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我之境”:陶渊明与元好问(专栏·人间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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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卢浮宫里,珍藏着达·芬奇的一幅名画《蒙娜丽莎》,我曾经去巴黎在这幅名画前观赏、沉思了很久。这幅画里的主人公蒙娜丽莎,举止安闲,面带微笑,成为世界美术史上的精品。关于这幅画的创作缘起、版本类型、被盗及失而复得等故事,估计已经可以拍部电视连续剧了。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世界各国的人都对蒙娜丽莎魔幻般的微笑如此津津乐道,以一见为快?据说在美国展出时,因为要一睹蒙娜丽莎微笑的人太多,规定每个人只能在画像前停留三秒,而在日本,参观的人潮更是空前,主办方把观摩肖像的时间更限定到两秒。其实两秒、三秒基本上也看不清什么,但大家为什么还是要争先恐后地去呢?除了这幅画的来头实在太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微笑”,作为一种表情中最迷人的方式,天然地对人有着巨大的亲和力。
  不知道大家注意过这幅画没有,蒙娜丽莎的眼角和嘴角,达·芬奇有意把它画得若隐若现,而这两个地方正是人物表情应该表现得最生动鲜明的地方。达·芬奇一反常规地将眼角、嘴角模糊化,使得蒙娜丽莎的微笑带着一种妩媚的、神秘的内涵。据说有人统计过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具体感情含量,除了百分之九的厌恶、百分之六的恐惧和百分之二的愤怒外,其余百分之八十三属于因为舒适而带来的高兴,但这高兴也表达得自然从容。
  世界各地,无论什么民族、国家的人民都倾倒于蒙娜丽莎的微笑,原因是什么?我想不是因为对达·芬奇绘画技法的赞叹,懂得绘画技法的能有多少人呢?但大家不懂技法没关系,懂得微笑就可以了。因为微笑所呈现出来的往往是令人舒适的感觉,如果把极度的兴奋与极度的悲哀或者愤怒作为情感的极致的话,一般人能够忍受的时间必然是很短的,而居于其中的微笑,则能持续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其适应的人群也更为广泛。
  所以情感虽然可以细分为好多种,但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各种情感的適应范围并不相同。越伟大的文学家,越是追求他所表达的情感有更多的读者共鸣。
  而只有能更多表达群体情感的文学家,才能当得起“大文学家”的称号。
  王国维用来形容大学问、大事业的三种境界的词句,大家耳熟能详,但他接着说:“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这里说的“大词人”要注意的。对于生活中那些在同一群体中特别出色、成就非凡的,我们都会在他们的身份前加上一个“大”字。像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我们要说他们是“大”诗人。王国维、章太炎、钱锺书,我们要称他们是“大”学者,有时也称“大”师。生活中,能力、影响出众者,在广东、香港等地,要称“大佬”,其他地方也称“大腕”,等等。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大”字?其实就是为了突出这些人物的不同凡响,一般人难以企及。这些“大”人物,除了比一般人更勤奋、更专心之外,天赋也特别高。这种种因素综合起来,就把一个人物从同一个群体中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王国维说,因为像“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样的句子是大词人晏殊说的,所以联想的空间特别大,我们拿它来说明相类似的情况才有可能。
  我说这些,是因为《人间词话》中有下面一则,与我讲的“三种境界”有很像的地方: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为什么说很像呢?你看:
  第一,都是用古人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第二,说“三种境界”时赞古人是“大词人”,这里说是“豪杰之士”,用语不同,意思其实差不多,都表示是天才才能说出来的话。
  那么,差别在哪里呢?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注重引申义,一个用的是本义。应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借用方法。譬如,“三种境界”是用古人的词句来引申说明,王国维明确说与作者的原意应该没什么关系。而这里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就不是从引申意义上来说古人诗句,而是认为诗句本意,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义。
  一个注重引申义,一个用的是本义。应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借用方法。
  三种境界基本上谁都能看懂,即使有点理解上的差异,大方向也肯定没什么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学校都喜欢挂这幅字的原因所在。但上面这则话,有许多理论分析的话,读起来就费力了。
  但我今天就想来挑战一下这个难题,我的结论是它看起来费力,其实意思也简单。当然是那种深刻的简单。
  先看关于“无我之境”的部分。
  王国维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这两句诗句就是表现的“无我之境”。有人一读此诗,就觉得王国维这样说不对,此诗里怎么会没“我”呢?你看,采菊花的是“我”,“东篱”东边的篱笆是“我”家的,“悠然”的是“我”,“见”南山的也是“我”,怎么说“无我”呢?我们确实可以想象诗人在家附近的篱笆前采着菊花,然后抬头看到前面的南山,心情觉得十分悠然。里面从头到尾确确实实都有一个“我”在的。
  再看“寒波澹澹起”两句。这两句看上去,画面中只有寒波、白鸟,没有“我”,因为面前池塘微风吹过,水纹荡开,一只或者几只白色的鸟很悠然地从空中停到了池塘边。但画面中没有“我”,不等于“我”不在,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画面背后有一双凝视的眼睛,寒波的“澹澹”,白鸟的“悠悠”,都是人的感觉?而且既然能感觉到白鸟“悠悠”下,这双眼睛也应该带着“悠悠”的心情才是。
  两句诗句,一个说自己“悠然”,一个说白鸟“悠悠”。这个“悠”显然值得注意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分明有“我”,但王国维为什么却说是“无我之境”呢?是王国维表述有问题,还是我们理解不到位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暂时搁置问题,先来仔细分析一下。
  “采菊东篱下”两句出自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笔下。原诗是这样的: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晚年更名为陶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陶渊明写了一组《饮酒》诗,这是其中的第五首。主要写了两个方面:一是写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写归隐后平和安闲的心境。说自己归隐了,住到了农村,离城市远了,但毕竟还是在现实的人世间,跟以前不同的是,门前清静了,再也没有官场上人来人往的车马了。你如果问我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生存状态的,其实就是心里与这个世界疏远了,那么你无论住在哪里,都会显得偏远了。所以偏远不偏远,不是说地理位置偏不偏,而是你的内心是否保持与这个世界有足够的距离。我们平常说“大隐隐于都市”,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就生活在一个繁华的都市里,但大家就是察觉不到他的存在。这当然是隐士的高境界了。陶渊明说,我独自在东边篱笆旁摘采着菊花,心情恬静,抬起来很悠然地看见了不远处的南山。傍晚时山气让人特别舒服,空中的飞鸟也一个一个飞了回来。人生的真意都在这里面了,我心里能感受到,但要说出来就很难,也不必说了,说出来的又有多少是最真实最本质的意思呢。
  陶渊明在这首诗里不仅写自己归隐后的心境,也写出了自然的美妙,而且这种自然的美妙与心境其实是完全一致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陶渊明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诗呢?这样的诗是不是真的像王国维所说的那样是典型的“无我之境”呢?要说清楚这一问题,我们要更深入地了解陶渊明这个人。
  陶渊明是东晋人,中国历史上的东晋是一个战乱不息的朝代,陶渊明亲身经历这样一个年代,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
  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更平和。
  政治斗争的复杂,这里不去说了。我要说的是,曾经的热血青年陶渊明在这样频繁的政局动荡中,心慢慢的也就冷了下来。他曾经怀着“大济苍生”的宏愿,因为他的祖上陶侃,可是东晋的大将军,对东晋王朝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陶渊明也常常以此为荣。但到了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情况又怎样呢?他不得不面对越来越糟糕的社会局面。譬如在他写这首诗的前一年,刘裕率兵由东向西,席卷而过,洛阳、长安次第收复,东晋朝野欢呼连连。但陶渊明知道,刘裕是个极有野心的人,他功高盖主,封他当个相国什么的,他肯定不会满足,篡位是早晚的事了。而东晋如果没有了,陶渊明先祖的功业也就跟着消失了。陶渊明果然是有先见之明,不到五年,也就是永初元年(420),刘裕就把晋恭帝司马德文废掉了,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把都城定在建康(今南京),刘裕从此也就成了历史上的“宋武帝”,南朝从他的手里正式开始了。
  面对此情此景,陶渊明能做什么呢?他是个比较纯粹的文人,不可能揭竿而起,率兵反抗。他能做的,也就是在喧嚣的人世间,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希望万事不关心,做回一个最真实、最朴实的自己了。
  那么最真实、最朴实的陶渊明究竟是怎样的呢?
  爱喝酒应该是陶渊明最大的标签了。据说现在庐山有一块很大的比较平坦的石头——很惭愧,我到现在也没有去过庐山。陶渊明有次喝醉后曾经在上面酣睡过。南宋朱熹在《奉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诗中就写到过这块石头。他说:
  每寻高士传,独叹渊明贤。
  及此逢醉石,谓言公所眠。
  古今的“高士”虽然多,但朱熹想来想去,也就是陶渊明名副其实了。而这块醉石,肯定让朱熹想起了陶渊明醉后摇摇晃晃来到这里,沉沉地酣睡在上面的情形。我猜想朱熹肯定是绕着这块石头转了一圈又一圈。就像我2009年来到北京,来到清华大学“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也是转了一圈又一圈,其实就是一块碑石而已,但我就是转来转去,舍不得离去。包括后来我去颐和园里面的昆明湖,在“鱼藻轩”前也是坐坐、站站、看看、走走,又回去坐坐,很想让这样的时光暂时停留一下,因为那是王国维自沉的地方。所以我特别理解朱熹对着这块石头为什么如此留恋了。朱熹读了那么多关于晋宋人物的材料,他觉得假清高的多了去,而真清高的寥寥无几——清高是需要资本的。陶渊明那当然是真清高的代表。他说:
  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这话看上去有点刻薄,好听一点说就是“犀利”,但真是说得精准到位的。这朱熹可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这么高度评价陶渊明,可见至少在朱熹眼里,这陶渊明的人格真的是要高出他那个时代的。
  陶渊明的清高就是远离官场,辞职回家,种地、喝酒,过最简单的生活,写最简单的诗歌,做最简单的自己。
  陶渊明注定是一个不愿受制于制度和别人的人,所以他早年虽然带着宏愿出任江州祭酒,但很快就难以忍受等级尊卑,“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也就是说没多久就辞职回家了。后来也断断续续做过一些小官,但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工作没多久就不干了。他最后担任的职务,是义熙元年(405)秋,他叔父介绍的彭泽令一职。在这一岗位上,他干了多久呢?八十一天。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好像还没超过三个月的试用期。
  辞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上面的浔阳郡派了一个督邮下来,这个督邮的官位在汉代的时候设立,当时权力很高,但到了晋代,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督邮的主要职责是到下面县乡督察工作,同时传达朝廷或上一级政府的一些政令。
  陶渊明平时上班估计也是随便惯了,衣服怎么舒服怎么穿。陶渊明听说督邮来了,正准备起身去迎接,陶渊明的下属赶紧提醒说:
  “督邮是上一级官员,按照规定要穿正装去啊。我看你今天穿着太随便了,可能不大合適啊!”
  一听这话,陶渊明刚迈开的步子停住了,他看了看下属,倒没有一点生气的意思,他想:下属说的也对,那是体制的规定,但我陶渊明是何许人,随便一个什么上级官员来,总要我低头哈腰去迎接,为了这点菲薄的工资,我这么值得吗?我简直是在犯贱啊!   陶渊明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他对下属说:
  “你告诉他,今天我陶某不在,让他另找时间来。”
  这督邮最后有没有来?如果来了,又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暂时就不管了。我们知道的是:陶渊明真的当即就辞职了。这一次辞职,就彻底地告别了官场,十三年来为了糊口饭、喝杯酒而一忍再忍的委屈,也就随着这次辞职而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就此彻底回到农村,他回农村,可不是享受什么“农家乐”,而是要当个彻头彻尾的农民。我突然想到,古代文人一不得意,就说我要向陶渊明学习,回归田园。但我们想想,这中国文学史上,在陶渊明之后,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陶渊明。为什么学陶渊明这么难呢?本来学陶渊明应该是最容易的,就是放弃一切,做个地道、本色的农民。我后来琢磨,大多数文人口口声声要学陶渊明,其实只是要到农村透透气,调整一下心情,享受一下“农家乐”,很少有人想真的要扎根农村,靠耕种自食其力的。陶渊明的难学,原来在这个地方。
  前面引的这首诗大概写于陶渊明归田后的第十二年(417)。大概是国家存亡管不上了,陶渊明就想管好自己吧。
  陶渊明把归隐田园后的生活分为三个部分:种地、喝酒、写诗。
  我说陶渊明管不了那么多,这是从总体上来说的,偶尔泛起一点壮志未酬的感慨也是有可能的。所以陶渊明嗜酒,除了确实天性好酒,恐怕也多多少少有点借酒浇愁的意思在内。他有空就喝酒,喝多了诗性就大发,一段时间下来,居然写了二十首(这二十首中也有少数作品与喝酒无关)。陶渊明干脆就把这组诗起了个《饮酒》的总名,并按照顺序排列好。
  大家可别以为陶渊明酒后说醉话,写醉诗,是醉人之诗不可信。其实带着一丝醉意,才能将心中最真实的想法写出来。所以这喝酒有时真是有价值的。我酒量不大,但要是朋友聚会,没有酒,我也总觉得好像缺了一点什么。就像我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酒是多好的东西啊!有必要讨厌它吗?”我倒真是部分认同这话的。时间长了,我总结了两点人生感悟:一个从来没有醉酒的男人没什么意思,当然逢酒必醉的人也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微醺的境界,让人从沉重的生活中暂时超越一下,又因为只是微醺,所以不至于飘得太远,这多好。若真醉了,就伤身体了,尤其是经常醉,这就不好了。
  陶渊明对自己好酒直言不讳。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说: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他说得好直率,自己生来爱喝酒,但家里穷,没办法经常喝,一些亲戚朋友,一旦办了酒席就喊他去,他去了以后就尽力喝,喝到醉为止,醉了就回家,来来去去完全随意,不讲什么客套、礼节什么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看,陶渊明喝酒可能也属于所谓“小高快”一类,就是:酒量小,兴致高,醉得快。酒风、酒品应该没得说,酒量看来是个问题。
  他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也说自己之所以就任彭泽令一职,除了那地方离家近,相距不过百里左右来往方便,更重要的原因是“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也就是至少在喝酒方面可以公费解决了。但在陶渊明看来,虽然有酒喝是很爽的事情,但如果喝酒要以尊严和自由为代价,他宁愿不要这种官位了。他太了解自己“质性自然”的性格特点了。
  懂他的朋友也不少,其中有个叫颜延之的,比陶渊明小二十岁左右。他对陶渊明这个人以及他写的诗非常佩服,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铁粉”。他在受命担任始安郡太守时,路过陶渊明家乡,因为知道陶渊明好酒,所以几乎天天来陪他喝酒,两人在觥筹交错当中,度过了一段快意人生。这天颜延之终于要出发赴任去了,临行前两人又是喝得差不多了,尤其是陶渊明斜躺在对面,靠着椅背,眼神迷离,那姿势很可能就像网上传的“葛优躺”一样,已经是醉得没有一丝半毫的力气了。
  颜延之毕竟年轻,虽然酒也喝多了,但勉强还能支撑住,他摇摇晃晃地走到陶渊明面前,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沓钱,塞到陶渊明手上,带着有点模糊的语气说:
  “这是两万钱,略表寸心,虽然不算多,也足够你喝上一阵了。但我还是希望你留点钱安排全家的生活,不要把钱都花在喝酒上。”
  颜延之说完,掉头出门,坐着早就备好的马车出发了。大概过了一个时辰(两小时),陶渊明酒醒了,看到眼前的两万钱,隐隐约约记得颜延之说的话,但他也顾不上太多,马上就把钱全部送到酒家,以便以后随取随饮。估计当时的陶渊明是这样想的:钱不用在喝酒上,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陶渊明所想所做,确实跟一般人很不一样。
  从陶渊明与颜延之两人关于喝酒的故事,就知道陶渊明是如何地嗜酒如命了。
  现在我们回到刚才说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这个“悠然”可能与喝酒也是有关系的。这两句既然是《饮酒》组诗中的一部分,也很可能是在某个微醺的下午的一种满足与自在的状态。再说手上刚采摘的菊花,也可以酿造菊花酒啊。虽然还只是采摘在手中,但陶渊明仿佛闻到了菊花酒的香味呢。
  在微醺的世界里,尘世就显得遥远了。陶渊明很享受这样虽然虚幻但很惬意的时光。在微醺的世界里,他几乎忘了个人的所有情感,什么“喜怒哀惧爱恶欲”,此刻统统不存在,有的只是舒畅、平和、从容、自在,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字:爽。
  这就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心境特点。
  我们把时光推到八百多年后,有一个人,无论是在精神性格上,还是诗歌神韵上,都神似陶渊明的人,悄悄地走了过来。
  这是金代正大二年(1225)冬天,正是纷纷扬扬下了三天大雪后的一个寒冷的午后,在流经今天河南登封的颍水旁边,四个年轻人走走停停。只听其中一个人说:
  “老兄,现在大雪封路,这么急急忙忙赶路,也很难按时到达京城的,再說雨雪路滑,也很不安全,不如天晴了再走吧!”
  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回头看了看大家,带着无奈的口吻说:
  “兄弟,我哪里是想走,朝廷催得急,实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半年来,我们一起饮酒赋诗,一起品花赏月,这才是我喜欢的生活呢。”   四个年轻人说着说着就走到江边的一个亭子旁。这时候突然有人建议说:
  “既然我兄一定要走,我们也不能阻拦,但临行前,我们大家分韵写诗,也算是留作分别后的念想如何?”
  其他几个人也纷纷附和,连连说:
  “好主意,好主意。”
  就这样,在颍水河边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亭子里,这个名叫“颍亭”的亭子,看上去斑驳陈旧,甚至有点残破,但它历史悠久,是唐代阳翟的一个县令所建,也曾经被很多的文学家写入诗文当中,其实是一个名亭。
  一场常见的分韵赋诗,居然催生出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首伟大作品《颍亭留別》,诗的作者,也就是那个被送行的人到底是谁呢?他就是金代最伟大的诗人元好问。
  这首《颍亭留别》前面有一个小序:“同李冶仁卿、张肃子敬、王元亮子正分韵得‘画’字。”诗歌是这样写的:
  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
  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
  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
  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
  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
  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
  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
  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画。
  我们一眼就看到了被王国维引用的两句: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但我们先不说这两句,先来了解一下关于这首诗歌的创作背景。
  读了这首诗,我真是觉得古人风雅,我们真是比不上。我们现在与兄弟分别,往往是找个饭店吃一顿,喝个七晕八倒,找出的理由是“感情深,一口闷”,闷多了,自然也就醉了,然后跌跌撞撞地回去睡觉,觉得这才是快意人生。但你看元好问(1190-1257)与三个朋友暂别,他们也喝了酒,但喝完酒之后呢?还要分韵作诗。所谓分韵,就是在韵书里选择几个不同的字,分别对应不同的韵部,大家分头挑选。挑到什么字,就要在诗歌中用这个韵部,而且要用到挑到的这个字。这有点像命题作文,但命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所以倒不见得有什么困难。而元好问正好拈到一个“画”字。所以大家看他的诗歌最后一句最后一个字果然是“画”字。
  留别的三位友人,其实也都不是阳翟本地人,李冶、王元亮是河北人,而张肃是山西人,这张肃还是李冶的侄女婿,但这三人当时正好因为各种原因寓居在阳翟。三人中李冶最值得注意,因为元好问与他父亲关系也相当密切。李冶在金代曾登进士第,后来元好问文集编订好后,他还作了一篇序,可见他与元好问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大家可能奇怪了,这元好问也不是河南登封人,他怎么跑登封去了?而且辞官归隐后,也是回了登封。这元好问确实是如假包换的山西忻州人,他的青少年时光也是在忻州度过的。但在公元1211年时,蒙古大军突然杀到忻州,屠杀了十多万百姓,元好问的哥哥元好古就是在这次战乱中被杀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元好问全家先是迁到河南福昌,后来又迁居登封。从此,元好问与登封这个地方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诗写作时,元好问三十六岁。元好问虽然在兴定五年(1221)就考中进士,但并没有被选用。一直到正大元年(1224),元好问才终于通过了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授儒林郎,任国史院编修,他的主要工作是为朝廷起草一些诏书、章表之类的公文。但第二年夏天,他就请假回了登封,在登封与几个老友欢聚,度过了一段轻松快乐的时光。此诗则作于与三位朋友辞别之时,写的正是离别的情景。
  表现离别的诗歌,我们可能读得多了。那么,元好问这首《颍亭留别》好在哪里呢?
  我觉得好就好在他把人和自然分开来写,人虽然分为“故人”和“怀归人”两种,但其实属于同一种类型,也就是特别重视情感,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和具体事件的影响。故人也就是刚才说的三个朋友了,他们“重”分携,分携就是分手的意思,平时在一起携手聚玩,现在面临分别,所以古人称分别为“分携”,而作为“怀归人”,元好问也急着远行。虽然他们的感情类型不太一致,一个舍不得朋友远去,一个急着要去远方,但都是一种比较深切甚至有点激烈的情感。尤其是“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其实一方面说明了自己很无奈,奔走在人世,有时就不得不面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况,所以眼前与朋友们在一起举杯告别,也是对往日“吟啸”生活的辜负。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元好问虽然说朋友“重分携”,并因此在颍水边停下了马车,依依惜别,但他没有说这种情谊是好,还是不好。但说到自己不得不急着离开时,就自己觉得很愧疚,甚至觉得这种身不由己的人生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元好问对这两类情感其实已经是一边在说,一边带着否定的意思。
  为什么我说是带着否定的意思呢?大家看元好问的诗,从第三句开始一直到第十句,这八句都是写景的。先写抬头看天地之间,真是万千景象,而且这万千景象彼此映衬,互相依靠,共同构成了天地清景。山边有河,河边有村落,村落外有田野,田野里有劳作的人,天地就是一幅难分彼此、互相点缀的大风景。这颍亭因为建在颍水边,所以视野开阔,近处是水,远处是山,举目似乎都在天地之间。元好问专门写过一首题作《颍亭》的诗,我们可以对照着来看一下,开头四句是:
  颍上风烟天地回,颍亭孤赏亦悠哉。
  春风碧水双鸥静,落日青山万马来。
  这四句诗写的也就是“乾坤展清眺”的意思了。接着写北风呼啸,带来三天大雪,这种风雪相连,也是一种“相借”,这是宇宙万物的自然变化。“九山”是河南西部轘辕、颍谷、告成、少室、大箕、大陉等九座山,它们绵延起伏,高耸而威严。眼前的颍水因为微风吹过,水面也荡起了波纹,一圈一圈伸向远方,空中的白鸟也一只一只悠然地飞临到河边。
  元好问本来是留别友人的,按照常规来说,应该从眼前写起,再追思过往的生活,然后再写离别的忧愁,最后写别后的思念。这是写离别诗的基本套路。但元好问不按套路出牌,或者说,按照套路出牌的也就不是元好问了。他写风雪相连,写群山峥嵘,写寒波澹澹,写白鸟悠悠,都好像是把眼前所看到的景客观地展现出来。   但元好问写完这一组景象后,突然来一句“怀归人自急”,并且与“物态本闲暇”对应着来写。我们看到这里才知道,他其实是向往物态的闲暇,而不满人世的奔走的。换句话来说,他眼中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正是他想要的生存状态,他甚至愿意自己化身为寒波、白鸟,以便与自然一样享受到无边的自在与悠闲。简单来说,他突然觉得做“人”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处处受限,时时羁绊,他宁愿变成自然中的一个“物”。
  大家一定经常使用一个词“人物”。这个词真是有讲究的,我们平时总是觉得人比物高贵,因为我们人可以思考,有感情,能对这个复杂的世界进行评判。而物呢,只是我们眼中的客观对象,物的价值、意义,甚至是否存在,都要等着我们人类来赋予来决定。
  那么“人物”这个词,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把“人”也归到了“物”的范畴。虽然人有思想有感情,但当这种思想与感情平和,与外物和谐相处的时候,这时候的“人”其实也差不多是“物”了。所以“人”往往渴望“物”的境界,在接近“物”的境界时,“人”才能获得长久的稳定的舒适感。我觉得“人物”这个词很形象,很准确,也很有深度。
  元好问写这首诗的时候,也不过三十多岁,为什么那么抗拒尘世,反对用情太深呢,以至于因为对世俗人情的厌倦而对自然万物生发了向往之心?要明白这一层意思,就要对元好问的生平和性格作进一步的了解了。
  其实,元好问年轻时候比一般人要更多情更专注的。据说他年轻时有次在赶考途中,看到一只被猎人网杀的大雁。那猎人得意扬扬地说:“今天真是遇到稀奇事了,刚刚用网罩住了一只大雁,回去杀了,后来出门一看,刚才没被网住的另外一只大雁,看到同类被我网住以后,在天空中盘旋了很久,一边盘旋,一边发出悲哀的声音,听得我心里直发毛,后来居然一头直接撞在地上摔死了。你说奇不奇?这大雁好像比人还重情呢。”这猎人一边说着一边要离开。元好问也被这样奇异的事情震惊了。他赶紧对猎人说:“这样吧,你网杀大雁,也就是为了挣钱。这两只大雁,你开个价,价格高点也没关系,我全买下来。”猎人一听买主就在眼前,既省了去集市摆卖的时间,又可以得到高价钱,所以很高兴地就把大雁卖给了元好问。
  元好问买到大雁,捧着手上端详了很久,突然抑制不住地号啕大哭起来。元好问这一哭不仅惊呆了周边的朋友,也惊呆了历史,特别是文学史。大概是哭了很久吧,等他情绪稍微稳定以后,同伴就问他:
  “你买下两只大雁,准备怎么处理呢?是准备找个地方红烧了?清炖了?我们要急着赶路的啊。”
  元好问抹了抹眼泪,一字一句地说:
  “我要厚葬这对大雁。”
  说完,就用树枝开始在地上掘土,大家也就跟着一起帮忙。不一会儿工夫,一个小小的土坑挖好了。接着,元好问从随身包里取出一瓶酒,洒了一些在坑里,然后郑重地把大雁放在下面,回填了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但刚走出没几步,元好问突然又折了回去。对同伴说:
  “我以后有机会还会来祭拜的。但是这样用土掩盖着,时间一长,可能找不到了。我们用石头把这坟垒高一些,作为标志,也方便以后辨认。”
  同伴也纷纷赞同,于是从周边找来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头,垒起了一个颇有规模的小丘。
  “这就叫‘雁丘’了。”
  元好问说:
  “我们大家或赋诗或填词一首吧,也算是纪念我们人生中难得的经历。”
  一起同行的朋友也觉得这样的奇事,如果能用诗词记录下来,也是一件雅事。
  元好问当即也写了一首《雁丘辞》,当时因为在旅途中,写得粗糙一些。过了很多年以后,元好问又按照格律要求,将《雁丘辞》用《摸鱼儿》词牌改写了一遍。而开头两句就是大家熟悉的: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可能有人不知道元好问的名字,但不知道这两句词的恐怕真的是寥寥无几了,因为这两句表达的就是用生命去相爱这样沉甸甸的感情。
  我用这么多的时间来讲元好问的这个故事,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其实很简单,一个那么希望自己心态如“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的诗人,在其年轻时候,也曾是那样的多愁善感。但这个感情充沛激荡的人,与追求“物态本闲暇”的人,就是同一个元好问。
  那么,元好问这种追求成为“物态”人的想法,到底有什么思想渊源呢?
  元好问早年也被周边人视为“神童”,五言诗写得更是声名远扬。尤其他的哥哥元好古,本來也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但面对能把五言诗写得如此杰出的弟弟也只能甘拜下风。他曾经写过这样的诗:
  惭愧阿兄无好语,
  五言城下把降旌。
  这哥哥真是老实的,估计虽然有点不情愿,但比来比去比不过,也只好认输了。后来他的诗歌还被金朝的文坛盟主赵秉文认为可以与唐代诗人杜甫媲美,说他的诗是“少陵以来无此作”。这评价是高是低,大概大家心中也有数的。
  有才、多情,结果总是落第,这有点像宋代的柳永。但柳永是因为生活在一个进士世家,所以虽然在汴京的青楼楚馆里很是放浪了一段时间,但他的“上进心”其实一直都在。元好问毕竟不是柳永,几次科举失败,可能对他人生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功名心大受影响。他第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后,曾去拜见老师。元好问满含愧疚地说:
  弟子不才,连一个小小的科举考试都没通过,连累了老师的名声,真是惭愧!
  说完,就要下跪。老师赶紧扶起元好问,对他说:
  “其实我教你读经典、写诗文,只是为了丰富你的知识,提高你的眼界,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不是为了博取科举功名。一个小小的科举考试,何足挂齿。大丈夫应该志存高远,在历史上留下不朽的身影才是真正的‘大功名’。”
  你看这样的老师果然是有眼界的好老师。而老师的这番教导,看上去是为元好问留下了足够的退路,但其实是让元好问以退为进,追求更为广阔的人生境界。   父亲元德明的性格应该也对元好问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元史·元德明传》记载:
  元德明……自幼嗜读书,口不言世俗鄙事,乐易无畦畛,布衣蔬食,处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饮酒赋诗以自适。
  上面的话估计大家读一遍也都明白大意了,只有一句“乐易无畦畛”需要解释一下。“乐易”就是快乐平易,也就是性格好,对人和善。“畦畛”本来是田地与田地之间的分隔小道,后来引申为隔阂、常规的意思,而“无畦畛”就是说这人比较随意,敞开心怀,也不讲究什么死板的规矩、道理什么的。好读书、远离世俗、平和处世、生活简单、放浪山水、饮酒赋诗,元德明的这些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简直被元好问“克隆”了下来。
  现在我们能理解,元好问为什么一生虽然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有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官职,但他告诫家人,他死后,墓碑上只要刻七个字:
  诗人元好问之墓
  这就是元好问对自己的最终定位,这个定位虽然是晚年才说出,但他一生的经历其实也总体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在他心目中,“诗人”这个头衔才是崇高的,才是可以照亮一生的荣誉。
  元太宗十一年(1239),已经五十岁的元好问回到山西忻州老家,好像陶渊明回归田园一样,他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了这首诗:
  乞得田园自在身,不成还更入红尘。
  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风睡杀人。
  元好问回到田园,如愿追求到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他说,我再也不用担心还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不小心再入红尘了。我只是担忧在六月的岸边,在清风拂柳之下酣睡不醒呢。大家读这样的诗歌,其味道是不是就是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一首开头写的: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渊明说,我这个人天性与这个复杂的世界格格不入,我骨子里就是爱这单纯、清纯的山水自然。结果一不小心闯进了俗世当中,而且一下就浪费了我宝贵的十三年时光(陶渊明“三十年”可能笔误,他实际出仕时间首尾只有十三年)。
  这么一对照,我觉得王国维把陶渊明与元好问放在一起来说他的“无我之境”,真是别具眼力。我前面引述王国维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时候,引文中间有个省略号。现在我把省略的文字补充到这里来: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为什么我前面要把这几句删掉呢?因为我很清楚,如果没有我刚才的分析,大家读这段话估计头都会大。什么叫“以我观物”?什么叫“以物观物”?什么叫“物皆著我之色彩”?什么叫“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但我们把陶渊明、元好问两个人以及两首诗都详细分析之后,再来看这段话,应该在理解上就容易多了。这里最关键的就是两个字:“物”与“我”。
  “物”与“我”这两个字,我们平时虽然几乎天天会用到,但一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我们可能就有点模糊了。宋代有个大哲学家,名字叫邵雍,看他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邵雍集·观物外篇》说: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我们平时说惯了的“性情”两个字,在哲学家看来,原来分别是很大的,这分别就正是从“物”与“我”两个字的关系来说。如果我勉强翻译一下,这两句大概可以翻译为:当我们不带任何感情,客观地看待外在的对象时,我们自己本身也等于是一个物,这时候就能将外在事物最本质最客观的东西看清楚并表现出来。而一旦我们带着一定的感情倾向去看待外物的时候,看到的往往不是外物的本质,看到的只是自己感情和思想在外物身上的投射而已。
  这个解释,我知道大家听着可能还是有点模糊。举个例子,譬如我说:“中山大学真美!”这其实是“以我观物”,因为我在中山大学工作很多年,对这所学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所以我说中山大学美,人家不一定相信,会说:你是中山大学的老师,当然说中山大学美!别人会说我带着我的个人化的情感。
  但如果纯粹是一个游客,与中山大学一点关系也没有,他把整个校园转了个遍,然后很有感慨地说:“中山大学真美!”因为此前这个游客与中山大学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因为某个原因来到了中山大学,感受到中山大学的美,这个游客的判断就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而不带感情色彩的人,也就非常类似“物”。
  简单来说,带着感情去看外物,看到的并非一定是事物的本质,往往只是自己感情的投射,这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物皆著我之色彩”;而不带任何感情去看外物,才能看到外物最真实最本质的一面,而从外物最本质的一面,也可以反映出人性最本質的一面。这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我们在社会上生存,从小经受各种感情的熏陶,所以我们带着感情去看世界是很容易的。但如果在这种情况,能排除长久以来形成的情感倾向,尽量客观地看待和评价外物,就很不容易了。王国维说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堪称“豪杰之士”。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现在,我们可以把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的内涵简单总结一下了:
  第一,所谓“无我”不是有没有“我”,而是有个怎样的“我”。
  第二,无我之境中的“我”与“物”是平等的,两者之间不存在强与弱、主与次的关系。
  第三,无我之境着重表达“我”与“物”共同的最真实、最本质的内涵。
  第四,无我之境表达出来的情感是平和的、带有群体的特征。所谓“无我”就是“无小我”的意思,或者说,“无我”就是“大我”,以涵盖更多群体的感情为特征。
  我简单总结了“无我之境”的这些特点,但我们从王国维的表述中就可以知道,王国维说“无我之境”是与“有我之境”对应的。那么“有我之境”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呢?王国维引用冯延巳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秦观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等词句来说明“有我之境”,具体到底是说什么呢?是不是符合冯延巳、秦观原词的意思呢?尤其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者之间究竟是对立,还是有交叉的关系呢?这些问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为大家继续解说。
  责编: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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