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分别塑造了隋含章和索尼娅的女性形象，尝试表达女性的声音，但他们始终没有摆脱男性意识。本文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从表面上看，读者能看到他们对女性近乎崇拜的心理，但是细细品味之下，却发现男性声音仍然高亢并占据主导地位。
一、张炜笔下的隋含章形象
张炜曾有言：“艺术家的笔必然写到女性，在他们不停止的创作中，会不止一次地将女性作为主人公。”虽然隋含章和索尼娅并不是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个伟大艺术家笔下的主人公，但是作为重要的女性形象，隋含章和索尼娅的性格和命运在细微之处体现出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意图和他们内心深处的特定女性声音。人类历史是一部充满了男人对女人的非正义和侵占的历史，是以建立对女性的绝对专制为目标的。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在塑造隋含章和索尼娅时对她们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关注，他们以深切的同情和浓浓的爱意来塑造笔下的女性角色，并借由这两个女性角色来表达女性声音。
“我一直认为，文学的诸多功能之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唤起人类对一些根本问题的关注。”这是张炜的创作目标之一，因此，张炜在关注社会的发展变化、关注着生存于社会变化之中的芸芸众生、关注着芸芸众生的生存苦难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射到女性问题上。对于女性，张炜是充满着敬意与爱意的：“我在少年的时候，亲眼看到她们是怎样活跃在田野、在学校，觉得她们溶化在昨日的生活中，十分动人……女性有一种生命的美、天生的美、再生的美。”张炜用“就是要写出一份真实” 的创作方法将女性的悲剧命运不加掩饰、不加改变地展现，用最细腻与真实的笔致描写女性最触目惊心的命运，以求唤起人们的人道、正义和对女性命运的沉思。
隋含章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女性角色，在《古船》中承担了较多的笔墨，张炜的女性声音的表达在隋含章身上体现得也最为深刻。首先，隋含章虽然是作为男主人公隋抱朴的妹妹而存在，但实际上隋含章承担的是母亲角色的职责：以对自己伤害极大却最有效的方式保护隋抱朴和隋见素，而且不能够让隋抱朴和隋见素知晓，这样的牺牲与隐忍与母亲没有任何区别。在无休无止的苦难之中，只有女性能够给男性带来保护、温暖与指引，“女性带给了我们许多的温暖。她指导了我们，带领了我们，送我们上路——真正是送了一程又一程，风雨无阻。在这个苦累飘洒的世界上，对于男人来说，除了女人还愿意这样做之外，谁还能找到其他人？”张炜把隋含章塑造成了一个保护者的角色：在张炜笔下，在保护与被保护这一层面上男性与女性的地位发生了颠倒，身为女性的隋含章成了强者，给予身为男性的两个哥哥以保护。这种颠覆可以说是张炜意识之中对男性的无所作为却占据霸权的强烈讽刺，也是对女性付出极大牺牲却只能获得悲剧命运的深刻同情。张炜用隋含章性别地位的这种颠覆代替女性发出了强烈的呼声，对男性霸权和对女性的不公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其次，虽然隋含章最终都没有走出赵炳设置的牢笼，刺杀赵炳的反抗行为也并不彻底，但作者在对隋含章命运的描写上留下了空白：隋含章的结局是开放式的，作者并没有向读者进行具体的交代。要知道，虽然全体洼狸镇的人都深深同情隋含章的不幸与隐忍，虽然隋抱朴和隋见素也终于站出来担负起家族的责任，但是这并不代表罪大恶极的赵炳就会身败名裂，更不代表隋含章会沉冤得雪并有完美的归宿。在宗法社会中，女性的主体性和话语权终究是不受重视的，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隋含章的正义不可能得到伸张。张炜却进行了不完全叙述，巧妙地对隋含章的结局引而不发，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美好的希冀。虽然人们都知道隋含章的结局可能并不会尽如人意，但是悬置的结局却可以引发读者的沉思，也寄托了作者内心深处“隋含章无罪”“男女平等”的愿望。隋含章开放式的结局是作者对女性悲剧命运深刻同情的结果，隋抱朴“起诉书”的上交是作者为实现女性的公平正义而作出的努力。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索尼娅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沙皇俄国法律的不公正，正是它给妇女带来了苦难；他也意识到了男性偏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把妇女当作没有自身价值的财产一样对待的后果。在对索尼娅进行刻画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表达女性声音上进行了尝試和努力。
首先，索尼娅的性别地位也实现了颠覆：索尼娅是男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的精神引导者。索尼娅通过坚持自己的信仰既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也完成了对拉斯柯尼科夫的指引和救赎。在拉斯柯尼科夫以“强调她作为一个妇女的堕落”对她进行压迫时，早已从福音书中获得救赎的索尼娅坦然处之，并以坚持自己的信仰、一以贯之的方式不懈地劝慰并引导着代表男权的拉斯柯尼科夫，而且在小说末尾被上升到“俄罗斯母亲”的精神高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察觉到了女性的堕落和男性暴力、男性特权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对女性认知的深度使他对女性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并将其表现出来。其次，索尼娅的反抗，不仅仅体现在对拉斯柯尼科夫的指引和救赎上，也体现在她自己的生活中。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索尼娅只遵从于自己内心的上帝，她从不去教堂，更对繁琐的教会礼仪不屑一顾，这在当时“教徒必须严格履行其宗教职责，凡不作忏悔者、凡在节日和礼拜日不去教堂者，都要受到罚款惩处”的社会中是特立独行的，也是极具颠覆效果的。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索尼娅并没有对俄罗斯的法律制度表现出认同：她要拉斯柯尼科夫在干草市场的十字路口当众忏悔自己的罪孽并亲吻被他玷污的肮脏土地，她并没有要求他去资本主义法庭，并没有要求他去接受资本主义形式上和法律上的审判，这是对俄罗斯现存的法律和制度的反抗。索尼娅实现了自己对男权、对教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否定，这种否定是索尼娅作为女性反抗压迫、坚持自我的证明。再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也为索尼娅设置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良心发现并主动出资帮助索尼娅一家，索尼娅不必再出卖肉体来养活家人并同拉斯柯尼科夫一同走向光明的未来。这种结局的设置虽然有点牵强，但也不失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女性命运的一种美好期冀。 由于童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与母亲在一起生活，父亲形象的破损，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恋母情结，这种情结体现在他们笔下的女性人物身上就化成了他们对女性深深同情和他们对改变女性命运、实现男女平等的美好期望。他们通过颠覆女性的性别地位、改变女性命运并促使女性去反抗的描写，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中实现了最大程度上的女性声音表达。
三、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性声音表达——以隋含章和索尼娅为例
虽然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女性声音的表达，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都是女权主义者，也不代表他们骨子里不承认、不认同男权文化。虽然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关的女性意识，但是不得不忽视的是隋含章和索尼娅都是男性作家在有意无意的男性意识支配下塑造出来的。他们仍不可避免地站在男性立场上来塑造笔下的女性人物并流露出男性意识。
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写笔下的女性人物时，做出了表达女性声音的努力，但是正如张炜所说的“不过我的经历，特别是我的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都深深地介入了、影响了我作品中的人物。这难以避免，我想是自己离自己创造的人物远一点，但做不到”。张炜自小生活在一个男性逻辑统治的世界中，纵然后来的教育向他灌输了男女平等的思想，他也仍然无法摆脱男权逻辑的影响。因此，即使他关注女性问题、想要表达女性声音，在他的思想中，男性意识主导的传统的男女两性划分观念依然占据了上风。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和宗教文化的影响下来进行自己的创作。俄罗斯文化传统对待女性的态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将女性作为完美的神的形象来膜拜，另一方面又将女性在社会中置于东方式的无权地位，因此，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许多被神圣化后作为牺牲呈上祭坛的女性。比起真正的关注女性命运，比起对女性的现实境遇给予关注，俄罗斯文化传统更多地执著于形而上的层面，即让女性通过福音书皈依上帝以求得心灵的慰藉与解脱：“俄罗斯女性永远站在上帝面前；俄罗斯正是由于她们而强大。”在这种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见证了许多女性的苦难，但是并没有站在女性立场上真正成为女性的代言人，而是继续沿着绝对形而上的轨迹，让笔下的女性人物承载着自己的宗教哲学思考，并成就男性的信仰皈依。他依旧站在男性立场上来看待女性、塑造女性，达到借由女性来成就男性的目的。
隋含章和索尼娅都是男性作家在男性意识为主导的思想支配下被塑造的产物，在作品中她们仍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的——她们不仅在作品中保护、指引男性，始终以男性为中心，没有自我，而且其角色的设定是为了成就男性，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完成对男性的塑造而在叙事中被设置的特殊的“符号”。
首先，她们都是没有自我的。隋含章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为两个哥哥保平安，在这里，男人主导女人，女人为了男人，隋含章为了哥哥可以牺牲一切，她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保护两个哥哥。索尼娅在认识拉斯柯尼科夫之前始终是男性的玩物，认识拉斯柯尼科夫之后又始终以拉斯柯尼科夫为中心：她不断地劝慰拉斯柯尼科夫，甚至追随他流放——索尼娅也是一个没有自我、完全以男性为中心的人。她们没有自己的追求、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她们生来就认同自己的客体位置、生来就是向男人奉献与为男人牺牲的，这是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骨子里的男性意识在作祟。
其次，她们的角色形象在作品叙事中的存在都是为了达到成就男性的目的。隋抱朴是《古船》中的主人公，体现着张炜道德理想主义的旨归，也体现着张炜对于苦难的思考，是一个正面的、英雄的主人公形象。在《古船》所描述的那个年代，在洼狸镇那样一个背景之下，作为正面的、英雄的主人公，隋抱朴却顶着“财主子女”帽子，他该怎样保持刚正不阿的形象，不遭受非人迫害而活下来，完成对苦难的思索和对人类出路的追寻呢？这时，隋含章这个角色存在的功能和意义就体现出来：让隋含章代替隋抱朴在残酷的迫害中妥协、苟且以换得男性英雄主人公的生存并保持其正面形象。隋含章在叙事中的存在完全是为了成就隋抱朴这样一个男性正面的、英雄的形象，至于其本身的命运，比起隋抱朴这个承担着道德理想主义旨归的男主人公，则并不是那么重要。比起隋含章，索尼娅的符号化意味则更为明显：她不仅承担了抚慰、救赎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她实现了拉斯柯尼科夫这位男性主人公的信仰皈依。从根本上说，索尼娅只是空具女性的外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丝毫没有展现她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征，只是将她作为东正教的意识形态工具、作为拯救男主人公的工具，让她成为一个男性呈上宗教祭坛的牺牲品。比起作为拯救工具的符号化特征，索尼娅作为女性的特定命运、心理变化等都没有在作品中得到展现——索尼娅存在的目的，只是充当了宗教的符号、充当了拯救男主人公的工具。
在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的性别秩序中，女性是不存在主体性的。无论是从隋含章和索尼娅的行为上讲还是从她们在叙事中的功能上讲，她们都是男性主人公的附庸，都成为为男性服务的牺牲品。
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从表面上看，读者能看到他们对女性的一种近乎崇拜的心理，但是细细品味之下，发现男性声音仍然那么高亢并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声音只是主要节奏中的昙花一现。最为醒目的是，女性在作品之中的“被塑造”与“被描述”，使女性成为一种服务于男性的工具和符号。在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别观念中，男性仍然占据着霸权，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男权的阴影将永远伴随着女性的命运。
山东大学（威海）
一、张炜笔下的隋含章形象
张炜曾有言：“艺术家的笔必然写到女性，在他们不停止的创作中，会不止一次地将女性作为主人公。”虽然隋含章和索尼娅并不是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个伟大艺术家笔下的主人公，但是作为重要的女性形象，隋含章和索尼娅的性格和命运在细微之处体现出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意图和他们内心深处的特定女性声音。人类历史是一部充满了男人对女人的非正义和侵占的历史，是以建立对女性的绝对专制为目标的。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在塑造隋含章和索尼娅时对她们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关注，他们以深切的同情和浓浓的爱意来塑造笔下的女性角色，并借由这两个女性角色来表达女性声音。
“我一直认为，文学的诸多功能之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唤起人类对一些根本问题的关注。”这是张炜的创作目标之一，因此，张炜在关注社会的发展变化、关注着生存于社会变化之中的芸芸众生、关注着芸芸众生的生存苦难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射到女性问题上。对于女性，张炜是充满着敬意与爱意的：“我在少年的时候，亲眼看到她们是怎样活跃在田野、在学校，觉得她们溶化在昨日的生活中，十分动人……女性有一种生命的美、天生的美、再生的美。”张炜用“就是要写出一份真实” 的创作方法将女性的悲剧命运不加掩饰、不加改变地展现，用最细腻与真实的笔致描写女性最触目惊心的命运，以求唤起人们的人道、正义和对女性命运的沉思。
隋含章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女性角色，在《古船》中承担了较多的笔墨，张炜的女性声音的表达在隋含章身上体现得也最为深刻。首先，隋含章虽然是作为男主人公隋抱朴的妹妹而存在，但实际上隋含章承担的是母亲角色的职责：以对自己伤害极大却最有效的方式保护隋抱朴和隋见素，而且不能够让隋抱朴和隋见素知晓，这样的牺牲与隐忍与母亲没有任何区别。在无休无止的苦难之中，只有女性能够给男性带来保护、温暖与指引，“女性带给了我们许多的温暖。她指导了我们，带领了我们，送我们上路——真正是送了一程又一程，风雨无阻。在这个苦累飘洒的世界上，对于男人来说，除了女人还愿意这样做之外，谁还能找到其他人？”张炜把隋含章塑造成了一个保护者的角色：在张炜笔下，在保护与被保护这一层面上男性与女性的地位发生了颠倒，身为女性的隋含章成了强者，给予身为男性的两个哥哥以保护。这种颠覆可以说是张炜意识之中对男性的无所作为却占据霸权的强烈讽刺，也是对女性付出极大牺牲却只能获得悲剧命运的深刻同情。张炜用隋含章性别地位的这种颠覆代替女性发出了强烈的呼声，对男性霸权和对女性的不公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其次，虽然隋含章最终都没有走出赵炳设置的牢笼，刺杀赵炳的反抗行为也并不彻底，但作者在对隋含章命运的描写上留下了空白：隋含章的结局是开放式的，作者并没有向读者进行具体的交代。要知道，虽然全体洼狸镇的人都深深同情隋含章的不幸与隐忍，虽然隋抱朴和隋见素也终于站出来担负起家族的责任，但是这并不代表罪大恶极的赵炳就会身败名裂，更不代表隋含章会沉冤得雪并有完美的归宿。在宗法社会中，女性的主体性和话语权终究是不受重视的，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隋含章的正义不可能得到伸张。张炜却进行了不完全叙述，巧妙地对隋含章的结局引而不发，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美好的希冀。虽然人们都知道隋含章的结局可能并不会尽如人意，但是悬置的结局却可以引发读者的沉思，也寄托了作者内心深处“隋含章无罪”“男女平等”的愿望。隋含章开放式的结局是作者对女性悲剧命运深刻同情的结果，隋抱朴“起诉书”的上交是作者为实现女性的公平正义而作出的努力。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索尼娅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沙皇俄国法律的不公正，正是它给妇女带来了苦难；他也意识到了男性偏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把妇女当作没有自身价值的财产一样对待的后果。在对索尼娅进行刻画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表达女性声音上进行了尝試和努力。
首先，索尼娅的性别地位也实现了颠覆：索尼娅是男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的精神引导者。索尼娅通过坚持自己的信仰既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也完成了对拉斯柯尼科夫的指引和救赎。在拉斯柯尼科夫以“强调她作为一个妇女的堕落”对她进行压迫时，早已从福音书中获得救赎的索尼娅坦然处之，并以坚持自己的信仰、一以贯之的方式不懈地劝慰并引导着代表男权的拉斯柯尼科夫，而且在小说末尾被上升到“俄罗斯母亲”的精神高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察觉到了女性的堕落和男性暴力、男性特权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对女性认知的深度使他对女性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并将其表现出来。其次，索尼娅的反抗，不仅仅体现在对拉斯柯尼科夫的指引和救赎上，也体现在她自己的生活中。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索尼娅只遵从于自己内心的上帝，她从不去教堂，更对繁琐的教会礼仪不屑一顾，这在当时“教徒必须严格履行其宗教职责，凡不作忏悔者、凡在节日和礼拜日不去教堂者，都要受到罚款惩处”的社会中是特立独行的，也是极具颠覆效果的。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索尼娅并没有对俄罗斯的法律制度表现出认同：她要拉斯柯尼科夫在干草市场的十字路口当众忏悔自己的罪孽并亲吻被他玷污的肮脏土地，她并没有要求他去资本主义法庭，并没有要求他去接受资本主义形式上和法律上的审判，这是对俄罗斯现存的法律和制度的反抗。索尼娅实现了自己对男权、对教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否定，这种否定是索尼娅作为女性反抗压迫、坚持自我的证明。再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也为索尼娅设置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良心发现并主动出资帮助索尼娅一家，索尼娅不必再出卖肉体来养活家人并同拉斯柯尼科夫一同走向光明的未来。这种结局的设置虽然有点牵强，但也不失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女性命运的一种美好期冀。 由于童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与母亲在一起生活，父亲形象的破损，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恋母情结，这种情结体现在他们笔下的女性人物身上就化成了他们对女性深深同情和他们对改变女性命运、实现男女平等的美好期望。他们通过颠覆女性的性别地位、改变女性命运并促使女性去反抗的描写，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中实现了最大程度上的女性声音表达。
三、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性声音表达——以隋含章和索尼娅为例
虽然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女性声音的表达，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都是女权主义者，也不代表他们骨子里不承认、不认同男权文化。虽然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关的女性意识，但是不得不忽视的是隋含章和索尼娅都是男性作家在有意无意的男性意识支配下塑造出来的。他们仍不可避免地站在男性立场上来塑造笔下的女性人物并流露出男性意识。
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写笔下的女性人物时，做出了表达女性声音的努力，但是正如张炜所说的“不过我的经历，特别是我的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都深深地介入了、影响了我作品中的人物。这难以避免，我想是自己离自己创造的人物远一点，但做不到”。张炜自小生活在一个男性逻辑统治的世界中，纵然后来的教育向他灌输了男女平等的思想，他也仍然无法摆脱男权逻辑的影响。因此，即使他关注女性问题、想要表达女性声音，在他的思想中，男性意识主导的传统的男女两性划分观念依然占据了上风。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和宗教文化的影响下来进行自己的创作。俄罗斯文化传统对待女性的态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将女性作为完美的神的形象来膜拜，另一方面又将女性在社会中置于东方式的无权地位，因此，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许多被神圣化后作为牺牲呈上祭坛的女性。比起真正的关注女性命运，比起对女性的现实境遇给予关注，俄罗斯文化传统更多地执著于形而上的层面，即让女性通过福音书皈依上帝以求得心灵的慰藉与解脱：“俄罗斯女性永远站在上帝面前；俄罗斯正是由于她们而强大。”在这种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见证了许多女性的苦难，但是并没有站在女性立场上真正成为女性的代言人，而是继续沿着绝对形而上的轨迹，让笔下的女性人物承载着自己的宗教哲学思考，并成就男性的信仰皈依。他依旧站在男性立场上来看待女性、塑造女性，达到借由女性来成就男性的目的。
隋含章和索尼娅都是男性作家在男性意识为主导的思想支配下被塑造的产物，在作品中她们仍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的——她们不仅在作品中保护、指引男性，始终以男性为中心，没有自我，而且其角色的设定是为了成就男性，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完成对男性的塑造而在叙事中被设置的特殊的“符号”。
首先，她们都是没有自我的。隋含章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为两个哥哥保平安，在这里，男人主导女人，女人为了男人，隋含章为了哥哥可以牺牲一切，她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保护两个哥哥。索尼娅在认识拉斯柯尼科夫之前始终是男性的玩物，认识拉斯柯尼科夫之后又始终以拉斯柯尼科夫为中心：她不断地劝慰拉斯柯尼科夫，甚至追随他流放——索尼娅也是一个没有自我、完全以男性为中心的人。她们没有自己的追求、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她们生来就认同自己的客体位置、生来就是向男人奉献与为男人牺牲的，这是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骨子里的男性意识在作祟。
其次，她们的角色形象在作品叙事中的存在都是为了达到成就男性的目的。隋抱朴是《古船》中的主人公，体现着张炜道德理想主义的旨归，也体现着张炜对于苦难的思考，是一个正面的、英雄的主人公形象。在《古船》所描述的那个年代，在洼狸镇那样一个背景之下，作为正面的、英雄的主人公，隋抱朴却顶着“财主子女”帽子，他该怎样保持刚正不阿的形象，不遭受非人迫害而活下来，完成对苦难的思索和对人类出路的追寻呢？这时，隋含章这个角色存在的功能和意义就体现出来：让隋含章代替隋抱朴在残酷的迫害中妥协、苟且以换得男性英雄主人公的生存并保持其正面形象。隋含章在叙事中的存在完全是为了成就隋抱朴这样一个男性正面的、英雄的形象，至于其本身的命运，比起隋抱朴这个承担着道德理想主义旨归的男主人公，则并不是那么重要。比起隋含章，索尼娅的符号化意味则更为明显：她不仅承担了抚慰、救赎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她实现了拉斯柯尼科夫这位男性主人公的信仰皈依。从根本上说，索尼娅只是空具女性的外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丝毫没有展现她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征，只是将她作为东正教的意识形态工具、作为拯救男主人公的工具，让她成为一个男性呈上宗教祭坛的牺牲品。比起作为拯救工具的符号化特征，索尼娅作为女性的特定命运、心理变化等都没有在作品中得到展现——索尼娅存在的目的，只是充当了宗教的符号、充当了拯救男主人公的工具。
在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的性别秩序中，女性是不存在主体性的。无论是从隋含章和索尼娅的行为上讲还是从她们在叙事中的功能上讲，她们都是男性主人公的附庸，都成为为男性服务的牺牲品。
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从表面上看，读者能看到他们对女性的一种近乎崇拜的心理，但是细细品味之下，发现男性声音仍然那么高亢并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声音只是主要节奏中的昙花一现。最为醒目的是，女性在作品之中的“被塑造”与“被描述”，使女性成为一种服务于男性的工具和符号。在张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别观念中，男性仍然占据着霸权，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男权的阴影将永远伴随着女性的命运。
山东大学（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