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解放战争开始后，经过1948年底开始的“三大战役”的较量，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已经被消灭殆尽，中共中央已经在着手部署“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国民党方面在代总统李宗仁等桂系力量的策划下，企望能保住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向中共抛出“求和”的橄榄枝。
中共为了尽最大努力减少军民伤亡和国家的财产损失，在提出“八项主张”的基础上，也同意进行谈判。于是，在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国共双方围绕“划江而治”展开了一场谈判。
一、桂系希望能够实现“划江而治”，积极进行策划
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美国虽逐渐认识到“政府不能打败共产党”，但同样认为“共产党实际上也不可能打败政府”。直至1948年底和1949年初“三大战役”陆续打响后，甚至当蒋介石都承认其失败的必然性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才转而把南北分治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并决心换马李宗仁。
1948年10月23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
11月9日，蒋介石要求美国“迅速给予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的声明”，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时，遭到杜鲁门拒绝。
1949年1月3日，司徒雷登发表评论说，“如果长江天堑不守，则吾人将面临一惊涛恶浪之恐怖大海”，并表示，只要李宗仁的“和平努力能够获得显著的进展，或者甚至仅能成功地延迟着或似乎延迟着共产党对长江的攻势”，美国就会“支持他”。可见美国的对华策略是，支持国共和谈，保存长江以南地区，形成国共“划江而治”的局面。
苏联也知道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是在玩弄和平招，虽然没有公开主张“划江而治”，但企图劝阻中共向江南进军。他怕继续打下去，美国可能干涉，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从而危及苏联的危险。
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兴冲冲接过了美国抛来的红绣球，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蒋介石所处的逆境，企图逼蒋下台，实现桂系的一统天下。为此，他们谋划了实现“划江而治”的三部曲：第一，由白崇禧出面呼吁和平，逼蒋下野；第二，由李宗仁主持与中共和谈；第三，和谈达成以中共不过江为最低限度的协议，形成以桂系为主，与中共“划江而治”的局面。
在这三部曲中，逼蒋是前提，和谈是手段，“划江而治”才是真正目的。
蒋介石失去昔日的美援，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桂系主将、时任华中“剿总”司令的白崇禧虽握有25万军队据守武汉，却拒战言和，蒋介石势难再战，终于被迫“引退”。
二、蒋介石无意实行“划江而治”，“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愿与中共和谈，条件为：“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从“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可见蒋介石并不赞同“划江而治”。
蒋介石在“文告”中信誓旦旦：“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但蒋在国民党内惨淡经营几十年，只是“暂时引退”，李宗仁只能代行其職权，并且蒋仍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这就暗示了“以党控政”的实行，李宗仁的政策措施，依惯例须由国民党中常会审议方可付诸实施。所以，“引退”后的蒋介石，虽身居溪口青山绿水之间，却操纵国民党政权的巨细之事。
事实上，蒋介石在下野前就拟定了一项计划，即利用和谈，争取在3～6个月内编练200万新兵，再加上100多万残兵，凭借长江天险与中共对抗到底。他在溪口召见何应钦，命其在长江南岸层层设防；制定了“京沪杭作战计划”，决定以上海为中心，采取持久作战方针，坚守上海，万不得已时退守台湾。
他亲函在南京、上海的国民党特务首领，命他们作战到底；直至南京解放后的4月30日，蒋还赶到上海对淞沪防务作了进一步部署：“坚守住上海，等候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将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
事实表明，蒋介石的“和平”完全是欺人之谈，其真实意图是持久坚守淞沪，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重新夺取全国政权。
既然手握实权的蒋介石并不以“划江而治”为目标，就对桂系出面进行的“和谈”设置重重障碍。李宗仁为表和谈“诚意”，上台伊始即下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张学良已被移送台湾，杨虎城被秘密关押的地点李宗仁不得而知，没有蒋介石的首肯，李宗仁的手令形同废纸。
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明承认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李电发出后，孙科唯蒋介石之命是从，即率内阁要员离宁赴沪，不日干脆将行政院迁到了广州。蒋介石也公开将国民党中常会移往广州。孤家寡人的李宗仁无法代表南京政府与中共进行和谈。
2月19日，蒋介石又公然指责李宗仁“以毛泽东之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蒋在“引退”前已将国库价值3.7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外汇移存台湾，李宗仁处于既不能和又不能战的境地。后来李宗仁总结道：“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
三、“蒋介石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李宗仁丝毫不能有所作为”，美国大失所望，不再支持“划江而治”
李宗仁亦非等闲之辈，审时度势，他也认识到：“我们的主力己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而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疆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果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停战讲和呢？”
李宗仁既已看到“和”无可能，为何仍不遗余力地求“和”呢？他幻想“凭长江之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是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
而美国已不再支持实现“划江而治”了。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发出了这样一段感慨：“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幸而美国未使李宗仁成为民族的罪人。
美国确曾许诺过逼蒋下野后将支持桂系“划江而治”，可当蒋介石“引退”后，李宗仁请求司徒雷登敦促美国政府借给10亿美元或至少5亿美元时，遭到了拒绝。
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充分陈述了拒给桂系贷款的理由：天津的美国人“目睹共军夺获天津，其配备全为美国武器及国军在东北不战而送给共军的其他军器”。因此他们认为“前此对华援助，因国民政府之缺乏效能全落于共军之手，现在若继续加以援助，实等于进一步加强中共力量”。国民党军队“没有一仗是因为缺乏弹药或装备而失败的，他们的军事崩溃完全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最无能的领导，以及使军队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其他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
美国曾设想通过换马桂系来挽救国民党的败局，但事实正如司徒雷登所说：“蒋介石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中国的局面没有改变”，李宗仁丝毫不能有所作为，美国大失所望。
精明的美国人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希望每一分钱花下去都要收到效益，他们绝不会长期支持一个自己都无法支持的腐败政府。
四、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辞，铿锵有力地表示：“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定地表明了中共的立场和态度。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坦言：“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
可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共产党人是成竹在胸，胜券稳操，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共仍愿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不过，以这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和谈的目的，绝不是“划江而治”，而是和平解放全中国！
平心而论，蒋介石从未打心眼儿里赞同过“划江而治”。全国大陆解放后，他仍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晚年还多次公开表明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
1967年9月，蒋介石在与日本首相谈话时说：“殊不知两个中国的办法是我绝对反对的，也不是中共所能接受，仅为一种幻想而已。”
直至临终前，蒋介石还声言日后“光复大陆”，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国民党“光复大陆”当然是痴人说梦，但祖国统一确是大势所趋。■
中共为了尽最大努力减少军民伤亡和国家的财产损失，在提出“八项主张”的基础上，也同意进行谈判。于是，在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国共双方围绕“划江而治”展开了一场谈判。
一、桂系希望能够实现“划江而治”，积极进行策划
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美国虽逐渐认识到“政府不能打败共产党”，但同样认为“共产党实际上也不可能打败政府”。直至1948年底和1949年初“三大战役”陆续打响后，甚至当蒋介石都承认其失败的必然性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才转而把南北分治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并决心换马李宗仁。
1948年10月23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
11月9日，蒋介石要求美国“迅速给予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的声明”，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时，遭到杜鲁门拒绝。
1949年1月3日，司徒雷登发表评论说，“如果长江天堑不守，则吾人将面临一惊涛恶浪之恐怖大海”，并表示，只要李宗仁的“和平努力能够获得显著的进展，或者甚至仅能成功地延迟着或似乎延迟着共产党对长江的攻势”，美国就会“支持他”。可见美国的对华策略是，支持国共和谈，保存长江以南地区，形成国共“划江而治”的局面。
苏联也知道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是在玩弄和平招，虽然没有公开主张“划江而治”，但企图劝阻中共向江南进军。他怕继续打下去，美国可能干涉，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从而危及苏联的危险。
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兴冲冲接过了美国抛来的红绣球，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蒋介石所处的逆境，企图逼蒋下台，实现桂系的一统天下。为此，他们谋划了实现“划江而治”的三部曲：第一，由白崇禧出面呼吁和平，逼蒋下野；第二，由李宗仁主持与中共和谈；第三，和谈达成以中共不过江为最低限度的协议，形成以桂系为主，与中共“划江而治”的局面。
在这三部曲中，逼蒋是前提，和谈是手段，“划江而治”才是真正目的。
蒋介石失去昔日的美援，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桂系主将、时任华中“剿总”司令的白崇禧虽握有25万军队据守武汉，却拒战言和，蒋介石势难再战，终于被迫“引退”。
二、蒋介石无意实行“划江而治”，“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愿与中共和谈，条件为：“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从“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可见蒋介石并不赞同“划江而治”。
蒋介石在“文告”中信誓旦旦：“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但蒋在国民党内惨淡经营几十年，只是“暂时引退”，李宗仁只能代行其職权，并且蒋仍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这就暗示了“以党控政”的实行，李宗仁的政策措施，依惯例须由国民党中常会审议方可付诸实施。所以，“引退”后的蒋介石，虽身居溪口青山绿水之间，却操纵国民党政权的巨细之事。
事实上，蒋介石在下野前就拟定了一项计划，即利用和谈，争取在3～6个月内编练200万新兵，再加上100多万残兵，凭借长江天险与中共对抗到底。他在溪口召见何应钦，命其在长江南岸层层设防；制定了“京沪杭作战计划”，决定以上海为中心，采取持久作战方针，坚守上海，万不得已时退守台湾。
他亲函在南京、上海的国民党特务首领，命他们作战到底；直至南京解放后的4月30日，蒋还赶到上海对淞沪防务作了进一步部署：“坚守住上海，等候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将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
事实表明，蒋介石的“和平”完全是欺人之谈，其真实意图是持久坚守淞沪，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重新夺取全国政权。
既然手握实权的蒋介石并不以“划江而治”为目标，就对桂系出面进行的“和谈”设置重重障碍。李宗仁为表和谈“诚意”，上台伊始即下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张学良已被移送台湾，杨虎城被秘密关押的地点李宗仁不得而知，没有蒋介石的首肯，李宗仁的手令形同废纸。
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明承认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李电发出后，孙科唯蒋介石之命是从，即率内阁要员离宁赴沪，不日干脆将行政院迁到了广州。蒋介石也公开将国民党中常会移往广州。孤家寡人的李宗仁无法代表南京政府与中共进行和谈。
2月19日，蒋介石又公然指责李宗仁“以毛泽东之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蒋在“引退”前已将国库价值3.7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外汇移存台湾，李宗仁处于既不能和又不能战的境地。后来李宗仁总结道：“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
三、“蒋介石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李宗仁丝毫不能有所作为”，美国大失所望，不再支持“划江而治”
李宗仁亦非等闲之辈，审时度势，他也认识到：“我们的主力己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而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疆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果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停战讲和呢？”
李宗仁既已看到“和”无可能，为何仍不遗余力地求“和”呢？他幻想“凭长江之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是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
而美国已不再支持实现“划江而治”了。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发出了这样一段感慨：“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幸而美国未使李宗仁成为民族的罪人。
美国确曾许诺过逼蒋下野后将支持桂系“划江而治”，可当蒋介石“引退”后，李宗仁请求司徒雷登敦促美国政府借给10亿美元或至少5亿美元时，遭到了拒绝。
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充分陈述了拒给桂系贷款的理由：天津的美国人“目睹共军夺获天津，其配备全为美国武器及国军在东北不战而送给共军的其他军器”。因此他们认为“前此对华援助，因国民政府之缺乏效能全落于共军之手，现在若继续加以援助，实等于进一步加强中共力量”。国民党军队“没有一仗是因为缺乏弹药或装备而失败的，他们的军事崩溃完全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最无能的领导，以及使军队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其他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
美国曾设想通过换马桂系来挽救国民党的败局，但事实正如司徒雷登所说：“蒋介石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中国的局面没有改变”，李宗仁丝毫不能有所作为，美国大失所望。
精明的美国人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希望每一分钱花下去都要收到效益，他们绝不会长期支持一个自己都无法支持的腐败政府。
四、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辞，铿锵有力地表示：“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定地表明了中共的立场和态度。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坦言：“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
可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共产党人是成竹在胸，胜券稳操，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共仍愿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不过，以这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和谈的目的，绝不是“划江而治”，而是和平解放全中国！
平心而论，蒋介石从未打心眼儿里赞同过“划江而治”。全国大陆解放后，他仍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晚年还多次公开表明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
1967年9月，蒋介石在与日本首相谈话时说：“殊不知两个中国的办法是我绝对反对的，也不是中共所能接受，仅为一种幻想而已。”
直至临终前，蒋介石还声言日后“光复大陆”，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国民党“光复大陆”当然是痴人说梦，但祖国统一确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