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人类与技术正在进行着一场“浮士德式交易”.在大多数城市中,监控摄像头昼夜不停又悄无声息地运作着,保证着秩序、控制和减少违法行为的诉求.与电影诞生之初对“现代性”议题的充分关注不同,信息技术革命后的媒体融合时代,我们对电影本体的讨论或许更聚焦于“当代性”,比如以《网络迷踪》(阿尼什?查甘蒂,2018)为代表的桌面电影的异军突起,让电影本体的边界得到惊人的拓宽.自20世纪末以来,监控技术的运用开始无处不在地出现在当代社会中,因而亦开始成为各类电影叙事中的重要元素,比如《对话》(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1974)、《国家公敌》(托尼?斯科特,1998)、《战栗空间》(大卫?芬奇,2002)、《谍影重重3》(保罗?格林格拉斯,2007),包括像《班尼的录像带》(1992)、《隐藏摄像机》(2005)等大多数迈克尔?哈内克导演的电影,以及在柏林电影节备受关注的“DAU”(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2019-2021)系列电影.相较外国电影的创作实践,中国电影中对监控影像的引入有一定的滞后性.与真人秀电视综艺节目(大众监控文化)的盛行迥异,当代中国电影创作中的监控叙事,只以少量笔墨出现在《嘉年华》(文晏,2017)、《大佛普拉斯》(黄信尧,2017)、《江湖儿女》(贾樟柯, 2018)、《少年的你》(曾国祥,2019)、《受益人》(申奥,2019)、《平原上的夏洛克》(徐磊,2019)等现实题材电影,以及《唐人街探案》系列(陈思诚,2015-2018)等部分侦探推理或警匪犯罪类文本中,作为一种关键的情节或类型风格的元素.《蜻蜓之眼》(徐冰,2017)这种以监控为核心的电影创作,殊为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