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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去尼斯的火車上认识朱牡丹的。
是她先过来搭讪的。自我介绍时，我在心里还忍不住调笑了她一下——“真是一朵大牡丹”。应该有一米七多吧？又丰满，粉紫色紧身T恤下的胸脯，巍峨壮丽，几乎可以和车厢里那些欧洲女人媲美呢。
不是一类人，第一眼就知道的。我知道，朱牡丹肯定也知道。如果在国内，估计我们就是在火车上相遇一万次，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不可能和一个穿粉紫色紧身上衣的女人成为朋友。她也不可能和一个戴眼镜穿黑衬衣的女人成为朋友。但那是在欧洲的火车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偌大的车厢里，也就我们两个中国人，不，应该说，就我们两个亚洲人。所以不管我们是不是一类人，我们别无选择地睦邻友好起来。
她话多。从巴黎到尼斯滔滔不绝地说了一路。知道我刚到巴黎一个月，所以她谈的内容基本是巴黎生活指导。她在巴黎已经六年了，是个老巴黎，知道巴黎生活的很多门道。巴黎有二十个区呢，哪个区租房比较便宜，哪种颜色皮肤和头发的房东比较好说话，哪个超市有又干净又便宜的猪蹄卖——她买食物的经验，似乎尤其丰富。这也是我能一直莞尔而笑着倾听她高谈阔论的原因——真是“高谈”，其分贝已经让斜对面的那位戴珍珠耳环的法国老妇人朝我们严厉地看了好几次。
其时是八月，巴黎有钱的老年人都去地中海蓝色海岸度假呢。所以车厢里一半以上，都是服饰华丽香喷喷的老妇人，还有一小半，是服饰同样华丽香喷喷的老先生——全世界都这样，老妇人多，老先生少。
老先生和老妇人一样，在安静地看书。当朱牡丹的分贝突然提高时，他也抬头看了好几眼我们，但老先生看过来的灰蓝色的眼珠，就一点儿也不严厉了，不但不严厉，还温和得很——全世界都这样，老先生总是比老妇人对年轻女人更温和的。
“你一个人去尼斯旅游么？”朱牡丹问。
我去尼斯是因为马蒂斯美术馆。那儿有马蒂斯的《蓝色裸体4号》和石榴静物画。在喜欢过莫奈的睡莲和凡高的鸢尾花后，我又开始喜欢野兽派的马蒂斯了。毕加索说，“和我相比，马蒂斯不过是个少妇。”但我还就是喜欢马蒂斯这个“少妇”。他笔下的女人又丑又古怪，他笔下的花也是又丑又古怪。但我喜欢的正是这个。不知为什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就是喜欢又丑又古怪的东西。
但我没和朱牡丹说马蒂斯，我说“随便走走”。
朱牡丹说她去尼斯看朋友。她有个姐妹在尼斯开餐馆，一直邀她过去玩。但她一直没去。去不了。在巴黎生活不容易的，她说，这一次，还是她做事的那家女主人带小孩回上海奔丧，她才有空了。
朱牡丹是保姆。
难怪她拎的草编包里，装的全是蒜薹。
新鲜碧绿的蒜薹从包口两端旁逸斜出，像莫迪里阿尼笔下的细长脖子女人一样好看。
给姐妹带的，朱牡丹说，尼斯买不到蒜薹，姐妹反复叮嘱她，一定要给她带几把蒜薹。
人在他乡，有时会生出很奇怪的念想。朱牡丹也这样过。有段时间，她想吃小鸡炖蘑菇。疯了似的想。活不下去似的想。她老公在电话里问她，巴黎没有鸡么？没有蘑菇么？巴黎鸡倒有，在超市冰柜里，一盒一盒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却不是家里的笨鸡，而是法国鸡。法国鸡吃起来像煮白菜，一点儿也没有鸡味。蘑菇也有，一盒一盒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也不是家里的榛蘑，而是法国蘑，口蘑，颜色像石灰一样，吃起来也像石灰。她差点儿因为这个买张机票回老家。当然没回。他老公不让。老公急得什么似的，你回来干什么？你回来干什么？也是，她回去干什么呢？没什么好干。她一个四十多的下岗女工，又没什么文化，回去也就在超市收银或整理货架，要不就做保姆。可做保姆的话，还不如在巴黎做呢。至少巴黎工资高。她一个月挣一千欧呢，一千欧，折算人民币就七千多了。比研究生挣得还多。她老姨的闺女就是研究生，还是北京的研究生呢，毕业后在一个大专学校教书，一个月也就挣五千多点，养活自己都够呛。她老姨当初嘚瑟得不行，一见她妈就说“我闺女怎么样怎么样”，把她妈郁闷死了。她那时下了岗，在家政中心找了个保洁的工作。可自从她到了巴黎，就轮到她妈嘚瑟了。她妈一见老姨就说“我闺女在巴黎怎么样怎么样”，她老姨一听巴黎就秃噜了。她虽然在巴黎也还是做保姆，可在巴黎做保姆和在家里做保姆，说出去面子也不一样的。她对家里人说了，从东家家坐地铁到凯旋门到香榭丽舍街，只要半小时，他们听了那个羡慕，都流哈喇子呢！所以，无论如何她是不能回去的。她自己也知道。家里刚买了房子，贷款买的，一个月的房贷要四千多;孩子在职校读书，一年学费和生活费也要二三万，都指着她在这儿挣的每月一千欧呢。老公做保安那点儿工资，还不够他自己抽烟喝酒呢。所以，小鸡炖蘑菇那样的念想，也就想想罢了。反正它也是一阵一阵的，你只要不搭理它，过些日子它自己又消失了。像风一样来，像风一样去。人不可能由着自己性子活。更不能由着自己的口舌活。别说她这样的人，就是她女东家都不能呢。女东家以前可是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娇滴滴的小姐，锦衣玉食过过来的。现在却和她一样，也是吃着像白菜一样的鸡，吃着石灰一样的蘑菇。她老听到女东家在电话里娇滴滴地对她姆妈说，她想吃避风塘的菜了，想吃避风塘的炒蟹、椒盐濑尿盐、九肚鱼、腐皮卷、叉烧酥。女东家报菜名似的，一样一样说。隔上个把月，就要这样说上一回。她在一边都听得心软。女东家一说上海话，似乎就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上海小姐。一说普通话呢，又变了一个人，变成了女东家。说法国话呢——她老公是法国人，女东家在家多数时候都是说法语的，又变了一个人，变成了法国女人。她还是喜欢说上海话的女东家。
对面老妇人把书打开合上好几次了，她在用法国的方式表达对朱牡丹的不满。老先生微笑着，用手按在老妇人的手背上，是安抚的意思。我有点不好意思认真听了，这时候太认真听朱牡丹说话，差不多是共犯了。即使只看在衣冠楚楚的老先生的面子上，我也想表现我们东方女人的懂事和教养。我于是转脸看窗外法国南部的景致。一捆捆干草，在天空下金光闪闪，美得如毕沙罗的画。远处有大片紫色的植物，那是薰衣草吗？应该不是。来之前听对门的老何说，阿维农才是薰衣草的产地。可火车早过阿维农了。“是不是快到马赛了？”我轻声问朱牡丹，想打断朱牡丹的上海女东家的故事。可朱牡丹不理会我，在“嗯”了一声后，又接着说她的上海女东家的法国老公了。
那一次和朱牡丹分手后，我以为再也不会见到这个女人的。
虽然我们互加了微信。她的微信名是“la pivoine”。我的微信名是“猫不吃鱼”。
la pivoine是法语牡丹的意思。
“‘猫不吃鱼’？为什么叫‘猫不吃鱼’？”她睁圆了眼睛问我。她的眼睛也很大，和她的胸一样，很是配得起牡丹这个名字。不像我，小鼻子小眼睛，周昉《唐宫仕女图》里的女人一样。不过，后来我知道，朱牡丹不喜欢自己的大眼睛。她说这边的男人不作兴中国女人眼睛大，越大越不受待见。也是，论眼睛大，能大过阿拉伯人？能大过罗姆人？能大过法国的女人？所以要论小。小眼睛的中国女人，在这边男人的眼里，才是美的，中国美。
“为什么叫‘猫不吃鱼’？”
“瞎叫的。”
“好奇怪的名字。猫不吃鱼吃什么？吃gaga么？”
“gaga？”
“就是屎。我们女东家的法国丈夫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每回他儿子拉了屎，他就冲我大喊，gaga！gaga！感冒了的鸭子似的。”
应该说，朱牡丹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女人。
她后来告诉我——那时我们已经相当熟了，她在火车上之所以主动向我搭讪，不单因为我是中国人，巴黎的中国人多了去了，她可不是都愿意搭理的。而是因为她当时很害怕。她到法国虽然六年多了，但单独出远门还是第一次呢。她平时的活动范围都在巴黎以内，确切地说，在Belleville以内。Belleville就是贝尔维尔，也就是巴黎著名的美丽城。偶尔去那些巴黎以外的地方，比如安纳西，也是和女东家一起，她不用说法语，事实上，她也不会说法语。除了“Bonjour（你好）”“merci（谢谢）”“au revoir（再见）”几句基本的，剩下的，也就“gaga” “la pivoine”个别单词而已，当然，还有Madame（夫人）和Monsieur（先生）。Monsieur这个法语单词她是经常用的，每天要用上好几回，她称上海女东家老公就是Monsieur，是上海女东家要求她这样称呼的。上海女东家自己叫她老公Juan，听起来好像“嗡嗡”，蜜蜂在交尾一样。不过，除了在那个家，她也不怎么需要讲法语的。美丽城是可以只用中文就能生活的地方。不说如鱼得水，至少应付得来。但一到美丽城之外，她就慌了，那是另一个世界，外星球似的。所以在火车上时，她一看到我，就像看见了救命稻草。一个戴眼镜的女人，手里还拿着那么厚的书，应该是会说法语的吧？就算不会说法语，也会说英语。法国警察一般都会英语的。而且，朱牡丹说，你这个样子，在他们眼里，看着应该挺可信的。她这方面有经验，知道法国警察相信什么人，不相信什么人。
是吗？
后来我才知道，朱牡丹在法国是没有身份的，所以怕警察。那种怕法，有点儿像老鼠怕猫，见了就要绕着走。可万一绕不过去呢，就希望身边还有一只鼠，一只看上去会说猫语言的鼠，可以壮壮胆，还可以用猫语言帮着斡旋斡旋，说不定就化险为夷了呢！
从尼斯回来后，我以为我和朱牡丹不会再有任何联系了。
虽然分手时她很夸张地拥抱了我，像法国人那样。还亲密地拉了我的手说，回巴黎找我呀！
我笑笑。
我怎么可能找她？
不过几个小时的露水友谊，转瞬即逝的。
在异乡，人很容易遭遇这种露水关系，也很容易抛弃这种露水关系。
所以在异乡的人，会洒脱些，也会薄情些。
不薄不行。因为要轻装简从。情感这东西，不论开始如何身轻似燕，到最后都会像尸身一样沉重，压得人走不动。
所以“回巴黎找我”之类的话，不过是客气话而已。中国人都很习惯讲客气话的。
可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朱牡丹真联系我了。
“你明天有空吗？”
我有空。天天有空。不是空在公寓看书，就是空在办公室看书，或者看办公室窗外的橡树。巴黎到处都是这种橡树，开了粉红细白的花，特别好看。我在巴黎东部大学做访学，他们对我没有任何时间上的要求，我可以天天去办公室，也可以天天不去办公室，没有人介意。我的办公室是和一个越南人共用的，他是河内大学教授，姓阮，叫阮鸾凤，很美的名字，人却有点儿名不副实，又矮又瘦又黑，和鸾凤没有什么关系。和我一样，他也是过来访学的。但这个阮教授有些吊儿郎当，整天不来。几个月时间，我总共也就见过他两次。老何说——老何住我对门，是成都人，也是来路桥大学访学——这个越南人是带了漂亮的夫人过来的，估计要忙着陪漂亮的夫人周游欧洲呢，所以不能来办公室。这正好，我可以一个人占用这间办公室。办公室不到十平米，刚来时我嫌小，现在却嫌大了。人在外面，很容易觉得世界太大的。我后来就情愿待在公寓。公寓比办公室大，有十八平米呢。但公寓充实多了，不像办公室那么空荡。有电子灶，有小冰箱，冰箱里塞满了我在超市和农贸市场买来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我看书看闷了，就起来给自己弄点吃的，意大利通心粉或比萨，日本寿司或天妇罗，西班牙海鲜饭，什么费时间我弄什么。这和我在国内时相反，在国内我是很讨厌花时间在吃上面的。别说花时间烹庖，连花时间饕餮也嫌麻烦。反正最后都要化神奇为腐朽殊途同归于马桶，何必化简为繁多此一举？我于是反其道而行之，要么在厨房化繁为简，要么从学校食堂买些饭菜回来化繁为简。先生因此对我很有意见。他本来是个在吃上讲究的人，也想和孔子一样定个几不食的规矩：“失饪不食”“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但我十分强硬地置之不理。我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非知识分子的生活根本区别就在于——你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度过，还是在厨房度过？在国内，我书房和厨房是分开的。时间也一样，不到饭点我不进厨房或食堂。可在巴黎这公寓，我没法把我的厨房生活和书房生活区分开，书房也是厨房，厨房也是书房，书桌也是餐桌，餐桌也是书桌。我再也没有一日三餐的概念了，也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了。而是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像窗外橡树上的那只黑鸟一样。当然，那只黑鸟有没有作息时间表我不知道，估计没有的吧？这世界还有什么生物会和人类一样，有给自己吃饭睡觉制定时间表的权利和自由呢？那只鸟我只要出去喂它，它就飞下来吃，不出去喂呢，它就立在树枝上一动不动。可见它是没有制定就餐时间表的。它听天由命，随遇而安。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和那只黑鸟差不多，基本属于一种自然状态。人类之所以自诩为高级动物，就在于其征服了自然从而能过上反自然的生活。人类的文明史，基本也就是一部反自然史。我到巴黎去访学，本意是离文明生活更近一些，是进化的努力，没想到，却退化到了鸟般的自然状态。可见，人的生活——甚至人的生活方式，不是人自己决定的，而是境遇的结果。一个知识分子，不一定过的就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当环境发生变化后，也可能过非知识分子的生活。这是我到巴黎访学一年所领会到的人類学道理。 所以，当朱牡丹在微信里问我：你明天有空吗？我马上就说有，条件反射般。这也是退化的证明之一。我原来是有三思后言的知识分子语言习惯的。别说在手机上，就是面对面，我说话也是喜欢字斟句酌的。没想到在巴黎独居了几个月后，我竟然秒回朱牡丹的话——我这是有多孤独？
我原来还以为自己是喜欢“独乐乐”的那种人呢。所以在家时经常表现出离群索居的故意，经常颦了眉嫌弃这世界过于喧嚣过于热闹，经常对先生作河东狮吼“让我一个人待一待好不好”，原来我误读自己了。说到底，我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我也怕孤独。
朱牡丹约我去美丽城，她住在那儿。
她说，“明天不是中秋节吗？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一起过中秋节？”
我怎么可能和朱牡丹一起过中秋节呢？先生一直批评我“目无下尘”的——这么说，好像我多势利似的。其实不然，因为我不仅“目无下尘”，也“目无上尘”，学校领导之类的人物，我一样也不看在眼里。比起和别人在一起，我更愿意“我与我周旋”。
若是以前，我一定情愿自己待在公寓，学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然后和国内的先生“千里共婵娟”过这个节的。但现在，朱牡丹一约，我竟然说，好哇。
我还带上了老何。第二天出门时我在走廊上遇到老何，老何问我打算怎么过节。那意思他想和我一起过中秋节了。也是，整栋公寓，也就我们两个中国人。农历十五对公寓里的其他人来说，就是个一般的日子，农历十五的月亮对公寓里的其他人来说，就是个一般的月亮。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了。不同文化的人是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的。“我没法和一个连林黛玉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结婚。”以前室友老六这么说过，当时有个叫Edvin的瑞典留学生喜欢她，喜欢得要死要活，要和她结婚。她虽然一度也被Edvin太阳神般的高大英俊迷得神魂颠倒，但最后还是理智地拒绝了他的求婚。“我没法和一个连林黛玉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结婚。”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矫情，至少那时我是这么看老六的。“你要Edvin知道林黛玉干什么？”我问。老六嗤之以鼻。她一向有点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她。我以为老六拒绝Edvin肯定是有其他的理由，其他不那么风雅的理由，不过借了林黛玉说事罢了，显得多高级似的。老六是个精神上虚荣的女人。但现在我有点相信老六的说辞了。林黛玉可能就是理由。这理由也足够充分了。不知道林黛玉也就不知道农历十五，也就不知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别说“千里共婵娟”了，他连“婵娟”是什么都不知道，那还怎么一起过呢？夫妇总要说话的，三个月五个月还好说，他说“我爱你”，她说“我也爱你”，就够了。哪怕不用同一种语言，他用瑞典语，她用汉语，都可以。可三年五年之后呢？那时要一起说什么？所以老六说的“我没法和一个连林黛玉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结婚”那句话真是经典。人还是要和同源文化的人结婚。文化同源的人，在一起才可能食性相同才可能琴瑟和鸣。所以朱牡丹才会在中秋前一天对我说：“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一起过中秋节？”老何才会在中秋节那天问我：“中秋节你打算怎么过？”我没有办法把老何一个人扔在公寓让他孤零零地看月亮，所以自作主张带上了老何。我估计朱牡丹不会不高兴的。
果然，朱牡丹高兴得很。朱牡丹说，我还担心你回去的事呢。太早回去看不成月亮，巴黎天黑得晚，八九点天还是白的，天白怎么看月亮？月亮是白的，天也是白的，白上加白，不好看，和白天看烟花一样，看不出什么名堂。天黑了月亮圆圆的银盘一样挂天上才好看呢。可天黑以后你一个人回去又怕不安全。巴黎可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特别是贝尔维尔，什么人都有，鱼龙混杂，阿拉伯人、罗姆人、黑人，他们最喜欢抢劫的，就是单身的中国女人了。现在有何老师，我们就可以看天黑后的月亮了。
朱牡丹带了不少食物。有广式五仁月饼，有青皮紫红大石榴，有翠绿葡萄，还有两个卤猪蹄。都放在她带来的一块红蓝相间的格子布上，格子布铺在贝尔维尔公园的草地上。我们三个人席地而坐，像马奈画的《草地上的午餐》，如果朱牡丹裸体的话。朱牡丹裸体的样子，应该和马奈画里的女人差不多，都白，都丰满，她盘腿弯腰取吃食的样子，看着像一匹弓身屈膝的白牝马。
豬蹄的味道卤得很好，老何啃了一块又一块。顾不上吃其他东西，也顾不上看月亮。朱牡丹说，她不知道何老师来，也不知道何老师这么喜欢吃猪蹄，不然，她就多卤几个了。也不贵，一欧多就能买两个呢。这边的人不怎么吃猪蹄，所以便宜。法国人真是很古怪的，那么好吃又有丰富胶原蛋白的猪蹄不吃，却去吃软了吧叽鼻涕一样的蜗牛，那东西别说吃，光是看，也恶心。还有鱼头他们也不吃，还有凤爪，还有鸭脚鸭脖鸭胗。这些世间美味，他们统统都不吃。
什么何老师？就叫老何，老何。老何一边啃着猪蹄，一边对朱牡丹说。
但朱牡丹坚持叫何老师。
朱牡丹叫我，也是叫孙老师的。不过她在孙前面加了个小字，“小孙老师”。我比朱牡丹年轻，应该比朱牡丹年轻吧？其实朱牡丹没说过她多大年纪，我也没问过，但四十多了是一定的，她虽然没有皱纹，身上也紧绷绷的。但有些地方，也不知什么地方，还是能让人看出岁月的痕迹。至于到底四十几，就不知道了。后来老何告诉我，朱牡丹四十二。我有点奇怪，老何怎么知道朱牡丹四十二呢？
那个中秋节之后，朱牡丹同我和老何就成了朋友。
因为朱牡丹，我和老何的关系也相对密切了起来。
之前，我和老何虽然门对门住着，来往其实不太多的。初来时会一起去附近的农贸市场，那个市场的东西比超市便宜多了，也新鲜多了。西班牙樱桃3.99欧一公斤，西班牙小番茄2.99欧一公斤，西班牙青椒1.99一公斤。我发现，那个市场的小贩基本都是来自西班牙，除了一个卖韭菜葫芦和藕的中国小贩。是个女人，三十来岁，长脸，不笑，也喜欢用“.99”标菜价。韭菜2.99一公斤，葫芦2.99一公斤，这两样菜价和西班牙蔬菜差不多，老何喜欢在她那儿买韭菜，做麻辣香锅。我想买藕，做凉拌藕，但藕贵得离谱，要7.99欧一公斤，还黑乎乎的。我问那女人能不能便宜点儿，也就随口那么一问，习惯性的，有点儿像打招呼或说接头暗号——“天龙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毕竟在一个外国农贸市场，中国人遇到中国人，还是觉得亲切。女人看我一眼，说了句什么，是法语，没听清，但我还是能感觉出她语气里的不耐烦，还有略微的轻蔑之意。我一下子窘得不行，也气愤得不行。老何告诉我，这儿的农贸市场是不还价的。我后来再也没去过那个中国女人的菜摊。 除了去农贸市场，我偶尔散步也会叫上老何。公寓房间小，坐久了总要出去走走。我们公寓西面的一百米处，有一个风景如画的湖，湖边是开满了各种各样繁密小花的草地，还有几株我不认识的树。那种树从根处就开始分岔，然后千枝万枝四处伸展，像千手观音一样，姿态看起来真是婀娜动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女性化的树。恨不得每天都能去看上几眼。但去那儿要经过一片小树林，小树林里有罗姆人的帐篷。我本来不怎么怕罗姆人的，巴黎到处都是罗姆人，地铁上有卖唱的罗姆人，公寓外面有翻垃圾桶的罗姆人，教学楼有用大塑料桶取水的罗姆女人小孩，罗姆人不就是穷人吗？穷人有什么可怕的？在这个世界上，富人远比穷人可怕多了。我抱着这样的阶级感情总在那条小路上来来去去，直到有一天一个罗姆青年拦住了我——也或许是少年，他们都这样，十三四岁看上去也像二十多岁，长得特别英俊，眼睛又大又黑，脖子上系条脏不拉叽的紫绿色围巾，他说了句什么，是法语，我没听懂，但我听懂了monnaie这个单词，是零钱的意思。他大概问我有没有零钱。你这是乞讨还是抢劫？我想问他，当然没问，我还不至于这么勇敢，或者说白痴。我给了他10欧。那10欧我已经放在身上有些时日了。之前老何告诉我，你身上不能放多了现金，但也不能不放现金，放上个10欧20欧的，以备不时之需。他所谓的不时之需，就是这种情况。少年彬彬有礼地“merci”了我。我飞也似的逃离了小树林。那之后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去西面了，隔长了时间实在想看那几株树的时候，我就叫上老何。老何人很好，只要叫他，他总是会答应的。或许他也觉得孤独。我们两人散步时不怎么说话，偶尔聊几句各自的学校，或各自的家庭。他有一个女儿，九岁，读小学三年级，长得像他夫人，除了耳朵。他夫人耳朵小，他耳朵大。他女儿遗传了他的大耳朵。他夫人比他小九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告诉我这个，或许是出于男人的虚荣，男人都喜欢女人年纪比自己小，小得越多越好。我们的聊天总是这样，各说各话。我对他和他夫人的耳朵大小没有一点儿兴趣，估计他对我先生如何如何也没有一点儿兴趣。也是奇怪，我在国内时是很少和别人说我先生的，总觉得一说就有“某氏”之狐假虎威。他在学校混得比我好，是我平时嗤之以鼻的“肉食者”。但一到法国，为了对抗老何夫人年纪比他小九岁之类的话题，我竟然说先生如何如何了。这也太肤浅了，太无聊了。两个大学教授的聊天，竟然堕落成这样，不谈世界的事情，不谈人类的事情，也不谈文化，而像家庭妇女那样谈些家长里短，我觉得羞愧。而且，老实说，以我做女人的直觉，我觉得老何陪我去这儿去那儿不过出于男人的教养，而不是喜欢做这些事情。我于是不怎么叫老何了。我后来基本放弃了西面的风景，开始往北走，一个人，沿着巴黎东部大学校区，然后从东面绕回来，东面是路桥大学的校区，楼多树少，没什么好看的，当然不是散步的好去处。但有什么办法呢？人有时候就是身不由己的。
看得出来，老何挺喜欢朱牡丹的。“小孙，这个周日有空吗？”
我知道老何又想让我约朱牡丹了。至于是因为卤猪蹄，还是朱牡丹，就不得而知了。
朱牡丹星期天休息。一周七天，她只有这一整天是自由的，其他时间她都要到她上海女东家做事。
我总是很配合地联系朱牡丹。老何人那么好，帮了我不少忙的，我不想坍他的台。而且，一周六天除了书还是书的生活过下来，我也需要听朱牡丹说说她上海女东家和她法国老公的事情。
还有吃朱牡丹做的腌鸭。朱牡丹后来给我们带过一次她做的腌鸭来，是法式做法，女东家教她的，加了百里香罗勒薄荷芝麻和地中海的粗灰盐。女东家的老公Juan喜欢用它佐白葡萄酒。我也特别喜欢。比猪蹄清淡，但清淡中又有一种冷香，有点儿像吃素，素里又夹杂了荤，是各种植物香料和动物脂肪结合在一起的奇特味道。配上布列塔尼的苹果酒，再配上朱牡丹东家的八卦，这样的周末，不说有多“美妙”，但對离乡背井的人来说，还是很让人期待的。
不过，朱牡丹不是每次都来。她似乎比我们忙。忙什么呢？“东家有事。”多数时候她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奇怪，这不是在法国吗？法国人的假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么？怎么周日还让她加班？不过，既然东家是上海人，说不定还是中国的作派。她没来的话我和老何就不聚，他还是去他的实验室，我呢，还是空在公寓继续看我的书。这样一来，一周就不是“一周六天除了书还是书”，而是“一周七天除了书还是书”，这日子过得实在单调，为了略微丰富一点，我就去逛博物馆。反正巴黎的博物馆多，怎么逛都逛不完的。尤其每月的第一个周日，我是必去的。因为那一天巴黎的各大博物馆向世界穷人免费开放。我喜欢去蓬皮杜，那里有马蒂斯，还有莫迪里阿尼。我也喜欢莫迪里阿尼的。和朱牡丹的腌鸭比起来，莫迪笔下的那些细长脖子溜肩没有瞳孔的杏仁状眼睛的女人应该也不算逊色了。
有一回，朱牡丹带了一个朋友过来。
是她的老乡，沈阳人，却有一个法国女人的名字，叫Eva。
Eva浓妆艳抹，乍一看比朱牡丹年轻漂亮，再看呢，却不行，皮肤粗糙不说，还松弛暗沉，灰白的脂粉下有些泛青，搁了数日不新鲜的藕似的。
Eva在美丽城一家美甲店工作。
“小孙老师，你要是想美甲，找Eva好了。Eva的美甲手艺贼拉好，她能在你手指甲脚指甲上挑花绣朵呢。什么花都行，你想要什么花，她就能帮你做什么花。你看看我指甲上的牡丹花，就是Eva做的。”
朱牡丹大拇指甲上，果然有一朵粉白的花。
也亏她手大，所以指甲也大，可以在上面做牡丹花。可那是牡丹花么？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就是几片粉红的花瓣而已。
“小孙老师，你知道不？Eva有好多外国顾客呢。她的名字Eva就是她的老顾客一个法国老太太给取的。老太太叫不来Eva的中国名字，所以就帮Eva取了个法国女人的名字。”
“你中国名字叫什么？”老何问Eva。
我也正想问呢。叫一个中国女人Eva，总觉得怪怪的。 “就叫Eva吧，我都听习惯了。”Eva说。
“是呀，就叫Eva吧，Eva好听。”朱牡丹说，“何老师小孙老师，你们不知道，Eva可仰慕你们了，自从知道我交了两个大学老师朋友之后，一直要我带她来认识认识呢。”
“是呀。”Eva在一边淡淡地附和。
Eva的话没有朱牡丹那么多。不知是因为初次见面，还是因为性格谨慎，总感觉她说话有所保留似的。不论老何问她什么——叫什么？老家哪里？她好像都没有直接回答的，朱牡丹倒是在一边帮着腔。她呢，就一直“是呀”“是呀”地附和。
那天的聚会是在老何的房间。我们四个人先绕了巴黎东部大学转了一圈，又绕着路桥大学转了一圈。是Eva要求的。我本来想带她去西面那个湖岸繁花似锦的草地上躺着晒太阳的。好不容易有四个人，可以放心大胆地躺，不怕罗姆人来问我们有没有“monnaie”。巴黎的天空那么蓝，云那么白，一朵一朵，感觉就在眼皮上方，只要一伸手，就能摘一朵似的。身下的草和花也那么艳，一侧身躺下，眼睛虚一点，花草就摇曳起来，有醉入花丛之美。但Eva既不想躺着晒太阳，也不想虚眼看花草。“巴黎到处都是花草呢！”Eva说，“还是看大学吧。”我们于是就带她看大学了。Eva虽然话不多，但显然比朱牡丹有主见。之前朱牡丹过来，都是随便我和老何安排的。我们说去哪儿哪儿，朱牡丹就跟着去哪儿哪儿，我们说做什么什么，朱牡丹就跟着做什么什么，从来没有发表过不同的意见。可Eva第一次来，就要求“看大学”。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只有楼，教学楼、实验楼、行政楼、食堂，一栋连一栋，和其他地方的楼没什么区别的。但Eva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教学楼前三三两两的学生，和手里拎着讲义包腋下夹着书的风一样行走的教授，她目不转睛地看。好像在看某种没见过的生物似的。
“Bonjour。”
“Bonjour。”
一个系蓝色围巾头发灰白的老男人和老何招呼之后风一样走了过去。
“他是谁？” Eva问。
“Bastian，一个办公室的。”老何说。
“你跟他同一个办公室？” Eva挑了长眉问，不相信似的。
“嗯。”老何说。
“天哪！” Eva惊诧得不得了。
“你办公室在哪栋楼？”
“喏，就在前面，那栋红色的楼。”
“能不能参观一下你的办公室？”
老何愣了，他没想到Eva会提这个要求。
我也觉得Eva奇怪，办公室有什么好参观的？也不是博物馆，也不是美术馆，不就是书桌椅子什么的。
而且，带一群人去办公室，也不太好。
朱牡丹看出了老何的为难，打圆场说，“要不我们先回去吧，我有点饿了。”
“星期天，大门也不开的，门卫休息。”老何对Eva解释。
Eva笑笑，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我们在老何房间吃的中饭。老何房间大一些，有二十几平米。四个人待着，还有转圜的余地。我从我房间搬来了椅子，还是不够，老何坐床上。食物是混搭的，Eva带的是朝鲜辣白菜，味道不错，配上我的紫菜黄瓜鲣鱼寿司，和老何的西红柿蛋汤，特别开胃，我吃了很多。因为喜欢，也有点故意。故意夸张地吃给朱牡丹看。朱牡丹带的还是卤猪蹄，我没怎么吃。她明明知道我更喜欢腌鸭的，却还是带了老何喜欢的卤猪蹄。
饭后Eva说她要躺一会儿，我以为她是想去我的房间休息，迟疑了一下，我不太习惯陌生人躺我的床的。我这个人，按我先生对我的评语，是有怪癖的女人。在有些事上马虎得很，在有些事上又有着他不能理解的讲究。但Eva原来没有去我房间的意思，她一弓身上了老何的床。朱牡丹呢，不知是因为也疲倦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想法，也弓身上了老何的床。两人女人当了我们的面，就那么身子贴着身子，眯眼睡了起来。
剩下我和老何面面相觑。
不过，也就相觑了半分钟，半分钟之后，我决定不管老何回对门我自己的房间。
老何去了办公室。
后来我问过他。
Eva工作的美甲店，在一条很小的街巷里。
“从11号线出来后，往前走一百米，左拐，有一家土耳其Kebab店，往前走一百米，右拐，有一家叫pho的越南河粉店。这家的牛腩pho最好吃，老板娘是西贡人，会讲中文的，她去过中国广西，你在她家吃pho时，如果说是广西人，她会给你多加一小撮芫荽和香茅，那可不是一般的好意，因为在法国，这种佐菜是很贵的。过了那家pho店，再往前走上两百米左右，看到一家叫‘joli’的店，就是了。”
Eva的指点也算仔细，但我按图索骥找过去，既没看到越南西贡女人的pho店，也没看到叫joli的店，街巷的尽头，是一堵涂鸦了裸体的围墙，和几個灰色的大垃圾桶。
我是习惯迷路的，甚至有几分喜欢，因为迷路才有意外的所遇所见。
但那一次迷路，还是让我惊心动魄了。
在窄窄的巷子里，一个白人老头，突然趋身问我，“Combien？”我有些蒙。Combien不是多少钱的意思吗？他为什么问我“多少钱呢”？我看上去难道像在沿街兜售什么的小贩？
我凭着女人的本能没有搭理那个老头。有些东西是不需要语言说明的，老头的胡子，老头的衬衫，还有老头的眼神，怎么看都不像个体面的上等人。
后来老何告诉我，他以为你是妓女，那一带，听说是有很多站街女活动的，所以他问你，Combien？
我几乎莞尔了。这真是文化的误读。如果在中国，眼神再不好的男人，也不会把我当妓女的。我身上没有一丁点儿妓女的气质，不，应该说，没有一丁点妓女的美。
一个法国老男人，不应该读过莫泊桑的《羊脂球》么？不应该读过小仲马的《茶花女》么？不应该读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么？那里面的妓女，不论是羊脂球，还是玛格丽特，还是奥黛特，哪一个不是如花似玉不是衣着华丽不是有着一张“蜜桃似的脸”？ 或者好莱坞电影里的那种妓女，穿银光闪闪的丝绸上衣豹纹小皮裙网状丝袜，手里再拎个小金色手袋？
哪有我这种穿牛仔裤黑衬衣小鼻子小眼睛的妓女呢？
但老何说，现在巴黎街头听说流行家庭妇女式的妓女。
老何用的是“听说”——也是，一个到巴黎访学的中国教授，不可能身体力行过这种事情吧。
我有些恼火，因为老何“家庭妇女”的说法。不知为什么，比起那个法国老男人的“Combien”，我觉得老何“家庭妇女”的说法更冒犯我。
再怎么说，我的样子也应该是伍尔芙《到灯塔去》里的小眼睛莉丽的艺术家样子。怎么可能像家庭妇女呢？
那天等我找到Eva时她已经要下班了。“干脆到我那儿去吧。”她说。她住的地方不远，一间半地下室，小小的窗户有一大半在地下，一小半在地上，有人从外面走过，能看见路人的半截裤子和鞋。各种各样的鞋。Eva说，她没事无聊了，就躺在床上盯着那些过路人的鞋琢磨。她现在看人不看脸，只看鞋。她看鞋的本事不小，基本能凭一个人的鞋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当然判断身份不难，只要会看皮质和做工，就大致不会错了。更厉害的，是她能从一个人的鞋判断出一个人的国籍——法国人的鞋一般都油光锃亮，意大利人的鞋一般都颜色鲜艳鞋形夸张，阿拉伯人和罗姆人的鞋就邋遢多了，他们一般穿拖鞋，有的也穿旅游鞋，但他们脚上的旅游鞋脏兮兮的，鞋带也系得松松垮垮。不像德国人和日本人，德国人和日本人也喜欢穿旅游鞋，但德国人日本人脚上的旅游鞋，不仅质量好，而且特别干净，鞋带也系得规规矩矩。
当然，看一个人的来处，不仅可以从鞋子，也可以从手指甲脚指甲，Eva说，她帮人做手指甲脚指甲好多年了，很多人，男女都一样，就算现在过上了好日子，穿金戴银的——十个手指头倒是有八个戴上了宝石戒指，那也没用，还是能从手指甲上看出他们当年的穷。过了苦日子的人，手指甲脚指甲是不一样的。不但看上去颜色黄暗，捏上去也硬茬茬的，像干硬开裂的馒头。不像那些一直过好日子的人，手指甲脚指甲都粉红细白，花瓣一样，捏上去软乎乎的，那感觉也像捏花瓣。
我有些尴尬，我的脚此刻就在Eva手上，不知是“软乎乎的花瓣”，还是“硬茬茬的馒头”。
我本来只是过来剪个头发的。朱牡丹告诉我，Eva不但指甲做得漂亮，头发也剪得特别好，“你想要什么发式，她就可以弄什么发式。”我是短发，在国内一个月要修剪一次的，不然就会呈“首如飞蓬”状。但来巴黎几个月了，我还没剪过一次呢——巴黎剪一次头发，要二十多欧呢。二十多欧，折合人民币可是小两百。这数目搁我们小区美发店，可以包一个季度洗剪吹了。这么一计算，我就干脆“首如飞蓬”了。反正在巴黎，我基本处于“谁适为容”的境地——既不必注意我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也不必注意我的女性形象——所谓女性，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可在巴黎，除了老何，我没有任何男性朋友。而老何，有也等于没有了。我们俩的关系，就是马二先生和女人的关系，马二先生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所以我完全可以“首如飞蓬”。但朱牡丹非要让Eva帮我捯饬捯饬。“小孙老师，你如果捯饬一个巴黎式短发，肯定好看。”什么是巴黎式短发？我问。“就是一号线地铁站广告上女人那样的。”我注意过那广告，广告上的女人，穿白衬衣，涂黑指甲，头发剪得像男孩子一样短，却很奇怪地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女性美，一种完全是西方语境下的女性美，又野性、又温顺、又热烈、又冷漠。像萨冈那样的。我有些心动了。虽然我不相信Eva真能把我剪成那样。但万一呢？万一剪成了呢？那对我的形象可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突破。反正试试又没什么关系，在巴黎这个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女人有美的自由，也有丑的自由——对女人而言，丑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吧？就算Eva剪坏了，不就是丑吗？没什么大不了。我这么想。这是我的习惯，我这个人，不论做什么，都会做好两手精神准备的，这样就不会被结果搞得措手不及。所以当镜子里出现了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太太之后，我一点儿也没有惊讶和沮丧。“怎么样？” Eva殷切地问。“还行。”我说——不“还行”又能怎样？头发都已经在地上了，还能长回去不成。想必Eva从我那句“还行”里听出了勉强，她开始劝我做指甲，“你如果也做一下广告上女人那样颜色指甲的话，头发看上去就会时尚多了。”我不信Eva的话，但我竟然同意做了。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决定来。
应该说，黑色指甲一做，多少还是挽回了些老太太印象。
“如果再纹一下眼线，效果会更好。” Eva循循善诱。
我没文。做指甲不要紧，用不了几天它就褪色了，但文眼线那差不多是文身呢。以我在巴黎所获得的自由主义的勇气，还没到文身的程度。
“多少钱？”我问。
“算了。” Eva說。
“那怎么行。多少钱？”
“小孙老师非要客气的话——那就给六十欧吧。”
六十欧？六十欧？她有没有搞错？六十欧可是去巴黎美容店的数目！可这不是在地下室么？坐在一张捡来的脏兮兮的椅子上，坐在一堆乱七八糟的女人衣物中间，坐在弥漫着各种复杂可疑的气味当中，她要收我六十欧！
“那就六十欧吧”——好像她还优惠了我似的。
我无语。只能面红耳赤地给了她六十欧，然后落荒而逃。
后来我和Eva就没有交往了。
这样的女人，我惹不起的。
她还是会来我们公寓，不过不是找我，而是找老何。
一个人，没有朱牡丹。在走廊撞到时，老何慌得说话都结巴了，“Eva——Eva——”但Eva神色镇定，“我过来看老何的办公室。”
还不止看一回。每回撞到了，老何照例说话结巴，Eva照例神色镇定，“我过来看老何的办公室。”
好像老何的办公室是卢浮宫奥赛蓬皮杜似的，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过来看。 后来又加上了Bastian。有一回，我看到他们三个人坐在公寓不远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比萨。
Eva穿旗袍，旗袍两侧的衩开得极高，可领口却扣得严严实实。乌黑的头发绾在脑后，一丝不乱，衬着雪白的脸，和桃红色眼睑，煞是艳丽——一种日本浮世绘里的魑魅浓艳。
这事我告诉了朱牡丹。不是我多嘴，而是朱牡丹问。似乎Eva过来是瞒了朱牡丹的。朱牡丹说，有几次她约Eva到我们这边来，她知道Eva喜欢大学呢，Eva喜欢文化，一切和文化有关的东西她都喜欢——大学、大学里的人、书店、有书店的街——比起香街，Eva更喜欢塞纳左岸的那些街道呢，因为逛着逛着，冷不丁就会看到一家书店，也不敢进去，就站在橱窗外看。装模作样地看好长时间呢！好像她能看懂似的。所以朱牡丹才约她过来呢。可她说没空，没空了好几回。朱牡丹还纳闷呢。她可是约她去大学呢，去见她喜欢的教授知识分子呢，Eva怎么可能没空呢！原来她一个人鸟悄儿地过来了。
朱牡丹生气了。也是，老何是她先认识的，也是她介绍给Eva的，可Eva竟撇了她，自己到老何这儿来了。
我不知道朱牡丹是不是也有点儿喜欢老何，也许有点儿的，不然为什么每次过来时带的都是老何喜欢的卤猪蹄呢。
想想觉得好笑，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家伙，脑袋都快谢顶了，竟然还艳福不浅，在巴黎惹得两个女人为他争风吃醋起来。
朱牡丹说——后来，朱牡丹就常常在我面前说Eva了，带点儿恶意地说——她就应该防着那女人的，也不是第一回，她之前就做过这种事的，是老手。这女人，别看不怎么吱声，蔫鸡似的，其实妖着呢。
老顾本来也是她先认识的，一个浙江男人，在美丽城做裁缝——不是真正的裁缝，而只是装个拉链改改衣裳长短或者缝个包包什么的半吊子裁缝。老顾会缝包包，那种最简单的布袋包，在青布上贴块米白色布树干树叶的图案，或在米白色布上贴个青布树干树叶的图案，周日到巴黎各个农贸市场去卖，十欧一个，巴黎的家庭主妇喜欢。老顾还会缝围裙，和包包一样，也是在青布上贴块米白色布树干树叶的图案，或在米白色布上贴块青布树干树叶的图案。她问过老顾，为什么不多整些花样？老顾就笑笑，不说话。老顾来巴黎之前，是美术老师呢，一所中学的美术老师。之所以来巴黎，是想当画家的——至少当个街头画家吧，到蒙马特高地的小丘广场给游人画头像谋生，虽然也潦倒，但还是艺术家的生活。结果连街头艺术家也没当成，却当了裁缝。
老顾其实不老，也就四十多，和她们差不多大。只不过头发灰白了，还长，马鬃似的，看着老，所以就叫他老顾了。后来混熟了才知道，他比她们都小呢，比朱牡丹小一岁，比Eva小两岁。
老顾眉清目秀，戴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可能就因为这模样吧，Eva才和他姘上了。
当然，也是因为老顾会做旗袍。老顾除了會做最简单的布袋包和围裙，还会做高难度的旗袍。一开始朱牡丹是陪她的上海女东家去他那儿做旗袍，上海女东家在一家法国人的公司做事，那家公司老板去过上海和香港，看过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特别迷电影里穿旗袍的张曼玉。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所以上海女东家为了投其所好，一有公司要着正装的场合，就穿旗袍呢。虽然她穿旗袍的样子，和张曼玉不是一回事。她太瘦，麻秆似的，不适合穿旗袍的。但老顾的手艺好，就是这样的身材，他也能因陋就简，让女东家穿起旗袍来还挺有味道的，一种东方含而不露的味道，也不知他怎么弄的。
Eva就是因为朱牡丹才认识老顾的，认识以后她开始穿起了旗袍。她个高，又丰满，穿旗袍的样子，挺妖娆的。
老顾做旗袍的工钱是二十欧。再加上布料，一件旗袍，至少要五六十欧了。Eva不买布料，用旧衣裳改，她把一些不穿了的衣裙，拆了，让老顾帮她改成长长短短厚厚薄薄的旗袍。
后来都上瘾了，旧衣裳不够，她就把旧窗帘或旧床单，拿去让老顾改。老顾似乎也帮她改上瘾了。有一回，还用自己一条灰蓝红相间的条纹床单，改成了一件中西合璧的旗袍。领口和前胸是中式的严丝合缝，后背却是西式礼服的半开放式，一扭身，就会露出象牙白的后背。那件旗袍Eva上身特别好看，老顾说花了他整整一个通宵时间呢。
开始一两回Eva是付工钱的，后来就赊账，再后来，不用赊账了，他们姘上了。
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姘，而是隔三岔五的，两人在一起睡一个半个晚上，或一个半个上午，下午Eva没空的。
这样都好几年了。
朱牡丹倒没有看不起Eva，孤男寡女在外面，这点事情也不算什么。
只是，她又去撩老何。
朱牡丹知道不少Eva的事。
她们住一起——那间半地下室，是Eva和朱牡丹合租的。
朱牡丹是半天的保姆，早上八点去房东家，接孩子上幼儿园，搞卫生，准备好他们一家四口的晚餐，忙完这些十二点左右就可以下班了。
不过，如果临时有事，比如哪个孩子不舒服，或者东家要请同事来家吃中国饭什么的，她就要上全天班了。
女东家的法国老公Juan似乎不太喜欢朱牡丹住他家。以前，在他们两个孩子还小时，她是住家保姆。但他们房子也不大，一百来平米的三室公寓房，他们夫妇一室，孩子一室，另一室给她住——其实是衣帽间，在衣橱和鞋柜边上放了张旧沙发就算她的床了。她个子大，身子都抻不开。一抻，沙发就吱吱扭扭响，她连侧个身都要屏气，那个憋屈！不过，更憋屈的，是他们经常跑到她房间来找东找西，也不敲门，一阵风冲进来，又一阵风冲出去，没看见她这个人似的。但她那时初来乍到，没地方去。她又没有法国身份，不能到外面餐馆或中国超市打工。女东家知道这个的，所以才这么对她呢。当然，女东家和她的法国老公人倒不太坏的，只是他们也就那个条件，夫妇都是工薪族，在法国估计连中产阶级都算不上。本来是雇不起保姆的。只不过因为她工资低，雇她很上算，所以才一直用她呢。再说，在法国，有保姆的生活和没保姆的生活，身份可是不一样的。上海女东家可是个精明的人。即使这样，后来两个孩子一上幼儿园，他们就让她只做半天，这样就可以省一小半工资了，也不包朱牡丹的住宿了。女东家说这是Juan的意思。Juan说衣帽间住着个Madame，实在太不方便了。朱牡丹对此倒没什么意见。在巴黎待了几年后，多少也认识了一些人，一些处境和她相同的人，比如Eva。Eva和她一样，也是拿了旅游签证过来的。不过Eva不做保姆，嫌保姆工资低，她半天在美容院做美甲，还有半天做其他事。 关于“其他事”，朱牡丹没多说什么，我也没多问。
那间十平米的半地下室房租一个月五百欧，Eva二百五，朱牡丹二百五。
“其实那间房，Eva用得更多。”朱牡丹说。
Eva有一个读高中的儿子。
朱牡丹说，Eva的梦想，就是让儿子到巴黎读大学。
所以她才和老何在一起？才和Bastian在一起？
我不止一次看到Eva和Bastian在那家意大利餐厅。有时老何在，有时老何不在。
虽然很狐疑她和Bastian与老何的关系，但我在朱牡丹面前说话还是很谨慎的。
“Eva来过了？”
“嗯。”
“来找老何？”
“还有Bastian，他们是三个人。”
“这女人，胃口还真好。”
“他们也就一起吃吃饭吧。”
“吃吃饭？小孙老师，你太单纯了。”
我并没有朱牡丹以为的那么单纯。四十多岁的学院女人，在男女方面，就算没有多少实践经验，但理论知识还是很丰富的。读过《金瓶梅》《西厢记》，也读过《包法利夫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不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么？所以当Eva鬼鬼祟祟待在老何房间时，我也看出了一些端倪的。一边看出了端倪，一边觉得匪夷所思，毕竟他们才认识不久，怎么可能一下子成为那种关系呢？质变是由量变引起的，这是科学规律，没有量的积累，质变如何发生呢？
“小孙老师，你太好笑了，男女事情和科学有什么关系？”
“可总得有个过程吧？”
“什么过程？你见过猫狗交配要过程吗？”
朱牡丹冷笑。因为老何，她和Eva算是生了龃龉。
和以前一样，朱牡丹隔些日子还是会来一回我们公寓，带了法式腌鸭，而不是卤猪蹄。女人还是喜欢用食物来托物言志。我问她要不要叫一声对门的老何。朱牡丹说：“干吗叫他？”虽然不让我叫老何，却让门半掩半开，说要透透气。老何有时会主动探头进来，讪讪地和朱牡丹打招呼，“来了？”朱牡丹用鼻子哼一声，算是回答了。我赶紧帮老何拿碗筷，老何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坐下吃了。
“多少欧？”朱牡丹突然问。
我以为她问洋蓟呢，那天我做了一道样子奇怪的菜，水煮洋蓟。这种长得像花朵一样的蔬菜，据说是西方上流社会挑选儿媳的方法，一个女人能否在饭桌上优雅地吃洋蓟，可以作为上流社会取舍儿媳的标准。这真是有趣。女人连吃东西，都被置于“被看”的位置上。看來在全世界做女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欧。”我说。
但朱牡丹不看我，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何，语带轻蔑地问，“她一回收你多少欧？”
什么意思？
“她和你睡一回，要收多少欧？”
那以后，朱牡丹过来的时候，老何再也不会探头进来了。
估计他被吓坏了。
不止老何，我也一样。听了那句话，当时手上正啃着的洋蓟叶子都惊得差点掉桌上。
我们这样的人，一辈子也没听过这种雷霆万钧的话。
按说我应该离朱牡丹远一点了，能把这种粗俗的话若无其事说出口的女人，怎么说，也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但我没有，一方面因为朱牡丹仍固执地来，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和朱牡丹这样的女人交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吸引力，像吃洋蓟那样的感觉。不是好吃，而是因为新鲜，人一方面会怀旧，一方面又喜欢尝试陌生的东西。
朱牡丹之前说，Eva半天在美容院做美甲，还有半天做其他事。
那个“其他事”，朱牡丹后来还是告诉我了，就是在站街。
朱牡丹说，Eva这个女人，会来事。即便站街，站得也比别的女人好。
别的站街女，向外国站街女学习，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穿巴黎短裙，涂大红唇膏。Eva不，她一头黑发，穿旗袍，涂淡粉色口红，还涂得小小圆圆的，花苞一样。
别人都笑着招揽生意，她呢，不笑，冷着脸站那儿，爱理不理的样子。
别人站在显处，她呢，总站在暗处，某棵橡树下，远远的，一个人。
价钱还高。奇货可居似的。别人一次生意二三十欧，有的贱，十欧也做，反正挣一点是一点，比一个子儿不挣好。她不会，低了三十欧是不做的。
她会法语。至少会一些基本的。别的女人谈价钱靠伸手指，三根，三十欧，不行？两根，二十欧，不行？那一根，十欧。或者在左右手掌心写了不同的阿拉伯数字。先伸了左手，二十欧，不行。再伸右手，十欧。但Eva能用法语和男人讨价还价。
谈好了，就带他们去那间半地下室。
她生意好，所以那间半地下室她用得多。
可朱牡丹怎么愿意和一个站街女同租一间房呢？
即使没有道德的顾虑，多少会有某种不洁感吧？
“开始不知道。”朱牡丹可能看出了我的狐疑，嗫嚅说。
这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开始不知道”——这可能。后来呢？后来总知道了，怎么还住一起？
按朱牡丹的说法，她们上午是要上班的，Eva去美甲店，她去东家那儿做保姆。下午Eva就带客人到半地下室，那她这时候在哪儿呢？在外面游荡？也不是一天两天。Eva生意又好，如果客人络绎不绝地来，她总不能一直在外面游荡？
朱牡丹的话，是有破绽的。
但我没追问什么。
有一天，Eva来了，不知为什么，吃饭时老何竟然过来叫我了。
我本应该拒绝的，但我没有。老何一叫，我就过去了。好像一直等着似的。
“我带了不少泡菜过来，小孙老师，你不是喜欢泡菜吗？” 我实在佩服Eva，多尴尬的场面，她能用一句话带过去，且带得行云流水，自然而然。
“朱牡丹没来？”我没话找话，她们俩其实已经好长时间不一起过来了。
“她去莲花巴士了。”
我又被惊得目瞪口呆。不仅仅是因为朱牡丹去莲花巴士，这个我早就有些生疑了，我并没有朱牡丹以为的那么单纯，而是被Eva说这句话时的平淡语气，出卖朋友多少要有些郑重其事吧？像上次朱牡丹那样，“她和你睡一回要多少欧？”语气是很决绝的，有一种穿云裂石的凛然。就算不穿云裂石，至少也要故弄玄虚，或者鬼鬼祟祟。可Eva的语气，清汤寡水，就好像在说“她去散步了”“她去超市了”一样稀松平常。
“她去莲花巴士了。”
莲花巴士可是世界卫生组织免费为性工作者咨询体检和治疗的巴士！
也就是说，朱牡丹也是个性工作者。
那间半地下室，是她们俩共同的工作室。
后来我问过老何——我实在忍不住我低级趣味的好奇之心——Eva和Bastian到底怎么回事？
老何犹豫了一下说，“就那么回事。”
我其实也想问问他和Eva的关系，像朱牡丹那样直截了当地问，“她和你睡一回要多少欧？”
当然问不出口。两个中国知识分子，就算到了法国，也不可能进行这样赤裸裸的对话。
朱牡丹说了的，少于三十欧Eva是不做的。
还有，他和Eva在一起时，会不会聊他的小耳朵夫人？
“其实Eva也不容易，她想让儿子申请这边的大学呢。学工程。她有个女友，儿子是路桥毕业的，现在在广州碧桂园工作，年薪八十万呢。所以她也想让儿子来路桥学工程。”
她倒是志存高远。路桥大学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在法国也算精英阶层呢。
“Bastian能帮她儿子来路桥？”
“应该帮不了吧？你也知道，这种事情一个教授能做什么？”
“那Eva还和 Bastian在一起？”
“她以为Bastian能帮她呢。”
“你不要提醒她一句？”
“我说过的，但Eva不信。她总觉得Bastian无所不能。她迷信法国男人呢。一个法国大学教授，还是系主任——其实是前系主任，最初我是这么介绍Bastian的，但她总是把‘前’字省略，每回都说Bastian是系主任——弄一个中国学生过来读他的大学有什么问题呢？她相信只要她能取悦Bastian，儿子就一定可以过来读书的。”
“那Bastian呢？他什么态度？”
“他是法国男人，对baiser（性）这样的事情，习惯来者不拒。”
“baiser？”
“他还以为Eva是我表妹呢——是Eva要我这么介绍她的。所以Bastian以为这只是一个黄种女人爱上一个白种男人的老套故事。像杜拉斯《情人》那样的。反正在他们眼里，黄种男人总是爱上白种女人，黄种女人又总是爱上白种男人。”
老何的语气酸酸的，某种复杂的酸，除了雄性的天然敌意，还有后殖民主义下的隐秘愤怒。
我和老何最后一次谈到Eva和朱牡丹，是她们参加游行的事情。
是在一个叫“访学者”微信群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有人把她们游行的照片发到了群里。
我一眼就认出了Eva和朱牡丹，虽然她们戴了面具，可Eva的灰蓝红旗袍，还有朱牡丹的粉紫色T恤，我一看就知道了。
她們举着“反对制裁性工作者和嫖客的法案”标语牌，站在皮卡勒广场。
群里七嘴八舌，以研讨学术般的热情讨论这事情。
原来因为法国政府打击嫖妓，导致妓女的生意一落千丈，所以她们上街游行抗议政府。
我这才知道，在法国，卖淫是合法的，但嫖妓却是非法的，老鸨也是非法的，抓住了不但会被处置高达数千欧的罚金，严重的还会坐牢。《克罗德夫人》里那个著名的老鸨不就因此吃了五年牢饭吗？
这是法国式悖谬了！
妓和嫖，本来是鱼水共生的关系，缺一不可的。现在法国政府允许妓女卖淫却严禁嫖客买淫，就好比一面对鱼说，来呀，来呀，你可以到水里来畅游。一面又对水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让鱼游。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文明到了一定程度，最后都会走进死胡同。群里有人曲终奏雅。
“Eva怎么会参加这种游行呢？”我问老何。
我的意思是——Eva连自己的名字也讳莫如深呢，怎么愿意出现在镜头里，让那么多人看见？
但老何没有和我多谈此事。他向我推荐了香港导演陈果的一部电影，叫《榴莲飘飘》。
我是在爱沙尼亚吃熏鲱鱼的时候看到老何短信的。
Eva出事了。
她被人用枕头捂死在那间半地下室。
老顾和朱牡丹都被带到警局问了话，还有房东——一个来自波兰的老妇人，这下也遭殃了，因为她为卖淫者非法提供了场所。
可案子没破，在调查了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了。
一个外籍妓女，实在不值得警方浪费过多的警力。
其实也不用调查，就是嫖客做下的，某个阿拉伯人或黑人或其他什么人，嫖完了，不付费，说不定不但不付费，还要抢劫——这种事情屡屡发生的，发生了也就发生了，妓女被欺凌也是常事。可Eva不干，于是悲剧发生了。
但Eva是被枕头捂死的，这死法有点奇怪。一般那种低级嫖客，都有虐待妓女的习惯，所以死后的妓女身上总是伤痕累累，而且大多死得很暴力、很血腥，没有这种温柔的死法。
这说明，嫖客有可能是个“文雅”的男人。 朱牡丹说，现场还留下了一条蓝色围巾，压在Eva的身下。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Bastian。Bastian不是总系一条蓝色围巾吗？
我赶紧把这想法和老何说了，希望老何到警察局去提供这个线索。毕竟Eva弓身上过老何的床，也毕竟是老何把Eva介绍给Bastian的。在Bastian那儿，Eva不还是老何的“表妹”吗？所以老何有这个责任——也是让他尽点情分，好略微心安一点——他多少有点不安的吧？可老何不愿意，老何说，“你知道巴黎有多少男人系那种蓝色围巾吗？光是路桥大学的教授里，就有好几个呢。”
那倒也是。
“而且，Bastian怎么会去Eva地下室那样的地方？ 这老头子，是典型的法国男人，可讲究呢，他身上什么时候都是香喷喷的，办公室的桌子上也总是插了铃兰和鸢尾薰衣草。他不止一次宣称，他要‘美的生活’。”
“如果他去了呢？”
“就算他去了，Bastian有什么必要杀害Eva呢？”
这谁知道？说不定Eva为了儿子，和Bastian发生了深刻的纠缠呢？
Eva这种女人，骨子里是厉害的，是不愿意吃亏的， 一旦发现这个白种老男人不能帮她把儿子弄到法国读大学，肯定不会白白放过他。
然后呢？
就勒索Bastian的钱。在Eva这儿，除了儿子，也就只有錢才是真理般的存在吧。勒索多少呢？想必会狮子大开口吧？这个女人，在地下室帮我做个头发和指甲，就要收六十欧呢。何况是和这个老男人睡，还睡了那么多次，还是以老何“表妹”良家妇女的身份，要的数目估计小不了。
Bastian不给。凭什么呀？他一个白人教授和一个黄种女人发生baiser，本来是降贵纡尊，是抬举她呢。她不应该感激涕零吗？还要钱，她给他还差不多！
然后Eva不依不饶。
然后Bastian恼羞成怒。
我忍不住浮想联翩。
不过，也就浮想浮想罢了。
除此，我还能为Eva做什么？
这之后我们都回国了，我和老何访学结束，而朱牡丹好像是被遣送回来的。
我没有联系过朱牡丹，我猜她也不想我联系她的。
老何我倒是找过一次，那已是几年后了，我去他那个城市开年会，正好有半天空当，突然想到他，一冲动，就打了电话。我想让他带我在那个城市转转，和以前在巴黎一样，再叙叙旧什么的。但老何接电话的语气十分冷淡——“你是？”好像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我只好悻悻作罢了。
有些日子过去就过去了。
只是偶尔——我是说偶尔，过去会鬼灯一线，露出桃花面。
原载《长江文艺》2019年第5期
原刊责任
是她先过来搭讪的。自我介绍时，我在心里还忍不住调笑了她一下——“真是一朵大牡丹”。应该有一米七多吧？又丰满，粉紫色紧身T恤下的胸脯，巍峨壮丽，几乎可以和车厢里那些欧洲女人媲美呢。
不是一类人，第一眼就知道的。我知道，朱牡丹肯定也知道。如果在国内，估计我们就是在火车上相遇一万次，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不可能和一个穿粉紫色紧身上衣的女人成为朋友。她也不可能和一个戴眼镜穿黑衬衣的女人成为朋友。但那是在欧洲的火车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偌大的车厢里，也就我们两个中国人，不，应该说，就我们两个亚洲人。所以不管我们是不是一类人，我们别无选择地睦邻友好起来。
她话多。从巴黎到尼斯滔滔不绝地说了一路。知道我刚到巴黎一个月，所以她谈的内容基本是巴黎生活指导。她在巴黎已经六年了，是个老巴黎，知道巴黎生活的很多门道。巴黎有二十个区呢，哪个区租房比较便宜，哪种颜色皮肤和头发的房东比较好说话，哪个超市有又干净又便宜的猪蹄卖——她买食物的经验，似乎尤其丰富。这也是我能一直莞尔而笑着倾听她高谈阔论的原因——真是“高谈”，其分贝已经让斜对面的那位戴珍珠耳环的法国老妇人朝我们严厉地看了好几次。
其时是八月，巴黎有钱的老年人都去地中海蓝色海岸度假呢。所以车厢里一半以上，都是服饰华丽香喷喷的老妇人，还有一小半，是服饰同样华丽香喷喷的老先生——全世界都这样，老妇人多，老先生少。
老先生和老妇人一样，在安静地看书。当朱牡丹的分贝突然提高时，他也抬头看了好几眼我们，但老先生看过来的灰蓝色的眼珠，就一点儿也不严厉了，不但不严厉，还温和得很——全世界都这样，老先生总是比老妇人对年轻女人更温和的。
“你一个人去尼斯旅游么？”朱牡丹问。
我去尼斯是因为马蒂斯美术馆。那儿有马蒂斯的《蓝色裸体4号》和石榴静物画。在喜欢过莫奈的睡莲和凡高的鸢尾花后，我又开始喜欢野兽派的马蒂斯了。毕加索说，“和我相比，马蒂斯不过是个少妇。”但我还就是喜欢马蒂斯这个“少妇”。他笔下的女人又丑又古怪，他笔下的花也是又丑又古怪。但我喜欢的正是这个。不知为什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就是喜欢又丑又古怪的东西。
但我没和朱牡丹说马蒂斯，我说“随便走走”。
朱牡丹说她去尼斯看朋友。她有个姐妹在尼斯开餐馆，一直邀她过去玩。但她一直没去。去不了。在巴黎生活不容易的，她说，这一次，还是她做事的那家女主人带小孩回上海奔丧，她才有空了。
朱牡丹是保姆。
难怪她拎的草编包里，装的全是蒜薹。
新鲜碧绿的蒜薹从包口两端旁逸斜出，像莫迪里阿尼笔下的细长脖子女人一样好看。
给姐妹带的，朱牡丹说，尼斯买不到蒜薹，姐妹反复叮嘱她，一定要给她带几把蒜薹。
人在他乡，有时会生出很奇怪的念想。朱牡丹也这样过。有段时间，她想吃小鸡炖蘑菇。疯了似的想。活不下去似的想。她老公在电话里问她，巴黎没有鸡么？没有蘑菇么？巴黎鸡倒有，在超市冰柜里，一盒一盒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却不是家里的笨鸡，而是法国鸡。法国鸡吃起来像煮白菜，一点儿也没有鸡味。蘑菇也有，一盒一盒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也不是家里的榛蘑，而是法国蘑，口蘑，颜色像石灰一样，吃起来也像石灰。她差点儿因为这个买张机票回老家。当然没回。他老公不让。老公急得什么似的，你回来干什么？你回来干什么？也是，她回去干什么呢？没什么好干。她一个四十多的下岗女工，又没什么文化，回去也就在超市收银或整理货架，要不就做保姆。可做保姆的话，还不如在巴黎做呢。至少巴黎工资高。她一个月挣一千欧呢，一千欧，折算人民币就七千多了。比研究生挣得还多。她老姨的闺女就是研究生，还是北京的研究生呢，毕业后在一个大专学校教书，一个月也就挣五千多点，养活自己都够呛。她老姨当初嘚瑟得不行，一见她妈就说“我闺女怎么样怎么样”，把她妈郁闷死了。她那时下了岗，在家政中心找了个保洁的工作。可自从她到了巴黎，就轮到她妈嘚瑟了。她妈一见老姨就说“我闺女在巴黎怎么样怎么样”，她老姨一听巴黎就秃噜了。她虽然在巴黎也还是做保姆，可在巴黎做保姆和在家里做保姆，说出去面子也不一样的。她对家里人说了，从东家家坐地铁到凯旋门到香榭丽舍街，只要半小时，他们听了那个羡慕，都流哈喇子呢！所以，无论如何她是不能回去的。她自己也知道。家里刚买了房子，贷款买的，一个月的房贷要四千多;孩子在职校读书，一年学费和生活费也要二三万，都指着她在这儿挣的每月一千欧呢。老公做保安那点儿工资，还不够他自己抽烟喝酒呢。所以，小鸡炖蘑菇那样的念想，也就想想罢了。反正它也是一阵一阵的，你只要不搭理它，过些日子它自己又消失了。像风一样来，像风一样去。人不可能由着自己性子活。更不能由着自己的口舌活。别说她这样的人，就是她女东家都不能呢。女东家以前可是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娇滴滴的小姐，锦衣玉食过过来的。现在却和她一样，也是吃着像白菜一样的鸡，吃着石灰一样的蘑菇。她老听到女东家在电话里娇滴滴地对她姆妈说，她想吃避风塘的菜了，想吃避风塘的炒蟹、椒盐濑尿盐、九肚鱼、腐皮卷、叉烧酥。女东家报菜名似的，一样一样说。隔上个把月，就要这样说上一回。她在一边都听得心软。女东家一说上海话，似乎就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上海小姐。一说普通话呢，又变了一个人，变成了女东家。说法国话呢——她老公是法国人，女东家在家多数时候都是说法语的，又变了一个人，变成了法国女人。她还是喜欢说上海话的女东家。
对面老妇人把书打开合上好几次了，她在用法国的方式表达对朱牡丹的不满。老先生微笑着，用手按在老妇人的手背上，是安抚的意思。我有点不好意思认真听了，这时候太认真听朱牡丹说话，差不多是共犯了。即使只看在衣冠楚楚的老先生的面子上，我也想表现我们东方女人的懂事和教养。我于是转脸看窗外法国南部的景致。一捆捆干草，在天空下金光闪闪，美得如毕沙罗的画。远处有大片紫色的植物，那是薰衣草吗？应该不是。来之前听对门的老何说，阿维农才是薰衣草的产地。可火车早过阿维农了。“是不是快到马赛了？”我轻声问朱牡丹，想打断朱牡丹的上海女东家的故事。可朱牡丹不理会我，在“嗯”了一声后，又接着说她的上海女东家的法国老公了。
那一次和朱牡丹分手后，我以为再也不会见到这个女人的。
虽然我们互加了微信。她的微信名是“la pivoine”。我的微信名是“猫不吃鱼”。
la pivoine是法语牡丹的意思。
“‘猫不吃鱼’？为什么叫‘猫不吃鱼’？”她睁圆了眼睛问我。她的眼睛也很大，和她的胸一样，很是配得起牡丹这个名字。不像我，小鼻子小眼睛，周昉《唐宫仕女图》里的女人一样。不过，后来我知道，朱牡丹不喜欢自己的大眼睛。她说这边的男人不作兴中国女人眼睛大，越大越不受待见。也是，论眼睛大，能大过阿拉伯人？能大过罗姆人？能大过法国的女人？所以要论小。小眼睛的中国女人，在这边男人的眼里，才是美的，中国美。
“为什么叫‘猫不吃鱼’？”
“瞎叫的。”
“好奇怪的名字。猫不吃鱼吃什么？吃gaga么？”
“gaga？”
“就是屎。我们女东家的法国丈夫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每回他儿子拉了屎，他就冲我大喊，gaga！gaga！感冒了的鸭子似的。”
应该说，朱牡丹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女人。
她后来告诉我——那时我们已经相当熟了，她在火车上之所以主动向我搭讪，不单因为我是中国人，巴黎的中国人多了去了，她可不是都愿意搭理的。而是因为她当时很害怕。她到法国虽然六年多了，但单独出远门还是第一次呢。她平时的活动范围都在巴黎以内，确切地说，在Belleville以内。Belleville就是贝尔维尔，也就是巴黎著名的美丽城。偶尔去那些巴黎以外的地方，比如安纳西，也是和女东家一起，她不用说法语，事实上，她也不会说法语。除了“Bonjour（你好）”“merci（谢谢）”“au revoir（再见）”几句基本的，剩下的，也就“gaga” “la pivoine”个别单词而已，当然，还有Madame（夫人）和Monsieur（先生）。Monsieur这个法语单词她是经常用的，每天要用上好几回，她称上海女东家老公就是Monsieur，是上海女东家要求她这样称呼的。上海女东家自己叫她老公Juan，听起来好像“嗡嗡”，蜜蜂在交尾一样。不过，除了在那个家，她也不怎么需要讲法语的。美丽城是可以只用中文就能生活的地方。不说如鱼得水，至少应付得来。但一到美丽城之外，她就慌了，那是另一个世界，外星球似的。所以在火车上时，她一看到我，就像看见了救命稻草。一个戴眼镜的女人，手里还拿着那么厚的书，应该是会说法语的吧？就算不会说法语，也会说英语。法国警察一般都会英语的。而且，朱牡丹说，你这个样子，在他们眼里，看着应该挺可信的。她这方面有经验，知道法国警察相信什么人，不相信什么人。
是吗？
后来我才知道，朱牡丹在法国是没有身份的，所以怕警察。那种怕法，有点儿像老鼠怕猫，见了就要绕着走。可万一绕不过去呢，就希望身边还有一只鼠，一只看上去会说猫语言的鼠，可以壮壮胆，还可以用猫语言帮着斡旋斡旋，说不定就化险为夷了呢！
从尼斯回来后，我以为我和朱牡丹不会再有任何联系了。
虽然分手时她很夸张地拥抱了我，像法国人那样。还亲密地拉了我的手说，回巴黎找我呀！
我笑笑。
我怎么可能找她？
不过几个小时的露水友谊，转瞬即逝的。
在异乡，人很容易遭遇这种露水关系，也很容易抛弃这种露水关系。
所以在异乡的人，会洒脱些，也会薄情些。
不薄不行。因为要轻装简从。情感这东西，不论开始如何身轻似燕，到最后都会像尸身一样沉重，压得人走不动。
所以“回巴黎找我”之类的话，不过是客气话而已。中国人都很习惯讲客气话的。
可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朱牡丹真联系我了。
“你明天有空吗？”
我有空。天天有空。不是空在公寓看书，就是空在办公室看书，或者看办公室窗外的橡树。巴黎到处都是这种橡树，开了粉红细白的花，特别好看。我在巴黎东部大学做访学，他们对我没有任何时间上的要求，我可以天天去办公室，也可以天天不去办公室，没有人介意。我的办公室是和一个越南人共用的，他是河内大学教授，姓阮，叫阮鸾凤，很美的名字，人却有点儿名不副实，又矮又瘦又黑，和鸾凤没有什么关系。和我一样，他也是过来访学的。但这个阮教授有些吊儿郎当，整天不来。几个月时间，我总共也就见过他两次。老何说——老何住我对门，是成都人，也是来路桥大学访学——这个越南人是带了漂亮的夫人过来的，估计要忙着陪漂亮的夫人周游欧洲呢，所以不能来办公室。这正好，我可以一个人占用这间办公室。办公室不到十平米，刚来时我嫌小，现在却嫌大了。人在外面，很容易觉得世界太大的。我后来就情愿待在公寓。公寓比办公室大，有十八平米呢。但公寓充实多了，不像办公室那么空荡。有电子灶，有小冰箱，冰箱里塞满了我在超市和农贸市场买来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我看书看闷了，就起来给自己弄点吃的，意大利通心粉或比萨，日本寿司或天妇罗，西班牙海鲜饭，什么费时间我弄什么。这和我在国内时相反，在国内我是很讨厌花时间在吃上面的。别说花时间烹庖，连花时间饕餮也嫌麻烦。反正最后都要化神奇为腐朽殊途同归于马桶，何必化简为繁多此一举？我于是反其道而行之，要么在厨房化繁为简，要么从学校食堂买些饭菜回来化繁为简。先生因此对我很有意见。他本来是个在吃上讲究的人，也想和孔子一样定个几不食的规矩：“失饪不食”“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但我十分强硬地置之不理。我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非知识分子的生活根本区别就在于——你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度过，还是在厨房度过？在国内，我书房和厨房是分开的。时间也一样，不到饭点我不进厨房或食堂。可在巴黎这公寓，我没法把我的厨房生活和书房生活区分开，书房也是厨房，厨房也是书房，书桌也是餐桌，餐桌也是书桌。我再也没有一日三餐的概念了，也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了。而是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像窗外橡树上的那只黑鸟一样。当然，那只黑鸟有没有作息时间表我不知道，估计没有的吧？这世界还有什么生物会和人类一样，有给自己吃饭睡觉制定时间表的权利和自由呢？那只鸟我只要出去喂它，它就飞下来吃，不出去喂呢，它就立在树枝上一动不动。可见它是没有制定就餐时间表的。它听天由命，随遇而安。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和那只黑鸟差不多，基本属于一种自然状态。人类之所以自诩为高级动物，就在于其征服了自然从而能过上反自然的生活。人类的文明史，基本也就是一部反自然史。我到巴黎去访学，本意是离文明生活更近一些，是进化的努力，没想到，却退化到了鸟般的自然状态。可见，人的生活——甚至人的生活方式，不是人自己决定的，而是境遇的结果。一个知识分子，不一定过的就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当环境发生变化后，也可能过非知识分子的生活。这是我到巴黎访学一年所领会到的人類学道理。 所以，当朱牡丹在微信里问我：你明天有空吗？我马上就说有，条件反射般。这也是退化的证明之一。我原来是有三思后言的知识分子语言习惯的。别说在手机上，就是面对面，我说话也是喜欢字斟句酌的。没想到在巴黎独居了几个月后，我竟然秒回朱牡丹的话——我这是有多孤独？
我原来还以为自己是喜欢“独乐乐”的那种人呢。所以在家时经常表现出离群索居的故意，经常颦了眉嫌弃这世界过于喧嚣过于热闹，经常对先生作河东狮吼“让我一个人待一待好不好”，原来我误读自己了。说到底，我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我也怕孤独。
朱牡丹约我去美丽城，她住在那儿。
她说，“明天不是中秋节吗？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一起过中秋节？”
我怎么可能和朱牡丹一起过中秋节呢？先生一直批评我“目无下尘”的——这么说，好像我多势利似的。其实不然，因为我不仅“目无下尘”，也“目无上尘”，学校领导之类的人物，我一样也不看在眼里。比起和别人在一起，我更愿意“我与我周旋”。
若是以前，我一定情愿自己待在公寓，学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然后和国内的先生“千里共婵娟”过这个节的。但现在，朱牡丹一约，我竟然说，好哇。
我还带上了老何。第二天出门时我在走廊上遇到老何，老何问我打算怎么过节。那意思他想和我一起过中秋节了。也是，整栋公寓，也就我们两个中国人。农历十五对公寓里的其他人来说，就是个一般的日子，农历十五的月亮对公寓里的其他人来说，就是个一般的月亮。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了。不同文化的人是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的。“我没法和一个连林黛玉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结婚。”以前室友老六这么说过，当时有个叫Edvin的瑞典留学生喜欢她，喜欢得要死要活，要和她结婚。她虽然一度也被Edvin太阳神般的高大英俊迷得神魂颠倒，但最后还是理智地拒绝了他的求婚。“我没法和一个连林黛玉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结婚。”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矫情，至少那时我是这么看老六的。“你要Edvin知道林黛玉干什么？”我问。老六嗤之以鼻。她一向有点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她。我以为老六拒绝Edvin肯定是有其他的理由，其他不那么风雅的理由，不过借了林黛玉说事罢了，显得多高级似的。老六是个精神上虚荣的女人。但现在我有点相信老六的说辞了。林黛玉可能就是理由。这理由也足够充分了。不知道林黛玉也就不知道农历十五，也就不知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别说“千里共婵娟”了，他连“婵娟”是什么都不知道，那还怎么一起过呢？夫妇总要说话的，三个月五个月还好说，他说“我爱你”，她说“我也爱你”，就够了。哪怕不用同一种语言，他用瑞典语，她用汉语，都可以。可三年五年之后呢？那时要一起说什么？所以老六说的“我没法和一个连林黛玉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结婚”那句话真是经典。人还是要和同源文化的人结婚。文化同源的人，在一起才可能食性相同才可能琴瑟和鸣。所以朱牡丹才会在中秋前一天对我说：“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一起过中秋节？”老何才会在中秋节那天问我：“中秋节你打算怎么过？”我没有办法把老何一个人扔在公寓让他孤零零地看月亮，所以自作主张带上了老何。我估计朱牡丹不会不高兴的。
果然，朱牡丹高兴得很。朱牡丹说，我还担心你回去的事呢。太早回去看不成月亮，巴黎天黑得晚，八九点天还是白的，天白怎么看月亮？月亮是白的，天也是白的，白上加白，不好看，和白天看烟花一样，看不出什么名堂。天黑了月亮圆圆的银盘一样挂天上才好看呢。可天黑以后你一个人回去又怕不安全。巴黎可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特别是贝尔维尔，什么人都有，鱼龙混杂，阿拉伯人、罗姆人、黑人，他们最喜欢抢劫的，就是单身的中国女人了。现在有何老师，我们就可以看天黑后的月亮了。
朱牡丹带了不少食物。有广式五仁月饼，有青皮紫红大石榴，有翠绿葡萄，还有两个卤猪蹄。都放在她带来的一块红蓝相间的格子布上，格子布铺在贝尔维尔公园的草地上。我们三个人席地而坐，像马奈画的《草地上的午餐》，如果朱牡丹裸体的话。朱牡丹裸体的样子，应该和马奈画里的女人差不多，都白，都丰满，她盘腿弯腰取吃食的样子，看着像一匹弓身屈膝的白牝马。
豬蹄的味道卤得很好，老何啃了一块又一块。顾不上吃其他东西，也顾不上看月亮。朱牡丹说，她不知道何老师来，也不知道何老师这么喜欢吃猪蹄，不然，她就多卤几个了。也不贵，一欧多就能买两个呢。这边的人不怎么吃猪蹄，所以便宜。法国人真是很古怪的，那么好吃又有丰富胶原蛋白的猪蹄不吃，却去吃软了吧叽鼻涕一样的蜗牛，那东西别说吃，光是看，也恶心。还有鱼头他们也不吃，还有凤爪，还有鸭脚鸭脖鸭胗。这些世间美味，他们统统都不吃。
什么何老师？就叫老何，老何。老何一边啃着猪蹄，一边对朱牡丹说。
但朱牡丹坚持叫何老师。
朱牡丹叫我，也是叫孙老师的。不过她在孙前面加了个小字，“小孙老师”。我比朱牡丹年轻，应该比朱牡丹年轻吧？其实朱牡丹没说过她多大年纪，我也没问过，但四十多了是一定的，她虽然没有皱纹，身上也紧绷绷的。但有些地方，也不知什么地方，还是能让人看出岁月的痕迹。至于到底四十几，就不知道了。后来老何告诉我，朱牡丹四十二。我有点奇怪，老何怎么知道朱牡丹四十二呢？
那个中秋节之后，朱牡丹同我和老何就成了朋友。
因为朱牡丹，我和老何的关系也相对密切了起来。
之前，我和老何虽然门对门住着，来往其实不太多的。初来时会一起去附近的农贸市场，那个市场的东西比超市便宜多了，也新鲜多了。西班牙樱桃3.99欧一公斤，西班牙小番茄2.99欧一公斤，西班牙青椒1.99一公斤。我发现，那个市场的小贩基本都是来自西班牙，除了一个卖韭菜葫芦和藕的中国小贩。是个女人，三十来岁，长脸，不笑，也喜欢用“.99”标菜价。韭菜2.99一公斤，葫芦2.99一公斤，这两样菜价和西班牙蔬菜差不多，老何喜欢在她那儿买韭菜，做麻辣香锅。我想买藕，做凉拌藕，但藕贵得离谱，要7.99欧一公斤，还黑乎乎的。我问那女人能不能便宜点儿，也就随口那么一问，习惯性的，有点儿像打招呼或说接头暗号——“天龙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毕竟在一个外国农贸市场，中国人遇到中国人，还是觉得亲切。女人看我一眼，说了句什么，是法语，没听清，但我还是能感觉出她语气里的不耐烦，还有略微的轻蔑之意。我一下子窘得不行，也气愤得不行。老何告诉我，这儿的农贸市场是不还价的。我后来再也没去过那个中国女人的菜摊。 除了去农贸市场，我偶尔散步也会叫上老何。公寓房间小，坐久了总要出去走走。我们公寓西面的一百米处，有一个风景如画的湖，湖边是开满了各种各样繁密小花的草地，还有几株我不认识的树。那种树从根处就开始分岔，然后千枝万枝四处伸展，像千手观音一样，姿态看起来真是婀娜动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女性化的树。恨不得每天都能去看上几眼。但去那儿要经过一片小树林，小树林里有罗姆人的帐篷。我本来不怎么怕罗姆人的，巴黎到处都是罗姆人，地铁上有卖唱的罗姆人，公寓外面有翻垃圾桶的罗姆人，教学楼有用大塑料桶取水的罗姆女人小孩，罗姆人不就是穷人吗？穷人有什么可怕的？在这个世界上，富人远比穷人可怕多了。我抱着这样的阶级感情总在那条小路上来来去去，直到有一天一个罗姆青年拦住了我——也或许是少年，他们都这样，十三四岁看上去也像二十多岁，长得特别英俊，眼睛又大又黑，脖子上系条脏不拉叽的紫绿色围巾，他说了句什么，是法语，我没听懂，但我听懂了monnaie这个单词，是零钱的意思。他大概问我有没有零钱。你这是乞讨还是抢劫？我想问他，当然没问，我还不至于这么勇敢，或者说白痴。我给了他10欧。那10欧我已经放在身上有些时日了。之前老何告诉我，你身上不能放多了现金，但也不能不放现金，放上个10欧20欧的，以备不时之需。他所谓的不时之需，就是这种情况。少年彬彬有礼地“merci”了我。我飞也似的逃离了小树林。那之后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去西面了，隔长了时间实在想看那几株树的时候，我就叫上老何。老何人很好，只要叫他，他总是会答应的。或许他也觉得孤独。我们两人散步时不怎么说话，偶尔聊几句各自的学校，或各自的家庭。他有一个女儿，九岁，读小学三年级，长得像他夫人，除了耳朵。他夫人耳朵小，他耳朵大。他女儿遗传了他的大耳朵。他夫人比他小九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告诉我这个，或许是出于男人的虚荣，男人都喜欢女人年纪比自己小，小得越多越好。我们的聊天总是这样，各说各话。我对他和他夫人的耳朵大小没有一点儿兴趣，估计他对我先生如何如何也没有一点儿兴趣。也是奇怪，我在国内时是很少和别人说我先生的，总觉得一说就有“某氏”之狐假虎威。他在学校混得比我好，是我平时嗤之以鼻的“肉食者”。但一到法国，为了对抗老何夫人年纪比他小九岁之类的话题，我竟然说先生如何如何了。这也太肤浅了，太无聊了。两个大学教授的聊天，竟然堕落成这样，不谈世界的事情，不谈人类的事情，也不谈文化，而像家庭妇女那样谈些家长里短，我觉得羞愧。而且，老实说，以我做女人的直觉，我觉得老何陪我去这儿去那儿不过出于男人的教养，而不是喜欢做这些事情。我于是不怎么叫老何了。我后来基本放弃了西面的风景，开始往北走，一个人，沿着巴黎东部大学校区，然后从东面绕回来，东面是路桥大学的校区，楼多树少，没什么好看的，当然不是散步的好去处。但有什么办法呢？人有时候就是身不由己的。
看得出来，老何挺喜欢朱牡丹的。“小孙，这个周日有空吗？”
我知道老何又想让我约朱牡丹了。至于是因为卤猪蹄，还是朱牡丹，就不得而知了。
朱牡丹星期天休息。一周七天，她只有这一整天是自由的，其他时间她都要到她上海女东家做事。
我总是很配合地联系朱牡丹。老何人那么好，帮了我不少忙的，我不想坍他的台。而且，一周六天除了书还是书的生活过下来，我也需要听朱牡丹说说她上海女东家和她法国老公的事情。
还有吃朱牡丹做的腌鸭。朱牡丹后来给我们带过一次她做的腌鸭来，是法式做法，女东家教她的，加了百里香罗勒薄荷芝麻和地中海的粗灰盐。女东家的老公Juan喜欢用它佐白葡萄酒。我也特别喜欢。比猪蹄清淡，但清淡中又有一种冷香，有点儿像吃素，素里又夹杂了荤，是各种植物香料和动物脂肪结合在一起的奇特味道。配上布列塔尼的苹果酒，再配上朱牡丹东家的八卦，这样的周末，不说有多“美妙”，但對离乡背井的人来说，还是很让人期待的。
不过，朱牡丹不是每次都来。她似乎比我们忙。忙什么呢？“东家有事。”多数时候她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奇怪，这不是在法国吗？法国人的假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么？怎么周日还让她加班？不过，既然东家是上海人，说不定还是中国的作派。她没来的话我和老何就不聚，他还是去他的实验室，我呢，还是空在公寓继续看我的书。这样一来，一周就不是“一周六天除了书还是书”，而是“一周七天除了书还是书”，这日子过得实在单调，为了略微丰富一点，我就去逛博物馆。反正巴黎的博物馆多，怎么逛都逛不完的。尤其每月的第一个周日，我是必去的。因为那一天巴黎的各大博物馆向世界穷人免费开放。我喜欢去蓬皮杜，那里有马蒂斯，还有莫迪里阿尼。我也喜欢莫迪里阿尼的。和朱牡丹的腌鸭比起来，莫迪笔下的那些细长脖子溜肩没有瞳孔的杏仁状眼睛的女人应该也不算逊色了。
有一回，朱牡丹带了一个朋友过来。
是她的老乡，沈阳人，却有一个法国女人的名字，叫Eva。
Eva浓妆艳抹，乍一看比朱牡丹年轻漂亮，再看呢，却不行，皮肤粗糙不说，还松弛暗沉，灰白的脂粉下有些泛青，搁了数日不新鲜的藕似的。
Eva在美丽城一家美甲店工作。
“小孙老师，你要是想美甲，找Eva好了。Eva的美甲手艺贼拉好，她能在你手指甲脚指甲上挑花绣朵呢。什么花都行，你想要什么花，她就能帮你做什么花。你看看我指甲上的牡丹花，就是Eva做的。”
朱牡丹大拇指甲上，果然有一朵粉白的花。
也亏她手大，所以指甲也大，可以在上面做牡丹花。可那是牡丹花么？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就是几片粉红的花瓣而已。
“小孙老师，你知道不？Eva有好多外国顾客呢。她的名字Eva就是她的老顾客一个法国老太太给取的。老太太叫不来Eva的中国名字，所以就帮Eva取了个法国女人的名字。”
“你中国名字叫什么？”老何问Eva。
我也正想问呢。叫一个中国女人Eva，总觉得怪怪的。 “就叫Eva吧，我都听习惯了。”Eva说。
“是呀，就叫Eva吧，Eva好听。”朱牡丹说，“何老师小孙老师，你们不知道，Eva可仰慕你们了，自从知道我交了两个大学老师朋友之后，一直要我带她来认识认识呢。”
“是呀。”Eva在一边淡淡地附和。
Eva的话没有朱牡丹那么多。不知是因为初次见面，还是因为性格谨慎，总感觉她说话有所保留似的。不论老何问她什么——叫什么？老家哪里？她好像都没有直接回答的，朱牡丹倒是在一边帮着腔。她呢，就一直“是呀”“是呀”地附和。
那天的聚会是在老何的房间。我们四个人先绕了巴黎东部大学转了一圈，又绕着路桥大学转了一圈。是Eva要求的。我本来想带她去西面那个湖岸繁花似锦的草地上躺着晒太阳的。好不容易有四个人，可以放心大胆地躺，不怕罗姆人来问我们有没有“monnaie”。巴黎的天空那么蓝，云那么白，一朵一朵，感觉就在眼皮上方，只要一伸手，就能摘一朵似的。身下的草和花也那么艳，一侧身躺下，眼睛虚一点，花草就摇曳起来，有醉入花丛之美。但Eva既不想躺着晒太阳，也不想虚眼看花草。“巴黎到处都是花草呢！”Eva说，“还是看大学吧。”我们于是就带她看大学了。Eva虽然话不多，但显然比朱牡丹有主见。之前朱牡丹过来，都是随便我和老何安排的。我们说去哪儿哪儿，朱牡丹就跟着去哪儿哪儿，我们说做什么什么，朱牡丹就跟着做什么什么，从来没有发表过不同的意见。可Eva第一次来，就要求“看大学”。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只有楼，教学楼、实验楼、行政楼、食堂，一栋连一栋，和其他地方的楼没什么区别的。但Eva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教学楼前三三两两的学生，和手里拎着讲义包腋下夹着书的风一样行走的教授，她目不转睛地看。好像在看某种没见过的生物似的。
“Bonjour。”
“Bonjour。”
一个系蓝色围巾头发灰白的老男人和老何招呼之后风一样走了过去。
“他是谁？” Eva问。
“Bastian，一个办公室的。”老何说。
“你跟他同一个办公室？” Eva挑了长眉问，不相信似的。
“嗯。”老何说。
“天哪！” Eva惊诧得不得了。
“你办公室在哪栋楼？”
“喏，就在前面，那栋红色的楼。”
“能不能参观一下你的办公室？”
老何愣了，他没想到Eva会提这个要求。
我也觉得Eva奇怪，办公室有什么好参观的？也不是博物馆，也不是美术馆，不就是书桌椅子什么的。
而且，带一群人去办公室，也不太好。
朱牡丹看出了老何的为难，打圆场说，“要不我们先回去吧，我有点饿了。”
“星期天，大门也不开的，门卫休息。”老何对Eva解释。
Eva笑笑，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我们在老何房间吃的中饭。老何房间大一些，有二十几平米。四个人待着，还有转圜的余地。我从我房间搬来了椅子，还是不够，老何坐床上。食物是混搭的，Eva带的是朝鲜辣白菜，味道不错，配上我的紫菜黄瓜鲣鱼寿司，和老何的西红柿蛋汤，特别开胃，我吃了很多。因为喜欢，也有点故意。故意夸张地吃给朱牡丹看。朱牡丹带的还是卤猪蹄，我没怎么吃。她明明知道我更喜欢腌鸭的，却还是带了老何喜欢的卤猪蹄。
饭后Eva说她要躺一会儿，我以为她是想去我的房间休息，迟疑了一下，我不太习惯陌生人躺我的床的。我这个人，按我先生对我的评语，是有怪癖的女人。在有些事上马虎得很，在有些事上又有着他不能理解的讲究。但Eva原来没有去我房间的意思，她一弓身上了老何的床。朱牡丹呢，不知是因为也疲倦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想法，也弓身上了老何的床。两人女人当了我们的面，就那么身子贴着身子，眯眼睡了起来。
剩下我和老何面面相觑。
不过，也就相觑了半分钟，半分钟之后，我决定不管老何回对门我自己的房间。
老何去了办公室。
后来我问过他。
Eva工作的美甲店，在一条很小的街巷里。
“从11号线出来后，往前走一百米，左拐，有一家土耳其Kebab店，往前走一百米，右拐，有一家叫pho的越南河粉店。这家的牛腩pho最好吃，老板娘是西贡人，会讲中文的，她去过中国广西，你在她家吃pho时，如果说是广西人，她会给你多加一小撮芫荽和香茅，那可不是一般的好意，因为在法国，这种佐菜是很贵的。过了那家pho店，再往前走上两百米左右，看到一家叫‘joli’的店，就是了。”
Eva的指点也算仔细，但我按图索骥找过去，既没看到越南西贡女人的pho店，也没看到叫joli的店，街巷的尽头，是一堵涂鸦了裸体的围墙，和几個灰色的大垃圾桶。
我是习惯迷路的，甚至有几分喜欢，因为迷路才有意外的所遇所见。
但那一次迷路，还是让我惊心动魄了。
在窄窄的巷子里，一个白人老头，突然趋身问我，“Combien？”我有些蒙。Combien不是多少钱的意思吗？他为什么问我“多少钱呢”？我看上去难道像在沿街兜售什么的小贩？
我凭着女人的本能没有搭理那个老头。有些东西是不需要语言说明的，老头的胡子，老头的衬衫，还有老头的眼神，怎么看都不像个体面的上等人。
后来老何告诉我，他以为你是妓女，那一带，听说是有很多站街女活动的，所以他问你，Combien？
我几乎莞尔了。这真是文化的误读。如果在中国，眼神再不好的男人，也不会把我当妓女的。我身上没有一丁点儿妓女的气质，不，应该说，没有一丁点妓女的美。
一个法国老男人，不应该读过莫泊桑的《羊脂球》么？不应该读过小仲马的《茶花女》么？不应该读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么？那里面的妓女，不论是羊脂球，还是玛格丽特，还是奥黛特，哪一个不是如花似玉不是衣着华丽不是有着一张“蜜桃似的脸”？ 或者好莱坞电影里的那种妓女，穿银光闪闪的丝绸上衣豹纹小皮裙网状丝袜，手里再拎个小金色手袋？
哪有我这种穿牛仔裤黑衬衣小鼻子小眼睛的妓女呢？
但老何说，现在巴黎街头听说流行家庭妇女式的妓女。
老何用的是“听说”——也是，一个到巴黎访学的中国教授，不可能身体力行过这种事情吧。
我有些恼火，因为老何“家庭妇女”的说法。不知为什么，比起那个法国老男人的“Combien”，我觉得老何“家庭妇女”的说法更冒犯我。
再怎么说，我的样子也应该是伍尔芙《到灯塔去》里的小眼睛莉丽的艺术家样子。怎么可能像家庭妇女呢？
那天等我找到Eva时她已经要下班了。“干脆到我那儿去吧。”她说。她住的地方不远，一间半地下室，小小的窗户有一大半在地下，一小半在地上，有人从外面走过，能看见路人的半截裤子和鞋。各种各样的鞋。Eva说，她没事无聊了，就躺在床上盯着那些过路人的鞋琢磨。她现在看人不看脸，只看鞋。她看鞋的本事不小，基本能凭一个人的鞋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当然判断身份不难，只要会看皮质和做工，就大致不会错了。更厉害的，是她能从一个人的鞋判断出一个人的国籍——法国人的鞋一般都油光锃亮，意大利人的鞋一般都颜色鲜艳鞋形夸张，阿拉伯人和罗姆人的鞋就邋遢多了，他们一般穿拖鞋，有的也穿旅游鞋，但他们脚上的旅游鞋脏兮兮的，鞋带也系得松松垮垮。不像德国人和日本人，德国人和日本人也喜欢穿旅游鞋，但德国人日本人脚上的旅游鞋，不仅质量好，而且特别干净，鞋带也系得规规矩矩。
当然，看一个人的来处，不仅可以从鞋子，也可以从手指甲脚指甲，Eva说，她帮人做手指甲脚指甲好多年了，很多人，男女都一样，就算现在过上了好日子，穿金戴银的——十个手指头倒是有八个戴上了宝石戒指，那也没用，还是能从手指甲上看出他们当年的穷。过了苦日子的人，手指甲脚指甲是不一样的。不但看上去颜色黄暗，捏上去也硬茬茬的，像干硬开裂的馒头。不像那些一直过好日子的人，手指甲脚指甲都粉红细白，花瓣一样，捏上去软乎乎的，那感觉也像捏花瓣。
我有些尴尬，我的脚此刻就在Eva手上，不知是“软乎乎的花瓣”，还是“硬茬茬的馒头”。
我本来只是过来剪个头发的。朱牡丹告诉我，Eva不但指甲做得漂亮，头发也剪得特别好，“你想要什么发式，她就可以弄什么发式。”我是短发，在国内一个月要修剪一次的，不然就会呈“首如飞蓬”状。但来巴黎几个月了，我还没剪过一次呢——巴黎剪一次头发，要二十多欧呢。二十多欧，折合人民币可是小两百。这数目搁我们小区美发店，可以包一个季度洗剪吹了。这么一计算，我就干脆“首如飞蓬”了。反正在巴黎，我基本处于“谁适为容”的境地——既不必注意我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也不必注意我的女性形象——所谓女性，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可在巴黎，除了老何，我没有任何男性朋友。而老何，有也等于没有了。我们俩的关系，就是马二先生和女人的关系，马二先生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所以我完全可以“首如飞蓬”。但朱牡丹非要让Eva帮我捯饬捯饬。“小孙老师，你如果捯饬一个巴黎式短发，肯定好看。”什么是巴黎式短发？我问。“就是一号线地铁站广告上女人那样的。”我注意过那广告，广告上的女人，穿白衬衣，涂黑指甲，头发剪得像男孩子一样短，却很奇怪地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女性美，一种完全是西方语境下的女性美，又野性、又温顺、又热烈、又冷漠。像萨冈那样的。我有些心动了。虽然我不相信Eva真能把我剪成那样。但万一呢？万一剪成了呢？那对我的形象可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突破。反正试试又没什么关系，在巴黎这个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女人有美的自由，也有丑的自由——对女人而言，丑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吧？就算Eva剪坏了，不就是丑吗？没什么大不了。我这么想。这是我的习惯，我这个人，不论做什么，都会做好两手精神准备的，这样就不会被结果搞得措手不及。所以当镜子里出现了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太太之后，我一点儿也没有惊讶和沮丧。“怎么样？” Eva殷切地问。“还行。”我说——不“还行”又能怎样？头发都已经在地上了，还能长回去不成。想必Eva从我那句“还行”里听出了勉强，她开始劝我做指甲，“你如果也做一下广告上女人那样颜色指甲的话，头发看上去就会时尚多了。”我不信Eva的话，但我竟然同意做了。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决定来。
应该说，黑色指甲一做，多少还是挽回了些老太太印象。
“如果再纹一下眼线，效果会更好。” Eva循循善诱。
我没文。做指甲不要紧，用不了几天它就褪色了，但文眼线那差不多是文身呢。以我在巴黎所获得的自由主义的勇气，还没到文身的程度。
“多少钱？”我问。
“算了。” Eva說。
“那怎么行。多少钱？”
“小孙老师非要客气的话——那就给六十欧吧。”
六十欧？六十欧？她有没有搞错？六十欧可是去巴黎美容店的数目！可这不是在地下室么？坐在一张捡来的脏兮兮的椅子上，坐在一堆乱七八糟的女人衣物中间，坐在弥漫着各种复杂可疑的气味当中，她要收我六十欧！
“那就六十欧吧”——好像她还优惠了我似的。
我无语。只能面红耳赤地给了她六十欧，然后落荒而逃。
后来我和Eva就没有交往了。
这样的女人，我惹不起的。
她还是会来我们公寓，不过不是找我，而是找老何。
一个人，没有朱牡丹。在走廊撞到时，老何慌得说话都结巴了，“Eva——Eva——”但Eva神色镇定，“我过来看老何的办公室。”
还不止看一回。每回撞到了，老何照例说话结巴，Eva照例神色镇定，“我过来看老何的办公室。”
好像老何的办公室是卢浮宫奥赛蓬皮杜似的，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过来看。 后来又加上了Bastian。有一回，我看到他们三个人坐在公寓不远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比萨。
Eva穿旗袍，旗袍两侧的衩开得极高，可领口却扣得严严实实。乌黑的头发绾在脑后，一丝不乱，衬着雪白的脸，和桃红色眼睑，煞是艳丽——一种日本浮世绘里的魑魅浓艳。
这事我告诉了朱牡丹。不是我多嘴，而是朱牡丹问。似乎Eva过来是瞒了朱牡丹的。朱牡丹说，有几次她约Eva到我们这边来，她知道Eva喜欢大学呢，Eva喜欢文化，一切和文化有关的东西她都喜欢——大学、大学里的人、书店、有书店的街——比起香街，Eva更喜欢塞纳左岸的那些街道呢，因为逛着逛着，冷不丁就会看到一家书店，也不敢进去，就站在橱窗外看。装模作样地看好长时间呢！好像她能看懂似的。所以朱牡丹才约她过来呢。可她说没空，没空了好几回。朱牡丹还纳闷呢。她可是约她去大学呢，去见她喜欢的教授知识分子呢，Eva怎么可能没空呢！原来她一个人鸟悄儿地过来了。
朱牡丹生气了。也是，老何是她先认识的，也是她介绍给Eva的，可Eva竟撇了她，自己到老何这儿来了。
我不知道朱牡丹是不是也有点儿喜欢老何，也许有点儿的，不然为什么每次过来时带的都是老何喜欢的卤猪蹄呢。
想想觉得好笑，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家伙，脑袋都快谢顶了，竟然还艳福不浅，在巴黎惹得两个女人为他争风吃醋起来。
朱牡丹说——后来，朱牡丹就常常在我面前说Eva了，带点儿恶意地说——她就应该防着那女人的，也不是第一回，她之前就做过这种事的，是老手。这女人，别看不怎么吱声，蔫鸡似的，其实妖着呢。
老顾本来也是她先认识的，一个浙江男人，在美丽城做裁缝——不是真正的裁缝，而只是装个拉链改改衣裳长短或者缝个包包什么的半吊子裁缝。老顾会缝包包，那种最简单的布袋包，在青布上贴块米白色布树干树叶的图案，或在米白色布上贴个青布树干树叶的图案，周日到巴黎各个农贸市场去卖，十欧一个，巴黎的家庭主妇喜欢。老顾还会缝围裙，和包包一样，也是在青布上贴块米白色布树干树叶的图案，或在米白色布上贴块青布树干树叶的图案。她问过老顾，为什么不多整些花样？老顾就笑笑，不说话。老顾来巴黎之前，是美术老师呢，一所中学的美术老师。之所以来巴黎，是想当画家的——至少当个街头画家吧，到蒙马特高地的小丘广场给游人画头像谋生，虽然也潦倒，但还是艺术家的生活。结果连街头艺术家也没当成，却当了裁缝。
老顾其实不老，也就四十多，和她们差不多大。只不过头发灰白了，还长，马鬃似的，看着老，所以就叫他老顾了。后来混熟了才知道，他比她们都小呢，比朱牡丹小一岁，比Eva小两岁。
老顾眉清目秀，戴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可能就因为这模样吧，Eva才和他姘上了。
当然，也是因为老顾会做旗袍。老顾除了會做最简单的布袋包和围裙，还会做高难度的旗袍。一开始朱牡丹是陪她的上海女东家去他那儿做旗袍，上海女东家在一家法国人的公司做事，那家公司老板去过上海和香港，看过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特别迷电影里穿旗袍的张曼玉。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所以上海女东家为了投其所好，一有公司要着正装的场合，就穿旗袍呢。虽然她穿旗袍的样子，和张曼玉不是一回事。她太瘦，麻秆似的，不适合穿旗袍的。但老顾的手艺好，就是这样的身材，他也能因陋就简，让女东家穿起旗袍来还挺有味道的，一种东方含而不露的味道，也不知他怎么弄的。
Eva就是因为朱牡丹才认识老顾的，认识以后她开始穿起了旗袍。她个高，又丰满，穿旗袍的样子，挺妖娆的。
老顾做旗袍的工钱是二十欧。再加上布料，一件旗袍，至少要五六十欧了。Eva不买布料，用旧衣裳改，她把一些不穿了的衣裙，拆了，让老顾帮她改成长长短短厚厚薄薄的旗袍。
后来都上瘾了，旧衣裳不够，她就把旧窗帘或旧床单，拿去让老顾改。老顾似乎也帮她改上瘾了。有一回，还用自己一条灰蓝红相间的条纹床单，改成了一件中西合璧的旗袍。领口和前胸是中式的严丝合缝，后背却是西式礼服的半开放式，一扭身，就会露出象牙白的后背。那件旗袍Eva上身特别好看，老顾说花了他整整一个通宵时间呢。
开始一两回Eva是付工钱的，后来就赊账，再后来，不用赊账了，他们姘上了。
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姘，而是隔三岔五的，两人在一起睡一个半个晚上，或一个半个上午，下午Eva没空的。
这样都好几年了。
朱牡丹倒没有看不起Eva，孤男寡女在外面，这点事情也不算什么。
只是，她又去撩老何。
朱牡丹知道不少Eva的事。
她们住一起——那间半地下室，是Eva和朱牡丹合租的。
朱牡丹是半天的保姆，早上八点去房东家，接孩子上幼儿园，搞卫生，准备好他们一家四口的晚餐，忙完这些十二点左右就可以下班了。
不过，如果临时有事，比如哪个孩子不舒服，或者东家要请同事来家吃中国饭什么的，她就要上全天班了。
女东家的法国老公Juan似乎不太喜欢朱牡丹住他家。以前，在他们两个孩子还小时，她是住家保姆。但他们房子也不大，一百来平米的三室公寓房，他们夫妇一室，孩子一室，另一室给她住——其实是衣帽间，在衣橱和鞋柜边上放了张旧沙发就算她的床了。她个子大，身子都抻不开。一抻，沙发就吱吱扭扭响，她连侧个身都要屏气，那个憋屈！不过，更憋屈的，是他们经常跑到她房间来找东找西，也不敲门，一阵风冲进来，又一阵风冲出去，没看见她这个人似的。但她那时初来乍到，没地方去。她又没有法国身份，不能到外面餐馆或中国超市打工。女东家知道这个的，所以才这么对她呢。当然，女东家和她的法国老公人倒不太坏的，只是他们也就那个条件，夫妇都是工薪族，在法国估计连中产阶级都算不上。本来是雇不起保姆的。只不过因为她工资低，雇她很上算，所以才一直用她呢。再说，在法国，有保姆的生活和没保姆的生活，身份可是不一样的。上海女东家可是个精明的人。即使这样，后来两个孩子一上幼儿园，他们就让她只做半天，这样就可以省一小半工资了，也不包朱牡丹的住宿了。女东家说这是Juan的意思。Juan说衣帽间住着个Madame，实在太不方便了。朱牡丹对此倒没什么意见。在巴黎待了几年后，多少也认识了一些人，一些处境和她相同的人，比如Eva。Eva和她一样，也是拿了旅游签证过来的。不过Eva不做保姆，嫌保姆工资低，她半天在美容院做美甲，还有半天做其他事。 关于“其他事”，朱牡丹没多说什么，我也没多问。
那间十平米的半地下室房租一个月五百欧，Eva二百五，朱牡丹二百五。
“其实那间房，Eva用得更多。”朱牡丹说。
Eva有一个读高中的儿子。
朱牡丹说，Eva的梦想，就是让儿子到巴黎读大学。
所以她才和老何在一起？才和Bastian在一起？
我不止一次看到Eva和Bastian在那家意大利餐厅。有时老何在，有时老何不在。
虽然很狐疑她和Bastian与老何的关系，但我在朱牡丹面前说话还是很谨慎的。
“Eva来过了？”
“嗯。”
“来找老何？”
“还有Bastian，他们是三个人。”
“这女人，胃口还真好。”
“他们也就一起吃吃饭吧。”
“吃吃饭？小孙老师，你太单纯了。”
我并没有朱牡丹以为的那么单纯。四十多岁的学院女人，在男女方面，就算没有多少实践经验，但理论知识还是很丰富的。读过《金瓶梅》《西厢记》，也读过《包法利夫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不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么？所以当Eva鬼鬼祟祟待在老何房间时，我也看出了一些端倪的。一边看出了端倪，一边觉得匪夷所思，毕竟他们才认识不久，怎么可能一下子成为那种关系呢？质变是由量变引起的，这是科学规律，没有量的积累，质变如何发生呢？
“小孙老师，你太好笑了，男女事情和科学有什么关系？”
“可总得有个过程吧？”
“什么过程？你见过猫狗交配要过程吗？”
朱牡丹冷笑。因为老何，她和Eva算是生了龃龉。
和以前一样，朱牡丹隔些日子还是会来一回我们公寓，带了法式腌鸭，而不是卤猪蹄。女人还是喜欢用食物来托物言志。我问她要不要叫一声对门的老何。朱牡丹说：“干吗叫他？”虽然不让我叫老何，却让门半掩半开，说要透透气。老何有时会主动探头进来，讪讪地和朱牡丹打招呼，“来了？”朱牡丹用鼻子哼一声，算是回答了。我赶紧帮老何拿碗筷，老何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坐下吃了。
“多少欧？”朱牡丹突然问。
我以为她问洋蓟呢，那天我做了一道样子奇怪的菜，水煮洋蓟。这种长得像花朵一样的蔬菜，据说是西方上流社会挑选儿媳的方法，一个女人能否在饭桌上优雅地吃洋蓟，可以作为上流社会取舍儿媳的标准。这真是有趣。女人连吃东西，都被置于“被看”的位置上。看來在全世界做女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欧。”我说。
但朱牡丹不看我，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何，语带轻蔑地问，“她一回收你多少欧？”
什么意思？
“她和你睡一回，要收多少欧？”
那以后，朱牡丹过来的时候，老何再也不会探头进来了。
估计他被吓坏了。
不止老何，我也一样。听了那句话，当时手上正啃着的洋蓟叶子都惊得差点掉桌上。
我们这样的人，一辈子也没听过这种雷霆万钧的话。
按说我应该离朱牡丹远一点了，能把这种粗俗的话若无其事说出口的女人，怎么说，也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但我没有，一方面因为朱牡丹仍固执地来，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和朱牡丹这样的女人交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吸引力，像吃洋蓟那样的感觉。不是好吃，而是因为新鲜，人一方面会怀旧，一方面又喜欢尝试陌生的东西。
朱牡丹之前说，Eva半天在美容院做美甲，还有半天做其他事。
那个“其他事”，朱牡丹后来还是告诉我了，就是在站街。
朱牡丹说，Eva这个女人，会来事。即便站街，站得也比别的女人好。
别的站街女，向外国站街女学习，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穿巴黎短裙，涂大红唇膏。Eva不，她一头黑发，穿旗袍，涂淡粉色口红，还涂得小小圆圆的，花苞一样。
别人都笑着招揽生意，她呢，不笑，冷着脸站那儿，爱理不理的样子。
别人站在显处，她呢，总站在暗处，某棵橡树下，远远的，一个人。
价钱还高。奇货可居似的。别人一次生意二三十欧，有的贱，十欧也做，反正挣一点是一点，比一个子儿不挣好。她不会，低了三十欧是不做的。
她会法语。至少会一些基本的。别的女人谈价钱靠伸手指，三根，三十欧，不行？两根，二十欧，不行？那一根，十欧。或者在左右手掌心写了不同的阿拉伯数字。先伸了左手，二十欧，不行。再伸右手，十欧。但Eva能用法语和男人讨价还价。
谈好了，就带他们去那间半地下室。
她生意好，所以那间半地下室她用得多。
可朱牡丹怎么愿意和一个站街女同租一间房呢？
即使没有道德的顾虑，多少会有某种不洁感吧？
“开始不知道。”朱牡丹可能看出了我的狐疑，嗫嚅说。
这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开始不知道”——这可能。后来呢？后来总知道了，怎么还住一起？
按朱牡丹的说法，她们上午是要上班的，Eva去美甲店，她去东家那儿做保姆。下午Eva就带客人到半地下室，那她这时候在哪儿呢？在外面游荡？也不是一天两天。Eva生意又好，如果客人络绎不绝地来，她总不能一直在外面游荡？
朱牡丹的话，是有破绽的。
但我没追问什么。
有一天，Eva来了，不知为什么，吃饭时老何竟然过来叫我了。
我本应该拒绝的，但我没有。老何一叫，我就过去了。好像一直等着似的。
“我带了不少泡菜过来，小孙老师，你不是喜欢泡菜吗？” 我实在佩服Eva，多尴尬的场面，她能用一句话带过去，且带得行云流水，自然而然。
“朱牡丹没来？”我没话找话，她们俩其实已经好长时间不一起过来了。
“她去莲花巴士了。”
我又被惊得目瞪口呆。不仅仅是因为朱牡丹去莲花巴士，这个我早就有些生疑了，我并没有朱牡丹以为的那么单纯，而是被Eva说这句话时的平淡语气，出卖朋友多少要有些郑重其事吧？像上次朱牡丹那样，“她和你睡一回要多少欧？”语气是很决绝的，有一种穿云裂石的凛然。就算不穿云裂石，至少也要故弄玄虚，或者鬼鬼祟祟。可Eva的语气，清汤寡水，就好像在说“她去散步了”“她去超市了”一样稀松平常。
“她去莲花巴士了。”
莲花巴士可是世界卫生组织免费为性工作者咨询体检和治疗的巴士！
也就是说，朱牡丹也是个性工作者。
那间半地下室，是她们俩共同的工作室。
后来我问过老何——我实在忍不住我低级趣味的好奇之心——Eva和Bastian到底怎么回事？
老何犹豫了一下说，“就那么回事。”
我其实也想问问他和Eva的关系，像朱牡丹那样直截了当地问，“她和你睡一回要多少欧？”
当然问不出口。两个中国知识分子，就算到了法国，也不可能进行这样赤裸裸的对话。
朱牡丹说了的，少于三十欧Eva是不做的。
还有，他和Eva在一起时，会不会聊他的小耳朵夫人？
“其实Eva也不容易，她想让儿子申请这边的大学呢。学工程。她有个女友，儿子是路桥毕业的，现在在广州碧桂园工作，年薪八十万呢。所以她也想让儿子来路桥学工程。”
她倒是志存高远。路桥大学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在法国也算精英阶层呢。
“Bastian能帮她儿子来路桥？”
“应该帮不了吧？你也知道，这种事情一个教授能做什么？”
“那Eva还和 Bastian在一起？”
“她以为Bastian能帮她呢。”
“你不要提醒她一句？”
“我说过的，但Eva不信。她总觉得Bastian无所不能。她迷信法国男人呢。一个法国大学教授，还是系主任——其实是前系主任，最初我是这么介绍Bastian的，但她总是把‘前’字省略，每回都说Bastian是系主任——弄一个中国学生过来读他的大学有什么问题呢？她相信只要她能取悦Bastian，儿子就一定可以过来读书的。”
“那Bastian呢？他什么态度？”
“他是法国男人，对baiser（性）这样的事情，习惯来者不拒。”
“baiser？”
“他还以为Eva是我表妹呢——是Eva要我这么介绍她的。所以Bastian以为这只是一个黄种女人爱上一个白种男人的老套故事。像杜拉斯《情人》那样的。反正在他们眼里，黄种男人总是爱上白种女人，黄种女人又总是爱上白种男人。”
老何的语气酸酸的，某种复杂的酸，除了雄性的天然敌意，还有后殖民主义下的隐秘愤怒。
我和老何最后一次谈到Eva和朱牡丹，是她们参加游行的事情。
是在一个叫“访学者”微信群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有人把她们游行的照片发到了群里。
我一眼就认出了Eva和朱牡丹，虽然她们戴了面具，可Eva的灰蓝红旗袍，还有朱牡丹的粉紫色T恤，我一看就知道了。
她們举着“反对制裁性工作者和嫖客的法案”标语牌，站在皮卡勒广场。
群里七嘴八舌，以研讨学术般的热情讨论这事情。
原来因为法国政府打击嫖妓，导致妓女的生意一落千丈，所以她们上街游行抗议政府。
我这才知道，在法国，卖淫是合法的，但嫖妓却是非法的，老鸨也是非法的，抓住了不但会被处置高达数千欧的罚金，严重的还会坐牢。《克罗德夫人》里那个著名的老鸨不就因此吃了五年牢饭吗？
这是法国式悖谬了！
妓和嫖，本来是鱼水共生的关系，缺一不可的。现在法国政府允许妓女卖淫却严禁嫖客买淫，就好比一面对鱼说，来呀，来呀，你可以到水里来畅游。一面又对水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让鱼游。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文明到了一定程度，最后都会走进死胡同。群里有人曲终奏雅。
“Eva怎么会参加这种游行呢？”我问老何。
我的意思是——Eva连自己的名字也讳莫如深呢，怎么愿意出现在镜头里，让那么多人看见？
但老何没有和我多谈此事。他向我推荐了香港导演陈果的一部电影，叫《榴莲飘飘》。
我是在爱沙尼亚吃熏鲱鱼的时候看到老何短信的。
Eva出事了。
她被人用枕头捂死在那间半地下室。
老顾和朱牡丹都被带到警局问了话，还有房东——一个来自波兰的老妇人，这下也遭殃了，因为她为卖淫者非法提供了场所。
可案子没破，在调查了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了。
一个外籍妓女，实在不值得警方浪费过多的警力。
其实也不用调查，就是嫖客做下的，某个阿拉伯人或黑人或其他什么人，嫖完了，不付费，说不定不但不付费，还要抢劫——这种事情屡屡发生的，发生了也就发生了，妓女被欺凌也是常事。可Eva不干，于是悲剧发生了。
但Eva是被枕头捂死的，这死法有点奇怪。一般那种低级嫖客，都有虐待妓女的习惯，所以死后的妓女身上总是伤痕累累，而且大多死得很暴力、很血腥，没有这种温柔的死法。
这说明，嫖客有可能是个“文雅”的男人。 朱牡丹说，现场还留下了一条蓝色围巾，压在Eva的身下。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Bastian。Bastian不是总系一条蓝色围巾吗？
我赶紧把这想法和老何说了，希望老何到警察局去提供这个线索。毕竟Eva弓身上过老何的床，也毕竟是老何把Eva介绍给Bastian的。在Bastian那儿，Eva不还是老何的“表妹”吗？所以老何有这个责任——也是让他尽点情分，好略微心安一点——他多少有点不安的吧？可老何不愿意，老何说，“你知道巴黎有多少男人系那种蓝色围巾吗？光是路桥大学的教授里，就有好几个呢。”
那倒也是。
“而且，Bastian怎么会去Eva地下室那样的地方？ 这老头子，是典型的法国男人，可讲究呢，他身上什么时候都是香喷喷的，办公室的桌子上也总是插了铃兰和鸢尾薰衣草。他不止一次宣称，他要‘美的生活’。”
“如果他去了呢？”
“就算他去了，Bastian有什么必要杀害Eva呢？”
这谁知道？说不定Eva为了儿子，和Bastian发生了深刻的纠缠呢？
Eva这种女人，骨子里是厉害的，是不愿意吃亏的， 一旦发现这个白种老男人不能帮她把儿子弄到法国读大学，肯定不会白白放过他。
然后呢？
就勒索Bastian的钱。在Eva这儿，除了儿子，也就只有錢才是真理般的存在吧。勒索多少呢？想必会狮子大开口吧？这个女人，在地下室帮我做个头发和指甲，就要收六十欧呢。何况是和这个老男人睡，还睡了那么多次，还是以老何“表妹”良家妇女的身份，要的数目估计小不了。
Bastian不给。凭什么呀？他一个白人教授和一个黄种女人发生baiser，本来是降贵纡尊，是抬举她呢。她不应该感激涕零吗？还要钱，她给他还差不多！
然后Eva不依不饶。
然后Bastian恼羞成怒。
我忍不住浮想联翩。
不过，也就浮想浮想罢了。
除此，我还能为Eva做什么？
这之后我们都回国了，我和老何访学结束，而朱牡丹好像是被遣送回来的。
我没有联系过朱牡丹，我猜她也不想我联系她的。
老何我倒是找过一次，那已是几年后了，我去他那个城市开年会，正好有半天空当，突然想到他，一冲动，就打了电话。我想让他带我在那个城市转转，和以前在巴黎一样，再叙叙旧什么的。但老何接电话的语气十分冷淡——“你是？”好像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我只好悻悻作罢了。
有些日子过去就过去了。
只是偶尔——我是说偶尔，过去会鬼灯一线，露出桃花面。
原载《长江文艺》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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