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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胡晓炼、副行长刘士余、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就“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周小川表示，次贷危机期间中国开启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肯定存在部分项目资金短缺问题。另外，周小川认为用“暴利”这个词形容银行业利润有些过分，相对于其他行业，去年银行业的利润状况确实是不错，但银行业系统今年恐怕要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问题。
话题1：存款准备金率
调整不是货币政策松紧信号
新华网记者：从2月24日开始，央行下调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了大概4000亿元人民币资金，这个资金的释放是否提振了股市的信心?这个资金是否会流向房市?我们如何减少它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下调释放出资金未流向房地产行业
周小川：一般来说，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或者下调，主要是调节市场上的流动性。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主要和外汇储备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对冲要求有关，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并不是表明货币政策是松或者是紧。因此，存款准备金率如果下调释放出资金，它是广泛地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向，也就是说银行有更宽的流动性头寸以后，可以按照它日常的贷款分布向各个部门发放，因此没有一个典型的方向，比如像您所说的是为了增强股市的信心或者是不是主要会流向房地产行业，情况应该不是这样的。
举一个例子，在某一段时间里，如果国际收支顺差比较多，中央银行买入外汇比较多，为此吐出的流动性就比较多，此时就需要加大对冲力度。请大家注意，这个关联是比较重要的。
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空间很大
上海证券报记者：请问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有多大?时机应该如何抉择?此外，价格工具有哪些考虑?
周小川：从理论上讲，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可以非常大，现在是20％出头，但我们也有过比较低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存款准备金率只有6％。从国际上看，其他一些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有过更低的水平，因此空间很大。
同时，要看存款准备金工具的必要性，也就是第一个问题提到的要看市场流动性究竟是多还是少，不能因为说有空间，你就认为可以随意地上调或者下调，还是要针对具体的流动性状况，而这个流动性状况又和外汇占款有关系，和国际收支平衡有关系。
人民银行历来非常重视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最近一年多时间，也就是2010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曾5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这表明价格型工具我们也经常使用。但具体使用时，需考虑到各种约束，包括进行利弊分析，其中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因素就是观察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因为现在经济全球化，所以要特别关注对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
银行在客户信息隐私保密方面需改进
中国经济网记者：据悉，客户资料在银行内部几乎是透明的，请问未来会不会在这方面有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出台考虑?
刘士余：前一阶段网上风传，说我们某家大银行甚至几家银行泄露了上百万客户信息，后经查实，没有这回事。但是，银行在客户信息保密、隐私保密方面，确实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这已经纳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范畴。
话题2：稳健货币政策
物价上；张是我国经济复苏负作用
中央电视台记者：目前国内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有什么关系?另外，今年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面临的国际和国内两方面最大的不确定性在哪里?
周小川：确实，货币政策的制定，在最近这5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中，与国
际经济形势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主要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这跟以前大家在教科书上所学到的有一定的区别。
国际金融危机首先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随后在2008年秋天深化成大面积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中国成功地采取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所以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而且复苏的力度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负作用，就是说物价指数会有所上升。为了应对通胀压力，我们决定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说这是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复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密切相连的。
您另外一个问题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有关。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经济复苏的进程问题，特别是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引起的有关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情况。
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要看他们能否走出危机的阴影，能否成功地复苏。众所周知，今年还有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货币政策都要给予密切的关注。
银行业利润和经济周期关系较大
金融时报记者：有分析说，“银行暴利”主要是和现阶段存在的利率管制及金融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等因素有关，对此央行有什么看法?
周小川：首先，这个问题要有一个定义，用“暴利”这个词恐怕有些过分了。银行业系统今年恐怕还面临着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还有一定的缺口。但是相对于其他行业，去年银行业的利润状况确实是不错的。同时我想讲，对银行业的利润，大家要注意观察，可能有多种因素，其中有一种因素是存在很大的周期性。大家知道，西方金融危机出现以来，有很多银行由于自身的问题，特别是资本不足的问题，导致他们现在不怎么活跃，也不怎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也表明，过去有些看着盈利很好的银行现在怎么情况这么糟糕呢，这和经济周期的关系比较大。
为保物价，四万亿投资部分项目资金短缺
工人日报社记者：我去年调研发现，很多4万亿投资项目开工后，由于央行可能去年主要任务是调节CPI防通胀，这直接导致下面没钱，很多职工己把自己的工资先拿出来保证项目开工。如何保证这4万亿不打水漂?
周小川：有关4万亿项目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要区别看待。如果要把所有的项目资金都保住的话，从另一头来讲，货币政策在保持物价稳定方面的目标就会达不到了。所以，肯定会有一部分项目有资金短缺的问题，我看这也是不奇怪的。
去年央行采取了特殊的措施，提供了特别的支持，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我们希望，各个行业的信心能够恢复，通过市场机制能够正常解决这些问题。
话题3：人民币汇率
供求关系决定
人民币会否升值
凤凰卫视记者：回到人民币汇率加大浮动区间这样一个话题，这是否意味着这一波人民币升值就将结束?为了防止升值，央行会否进一步采取市场干预措施?
周小川：人民币汇率的浮动，主要还是跟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有关，因为人民币汇率浮动，不针对单一的一个货币，对美元浮动，对欧元浮 动，对日元也浮动，因此，如果说其他一些主要货币不稳定，不管是升还是降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讲，更需要人民币浮动机制灵活一些，这样，才能应对其他货币的变化。当然，人民币浮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我们自己国际收支的状况，外汇市场参与者所产生的供求关系的需要，这种关系更大一些。
是不是说人民币升值过程己结束了呢?我想这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不会那么简单。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银行也是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根据一定的规律对市场的供求采取某种干预。
目前无计划发行
500~_，1000元大钞
扬子晚报记者：我想为我的微博粉丝提个小问题，有政协委员提议发行大额的500元或者i000元的人民币，请问是否有可能?谢谢。
胡晓炼：我们在决定是否发行大额现钞的时候，需要把利和弊统筹起来考虑。至于大家说的交易便利性问题，现在的电子支付制度，像信用卡、银行卡这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现钞的携带问题和大额交易的便利性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计划在近期发行500元或者i000元大额钞票的计划。
民间借贷莫演变 成募集公共存款
湖南卫视记者：央行在下一步如何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周小川：人民银行很多年以前就有一个讨论和建议，是否应该参照某些国际经验搞一个放贷人条例，主要是针对民间借贷的。但是，如果不是正规的金融机构，并不在现有的监管部门监管职责之内。
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就是民间借贷要保持不能演变成募集公共存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界限。同时，高利贷也是不受保护的。
不操心世行行长 人选范围的调整
第一财经电视记者：请问周行长，去年您被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评选为最佳央行行长，在世行行长佐立克即将离任之际，很多人呼吁说支持提名您来做世行行长，不知道您有什么考虑?
周小川：把“年度央行行长”授给我，我觉得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肯定，也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是个好事，但也不见得跟我个人的因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银行“暴利”难敌资产恶化
3月15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对社会上普遍认为银行存在“暴利”的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周期的调整左右着银行利润的增长。而央行前副行长、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吴晓灵却坦言：“中国银行业巨额利润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人们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不管两位有着丰富央行经验的领导是否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我想说的是。今天中国银行业流动性风险在不断积聚，即使银行业有着丰厚的“利润”，也抵销不了这两年由地方债和楼市按揭贷款所造成的、日益恶化的银行“资产”。
从本质上讲，中国银行业近几年“暴利”的原因在于新增资产扩张过猛。比如，银行业为了配合政府救市的行为，居然放出了10万亿元的信贷规模。即使目前地方债和按揭贷款的扩张受到了遏制，但是，基于前几年信贷扩张而构成的庞大“利差收入”根本不受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而萎缩。相反，银行业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还依然拥有巨大的利润，自然和其他行业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当我们深究银行业“资产”的质量状况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那么，这点“暴利”就会显得“杯水车薪”。
基于今天银行业最大的问题是“资产质量”这一严峻事实，国家对房地产的监管思路也将是求稳在先，价格回落在后。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国家鼓励各地的银行降低居民首套购房利率，以促使健康的住房消费增长“对冲”楼市监管力度过大所可能造成的硬着陆风险。另一方面，政府坚定不移地强化楼市的整顿，防止社会闲置资金继续炒高楼价，由此造成银行资产更加面临泡沫崩盘的风险。同时，国家又在用时间换空间的做法来释放银行这几年积累的风险一一即努力开拓更多产业发展的舞台，吸引银行资金大量地进入实体经济，从而确保银行资产质量未来能够随着经济复苏而不断得以改善。
总之，要想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利润膨胀而资产质量却不断恶化的并存格局，监管部门率先要建立起“逆周期”的调控思路。要在事前通过强化资本充足率、风险拨备等审慎性监管的手段，来有效抑制银行在业务“繁荣”阶段，盲目进行信贷扩张的行为，避免不断积累的系统性泡沫风险转化为金融危机。此外，还应该在繁荣时期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分散银行业务增长过快所形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当然，改变当前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的模式也是提高银行业抗衡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条件，但是，若不重视改革的最优顺序和最佳时机，就很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尤其是中国的金融资源集中在银行业，它的动荡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要远远大于股市动荡所带来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首先要强化中国银行业内部的治理机制(包括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和合理的薪酬设计等)，然后，需要建立严格的“逆周期”的审慎性监管措施和提高有效监管的能力。接着，要在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和发展债券市场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要素价格的改革，鼓励健康的金融创新。最后，在恰当的时候，再向有资质的民资和外资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务，提高市场竞争的程度。这样的安排是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后得到的总结，以便于我们在优化中国银行业服务的过程中，使改革可能导致的副作用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话题1：存款准备金率
调整不是货币政策松紧信号
新华网记者：从2月24日开始，央行下调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了大概4000亿元人民币资金，这个资金的释放是否提振了股市的信心?这个资金是否会流向房市?我们如何减少它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下调释放出资金未流向房地产行业
周小川：一般来说，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或者下调，主要是调节市场上的流动性。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主要和外汇储备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对冲要求有关，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并不是表明货币政策是松或者是紧。因此，存款准备金率如果下调释放出资金，它是广泛地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向，也就是说银行有更宽的流动性头寸以后，可以按照它日常的贷款分布向各个部门发放，因此没有一个典型的方向，比如像您所说的是为了增强股市的信心或者是不是主要会流向房地产行业，情况应该不是这样的。
举一个例子，在某一段时间里，如果国际收支顺差比较多，中央银行买入外汇比较多，为此吐出的流动性就比较多，此时就需要加大对冲力度。请大家注意，这个关联是比较重要的。
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空间很大
上海证券报记者：请问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有多大?时机应该如何抉择?此外，价格工具有哪些考虑?
周小川：从理论上讲，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可以非常大，现在是20％出头，但我们也有过比较低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存款准备金率只有6％。从国际上看，其他一些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有过更低的水平，因此空间很大。
同时，要看存款准备金工具的必要性，也就是第一个问题提到的要看市场流动性究竟是多还是少，不能因为说有空间，你就认为可以随意地上调或者下调，还是要针对具体的流动性状况，而这个流动性状况又和外汇占款有关系，和国际收支平衡有关系。
人民银行历来非常重视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最近一年多时间，也就是2010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曾5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这表明价格型工具我们也经常使用。但具体使用时，需考虑到各种约束，包括进行利弊分析，其中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因素就是观察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因为现在经济全球化，所以要特别关注对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
银行在客户信息隐私保密方面需改进
中国经济网记者：据悉，客户资料在银行内部几乎是透明的，请问未来会不会在这方面有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出台考虑?
刘士余：前一阶段网上风传，说我们某家大银行甚至几家银行泄露了上百万客户信息，后经查实，没有这回事。但是，银行在客户信息保密、隐私保密方面，确实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这已经纳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范畴。
话题2：稳健货币政策
物价上；张是我国经济复苏负作用
中央电视台记者：目前国内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有什么关系?另外，今年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面临的国际和国内两方面最大的不确定性在哪里?
周小川：确实，货币政策的制定，在最近这5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中，与国
际经济形势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主要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这跟以前大家在教科书上所学到的有一定的区别。
国际金融危机首先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随后在2008年秋天深化成大面积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中国成功地采取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所以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而且复苏的力度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负作用，就是说物价指数会有所上升。为了应对通胀压力，我们决定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说这是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复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密切相连的。
您另外一个问题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有关。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经济复苏的进程问题，特别是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引起的有关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情况。
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要看他们能否走出危机的阴影，能否成功地复苏。众所周知，今年还有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货币政策都要给予密切的关注。
银行业利润和经济周期关系较大
金融时报记者：有分析说，“银行暴利”主要是和现阶段存在的利率管制及金融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等因素有关，对此央行有什么看法?
周小川：首先，这个问题要有一个定义，用“暴利”这个词恐怕有些过分了。银行业系统今年恐怕还面临着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还有一定的缺口。但是相对于其他行业，去年银行业的利润状况确实是不错的。同时我想讲，对银行业的利润，大家要注意观察，可能有多种因素，其中有一种因素是存在很大的周期性。大家知道，西方金融危机出现以来，有很多银行由于自身的问题，特别是资本不足的问题，导致他们现在不怎么活跃，也不怎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也表明，过去有些看着盈利很好的银行现在怎么情况这么糟糕呢，这和经济周期的关系比较大。
为保物价，四万亿投资部分项目资金短缺
工人日报社记者：我去年调研发现，很多4万亿投资项目开工后，由于央行可能去年主要任务是调节CPI防通胀，这直接导致下面没钱，很多职工己把自己的工资先拿出来保证项目开工。如何保证这4万亿不打水漂?
周小川：有关4万亿项目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要区别看待。如果要把所有的项目资金都保住的话，从另一头来讲，货币政策在保持物价稳定方面的目标就会达不到了。所以，肯定会有一部分项目有资金短缺的问题，我看这也是不奇怪的。
去年央行采取了特殊的措施，提供了特别的支持，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我们希望，各个行业的信心能够恢复，通过市场机制能够正常解决这些问题。
话题3：人民币汇率
供求关系决定
人民币会否升值
凤凰卫视记者：回到人民币汇率加大浮动区间这样一个话题，这是否意味着这一波人民币升值就将结束?为了防止升值，央行会否进一步采取市场干预措施?
周小川：人民币汇率的浮动，主要还是跟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有关，因为人民币汇率浮动，不针对单一的一个货币，对美元浮动，对欧元浮 动，对日元也浮动，因此，如果说其他一些主要货币不稳定，不管是升还是降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讲，更需要人民币浮动机制灵活一些，这样，才能应对其他货币的变化。当然，人民币浮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我们自己国际收支的状况，外汇市场参与者所产生的供求关系的需要，这种关系更大一些。
是不是说人民币升值过程己结束了呢?我想这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不会那么简单。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银行也是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根据一定的规律对市场的供求采取某种干预。
目前无计划发行
500~_，1000元大钞
扬子晚报记者：我想为我的微博粉丝提个小问题，有政协委员提议发行大额的500元或者i000元的人民币，请问是否有可能?谢谢。
胡晓炼：我们在决定是否发行大额现钞的时候，需要把利和弊统筹起来考虑。至于大家说的交易便利性问题，现在的电子支付制度，像信用卡、银行卡这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现钞的携带问题和大额交易的便利性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计划在近期发行500元或者i000元大额钞票的计划。
民间借贷莫演变 成募集公共存款
湖南卫视记者：央行在下一步如何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周小川：人民银行很多年以前就有一个讨论和建议，是否应该参照某些国际经验搞一个放贷人条例，主要是针对民间借贷的。但是，如果不是正规的金融机构，并不在现有的监管部门监管职责之内。
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就是民间借贷要保持不能演变成募集公共存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界限。同时，高利贷也是不受保护的。
不操心世行行长 人选范围的调整
第一财经电视记者：请问周行长，去年您被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评选为最佳央行行长，在世行行长佐立克即将离任之际，很多人呼吁说支持提名您来做世行行长，不知道您有什么考虑?
周小川：把“年度央行行长”授给我，我觉得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肯定，也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是个好事，但也不见得跟我个人的因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银行“暴利”难敌资产恶化
3月15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对社会上普遍认为银行存在“暴利”的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周期的调整左右着银行利润的增长。而央行前副行长、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吴晓灵却坦言：“中国银行业巨额利润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人们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不管两位有着丰富央行经验的领导是否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我想说的是。今天中国银行业流动性风险在不断积聚，即使银行业有着丰厚的“利润”，也抵销不了这两年由地方债和楼市按揭贷款所造成的、日益恶化的银行“资产”。
从本质上讲，中国银行业近几年“暴利”的原因在于新增资产扩张过猛。比如，银行业为了配合政府救市的行为，居然放出了10万亿元的信贷规模。即使目前地方债和按揭贷款的扩张受到了遏制，但是，基于前几年信贷扩张而构成的庞大“利差收入”根本不受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而萎缩。相反，银行业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还依然拥有巨大的利润，自然和其他行业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当我们深究银行业“资产”的质量状况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那么，这点“暴利”就会显得“杯水车薪”。
基于今天银行业最大的问题是“资产质量”这一严峻事实，国家对房地产的监管思路也将是求稳在先，价格回落在后。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国家鼓励各地的银行降低居民首套购房利率，以促使健康的住房消费增长“对冲”楼市监管力度过大所可能造成的硬着陆风险。另一方面，政府坚定不移地强化楼市的整顿，防止社会闲置资金继续炒高楼价，由此造成银行资产更加面临泡沫崩盘的风险。同时，国家又在用时间换空间的做法来释放银行这几年积累的风险一一即努力开拓更多产业发展的舞台，吸引银行资金大量地进入实体经济，从而确保银行资产质量未来能够随着经济复苏而不断得以改善。
总之，要想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利润膨胀而资产质量却不断恶化的并存格局，监管部门率先要建立起“逆周期”的调控思路。要在事前通过强化资本充足率、风险拨备等审慎性监管的手段，来有效抑制银行在业务“繁荣”阶段，盲目进行信贷扩张的行为，避免不断积累的系统性泡沫风险转化为金融危机。此外，还应该在繁荣时期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分散银行业务增长过快所形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当然，改变当前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的模式也是提高银行业抗衡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条件，但是，若不重视改革的最优顺序和最佳时机，就很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尤其是中国的金融资源集中在银行业，它的动荡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要远远大于股市动荡所带来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首先要强化中国银行业内部的治理机制(包括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和合理的薪酬设计等)，然后，需要建立严格的“逆周期”的审慎性监管措施和提高有效监管的能力。接着，要在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和发展债券市场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要素价格的改革，鼓励健康的金融创新。最后，在恰当的时候，再向有资质的民资和外资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务，提高市场竞争的程度。这样的安排是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后得到的总结，以便于我们在优化中国银行业服务的过程中，使改革可能导致的副作用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