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去年第11期发表了袁良骏先生针对祝勇先生《背叛的权利以及背叛的结果——再谈舒芜》一文(《书屋》2000年第6期),所写的《舒芜先生的“背叛”和祝勇先生的辩解》。之后,祝勇先生寄来了回应的文章。我们感到,如果多几位作者朋友深入讨论一下有关问题,会有助于大家视野的开展及相互的理解。于是,就有了一次讨论会。会后,与会者又将所谈成文寄来,又有了下面这组文章。
　　会后,“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个说法就不断跃然眼前。我们不约而同,想将其作为这组文章的总题目,虽然一时说不好太直接和确然的理由。
　　编 者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讨论会,并能在此发表一点拙见感到很高兴。我觉得,以这样的形式,针对一个问题,立场、观点有所不同的人在一起做些沟通交流,是一件令人得益而愉快的事。
　　我们赞同“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决非要否定或贬低自由的价值。至少在我看来,容忍是获得自由的前提和条件之一。真正的自由,无法以否定他人的自由为前提。真正的自由只能是自身与他人的善意相待,圆融相合。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只能是在相互善意对待的前提下,不同思想、不同意见、甚至不同作法各自存在、相互容纳中,才能实现。就此而言,容忍就是自由题中应有之义了。
　　就此,我想起了文章中有位先生的一段话:“关心舒芜事件,与关心舒芜是两回事,关心舒芜事件的人是很多的,但大多是出于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心,至少舒芜个人如何,并不那么重要。”
　　但是在我看来,舒芜先生个人也很重要,和其他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重要。正所谓众生平等。舒芜先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心,同样包含对舒芜先生命运的关心。臧否人物是中国文人的习惯,公众人物所言所行的是非曲直,更无法掩人之口。当然讨究这桩历史公案是为了我们警策今后。但是,越是这样,我们在论人是非之时,越要有一种自己内心的警醒和谦卑,既保持对历史真相和相关后果应有的道德立场,也需尊重当事人及其在付出代价之后的反省。应该努力使我们的讨论,有助于我们自己对一些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这样至少有益于我们个人的道德情操的提升。
　　这次讨论似乎没有对所讨论的问题,给出更加一致、明确的回答,而是引起了更多仍然不同的思绪,甚至有某种沉重和压抑。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经受了那么多苦难当然,并非说单单是知识分子有苦难),到现在,还不得不经受反思这些苦难的“煎熬”。然而,我们为什么非要经受这种“煎熬”呢?难道我们不能“随他去”,就此罢了吗?我们却不能。我们不能不苦苦地思索——思索到底怎样做人,如何始终保持人的尊严,如何建设做人的环境。没有谁会否认,自由是人的追求之一。自由,也应该是实现人的追求不可缺少的前提和条件。然而,就对我们自身而言,获取自由的前提是每个个人的自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老夫子所说之“随心所欲,不逾矩”。“矩”、“底线”的守持并不容易,否则无法解释在高压之下也许无奈的变节。只要我们不能毫无犹豫宣称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守做人的底线——良知,我们就必须忍受“煎熬”。
　　我们注定要追求着真理的答案。然而,潜意识中,为什么总要把真理和答案寄托在某一个人的某一番言论上。于是,我们在追寻,在比较,在择取。或许万一之间,我们感到真的找到了真理的化身,答案的源泉。但是,而后的事实表明,没有说话句句是真理的完人,而我们自己更不可能依凭某一完人的言论而得到真理。于是,我们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觉着,谁也不能说出全部真理,谁也有偏颇之处……于是,就求全责备,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问题的症结或许就在这里。谁也不能说出全部真理,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而且,谁也可能说出一些真理,这或许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因此,我们无处去寻求完人,而只能以一颗容忍的心来倾听尽可能多的人的意见。而当我们说出自己的意见时,并不认为,它就一定是正确的,或是全面的,更不一定要他人承认和接受,而仅仅是为了客观上给他人思考问题提供一些材料而已。在此基础上设定想问题、写文章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不是可以更豁达一些,轻松一些,也更自信一些,谦卑一些。如此,写文章的人和看文章的人之间,甚至有不同想法和看法的人之间,是不是也能够(至少是在当下和今后)相处得更友善一些,更平和一些,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误会,增进一些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