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发动陈桥兵变算起，到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大宋王朝已俨然经历了百年的风雨。
　　
　　对经历过晚唐到五代长达百年残酷战乱的人民来说，宋朝的这种稳定持续的统治，已经是难能可贵的盛世了。正是在这段百余年不折腾的平稳时光中，中原地区的开始自我恢复，使得宋朝的经济、文化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用赵顼的话来说，算是粗致太平了。
　　的确，如果有人来到此时天子居住的东京汴梁城，一定不会怀疑自己是来到了一个盛世之都。此时的汴梁光从人口上看，就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根据宋人自己的记载，这里光是士兵就不下“百千萬”，另有战马“数十万匹”。除了这些武装力量之外，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宋朝统治者又将许多被平定的割据势力的上层人士统统迁居到这里，加上原有的住户，毫不夸张地说，此时东京人口比汉唐时代的长安、洛阳多了十倍以上（曾巩《隆平集》）。而后世学者分析推断，北宋时期的东京人口至少在80万—150万之间。
　　拥有大量的城市人口，自然意味着大量的社会活动，也就意味着这座城市的活力和丰富的文化。看过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人，都会震惊于一千多年前的开封城行业之多、商业和文化活动之发达。
　　从这些文人的记载来看，千载之前的东京城是如此繁华昌盛，简直可谓就是天上人间，说汴梁看门卒兵活得都远胜当时的欧洲的王侯，恐怕也不为太过。如果当时大宋的土地上处处都如东京这样，那么宋朝将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古代最繁华的盛世时代。
　　按“强干弱枝”的祖宗家法，宋朝中央政府打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孜孜不倦地想要把东京建设成一个可以在军、政、经全方位碾压地方的超级中心：开国之初，宋军每平定一个地方割据势力，就立即将其府库收藏整体搬运到汴梁，为此激起民变也在所不惜（平后蜀）;在和平时期，朝廷每天都从诸道搜刮大量物质和财物，通过漕运运送到东京，一方面是为了供养东京庞大的人口和军队，另一方面也是釜底抽薪，让地方上在经济上就没有和中央叫板的能力。而驻扎在京城的海量军队，更是皇帝“内外相维”的不传心法之一：将全国的兵力以1：1的比例配置在京畿和各地，保证“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而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以此换来赵宋天下的长治久安。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集全国之力打造出来的东京城，当然会是一个让人艳羡不已的超级繁华大都市。但这种盛况是一种以宋王朝地方经济活力不足，民生凋敝为代价的畸形繁华。而这种首都畸形繁华、地方经济落后的二元社会，也正是所谓大宋盛世的一个最好写照：如果只看东京，只玩弄一些数据游戏，宋朝简直就是“被人误解”的大好朝代，但是如果真正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人们就会发现一个真实的宋朝，一个弊病丛生，生产力发展越来越缓慢甚至陷入停顿的困顿社会;一个王安石尖锐指出的，凭借着没有什么大的外患和内部水旱之变才得以天下无事的贫弱宋朝。
　　（摘自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