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以《环球人文地理》特派记者的身份刚刚抵达可可西里的时候，就认识了秋培扎西。
　　夏天的可可西里，白天往往有20℃~30℃，紫外线射得人眼睛发紫，但晚上温度往往又到了零下，索南达杰保护站内，我们升起了火炉，泡好了热茶，开始第一次谈话。
　　初次见面时，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只知道这个坐在才旦周局长旁边的藏族汉子是主力巡山队员，厉害得很。
　　讲到巡山的细节，情感的冲动使大家忘了可可西里由于氧气的问题不能做大动作，他开始手舞足蹈地讲那些趣事：“有一次，进山后水箱坏了，前后都是无人区，怎么办？不可能走出去吧。大家就想办法，用熔化牙膏皮的锡来补，结果翻遍了车厢，发现牙膏皮都是塑料的。娘的。最后好歹发现了一点锡——车上收音机的主板，就把那个拿来烧熔，结果就搞定了……”
　　更激动的时候，这个汉子还拿起笔，直接在我的笔记本上画起地图来。
　　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窗外夜色越来越黑，板房上的冰霜也越结越厚。老志愿者杨震把茶炉摆上火炉，蒸汽让我们温暖。尽管这水有浓烈的味道，但大家依旧觉得很甜。
　　而当我知道他的身份后，我坐在那里开始有点发慌，似乎保护站外的空气又变少了。回忆像甜苦的烈酒，使他两眼发光，满腔的感情，就像涨水的楚玛尔河一样涌动。我们聊了数个小时，却不想停止。可是医学常识告诉我，如果不睡觉，明天的高反会让我头更痛、被高反引发的牙髓炎也会更加厉害。我不得不硬生生地打断他：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他又安慰我说：“其实昆仑山口就是个坎，你一出山就会好了。”
　　第二天聊天继续。保护站门口有一面旗帜，旗帜下是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为建站付出过的人的名字。他兴致盎然带我找到他的名字，我采访他一些建站的细节，在叙述中遇到一个瓶颈，“这我说不清了，”他像孩子一样失望地歪了歪嘴，“可是拉巴（野牦牛队老队员）好像知道，你下去格尔木后，可以问问他。”
　　他摆弄我的相机，说我们去照相吧。然后他站在“天路”——青藏公路中间，张开双臂，就像在拥抱可可西里。他眼神纯真，却又坚定，执着。
　　那些当年的影像似乎又在我脑海中显现：我看见一个眼睛清亮的12岁孩子，在格尔木的阳光下吃着糌粑，旁边，他的父亲与舅舅痛饮烈酒，正商量如何拉起一支拯救藏羚羊的队伍；我看见一个16岁的孩子第一次在电影上看到亲人的身影，是一部纪念自己舅舅被盗猎分子枪杀的悲剧，叫作《杰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