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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27到1937年被称为国民政府时期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当时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这一历史时期也由此成为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历史背景的解读和分析，有利于把握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而深入探讨其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影响，实现从全新的角度呈现当时的职业技术教育形态。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生产力；职业技术教育；影响
近年来，随着行业、企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提高，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日益受到广大民众的重视。在国家政策的大力倡导和扶持下，职业技术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尽管其前景不可估量，但是发展过程中难免遇见难题和挫折。为了减少推进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过程中可预见的阻碍性因素，准确把握职业技术教育的内涵与特质至关重要。1927到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态势，职业教育体制不断完善，职业学校数量也大量增加。因而，深入了解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形态对于促进现阶段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生产力作为任一历史阶段时代背景的构成要素，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生产和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职业技术教育更是离不开生产力这一关键性因素。
一、生产力发展状况
（一）农业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受天灾与战争的影响，其农业经济几近崩溃。1927到1937年间，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大环境，这也就导致政府在农村施政收效甚微。在这种境况下，农产品商品化进程十分缓慢。尽管面临着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农业在这一时期仍然取得了发展，具体表现在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机械推广两方面。
为了巩固统治、挽救濒临崩溃的农业经济，南京国民政府将农业科技改良作为施政的内容之一，积极倡导农业教育、支持改良实验。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农业科技改良的方针与范围。[1]此外，物种引进及兽医科技在当时也有所发展，如创建于1930年的青岛商品检验局血清制造所曾先后制造出牛痘苗、狂犬苗、牛瘟、猪瘟等血清和疫苗。[2]在农业机械方面，此阶段农业机械作为促进农业提升产量的重要工具备受重视。1929年绥远萨县新农试验场建立，从上海购买了两部拖拉机以及播种机、割捆机、打谷机等。由此可见，当时农业机械生产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二）工业
1927到1937年，中国民族工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仅以上海为例，1929年注册的工厂就有226家，1930年新设立的工厂达343家。[3]尽管1931年起到1935年，中国民族工业由于日本侵华加剧而出现空前的危机，但自1935年末起，其再度恢复活跃，并于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达到繁荣。
十年间，为了应对日本侵华，国家重新将机械工业的发展纳入战略性工业化的轨道。但整体而言，中国机械工业呈现出了劳动密集型和技术低端化的趋势，表现为规模小以及学徒制繁兴。当时，中国农机业己能生产碾米机、轧花机、灌溉机等作业机械，此外还能生产动力机械。农机工业在碾米、轧棉等活动中带来的技术外溢现象，也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以碾米业为例，碾米机促进了农机企业在内陆地区的扩散，如江苏省"内地各县镇，俱有机器碾米厂之设立"。以轧棉业而论，农机企业生产的新式轧花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武汉作为轧花机的制造中心，每年都会出现各地乡民纷纷来购买的现象。
（三）交通运输业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积极修建铁路、公路，并推行征工制度，征调了大批民工。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国防交通建设计划，使交通建设得到了高速发展。直至1937年7月，连接各省的公路网已基本形成，其中干线21条，支线15条，总长度共109500 公里。仅在1936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就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间年建筑速度的6.5倍。
此外，铁路方面也在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由于全国铁路所用钢轨型号不尽统一，导致列车载重受到限制，且使用不同钢轨型号的铁路之间联运困难。于是铁道部规定干线铁路须用每米43公斤钢轨，次要线则使用每米30公斤钢轨。自1933年起，各路局开始更换不符合要求的轻轨，改用符合标准的重轨。[4]换轨工作基本在抗战爆发前完成，有效解决了联运困难问题，增加了运载能力。
（四）服务业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公路、铁路的修筑，直接促进了黄金十年服务行业的兴起与发展。以旅游业为例，这一时期出售的有关名胜古迹、游览路线的指南非常多，且内容介绍详实。如1932年铁道部组织编制的《乘车游览指南》向游客介绍了主要城市的特色景点。同年，铁道部"为利用广告增进营业起见，令各路管理局将沿路名胜及物产、行程、食宿等项情况详细具报，以供编订《全国铁路旅行指南》"。此外，广告的宣传作用已被人们所熟识，如津浦铁路管理局利用醒目的广告招攬乘客，实行"利用宝贵之假期，游览名山胜迹。来回游览票价较普通票价，头二等减 25%，三等减 15%"的优惠措施。
30年代初，各路局纷纷设置了车站茶点室、营业所、旅馆等服务点，发展起第三产业，其中相当部分是直接为铁路旅游所服务的。而在江南经济繁荣地区，铁路旅馆已经朝向综合化服务发展。总之，服务行业促进了铁路旅游的繁荣，提高了铁路旅游的效益。可见，当时刊印指南、发行广告等措施的实行，激发人们旅行的念头。
二、生产力发展对职业的影响
（一）生产发展促进社会分工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必然促进社会分工向精细化方向推进。1927到1937年生产力不断发展，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蒸蒸日上，如农业机械、电机、电器发展迅速，社会需求量逐渐加大。其中，机械农业发展对各种农业机械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各种企业急需招收大量的学徒，一批掌握制造以及使用技术的专业操作人员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各种新的职业不断产生或者发展壮大。如兽医科技的推广势必推动了兽医行业的发展，兽医人员需深入养殖场所为家禽注射疫苗，防止病毒滋生。同时，交通运输业的革新改良需要培养大批的建筑工人给予技术支撑，这急速促进了铁路、公路修筑技术的传播。 （二）技术进步催生职业发展
一些传统的行业，由于时代变迁而需改善自身现有的状况，此类技术进步也给职业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摩天大楼和新式建筑的兴建，对建筑工人的技术要求比以往更高。旗袍作为对中华文化最美的诠释，其发展在3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旧式旗袍经过设计师的改造之后，受到上海女性的极度青睐。可见此时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对职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促进了传统类职业的发展。而随着新型生产设备日益深入生产和生活，机械制造者和使用者作为中介，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三、生产力发展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影响
（一）政府重视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十分关注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制度上，通过颁布专门的职业教育法规使职业教育制度得以确立。在部门设置上，在中央设立研究和领导职业教育实施的专门机构，颁布职业教育经费标准。在办学上，鼓励行业企业、团体和个人开办职业教育，并对公私立优良职业学校进行补助。此外，政府还向发达国家学习，积极借鉴其职业院校办学经验，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基础，改善失业严重的境况，采取了多项措施大力支持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据统计数据显示，1928到1937年间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学生数都增长了近3倍左右。[5]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社会团体的监督与控制，其中对劳工教育的重视程度尤为突出。1931年，实业部联合教育部拟定了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章程，并于1931年5月12日正式颁布，以期促进全国劳工教育大发展。1932年2月公布施行的《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24条》做出规定："劳工教育分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三种，凡农工商各界劳工均应受此种训练，责成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等负责完成之"。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开办劳工学校，均按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筹设。1933年7月教育部再度颁发了《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方法大纲》，大纲的颁布标志着职业指导实践在政府的指导下正式全面展开。
（二）学徒制繁兴
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诸如资源、劳动者素质、管理水平等，故而新兴职业的发展必然对其职业人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随着生产发展，各企业急需招收学徒，在招收学徒的企业中也有教导学徒的师傅。1927到1937年尽管社会相对稳定，但是战事仍然十分频繁，接受正规教育被看成一种高消费生活方式。加之各个地区和产业部门也迫切需要培养一批适应自身发展需求的职业人，因而学徒制被人们所广泛接受。
在战前中国机械工业中，学徒占工人数量中相当大的比重。以上海为例，1927年之前，在机械工业从事工作的所有工人中，学徒所占比重约为70%-80%。而1930年以后，尽管受到学徒需求饱和和市场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学徒人数有所缩减，但是直到抗战爆发前，其比重仍然达到了40%-50%左右。在个别企业中，学徒所占比例甚至更高。缥丝、棉纺织、卷烟等部门，都普遍大量雇用女工和童工。[6]在招收学徒的工厂里，儿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据1930年工商部发布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山东、广西、广东、福建9省28市的统计，童工达55605人，占全部工人的7.2%。这主要由于当时我国工业整体技术水平偏低，许多行业的工厂企业需要大量雇用童工，其中以纺织业、火柴业等轻工业为甚。这些童工的年龄都很小，年龄大的有12岁、小的仅有7、8岁。1932年上海工部局所调查的资料显示，上海市童工总数为169144人，年龄在13岁以上的有147666人，不满12岁的童工也有21478人之多。尽管政府已出台相关政策保护童工的利益，但是多数工厂的童工仍然处在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的境况下。然而从技术传承的角度来看，这些童工在工作的同时也获得了某项实实在在的技能，并逐渐发展成为社会所需要的职业人。
（三）技能训练强度大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建教合作，其目的是为了改变原来职业教育机关与建设机关互相分离的状况，弥补其缺陷。这种做法类似于我国目前所提倡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北伐、军阀混战、国共军事斗争等战事不断，社会相对不稳定，人们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其生产生活与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等密切相连。因而，这一阶段，专门生产技术的推广与传播过程即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过程。人们除了通过进入职业学校学习职业技术以外，还通过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学徒制方式获得相关知识和技能。
根据1930年工商部的调查资料显示，当时全国29个城市各行业的工作时间每天最长的达15个小时，一般也要10个小时左右。棉纺、缥丝和棉织三种行业里，工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天达11到12个小时之间，这样的工作量附加在童工身上依旧如此，不存在例外情况。另据一份1933年对纺织业的调查数据显示，"针织业男女童工均为12小时。特别是缥丝业的女童工，明为12小时，实际上，她们还要做车前的准备工作和停车后的清扫工作，进厂早出厂晚，工时长达13、14小时。"[7]而在纺纱厂、丝厂、香烟厂等童工较为集中的工厂，男女童工一般要做12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有时甚至延长到15到16个小时。这一时期，儿童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很少，多数儿童在年幼时即进入工厂学习技艺谋生，他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慢慢掌握某一行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促进生产技术的传承和发展。
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生产力是这一系统中的关键性因素。1927到1937年，生產力状况深刻地影响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准确把握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影响，有助于为现今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开展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海荣.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科技改良[J].邢台师范高专学报，2001，04：25-28.
[2]郭文韬，曹隆恭.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35.
[3]孔繁浩. 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曲折发展[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4：56-63.
[4]李长玲.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铁路政策研究（1927-1937）[D].山东师范大学，2008.
[5]柳靖，王辉.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启示[J]. 职教论坛，2012，04：92-96.
[6]于景莲. 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下层社会物质生活状况研究（1912-1937）[D].山东大学，2011.
[7]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编写组.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2-93.
作者简介：王小凡，1990年8月，女，安徽，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2013级研究生，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生产力；职业技术教育；影响
近年来，随着行业、企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提高，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日益受到广大民众的重视。在国家政策的大力倡导和扶持下，职业技术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尽管其前景不可估量，但是发展过程中难免遇见难题和挫折。为了减少推进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过程中可预见的阻碍性因素，准确把握职业技术教育的内涵与特质至关重要。1927到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态势，职业教育体制不断完善，职业学校数量也大量增加。因而，深入了解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形态对于促进现阶段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生产力作为任一历史阶段时代背景的构成要素，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生产和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职业技术教育更是离不开生产力这一关键性因素。
一、生产力发展状况
（一）农业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受天灾与战争的影响，其农业经济几近崩溃。1927到1937年间，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大环境，这也就导致政府在农村施政收效甚微。在这种境况下，农产品商品化进程十分缓慢。尽管面临着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农业在这一时期仍然取得了发展，具体表现在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机械推广两方面。
为了巩固统治、挽救濒临崩溃的农业经济，南京国民政府将农业科技改良作为施政的内容之一，积极倡导农业教育、支持改良实验。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农业科技改良的方针与范围。[1]此外，物种引进及兽医科技在当时也有所发展，如创建于1930年的青岛商品检验局血清制造所曾先后制造出牛痘苗、狂犬苗、牛瘟、猪瘟等血清和疫苗。[2]在农业机械方面，此阶段农业机械作为促进农业提升产量的重要工具备受重视。1929年绥远萨县新农试验场建立，从上海购买了两部拖拉机以及播种机、割捆机、打谷机等。由此可见，当时农业机械生产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二）工业
1927到1937年，中国民族工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仅以上海为例，1929年注册的工厂就有226家，1930年新设立的工厂达343家。[3]尽管1931年起到1935年，中国民族工业由于日本侵华加剧而出现空前的危机，但自1935年末起，其再度恢复活跃，并于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达到繁荣。
十年间，为了应对日本侵华，国家重新将机械工业的发展纳入战略性工业化的轨道。但整体而言，中国机械工业呈现出了劳动密集型和技术低端化的趋势，表现为规模小以及学徒制繁兴。当时，中国农机业己能生产碾米机、轧花机、灌溉机等作业机械，此外还能生产动力机械。农机工业在碾米、轧棉等活动中带来的技术外溢现象，也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以碾米业为例，碾米机促进了农机企业在内陆地区的扩散，如江苏省"内地各县镇，俱有机器碾米厂之设立"。以轧棉业而论，农机企业生产的新式轧花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武汉作为轧花机的制造中心，每年都会出现各地乡民纷纷来购买的现象。
（三）交通运输业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积极修建铁路、公路，并推行征工制度，征调了大批民工。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国防交通建设计划，使交通建设得到了高速发展。直至1937年7月，连接各省的公路网已基本形成，其中干线21条，支线15条，总长度共109500 公里。仅在1936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就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间年建筑速度的6.5倍。
此外，铁路方面也在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由于全国铁路所用钢轨型号不尽统一，导致列车载重受到限制，且使用不同钢轨型号的铁路之间联运困难。于是铁道部规定干线铁路须用每米43公斤钢轨，次要线则使用每米30公斤钢轨。自1933年起，各路局开始更换不符合要求的轻轨，改用符合标准的重轨。[4]换轨工作基本在抗战爆发前完成，有效解决了联运困难问题，增加了运载能力。
（四）服务业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公路、铁路的修筑，直接促进了黄金十年服务行业的兴起与发展。以旅游业为例，这一时期出售的有关名胜古迹、游览路线的指南非常多，且内容介绍详实。如1932年铁道部组织编制的《乘车游览指南》向游客介绍了主要城市的特色景点。同年，铁道部"为利用广告增进营业起见，令各路管理局将沿路名胜及物产、行程、食宿等项情况详细具报，以供编订《全国铁路旅行指南》"。此外，广告的宣传作用已被人们所熟识，如津浦铁路管理局利用醒目的广告招攬乘客，实行"利用宝贵之假期，游览名山胜迹。来回游览票价较普通票价，头二等减 25%，三等减 15%"的优惠措施。
30年代初，各路局纷纷设置了车站茶点室、营业所、旅馆等服务点，发展起第三产业，其中相当部分是直接为铁路旅游所服务的。而在江南经济繁荣地区，铁路旅馆已经朝向综合化服务发展。总之，服务行业促进了铁路旅游的繁荣，提高了铁路旅游的效益。可见，当时刊印指南、发行广告等措施的实行，激发人们旅行的念头。
二、生产力发展对职业的影响
（一）生产发展促进社会分工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必然促进社会分工向精细化方向推进。1927到1937年生产力不断发展，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蒸蒸日上，如农业机械、电机、电器发展迅速，社会需求量逐渐加大。其中，机械农业发展对各种农业机械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各种企业急需招收大量的学徒，一批掌握制造以及使用技术的专业操作人员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各种新的职业不断产生或者发展壮大。如兽医科技的推广势必推动了兽医行业的发展，兽医人员需深入养殖场所为家禽注射疫苗，防止病毒滋生。同时，交通运输业的革新改良需要培养大批的建筑工人给予技术支撑，这急速促进了铁路、公路修筑技术的传播。 （二）技术进步催生职业发展
一些传统的行业，由于时代变迁而需改善自身现有的状况，此类技术进步也给职业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摩天大楼和新式建筑的兴建，对建筑工人的技术要求比以往更高。旗袍作为对中华文化最美的诠释，其发展在3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旧式旗袍经过设计师的改造之后，受到上海女性的极度青睐。可见此时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对职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促进了传统类职业的发展。而随着新型生产设备日益深入生产和生活，机械制造者和使用者作为中介，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三、生产力发展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影响
（一）政府重视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十分关注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制度上，通过颁布专门的职业教育法规使职业教育制度得以确立。在部门设置上，在中央设立研究和领导职业教育实施的专门机构，颁布职业教育经费标准。在办学上，鼓励行业企业、团体和个人开办职业教育，并对公私立优良职业学校进行补助。此外，政府还向发达国家学习，积极借鉴其职业院校办学经验，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基础，改善失业严重的境况，采取了多项措施大力支持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据统计数据显示，1928到1937年间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学生数都增长了近3倍左右。[5]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社会团体的监督与控制，其中对劳工教育的重视程度尤为突出。1931年，实业部联合教育部拟定了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章程，并于1931年5月12日正式颁布，以期促进全国劳工教育大发展。1932年2月公布施行的《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24条》做出规定："劳工教育分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三种，凡农工商各界劳工均应受此种训练，责成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等负责完成之"。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开办劳工学校，均按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筹设。1933年7月教育部再度颁发了《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方法大纲》，大纲的颁布标志着职业指导实践在政府的指导下正式全面展开。
（二）学徒制繁兴
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诸如资源、劳动者素质、管理水平等，故而新兴职业的发展必然对其职业人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随着生产发展，各企业急需招收学徒，在招收学徒的企业中也有教导学徒的师傅。1927到1937年尽管社会相对稳定，但是战事仍然十分频繁，接受正规教育被看成一种高消费生活方式。加之各个地区和产业部门也迫切需要培养一批适应自身发展需求的职业人，因而学徒制被人们所广泛接受。
在战前中国机械工业中，学徒占工人数量中相当大的比重。以上海为例，1927年之前，在机械工业从事工作的所有工人中，学徒所占比重约为70%-80%。而1930年以后，尽管受到学徒需求饱和和市场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学徒人数有所缩减，但是直到抗战爆发前，其比重仍然达到了40%-50%左右。在个别企业中，学徒所占比例甚至更高。缥丝、棉纺织、卷烟等部门，都普遍大量雇用女工和童工。[6]在招收学徒的工厂里，儿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据1930年工商部发布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山东、广西、广东、福建9省28市的统计，童工达55605人，占全部工人的7.2%。这主要由于当时我国工业整体技术水平偏低，许多行业的工厂企业需要大量雇用童工，其中以纺织业、火柴业等轻工业为甚。这些童工的年龄都很小，年龄大的有12岁、小的仅有7、8岁。1932年上海工部局所调查的资料显示，上海市童工总数为169144人，年龄在13岁以上的有147666人，不满12岁的童工也有21478人之多。尽管政府已出台相关政策保护童工的利益，但是多数工厂的童工仍然处在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的境况下。然而从技术传承的角度来看，这些童工在工作的同时也获得了某项实实在在的技能，并逐渐发展成为社会所需要的职业人。
（三）技能训练强度大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建教合作，其目的是为了改变原来职业教育机关与建设机关互相分离的状况，弥补其缺陷。这种做法类似于我国目前所提倡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北伐、军阀混战、国共军事斗争等战事不断，社会相对不稳定，人们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其生产生活与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等密切相连。因而，这一阶段，专门生产技术的推广与传播过程即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过程。人们除了通过进入职业学校学习职业技术以外，还通过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学徒制方式获得相关知识和技能。
根据1930年工商部的调查资料显示，当时全国29个城市各行业的工作时间每天最长的达15个小时，一般也要10个小时左右。棉纺、缥丝和棉织三种行业里，工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天达11到12个小时之间，这样的工作量附加在童工身上依旧如此，不存在例外情况。另据一份1933年对纺织业的调查数据显示，"针织业男女童工均为12小时。特别是缥丝业的女童工，明为12小时，实际上，她们还要做车前的准备工作和停车后的清扫工作，进厂早出厂晚，工时长达13、14小时。"[7]而在纺纱厂、丝厂、香烟厂等童工较为集中的工厂，男女童工一般要做12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有时甚至延长到15到16个小时。这一时期，儿童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很少，多数儿童在年幼时即进入工厂学习技艺谋生，他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慢慢掌握某一行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促进生产技术的传承和发展。
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生产力是这一系统中的关键性因素。1927到1937年，生產力状况深刻地影响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准确把握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影响，有助于为现今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开展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海荣.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科技改良[J].邢台师范高专学报，2001，04：25-28.
[2]郭文韬，曹隆恭.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35.
[3]孔繁浩. 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曲折发展[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4：56-63.
[4]李长玲.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铁路政策研究（1927-1937）[D].山东师范大学，2008.
[5]柳靖，王辉.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启示[J]. 职教论坛，2012，04：92-96.
[6]于景莲. 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下层社会物质生活状况研究（1912-1937）[D].山东大学，2011.
[7]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编写组.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2-93.
作者简介：王小凡，1990年8月，女，安徽，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2013级研究生，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