观察者，而他的叙述也有着同样的风格——冷眼、冷酷甚至是刻薄。
班维尔如今已六十三岁。他出生在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其父亲是一位车库职员，母亲则是全职主妇。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朗·莱金》，随后每隔三四年，都有新的小说作品问世：十三本用了自己的本名，而另外的三本则用了自己的笔名——本雅明·布莱克。在早期作品中，他写了两卷小说三部曲——第一个三部曲包括《哥白尼博士》（1976年），《开普勒》（1981年）与《牛顿书信》（1982年），将主题的重心放在科学人物上；第二个三部曲，包括《证词》（1989年），《幽灵》（1993年）与《雅典娜》（1995年），则是将艺术论题作为文本主调。《哥白尼博士》荣获布莱克纪念奖，《开普勒》荣获《卫报》小说奖，《证词》则获得了吉尼斯·皮特航空奖。其中，《证词》进入布克奖的最终的短名单。2005年，凭借一部关于童年与回忆为主题的小说《海》，班维尔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上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班维尔就以记者的身份开始工作。之后，他成为《爱尔兰时报》的文学编辑。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多产的书评家，是很多杂志的专栏作家，其中包括《卫报》与《纽约书评》。
作为小说家，班维尔因其艰深晦涩的风格而著称。他的书就像巴洛克教堂，充满着非常精致的布局设计，有时候也因此会吓走那些普通的观光者。关于这一点，班维尔并不觉得有所亏欠——他说自己更重视语言与韵律，而不是故事情节、角色与叙述。但是，作为本雅明·布莱克的时候，他允许自己将重心放在故事与角色的身上；作为布莱克的时候，他的写作风格与自己本身有着相反的风格。以布莱克为笔名，他写过三部小说作品——《克瑞斯汀瀑布》（2006年），《银天鹅》（2007年）与《狐猴》（2008年）。虽然这一系列以布莱克为名写的书与“班维尔的书”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是，最新的小说却用了自己的本名——这本新书让我们充满了期待。
——采访者：贝琳达·麦肯
采访者：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想要写作是在什么时候？
班维尔：
肯定是在我的少年时期。那时候，我的哥哥在非洲生活，时不时地会给我寄一些书回来，其中一本就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部启示录——文学既可以非常高雅精致，同时又可以关乎普通生命个体——这些灰暗、无望与孤独个体与上世纪五十年的韦克斯福德郡普通人如此相像。读完《都柏林人》之后，我开始写一些相当糟糕的乔伊斯风格的练笔作品，而这些作品都是在萨蒂姑妈送给我的黑色打字机上完成的。很多年之后，我把这些草稿都扔掉了，但我仍旧记得其中一个故事的开篇——五月的白色花朵慢慢地深入坟墓的裂缝。
一个少年写的故事！那时候，我对死亡能懂什么呢？这也是我们爱尔兰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学遗产太丰厚了！这些文学巨人站在我们身后，就像复活节岛的雕像一样，我们一直在努力去测量他们，却始终无法测量他们的实际高度。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然而对刚开始写作的作家而言，却相当痛苦。不管怎么说，多亏了我姑妈送的打字机，我才开始学习写作。如今，五十年過去了，我依然在学习如何写作。
采访者：
对于作家成长而言，韦克斯福德郡是一个好地方吗？
班维尔：
奥登曾说过，孩子们应当接受他们所能够承受的创伤，因为这对他们未来的成长有很大帮助。我认为这种创伤对于将来会成为艺术家的孩子们是有帮助的。我的创伤就是韦克斯福德郡，爱尔兰，五十年代，特别是天主教教堂。对于孩子而言，天主教堂所带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幼小心灵中渗入无由来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对于艺术家而言是好事情。至于韦克斯福德郡，我甚至懒得记那里的街道名字，因为那时我便知道自己会尽早离开那个地方。我讨厌那个地方是因为那里既无聊又鄙俗。当然了，如今我的作品以此为源——《海》将目光直接放到了我的童年记忆，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十岁左右。这本书将地点设置在一个虚构的地方，名为罗斯莱尔——一个在我们孩童时代，每年夏天都会返回居住的海边村庄。如今回首，这本书还是显得田园牧歌，但我确定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五的经历都相当的乏味无趣。离开我的父母，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个世界，我会感到一丝理智上的遗憾，而不是情感上的遗憾。但是，这在我灵魂中并没有多大的重量。然而，我却希望有足够的重量。我想，毫无愧疚地毅然远离自己的出生地，也许是性格浅薄的征象。
采访者：
你的父母阅读书籍吗？
班维尔：
我的父母都是善良、正直与聪明的人，然而他们并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我父亲会读通俗的大众书籍。我母亲害怕读我的书，害怕在里面发现一些不好的细节。我父亲并不在意我写的东西。他会读一些我早年的作品，我想，他也相当地喜欢。 采访者：
你青少年时期画过画。你都画了些什么呢？
班维尔：
哦，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的绘画。那时候我十来岁了，突然迷上了狄兰·托马斯，于是，我为他的诗歌配上了一些场景画。如今回想起那些画作，我背后的汗毛都直立起来了，令人非常尴尬的画作。相当可怕的作品。但是，努力尝试成为画家却教会我用另外一种视野来观看世界——非常仔细地观看事物、颜色以及事物在空间中的组合方式——对于这一点，我相当感激。你拥有了空间，你也拥有了人物，那么你如何来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空间问题是所有艺术关注的焦点。在这个人类被抛弃的不连贯的空间中，我们如何为我们的创造物寻找新的空间？
采访者：
是什么吸引你开始小说创作？
班维尔：
语言。词语。对我而言，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除非它经过语言的改造与凝固。直到如今，我依旧坚持这种看法。我也有这样一种美好的信念：作家一开始就有无限的可能性。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写作之路如此艰难。写作之初的五六年期间，我以为自己会成为无所不能的成熟作家。如今，我已经六十二岁了，却依旧在孜孜不倦地练习写作。然而，我依旧非常热爱这门手艺。我是一个写作狂。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写作。如果在工作日快要结束时，我发现自己还有四十五分钟，那么，我会在本子上写下一些句子。也许，这就是我喜欢当记者的原因——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艺术评论——我都会非常快速地完成。这给我带来了手艺人的愉悦。然而，小说并不是那样子的——小说带来的是一种持续性的折磨与羞愧。我讨厌我的小说。当知道自己的书并没有被太多人阅读时，我会有一种奇怪的愉悦感。
采访者：
你真的讨厌自己的小说吗？
班维尔：
是的，我很讨厌。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没有人相信我，但的确如此。这些作品都源于一种深层次的不适与羞愧。当然，这些书比其他人的书好很多，但还是没有达到我的个人要求。写小说时，更多的是痛苦，而不是欢愉。
采访者：
你的第一本书《朗·莱金》，收录了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为什么之后你再也沒有写中短篇小说？
班维尔：
如今，每个人都想组建一个摇滚乐队或者写一个电影剧本。但是，那时候我们的愿望非常简单，就是在一些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基尔肯尼杂志》，一本制作精良的杂志，发表了我最初的短篇小说。就拿《都柏林人》作为例子吧——当然，我现在依旧迷恋这本短篇小说集——我把相互关联短篇故事做成一本集子。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人物，而是因为主题而被归集在一本书中——最初的一组关于儿童主题，接下来是青少年时期，紧接着便是中年期，最后归于老年。这种类似的短篇小说相当平庸可怕，我要抑制这种冲动。对于生活，我一无所知，然而却要写的仿佛自己历经沧桑。但是，你也知道，我一直在学习写作，从我的能力与局限中同时学习。
采访者：
这些早期的故事是你在上学期间写出来的吗？
班维尔：
是的，是上学时候写的——你可以想象这对我的英语老师而言是多大的痛苦——随后，我移居到都柏林。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一切都是自学的。我没有上大学是因为我没有耐心，也太傲慢了。我高考故意考砸，是因为我不想去大学，不想成为我母亲所期待的建筑师。我觉得我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如果是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也许我还会尝试去读，然而，在天主教爱尔兰，你必须得到大主教的许可，才可以去都柏林的“信教大学”三一学院。
工作之后，我并没有认识很多文学上的朋友。然而，我白天工作，夜晚写作。这种状态维持了很久。直到不久之前，我才成为一名全职作家。我干记者这行长达三十五年，随后便是《爱尔兰时报》的编辑。我并没有为此抱怨，因为白天的工作为夜晚的写作提供了自由。
采访者：
你觉得你的自律来自何处？
班维尔：
本质上，我是一个宗教型的人。早年，我放弃了天主教信仰，与此同时，开始写作。写作让我可以长久地坐在桌旁，持续性地试图写出完美的句子。以遣词造句为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语言是文明中最伟大的发明。整天坐在桌子前，调节词语之间的韵律，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情。我不能要求更多的事情了，写作是我所能做到的最接近神圣的事情。
采访者：
你会修改自己的作品吗？
班维尔：
当我费了很大力气，写完一个句子，就意味着已经完成了。在某种程度上，你不能再次进行修改，因为这样会杀死句子。因为韵律已经确定，而意义也因之而确定。句子早已经确定好了，等待着我发现精准的、唯一的那个词语。
采访者：
节奏感与词语选择同样重要吗？
班维尔：
对我而言，句子就开始于这种节奏。我非常热爱纳博科夫的作品，我迷恋他的风格。但是，他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奇怪的因素，而我也没有弄明白。直到我读到他的一个访谈，他承认自己五音不全，而我也突然明白了纳博科夫的作品中缺乏音乐感，一切都是视觉图像化的。当然，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的文章却无法歌唱。然而，对我而言，文章要有音乐感，这样才能让我在灰暗的日子中向前而行。
采访者：
你的书与你写书时候所处的时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班维尔：
《朗·莱金》来源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但是，爱尔兰的六十年代与美国的六十年代有很大的区别。如今，当我回首六十年代的时候，就像回望欧洲的中世纪。那是一个原始的世界。但是，对于小说家而言，在其一生能穿越几个历史时期则是相当幸运的事情。当我写《哥白尼博士》与《开普勒》的时候，回望欧洲的文艺复兴，我就想想自己早年时，韦克斯福德郡所带给自己的那种原始感与荒凉感。
采访者：
是什么吸引你关注欧洲的文艺复兴？ 班维尔：
哦，我想逃离，想要改变，想要做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当我写《伯奇伍德》的时候，他们将我所写的称为爱尔兰小说。写完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唯一确信的是，我不想被当作一名只会写爱尔兰的小说家。否则，我宁愿放弃写小说，而去做些别的事情。接着，我开始写一本关于十二世纪诺曼侵略爱尔兰的书，然而，随后我又将兴趣放到了哥白尼的身上。不要问我为什么会如此——我也不知道。小说创作是一种奇异的行为。
采访者：
对于爱尔兰小说，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班维尔：
一种用方言写的小说。评论家见了这种类型的小说，会说，哇哦，这是最近一本来自爱尔兰的小说，充满爱尔兰的种种魅力！不过，我们都心知肚明，所谓的爱尔兰魅力都是一些冒牌货。
采访者：
是什么让你开始改变主意的？
班维尔：
《梅菲斯特》。那本书原本是一系列中的第四部作品，那个系列包括《哥白尼博士》《开普勒》与《牛顿来信》。我妻子说我在写《梅菲斯特》的时候患上了神经质抑郁症。或许确实如此。但是，对作家而言，神经质抑郁症到底是什么？对作家而言，每一天都是神经质抑郁症。然而，《梅菲斯特》对我而言依旧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我开始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写作。我开始相信自己的直觉，开始失去控制，也变得更加敏感。这种体验既兴奋又恐怖。一个书写梅菲斯特的作家是一个深陷困境的作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至少，他正在为自己开辟一片新领地。当时很痛苦，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很可怕。最后，这本书出版了，没过多久，也被彻底遗忘了。这本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对我而言，那是一段相当痛苦的时期。这本书是在春天出版的，我记得，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季，我都在整理自己的花园——我建造了一个非常别致的花园，里面甚至有绿豆与莴笋。在这些日常活动中，我完成了自我治愈。好吧，我还是同意我妻子的看法，把那段时期成为神经质抑郁症。
采访者：
你作品中的喜剧感来自何处？
班维尔：
世界充满黑暗，我却在其中发现了无穷尽的乐趣。
采访者：
也到了该谈谈贝克特的时候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贝克特成为你心中重要的作家？為什么？
班维尔：
也是非常早了，在我读《莫莉》的时候吧。就像《都柏林人》一样，《莫莉》对我而言也是一本启示录——原来作家可以用这样自我沉迷的方式来讲故事，而不是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依靠人物塑造。最重要的发现在于，语言本身的美就是一种叙述目的，而不只是工具。美是一个我们已经不愿意去谈的字眼，然而对于我，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美是一种去我的追求。经常有读者问我，为什么你总是那么喜欢描写天气以及外部的环境。我说，事物外观所呈现的美与前景中的人同样重要。我不认为对于宇宙而言，人类是必要的存在。在我的作品中，风景与风景中的人同样重要。
采访者：
在你写科学三部曲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被研究压倒的感觉？
班维尔：
在写《哥白尼博士》的时候，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到了《开普勒》，一切变得更自由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本书才更突出更优秀。我常常怀疑在那本书里被真实人物所附体。我想我已经进入另外一种领域——纯粹的创造。如今，我认为过分的研究会损害小说的力量。福楼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福楼拜读过大量的书籍，结果，自己的作品便要承受这份博学的重压。他说，为了准备《萨朗波》，他读了不计其数的书籍，然后你会发现作品的活力会因之而下降。要是他能放下某些重负，或许会做得更好。
不管怎么说，谁知道过去的时代又是怎么样呢？关于《开普勒》与《哥白尼博士》，读者总是会说，你把那个时代描绘得太精准了！我总是想要去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又不在那个时代。
采访者：
对你而言，哪些哲学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很多访谈中，你经常会提到尼采。
班维尔：
年轻时，我总是声称自己是维特根斯坦的信徒。然而，我读他的书很少，也不太理解他的作品。在我少年时，便开始阅读尼采了。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又系统地读了他的很多作品。对我而言，他的声音是如此的清晰有力。尼采是一位顶级的语言艺术家。
最近的四五年，我开始读美国哲学家的作品——爱默生，梭罗，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我在他们身上发现非常和谐的世界观，怀疑但不是绝望。我特别喜欢爱默生。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是由充满激情与理性的句子组成。我认为哲学家的价值也蕴含在他的风格之中——请注意，我为什么要对康德与黑格尔保持沉默呢？
采访者：
你是如何接受或者拒绝对一本书的评论？
班维尔：
如果我没有足够的兴趣去读一本书，那么，我只有拒绝评价它。有时候，则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鄙视那本书的作者。我不想在自己的鄙视中变得歇斯底里。在生命中，有几次违反自己的原则，之后则特别后悔。
采访者：
你不想让自己的书评被记住，那么，与其他小说相比，有没有其中一部特别想要让别人记住呢？
班维尔：
《裹尸布》。这是一本黑暗、晦涩与残忍的书。这本小说最接近我对完美小说的理念。这种情况或许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在写《牛顿来信》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憎恨《裹尸布》——甚至，我想，包括那些承认这本书价值的人。《裹尸布》是我自己特别珍爱的孩子，却吓走了别的人。
采访者：
在你接下来的小说《海》中，你回到了你的童年生活。
班维尔：
是的。《裹尸布》是近期用第一人称写作的小说之一，这系列的小说讲述的都是困境中的人。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写作的方式。因此，在写《海》的时候，我开始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这本书预计非常短，大约七十页的样子，也是仅仅描述童年在海边的假期时光。我为此准备了整整十八个月，然而，却没有真正开始写作。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一人称的声音自己浮现出来。我想我无法信任第三人称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是一个极端的自我主义者。除非是以我为叙述者，否则作品会变得没有信服力——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态度。 采访者：
你的很多读者发现马克斯，也就是《海》的叙述者，比你以前其他角色都更富有同情心。你认同这样的看法吗？
班维尔：
我并不认为马克斯比其他人物更富有同情心，也更温暖。他只是更加虚弱，也是位于更容易被摧毁的生命阶段。很多读者都会对这本书中的一句话念念不忘——“过往在我体内跳动，如同第二颗心脏。”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会对读者产生吸引力。实际上，我写过比这句话更好的句子。然而这句话却抓住了读者的想象力，甚至是某种精神上的需求。大多数读者在谈论这本书的时候，都会将注意力放在童年的场景中，而直接略对成年生活的种种描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在十一二岁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纯粹与纯真。在那个年龄，我们所经历的感情都是如此纯粹，因为都是第一次去体验。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去做爱，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然而在接下来的五六年的时光里，所有的秘密都会被认知，所有谜底都会被揭开。当秘密被发现之后，将会怎么办呢？这将是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部小说。
采访者：
因为《海》而获得布克奖的时候，你说，非常高兴能看到真正的艺术作品最终获得布克奖。这句话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班维尔：
让我谈一谈整个事情的过程。怎么说呢，布克奖必将是属于那些有钱人的权力游戏。那个夜晚，当评委会主席说出我名字的那瞬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个瞬间会有多少人憎恨我。自然而然地，我便用更傲慢的态度来激怒那些人。
当然了，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我的真实想法。对我而言，《海》并不是特别成功的艺术小说，但至少属于真正的艺术作品。像《海》这样的艺术小说很难得到布克奖的青睐。你也知道，布克奖常常颁给那些平庸乏味的畅销书。这个奖比诺贝尔奖更有销路，而这种巨大的利润并不仅让获奖者收益，整个出版行业都会因此而获利。当《海》获奖时，我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感到沮丧，因为那一年的入围作品大多是有强烈吸引力、销路又好的通俗作品。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书不应该每次都获奖，最好别发生这种情况，否则这个奖也会迟早完蛋。但是，布克奖又是如此重要的文学奖，不论是对作者、出版商，还是对编辑。时不时地，会把此奖颁给像《海》这样的艺术作品。这样有什么益处呢？比方说，我的编辑可以去找出版社的有钱人，说，以前没有人以为班维尔的书会畅销，会得奖，但是你看，他最终还是获奖了，如今，我手上刚好有一本书，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新人写的，风格有点像班维尔。在如今的出版环境中，一个好编辑需要这方面的例子作为支撑。
采访者：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用本雅明·布莱克这个名字写书的呢？
班维尔：
2004年9月，我完成了《海》。2005年4月，这本书出版发行。2005年5月，我开始写《克瑞斯汀瀑布》，而且写得相当快。那时候，我住在一个意大利朋友的家里。周一的九点，我坐在桌前开始写作，到午饭的时候，我已经写了一千五百多字——这真是一桩丑闻啊！我在心里骂自己，约翰·班维尔，你这个荡妇！为什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然而转过头又想，这些文字是布莱克写的，不是班维尔写的。这个事情想一想也蛮有趣的。本雅明·布莱克在白天写作挣钱，这样，夜晚的班维尔就有了很大的自由。
在《海》列入布克奖短名单的那天，我的经纪人也把《克瑞斯汀瀑布》的书稿交给了出版社。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还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人。出版商为我能列入短名单而欣喜若狂。当然了，每个人都劝我不要使用笔名，但我想让他们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笑话，而是来自班维尔的黑暗兄弟，本雅明·布莱克所写的黑色幽默小说。发明本雅明·布莱克纯粹是一场游戏，而这也是自我的另外一面。
采访者：
你读恐怖小说吗？
班维尔：
布莱克的灵感来源第一次阅读乔治·西默农的作品——我并不喜欢他的那些麦格雷神探小说，而是更喜欢他的硬汉系列的作品——《脏雪》《蒙特先生消失的日子》与《热带月亮》。我认为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文学的杰作——我避免用这个说法，但还是会用——存在主义文学的杰作。比萨特的作品好，甚至勝过加缪。我的天哪，看看你为什么要用这么直截了当的朴素风格写作。我想要这样尝试一下，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当然了，我肯定不会达到西默农的那种简约的水准。
当然了，我也读过其他恐怖小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瑟芬·铁伊，马杰里·阿林厄姆等人的作品——这些安静的英国女作家在她们心中酝酿着一场接一场的谋杀案。后来，我又开始阅读钱德勒和詹姆斯·凯恩等人的作品。其实，任何领域都可以产生高级艺术。比如说，我认为西默农的《脏雪》就是高级艺术。
采访者：
成为本雅明·布莱克给你带来了什么惊喜吗？
班维尔：
我认为写主流的通俗小说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我想，当其他作家谈论他们生活中的困难时，他们所说的都是实话。我稍微开个玩笑。我已经在写作这个技艺上磨炼了四五十年了，如今我要用这项技艺去制作其他类型的书——这些书会比以班维尔为名而写的书更能带来惊喜与自豪。这怎么可能呢？
采访者：
本雅明·布莱克写作的过程与约翰·班维尔写作的过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班维尔：
如果我是本雅明·布莱克，我一天大概能写两千多字。然而，作为约翰·班维尔，如果一天能写两百多字，我就会非常开心。一本班维尔小说大概会花费五六年的时间。当写完《狐猴》，也就是本雅明·布莱克的第三本书的时候，我坐在桌前，再次成为约翰·班维尔，用了周五的六个小时，才写好了一句话，也不是特别出色的一句话。但是，我很兴奋能重新回到那种陌生又深层次的精神状态中。也许，这就是本质上的差别——作为班维尔时，最重要的是凝神，作为布莱克时，最重要的是率性。我知道，很多读者会认为布莱克是更好的作家，或许，他们是对的。
采访者：
你有没有担心再也回不去了？
班维尔：
我一生工作都是记者和编辑——换一种说法，一个文字工程师。专业地讲，我一直都扮演着两种角色。因此，在本雅明·布莱克与约翰·班维尔之间来回转换，是一件非常简单又自然的事情。
采访者：
你对自己创作的人物有同理心吗？
班维尔：
我想，一个作家对自己创造的人物产生感情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却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写作是一项细致、复杂、技术性的工作。我也希望可以说自己热爱我的角色们，这些角色控制了我的书，控制了作品的情节，等等。但是，这些人物是不存在的。他们是由词语构建的，他们携带了句子的节奏：他们并没有自主的生活。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我不相信那些声称对角色产生感情的作家。他们要么是骗子，要么就是蠢货。
采访者：
这种说法让人感觉你是一个特别傲慢的人。
班维尔：
是的，我很傲慢，我的脾气也很大。然而，我在这里要保持最大程度上的真诚。我不想扮演一个嘘寒问暖的小说家。艺术本身是一件艰深的事业。它与情感有关，却不是情绪。我从事艺术是为了我自己，不过巧合的是，我所创作的作品恰好引起了其他人的精神共鸣。这也算是一种奇迹，但并不是我的本意——它只是恰好发生了而已。
艺术如同性爱——当你沉入其中时，其他的一切都不那么重要。离开书桌后，小说家可以对社会、政治与道德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然而，当他写作时，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选择最合适的词语组成句子，句子组成章节，章节变成一本书。当我写作时，我一点也不关心其他事情，甚至也不关心我自己。我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了写作的本体，剩下的一切都是琐事——甚至，生活本身就是琐事。
责任编辑：马小盐
约翰·班维尔访谈录
当我第一次到他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公寓时，约翰·班维尔正在他的办公桌前写作。这间拥有着整齐家具与众多书籍的房间不是班维尔的家，而是他的办公室——他每天都会在这里写作。班维尔很少在办公室接受访谈。第一次访谈结束后，我们将采访的地点放在了当地的酒吧与咖啡馆，他觉得这样才没有拘束，也更轻松自在。在接下来的三次访谈中，他变得越来越放松，也越来越亲切。在对周围世界发表看法时，他能在不善言辞的外表下，偶尔流露出黑色幽默。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班维尔的眉头总是紧锁。他是一个冷酷的观察者，而他的叙述也有着同样的风格——冷眼、冷酷甚至是刻薄。
班维尔如今已六十三岁。他出生在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其父亲是一位车库职员，母亲则是全职主妇。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朗·莱金》，随后每隔三四年，都有新的小说作品问世：十三本用了自己的本名，而另外的三本则用了自己的笔名——本雅明·布莱克。在早期作品中，他写了两卷小说三部曲——第一个三部曲包括《哥白尼博士》（1976年），《开普勒》（1981年）与《牛顿书信》（1982年），将主题的重心放在科学人物上；第二个三部曲，包括《证词》（1989年），《幽灵》（1993年）与《雅典娜》（1995年），则是将艺术论题作为文本主调。《哥白尼博士》荣获布莱克纪念奖，《开普勒》荣获《卫报》小说奖，《证词》则获得了吉尼斯·皮特航空奖。其中，《证词》进入布克奖的最终的短名单。2005年，凭借一部关于童年与回忆为主题的小说《海》，班维尔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上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班维尔就以记者的身份开始工作。之后，他成为《爱尔兰时报》的文学编辑。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多产的书评家，是很多杂志的专栏作家，其中包括《卫报》与《纽约书评》。
作为小说家，班维尔因其艰深晦涩的风格而著称。他的书就像巴洛克教堂，充满着非常精致的布局设计，有时候也因此会吓走那些普通的观光者。关于这一点，班维尔并不觉得有所亏欠——他说自己更重视语言与韵律，而不是故事情节、角色与叙述。但是，作为本雅明·布莱克的时候，他允许自己将重心放在故事与角色的身上；作为布莱克的时候，他的写作风格与自己本身有着相反的风格。以布莱克为笔名，他写过三部小说作品——《克瑞斯汀瀑布》（2006年），《银天鹅》（2007年）与《狐猴》（2008年）。虽然这一系列以布莱克为名写的书与“班维尔的书”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是，最新的小说却用了自己的本名——这本新书让我们充满了期待。
——采访者：贝琳达·麦肯
采访者：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想要写作是在什么时候？
班维尔：
肯定是在我的少年时期。那时候，我的哥哥在非洲生活，时不时地会给我寄一些书回来，其中一本就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部启示录——文学既可以非常高雅精致，同时又可以关乎普通生命个体——这些灰暗、无望与孤独个体与上世纪五十年的韦克斯福德郡普通人如此相像。读完《都柏林人》之后，我开始写一些相当糟糕的乔伊斯风格的练笔作品，而这些作品都是在萨蒂姑妈送给我的黑色打字机上完成的。很多年之后，我把这些草稿都扔掉了，但我仍旧记得其中一个故事的开篇——五月的白色花朵慢慢地深入坟墓的裂缝。
一个少年写的故事！那时候，我对死亡能懂什么呢？这也是我们爱尔兰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学遗产太丰厚了！这些文学巨人站在我们身后，就像复活节岛的雕像一样，我们一直在努力去测量他们，却始终无法测量他们的实际高度。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然而对刚开始写作的作家而言，却相当痛苦。不管怎么说，多亏了我姑妈送的打字机，我才开始学习写作。如今，五十年過去了，我依然在学习如何写作。
采访者：
对于作家成长而言，韦克斯福德郡是一个好地方吗？
班维尔：
奥登曾说过，孩子们应当接受他们所能够承受的创伤，因为这对他们未来的成长有很大帮助。我认为这种创伤对于将来会成为艺术家的孩子们是有帮助的。我的创伤就是韦克斯福德郡，爱尔兰，五十年代，特别是天主教教堂。对于孩子而言，天主教堂所带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幼小心灵中渗入无由来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对于艺术家而言是好事情。至于韦克斯福德郡，我甚至懒得记那里的街道名字，因为那时我便知道自己会尽早离开那个地方。我讨厌那个地方是因为那里既无聊又鄙俗。当然了，如今我的作品以此为源——《海》将目光直接放到了我的童年记忆，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十岁左右。这本书将地点设置在一个虚构的地方，名为罗斯莱尔——一个在我们孩童时代，每年夏天都会返回居住的海边村庄。如今回首，这本书还是显得田园牧歌，但我确定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五的经历都相当的乏味无趣。离开我的父母，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个世界，我会感到一丝理智上的遗憾，而不是情感上的遗憾。但是，这在我灵魂中并没有多大的重量。然而，我却希望有足够的重量。我想，毫无愧疚地毅然远离自己的出生地，也许是性格浅薄的征象。
采访者：
你的父母阅读书籍吗？
班维尔：
我的父母都是善良、正直与聪明的人，然而他们并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我父亲会读通俗的大众书籍。我母亲害怕读我的书，害怕在里面发现一些不好的细节。我父亲并不在意我写的东西。他会读一些我早年的作品，我想，他也相当地喜欢。 采访者：
你青少年时期画过画。你都画了些什么呢？
班维尔：
哦，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的绘画。那时候我十来岁了，突然迷上了狄兰·托马斯，于是，我为他的诗歌配上了一些场景画。如今回想起那些画作，我背后的汗毛都直立起来了，令人非常尴尬的画作。相当可怕的作品。但是，努力尝试成为画家却教会我用另外一种视野来观看世界——非常仔细地观看事物、颜色以及事物在空间中的组合方式——对于这一点，我相当感激。你拥有了空间，你也拥有了人物，那么你如何来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空间问题是所有艺术关注的焦点。在这个人类被抛弃的不连贯的空间中，我们如何为我们的创造物寻找新的空间？
采访者：
是什么吸引你开始小说创作？
班维尔：
语言。词语。对我而言，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除非它经过语言的改造与凝固。直到如今，我依旧坚持这种看法。我也有这样一种美好的信念：作家一开始就有无限的可能性。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写作之路如此艰难。写作之初的五六年期间，我以为自己会成为无所不能的成熟作家。如今，我已经六十二岁了，却依旧在孜孜不倦地练习写作。然而，我依旧非常热爱这门手艺。我是一个写作狂。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写作。如果在工作日快要结束时，我发现自己还有四十五分钟，那么，我会在本子上写下一些句子。也许，这就是我喜欢当记者的原因——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艺术评论——我都会非常快速地完成。这给我带来了手艺人的愉悦。然而，小说并不是那样子的——小说带来的是一种持续性的折磨与羞愧。我讨厌我的小说。当知道自己的书并没有被太多人阅读时，我会有一种奇怪的愉悦感。
采访者：
你真的讨厌自己的小说吗？
班维尔：
是的，我很讨厌。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没有人相信我，但的确如此。这些作品都源于一种深层次的不适与羞愧。当然，这些书比其他人的书好很多，但还是没有达到我的个人要求。写小说时，更多的是痛苦，而不是欢愉。
采访者：
你的第一本书《朗·莱金》，收录了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为什么之后你再也沒有写中短篇小说？
班维尔：
如今，每个人都想组建一个摇滚乐队或者写一个电影剧本。但是，那时候我们的愿望非常简单，就是在一些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基尔肯尼杂志》，一本制作精良的杂志，发表了我最初的短篇小说。就拿《都柏林人》作为例子吧——当然，我现在依旧迷恋这本短篇小说集——我把相互关联短篇故事做成一本集子。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人物，而是因为主题而被归集在一本书中——最初的一组关于儿童主题，接下来是青少年时期，紧接着便是中年期，最后归于老年。这种类似的短篇小说相当平庸可怕，我要抑制这种冲动。对于生活，我一无所知，然而却要写的仿佛自己历经沧桑。但是，你也知道，我一直在学习写作，从我的能力与局限中同时学习。
采访者：
这些早期的故事是你在上学期间写出来的吗？
班维尔：
是的，是上学时候写的——你可以想象这对我的英语老师而言是多大的痛苦——随后，我移居到都柏林。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一切都是自学的。我没有上大学是因为我没有耐心，也太傲慢了。我高考故意考砸，是因为我不想去大学，不想成为我母亲所期待的建筑师。我觉得我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如果是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也许我还会尝试去读，然而，在天主教爱尔兰，你必须得到大主教的许可，才可以去都柏林的“信教大学”三一学院。
工作之后，我并没有认识很多文学上的朋友。然而，我白天工作，夜晚写作。这种状态维持了很久。直到不久之前，我才成为一名全职作家。我干记者这行长达三十五年，随后便是《爱尔兰时报》的编辑。我并没有为此抱怨，因为白天的工作为夜晚的写作提供了自由。
采访者：
你觉得你的自律来自何处？
班维尔：
本质上，我是一个宗教型的人。早年，我放弃了天主教信仰，与此同时，开始写作。写作让我可以长久地坐在桌旁，持续性地试图写出完美的句子。以遣词造句为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语言是文明中最伟大的发明。整天坐在桌子前，调节词语之间的韵律，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情。我不能要求更多的事情了，写作是我所能做到的最接近神圣的事情。
采访者：
你会修改自己的作品吗？
班维尔：
当我费了很大力气，写完一个句子，就意味着已经完成了。在某种程度上，你不能再次进行修改，因为这样会杀死句子。因为韵律已经确定，而意义也因之而确定。句子早已经确定好了，等待着我发现精准的、唯一的那个词语。
采访者：
节奏感与词语选择同样重要吗？
班维尔：
对我而言，句子就开始于这种节奏。我非常热爱纳博科夫的作品，我迷恋他的风格。但是，他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奇怪的因素，而我也没有弄明白。直到我读到他的一个访谈，他承认自己五音不全，而我也突然明白了纳博科夫的作品中缺乏音乐感，一切都是视觉图像化的。当然，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的文章却无法歌唱。然而，对我而言，文章要有音乐感，这样才能让我在灰暗的日子中向前而行。
采访者：
你的书与你写书时候所处的时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班维尔：
《朗·莱金》来源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但是，爱尔兰的六十年代与美国的六十年代有很大的区别。如今，当我回首六十年代的时候，就像回望欧洲的中世纪。那是一个原始的世界。但是，对于小说家而言，在其一生能穿越几个历史时期则是相当幸运的事情。当我写《哥白尼博士》与《开普勒》的时候，回望欧洲的文艺复兴，我就想想自己早年时，韦克斯福德郡所带给自己的那种原始感与荒凉感。
采访者：
是什么吸引你关注欧洲的文艺复兴？ 班维尔：
哦，我想逃离，想要改变，想要做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当我写《伯奇伍德》的时候，他们将我所写的称为爱尔兰小说。写完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唯一确信的是，我不想被当作一名只会写爱尔兰的小说家。否则，我宁愿放弃写小说，而去做些别的事情。接着，我开始写一本关于十二世纪诺曼侵略爱尔兰的书，然而，随后我又将兴趣放到了哥白尼的身上。不要问我为什么会如此——我也不知道。小说创作是一种奇异的行为。
采访者：
对于爱尔兰小说，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班维尔：
一种用方言写的小说。评论家见了这种类型的小说，会说，哇哦，这是最近一本来自爱尔兰的小说，充满爱尔兰的种种魅力！不过，我们都心知肚明，所谓的爱尔兰魅力都是一些冒牌货。
采访者：
是什么让你开始改变主意的？
班维尔：
《梅菲斯特》。那本书原本是一系列中的第四部作品，那个系列包括《哥白尼博士》《开普勒》与《牛顿来信》。我妻子说我在写《梅菲斯特》的时候患上了神经质抑郁症。或许确实如此。但是，对作家而言，神经质抑郁症到底是什么？对作家而言，每一天都是神经质抑郁症。然而，《梅菲斯特》对我而言依旧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我开始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写作。我开始相信自己的直觉，开始失去控制，也变得更加敏感。这种体验既兴奋又恐怖。一个书写梅菲斯特的作家是一个深陷困境的作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至少，他正在为自己开辟一片新领地。当时很痛苦，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很可怕。最后，这本书出版了，没过多久，也被彻底遗忘了。这本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对我而言，那是一段相当痛苦的时期。这本书是在春天出版的，我记得，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季，我都在整理自己的花园——我建造了一个非常别致的花园，里面甚至有绿豆与莴笋。在这些日常活动中，我完成了自我治愈。好吧，我还是同意我妻子的看法，把那段时期成为神经质抑郁症。
采访者：
你作品中的喜剧感来自何处？
班维尔：
世界充满黑暗，我却在其中发现了无穷尽的乐趣。
采访者：
也到了该谈谈贝克特的时候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贝克特成为你心中重要的作家？為什么？
班维尔：
也是非常早了，在我读《莫莉》的时候吧。就像《都柏林人》一样，《莫莉》对我而言也是一本启示录——原来作家可以用这样自我沉迷的方式来讲故事，而不是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依靠人物塑造。最重要的发现在于，语言本身的美就是一种叙述目的，而不只是工具。美是一个我们已经不愿意去谈的字眼，然而对于我，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美是一种去我的追求。经常有读者问我，为什么你总是那么喜欢描写天气以及外部的环境。我说，事物外观所呈现的美与前景中的人同样重要。我不认为对于宇宙而言，人类是必要的存在。在我的作品中，风景与风景中的人同样重要。
采访者：
在你写科学三部曲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被研究压倒的感觉？
班维尔：
在写《哥白尼博士》的时候，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到了《开普勒》，一切变得更自由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本书才更突出更优秀。我常常怀疑在那本书里被真实人物所附体。我想我已经进入另外一种领域——纯粹的创造。如今，我认为过分的研究会损害小说的力量。福楼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福楼拜读过大量的书籍，结果，自己的作品便要承受这份博学的重压。他说，为了准备《萨朗波》，他读了不计其数的书籍，然后你会发现作品的活力会因之而下降。要是他能放下某些重负，或许会做得更好。
不管怎么说，谁知道过去的时代又是怎么样呢？关于《开普勒》与《哥白尼博士》，读者总是会说，你把那个时代描绘得太精准了！我总是想要去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又不在那个时代。
采访者：
对你而言，哪些哲学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很多访谈中，你经常会提到尼采。
班维尔：
年轻时，我总是声称自己是维特根斯坦的信徒。然而，我读他的书很少，也不太理解他的作品。在我少年时，便开始阅读尼采了。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又系统地读了他的很多作品。对我而言，他的声音是如此的清晰有力。尼采是一位顶级的语言艺术家。
最近的四五年，我开始读美国哲学家的作品——爱默生，梭罗，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我在他们身上发现非常和谐的世界观，怀疑但不是绝望。我特别喜欢爱默生。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是由充满激情与理性的句子组成。我认为哲学家的价值也蕴含在他的风格之中——请注意，我为什么要对康德与黑格尔保持沉默呢？
采访者：
你是如何接受或者拒绝对一本书的评论？
班维尔：
如果我没有足够的兴趣去读一本书，那么，我只有拒绝评价它。有时候，则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鄙视那本书的作者。我不想在自己的鄙视中变得歇斯底里。在生命中，有几次违反自己的原则，之后则特别后悔。
采访者：
你不想让自己的书评被记住，那么，与其他小说相比，有没有其中一部特别想要让别人记住呢？
班维尔：
《裹尸布》。这是一本黑暗、晦涩与残忍的书。这本小说最接近我对完美小说的理念。这种情况或许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在写《牛顿来信》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憎恨《裹尸布》——甚至，我想，包括那些承认这本书价值的人。《裹尸布》是我自己特别珍爱的孩子，却吓走了别的人。
采访者：
在你接下来的小说《海》中，你回到了你的童年生活。
班维尔：
是的。《裹尸布》是近期用第一人称写作的小说之一，这系列的小说讲述的都是困境中的人。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写作的方式。因此，在写《海》的时候，我开始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这本书预计非常短，大约七十页的样子，也是仅仅描述童年在海边的假期时光。我为此准备了整整十八个月，然而，却没有真正开始写作。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一人称的声音自己浮现出来。我想我无法信任第三人称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是一个极端的自我主义者。除非是以我为叙述者，否则作品会变得没有信服力——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态度。 采访者：
你的很多读者发现马克斯，也就是《海》的叙述者，比你以前其他角色都更富有同情心。你认同这样的看法吗？
班维尔：
我并不认为马克斯比其他人物更富有同情心，也更温暖。他只是更加虚弱，也是位于更容易被摧毁的生命阶段。很多读者都会对这本书中的一句话念念不忘——“过往在我体内跳动，如同第二颗心脏。”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会对读者产生吸引力。实际上，我写过比这句话更好的句子。然而这句话却抓住了读者的想象力，甚至是某种精神上的需求。大多数读者在谈论这本书的时候，都会将注意力放在童年的场景中，而直接略对成年生活的种种描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在十一二岁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纯粹与纯真。在那个年龄，我们所经历的感情都是如此纯粹，因为都是第一次去体验。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去做爱，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然而在接下来的五六年的时光里，所有的秘密都会被认知，所有谜底都会被揭开。当秘密被发现之后，将会怎么办呢？这将是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部小说。
采访者：
因为《海》而获得布克奖的时候，你说，非常高兴能看到真正的艺术作品最终获得布克奖。这句话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班维尔：
让我谈一谈整个事情的过程。怎么说呢，布克奖必将是属于那些有钱人的权力游戏。那个夜晚，当评委会主席说出我名字的那瞬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个瞬间会有多少人憎恨我。自然而然地，我便用更傲慢的态度来激怒那些人。
当然了，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我的真实想法。对我而言，《海》并不是特别成功的艺术小说，但至少属于真正的艺术作品。像《海》这样的艺术小说很难得到布克奖的青睐。你也知道，布克奖常常颁给那些平庸乏味的畅销书。这个奖比诺贝尔奖更有销路，而这种巨大的利润并不仅让获奖者收益，整个出版行业都会因此而获利。当《海》获奖时，我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感到沮丧，因为那一年的入围作品大多是有强烈吸引力、销路又好的通俗作品。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书不应该每次都获奖，最好别发生这种情况，否则这个奖也会迟早完蛋。但是，布克奖又是如此重要的文学奖，不论是对作者、出版商，还是对编辑。时不时地，会把此奖颁给像《海》这样的艺术作品。这样有什么益处呢？比方说，我的编辑可以去找出版社的有钱人，说，以前没有人以为班维尔的书会畅销，会得奖，但是你看，他最终还是获奖了，如今，我手上刚好有一本书，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新人写的，风格有点像班维尔。在如今的出版环境中，一个好编辑需要这方面的例子作为支撑。
采访者：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用本雅明·布莱克这个名字写书的呢？
班维尔：
2004年9月，我完成了《海》。2005年4月，这本书出版发行。2005年5月，我开始写《克瑞斯汀瀑布》，而且写得相当快。那时候，我住在一个意大利朋友的家里。周一的九点，我坐在桌前开始写作，到午饭的时候，我已经写了一千五百多字——这真是一桩丑闻啊！我在心里骂自己，约翰·班维尔，你这个荡妇！为什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然而转过头又想，这些文字是布莱克写的，不是班维尔写的。这个事情想一想也蛮有趣的。本雅明·布莱克在白天写作挣钱，这样，夜晚的班维尔就有了很大的自由。
在《海》列入布克奖短名单的那天，我的经纪人也把《克瑞斯汀瀑布》的书稿交给了出版社。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还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人。出版商为我能列入短名单而欣喜若狂。当然了，每个人都劝我不要使用笔名，但我想让他们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笑话，而是来自班维尔的黑暗兄弟，本雅明·布莱克所写的黑色幽默小说。发明本雅明·布莱克纯粹是一场游戏，而这也是自我的另外一面。
采访者：
你读恐怖小说吗？
班维尔：
布莱克的灵感来源第一次阅读乔治·西默农的作品——我并不喜欢他的那些麦格雷神探小说，而是更喜欢他的硬汉系列的作品——《脏雪》《蒙特先生消失的日子》与《热带月亮》。我认为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文学的杰作——我避免用这个说法，但还是会用——存在主义文学的杰作。比萨特的作品好，甚至勝过加缪。我的天哪，看看你为什么要用这么直截了当的朴素风格写作。我想要这样尝试一下，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当然了，我肯定不会达到西默农的那种简约的水准。
当然了，我也读过其他恐怖小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瑟芬·铁伊，马杰里·阿林厄姆等人的作品——这些安静的英国女作家在她们心中酝酿着一场接一场的谋杀案。后来，我又开始阅读钱德勒和詹姆斯·凯恩等人的作品。其实，任何领域都可以产生高级艺术。比如说，我认为西默农的《脏雪》就是高级艺术。
采访者：
成为本雅明·布莱克给你带来了什么惊喜吗？
班维尔：
我认为写主流的通俗小说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我想，当其他作家谈论他们生活中的困难时，他们所说的都是实话。我稍微开个玩笑。我已经在写作这个技艺上磨炼了四五十年了，如今我要用这项技艺去制作其他类型的书——这些书会比以班维尔为名而写的书更能带来惊喜与自豪。这怎么可能呢？
采访者：
本雅明·布莱克写作的过程与约翰·班维尔写作的过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班维尔：
如果我是本雅明·布莱克，我一天大概能写两千多字。然而，作为约翰·班维尔，如果一天能写两百多字，我就会非常开心。一本班维尔小说大概会花费五六年的时间。当写完《狐猴》，也就是本雅明·布莱克的第三本书的时候，我坐在桌前，再次成为约翰·班维尔，用了周五的六个小时，才写好了一句话，也不是特别出色的一句话。但是，我很兴奋能重新回到那种陌生又深层次的精神状态中。也许，这就是本质上的差别——作为班维尔时，最重要的是凝神，作为布莱克时，最重要的是率性。我知道，很多读者会认为布莱克是更好的作家，或许，他们是对的。
采访者：
你有没有担心再也回不去了？
班维尔：
我一生工作都是记者和编辑——换一种说法，一个文字工程师。专业地讲，我一直都扮演着两种角色。因此，在本雅明·布莱克与约翰·班维尔之间来回转换，是一件非常简单又自然的事情。
采访者：
你对自己创作的人物有同理心吗？
班维尔：
我想，一个作家对自己创造的人物产生感情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却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写作是一项细致、复杂、技术性的工作。我也希望可以说自己热爱我的角色们，这些角色控制了我的书，控制了作品的情节，等等。但是，这些人物是不存在的。他们是由词语构建的，他们携带了句子的节奏：他们并没有自主的生活。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我不相信那些声称对角色产生感情的作家。他们要么是骗子，要么就是蠢货。
采访者：
这种说法让人感觉你是一个特别傲慢的人。
班维尔：
是的，我很傲慢，我的脾气也很大。然而，我在这里要保持最大程度上的真诚。我不想扮演一个嘘寒问暖的小说家。艺术本身是一件艰深的事业。它与情感有关，却不是情绪。我从事艺术是为了我自己，不过巧合的是，我所创作的作品恰好引起了其他人的精神共鸣。这也算是一种奇迹，但并不是我的本意——它只是恰好发生了而已。
艺术如同性爱——当你沉入其中时，其他的一切都不那么重要。离开书桌后，小说家可以对社会、政治与道德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然而，当他写作时，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选择最合适的词语组成句子，句子组成章节，章节变成一本书。当我写作时，我一点也不关心其他事情，甚至也不关心我自己。我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了写作的本体，剩下的一切都是琐事——甚至，生活本身就是琐事。
责任编辑：马小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