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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中曾多次评点胡宗南，直到1965年7月16日，他在谈到胡宗南时还说：“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不要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他是黄埔系中第一个被蒋介石晋升为军长、集团军司令、战区司令长官的；他是曾手握数十万重兵、名震一时的“西北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最了解他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认为争取了他，就可影响一大批国民党将领，影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在大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三次开展对他的统战工作。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很注意通过一些实际工作来影响对自己敬佩有加的胡宗南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揭开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的序幕。5月初，胡宗南与300多名学生一道进入黄埔军校。开学一个月后，胡宗南这批同学由党代表廖仲恺等人介绍，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胡宗南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对国民党的活动并不热心，反而对共产党的活动表现得很热心。同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到广州，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党员的影响和团结下，胡宗南与中共党员蒋先云等左派学生较为投契，还参加了由中共党员李之龙创建的“血花剧社”。
胡宗南原本就有一种强烈的抵御外侮的民族主义意识，当他读完周恩来编写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简要讲义》后，从内心对这位政治部主任感到佩服和崇敬。于是，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周恩来的宿舍去请教。周恩来认为胡宗南思想敏锐，民族感很强，对政治有强烈兴趣，字写得尤为漂亮。于是，周恩来很注意通过一些实际工作来影响胡宗南，促使他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
1925年9月，黄埔军校教导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胡宗南在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任少校副营长时，仍然是有空就去看望周恩来，虚心地向周恩来讨教问题。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加入共产党。其原因就在于他从小接受与形成的浓厚封建思想，以及他从蒋介石那里接受的新军阀思想，压倒了他脆弱的民主革命思想。1925年间，由于胡宗南迟迟未能加入黄埔右派学生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因此被右派认为是跨党分子，扬言要对他采取行动。后在贺衷寒的劝说下，他最终选择了右派。12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后，胡宗南在驻军潮、梅地区时，正式加入“孙文主义学会”。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得到消息，立即赶往蒋介石那里，被软禁了一天。随后，蒋介石对第一军里的中共党员下了逐客令，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被迫离开了第一军。胡宗南不避嫌疑，特地赶去为周恩来送行。周恩来走后，胡宗南感到很失落，他曾对黄埔一期好友蒋超雄说：“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人物，校长失去这样一个人，真是太可惜
抗战期间，周恩来曾两次致信胡宗南，劝其抗日，勿做民族罪人
1932年5月，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安庆，准备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从此走上反共道路。1933年春，胡宗南率第一师移驻甘陇。1934年冬，又率部入川，参加了蒋介石对红四方面军的“川陕会剿”。1936年2月，胡宗南驻军潼关附近。4月，第一师扩编为第一军，胡宗南任军长。8月，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进入甘肃，陕北中央红军南下接应，陕甘军事形势吃紧，蒋急调胡部回陕甘进剿。9月25日，胡部从成阳、凤翔一带向甘肃进发。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胡宗南的思想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不得不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另一方面，他身上有着很探的民族主义情结，剿共确非他内心所愿。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胡宗南并不完全赞同，他曾向张学良抱怨，“剿匪是无期徒刑”，并说周恩来是他的老师，徐向前是他的同学，等打一仗再讲和。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派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谈判，还利用各种关系，对国民政府中倾向于抗日的军政大员进行争取、团结的工作。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周恩来已将胡宗南作为了重点争取的对象。
1936年9月1日，周恩来亲笔给胡宗南写了一封密信，信是经胡在黄埔时与之私交甚好的胡公冕转交的，全文如下：
“宗南同学：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今春红军东向，曾联红军中黄埔同学多人，致书左右，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请，惟未蒙即予赞同。然私衷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时机未熟，在兄或亦有难言之隐也。
“日寇侵绥，已向西北迈进，其航空总站设于定远营，航空线竟遍布陕、甘、青、宁四省。兄素有志西北，试想今日之西北，岂能再容退让，亦岂能再操同室之戈?敝方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起见，已集合全国主力红军于陕、甘、宁、青，并向贵党呼吁，立停内战，共谋抗敌。顷更致公函送于贵党中央，表示我们抗日救国方针及愿与贵党重谋合作之诚意。久闻贵方当局及黄埔同学中有不少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今国难日亟，敝方提议或不致再遭拒绝。惟合作必以停战为先。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
1936年10月初，胡宗南收到此信，他看完信后，默然良久，不道然，也不道否，亦没有给周恩来回信，因而也未与中共方面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但是，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周恩来亲切热情的规劝与引导，还是在他心中造成了强烈的震荡，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据胡宗南后来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回忆，胡宗南对周恩来的这封信极为珍视，并妥为珍藏。他对周恩来所说“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这句话尤为感慨。 然而，胡宗南对蒋介石的忠心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所以，当蒋介石要胡宗南第二次率部入甘执行剿共任务时，他还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就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胡宗南正驻兵甘肃固原县一带，如果他执行何应钦的命令攻打西安，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周恩来又交给了胡公冕一个任务：“带上我和杨虎城将军的亲笔信到胡宗南那里，制止他行动，避免双方发生冲突。”胡公冕立即赶往胡宗南的驻地，将两封信交给了胡宗南。胡宗南当即将杨虎城的信撕掉，但对周恩来的信却从头到尾细细读过。胡公冕对胡宗南说，如果你现在起兵攻打西安，后果将十分严重，你也将成为民族罪人、历史罪人。胡宗南部最终没有东犯。
策反落魄“西北王”
1945年7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9月，在郑州举行受降典礼，接受豫北、豫西日军的投降。1946年7月，胡宗南部进攻晋南解放区，在晋南战役中被解放军全歼了一个旅。1947年2月底，蒋介石、胡宗南再次密谋进攻延安。3月3日晚，熊向晖便将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密报给了中共中央。3月10日上午，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师长以上军事会议，正式下达了进攻延安的作战命令。在我军主动撤离之后，胡宗南部于3月19日占领延安。但就在“延安大捷”之后，胡宗南部在陕北的处境却急转直下，以至于连战连败，损兵折将，不仅于1948年4月被迫放弃延安，更于1949年5月放弃了西安，退守汉中。8月，蒋介石从台湾飞赴重庆召开军事会议，下令固守四川及大西南地区6个月，否决了胡宗南“进军滇西”的方案。胡宗南从重庆返回汉中后，闷闷不乐，心情苦恼透顶，甚至几次想到自杀。
为彻底解决蒋介石手中的这张“王牌”，争取胡宗南弃暗投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上海一解放，周恩来就把胡公冕请到了北京。请其挂帅，与十八兵团政治部一起，专门做策反胡宗南的工作。
此前，胡公冕曾三次前往西安，做策反胡宗南的工作。第一次，他对胡宗南晓以利害，提出起义方案。胡宗南对这个方案未置可否，只称“需要考虑”；第二次，他对胡宗南说，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胡宗南却以如果他起义，“会被黄埔的同学骂死”为由，推说还要再想一想；第三次，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胡宗南，他直截了当地说：国民党败局已定，除了起义投诚之外，你已别无选择。胡宗南却说“不能和彭德怀定城下之盟”，“让北平派大员来谈”。考虑到胡宗南并无诚意，对胡宗南的策反遂告一段落。
1949年9月，受周恩来的委派，胡公冕第四次来到西安，住在原杨虎城的公馆，和彭德怀及西北军区的领导商量，准备派胡宗南当年的亲信将领张新担任劝降任务。张新原是胡宗南手下的一员猛将，深得胡宗南的喜爱，后张被我军俘虏，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被分配到一野总部联络部工作。无论是出于过去的私交，还是出于国共大势，胡公冕、张新确实都希望胡宗南能在最后关头，举起义旗，反戈一击，为解放大西南建立伟功。在作好准备后，张新把中共西北局的文件和胡公冕的亲笔信，藏在鞋底里，于9月23日，沿川陕公路，经宝鸡，直奔汉中。
10月8日夜，胡宗南突然接到侍勤队长唐西园的报告，称在两年前的清涧战役中被俘的原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最近从西安来汉中，今天到达褒城，被保密局的人扣下了，现关押在南郑，此人显系中共方面派来的。他问胡宗南：“对此人怎样处置?”
胡宗南思考了两天，于10月10日后半夜，下令让唐西犀带两名武装士兵，乘吉普车去将张新押来自己的住处。胡宗南一见张新就说：“你回来了?”张新立即开门见山地说：“不是我要回来，是中共西北局派我来的。”并脱下鞋子，把中共西北局的文件和胡公冕的亲笔信交给了胡宗南。胡宗南走进内室，将文件和信仔细看过，随即又走了出来，与张新漫谈起来。张趁机说：“我是你的老部下，此番来看看老长官近况如何。说实话，我是真心希望今后能和老长官经常在一起。”胡宗南强笑了一下，故意转移了话题：“你还是先跟我谈谈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吧。”这一晚，胡与张漫无边际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胡叫张回去休息，于是，张又被押解回了狱中。
10月12日，胡宗南第二次传见张新。张新问道：“胡先生决心下了没有?”胡宗南笑了一笑，又岔开话题问道：“八路军还在秦岭以北吗?彭德怀去打兰州了吗?”张新回答：“是的，彭德怀去打兰州了。如果解放军跟踪南下打汉中，我们就不能在这里见面了。”胡又问张：“你就不怕共产党整你吗?”张答：“共产党既往不咎。”张还和胡谈了一些他在人民军队中的见闻。胡似乎在听，忽而站起，忽而坐下，又谈了近两个钟头。
10月15日，胡宗南第三次传见张新。胡问：“赵寿山在那边可得意吗?”张告诉胡，赵寿山在中共那边很受欢迎，现担任中共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胡又问：“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张说：“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所做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张的话深深地刺痛了胡宗南。胡说：“士为知己者死!你也是黄埔生，你想到校长没有?”张说：“胡公冕先生说了，你坚持与人民为敌，罪恶就大；你回到人民的怀抱，功劳也大。”胡听了，大喊起来：“士为知己者死!我不能对不起校长。”胡一时感情不能自已，躺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唐西园急忙进来，将张带回了监狱，从此，胡宗南再也未传见张新，张新此后一直被关押着。
胡宗南三次传见张新之后，整天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夜间睡觉也不脱衣、不脱鞋、不盖被，状若疯人，足见张新的汉中之行，对他刺激之深，使他陷入十分痛苦的境地。胡宗南深知国民党已是山穷水尽，大势已去。但是，他又深感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已到了密不可分的境地，要他迈出反蒋这一步，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胡宗南终归没有“重新嫁人”，失去了一次为自己重新选择新生活的机会。
周恩来一生中曾多次评点胡宗南，直到1965年7月16日，周恩来在谈到胡宗南时还说：“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不要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周恩来的上述讲话，无疑是对胡宗南最正确、最深刻、最完整的历史评价，可以说是盖棺论定吧。
张宁据《文史天地》郑瑞峰 彭学涛/文整理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他是黄埔系中第一个被蒋介石晋升为军长、集团军司令、战区司令长官的；他是曾手握数十万重兵、名震一时的“西北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最了解他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认为争取了他，就可影响一大批国民党将领，影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在大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三次开展对他的统战工作。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很注意通过一些实际工作来影响对自己敬佩有加的胡宗南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揭开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的序幕。5月初，胡宗南与300多名学生一道进入黄埔军校。开学一个月后，胡宗南这批同学由党代表廖仲恺等人介绍，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胡宗南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对国民党的活动并不热心，反而对共产党的活动表现得很热心。同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到广州，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党员的影响和团结下，胡宗南与中共党员蒋先云等左派学生较为投契，还参加了由中共党员李之龙创建的“血花剧社”。
胡宗南原本就有一种强烈的抵御外侮的民族主义意识，当他读完周恩来编写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简要讲义》后，从内心对这位政治部主任感到佩服和崇敬。于是，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周恩来的宿舍去请教。周恩来认为胡宗南思想敏锐，民族感很强，对政治有强烈兴趣，字写得尤为漂亮。于是，周恩来很注意通过一些实际工作来影响胡宗南，促使他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
1925年9月，黄埔军校教导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胡宗南在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任少校副营长时，仍然是有空就去看望周恩来，虚心地向周恩来讨教问题。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加入共产党。其原因就在于他从小接受与形成的浓厚封建思想，以及他从蒋介石那里接受的新军阀思想，压倒了他脆弱的民主革命思想。1925年间，由于胡宗南迟迟未能加入黄埔右派学生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因此被右派认为是跨党分子，扬言要对他采取行动。后在贺衷寒的劝说下，他最终选择了右派。12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后，胡宗南在驻军潮、梅地区时，正式加入“孙文主义学会”。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得到消息，立即赶往蒋介石那里，被软禁了一天。随后，蒋介石对第一军里的中共党员下了逐客令，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被迫离开了第一军。胡宗南不避嫌疑，特地赶去为周恩来送行。周恩来走后，胡宗南感到很失落，他曾对黄埔一期好友蒋超雄说：“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人物，校长失去这样一个人，真是太可惜
抗战期间，周恩来曾两次致信胡宗南，劝其抗日，勿做民族罪人
1932年5月，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安庆，准备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从此走上反共道路。1933年春，胡宗南率第一师移驻甘陇。1934年冬，又率部入川，参加了蒋介石对红四方面军的“川陕会剿”。1936年2月，胡宗南驻军潼关附近。4月，第一师扩编为第一军，胡宗南任军长。8月，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进入甘肃，陕北中央红军南下接应，陕甘军事形势吃紧，蒋急调胡部回陕甘进剿。9月25日，胡部从成阳、凤翔一带向甘肃进发。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胡宗南的思想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不得不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另一方面，他身上有着很探的民族主义情结，剿共确非他内心所愿。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胡宗南并不完全赞同，他曾向张学良抱怨，“剿匪是无期徒刑”，并说周恩来是他的老师，徐向前是他的同学，等打一仗再讲和。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派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谈判，还利用各种关系，对国民政府中倾向于抗日的军政大员进行争取、团结的工作。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周恩来已将胡宗南作为了重点争取的对象。
1936年9月1日，周恩来亲笔给胡宗南写了一封密信，信是经胡在黄埔时与之私交甚好的胡公冕转交的，全文如下：
“宗南同学：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今春红军东向，曾联红军中黄埔同学多人，致书左右，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请，惟未蒙即予赞同。然私衷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时机未熟，在兄或亦有难言之隐也。
“日寇侵绥，已向西北迈进，其航空总站设于定远营，航空线竟遍布陕、甘、青、宁四省。兄素有志西北，试想今日之西北，岂能再容退让，亦岂能再操同室之戈?敝方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起见，已集合全国主力红军于陕、甘、宁、青，并向贵党呼吁，立停内战，共谋抗敌。顷更致公函送于贵党中央，表示我们抗日救国方针及愿与贵党重谋合作之诚意。久闻贵方当局及黄埔同学中有不少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今国难日亟，敝方提议或不致再遭拒绝。惟合作必以停战为先。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
1936年10月初，胡宗南收到此信，他看完信后，默然良久，不道然，也不道否，亦没有给周恩来回信，因而也未与中共方面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但是，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周恩来亲切热情的规劝与引导，还是在他心中造成了强烈的震荡，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据胡宗南后来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回忆，胡宗南对周恩来的这封信极为珍视，并妥为珍藏。他对周恩来所说“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这句话尤为感慨。 然而，胡宗南对蒋介石的忠心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所以，当蒋介石要胡宗南第二次率部入甘执行剿共任务时，他还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就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胡宗南正驻兵甘肃固原县一带，如果他执行何应钦的命令攻打西安，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周恩来又交给了胡公冕一个任务：“带上我和杨虎城将军的亲笔信到胡宗南那里，制止他行动，避免双方发生冲突。”胡公冕立即赶往胡宗南的驻地，将两封信交给了胡宗南。胡宗南当即将杨虎城的信撕掉，但对周恩来的信却从头到尾细细读过。胡公冕对胡宗南说，如果你现在起兵攻打西安，后果将十分严重，你也将成为民族罪人、历史罪人。胡宗南部最终没有东犯。
策反落魄“西北王”
1945年7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9月，在郑州举行受降典礼，接受豫北、豫西日军的投降。1946年7月，胡宗南部进攻晋南解放区，在晋南战役中被解放军全歼了一个旅。1947年2月底，蒋介石、胡宗南再次密谋进攻延安。3月3日晚，熊向晖便将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密报给了中共中央。3月10日上午，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师长以上军事会议，正式下达了进攻延安的作战命令。在我军主动撤离之后，胡宗南部于3月19日占领延安。但就在“延安大捷”之后，胡宗南部在陕北的处境却急转直下，以至于连战连败，损兵折将，不仅于1948年4月被迫放弃延安，更于1949年5月放弃了西安，退守汉中。8月，蒋介石从台湾飞赴重庆召开军事会议，下令固守四川及大西南地区6个月，否决了胡宗南“进军滇西”的方案。胡宗南从重庆返回汉中后，闷闷不乐，心情苦恼透顶，甚至几次想到自杀。
为彻底解决蒋介石手中的这张“王牌”，争取胡宗南弃暗投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上海一解放，周恩来就把胡公冕请到了北京。请其挂帅，与十八兵团政治部一起，专门做策反胡宗南的工作。
此前，胡公冕曾三次前往西安，做策反胡宗南的工作。第一次，他对胡宗南晓以利害，提出起义方案。胡宗南对这个方案未置可否，只称“需要考虑”；第二次，他对胡宗南说，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胡宗南却以如果他起义，“会被黄埔的同学骂死”为由，推说还要再想一想；第三次，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胡宗南，他直截了当地说：国民党败局已定，除了起义投诚之外，你已别无选择。胡宗南却说“不能和彭德怀定城下之盟”，“让北平派大员来谈”。考虑到胡宗南并无诚意，对胡宗南的策反遂告一段落。
1949年9月，受周恩来的委派，胡公冕第四次来到西安，住在原杨虎城的公馆，和彭德怀及西北军区的领导商量，准备派胡宗南当年的亲信将领张新担任劝降任务。张新原是胡宗南手下的一员猛将，深得胡宗南的喜爱，后张被我军俘虏，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被分配到一野总部联络部工作。无论是出于过去的私交，还是出于国共大势，胡公冕、张新确实都希望胡宗南能在最后关头，举起义旗，反戈一击，为解放大西南建立伟功。在作好准备后，张新把中共西北局的文件和胡公冕的亲笔信，藏在鞋底里，于9月23日，沿川陕公路，经宝鸡，直奔汉中。
10月8日夜，胡宗南突然接到侍勤队长唐西园的报告，称在两年前的清涧战役中被俘的原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最近从西安来汉中，今天到达褒城，被保密局的人扣下了，现关押在南郑，此人显系中共方面派来的。他问胡宗南：“对此人怎样处置?”
胡宗南思考了两天，于10月10日后半夜，下令让唐西犀带两名武装士兵，乘吉普车去将张新押来自己的住处。胡宗南一见张新就说：“你回来了?”张新立即开门见山地说：“不是我要回来，是中共西北局派我来的。”并脱下鞋子，把中共西北局的文件和胡公冕的亲笔信交给了胡宗南。胡宗南走进内室，将文件和信仔细看过，随即又走了出来，与张新漫谈起来。张趁机说：“我是你的老部下，此番来看看老长官近况如何。说实话，我是真心希望今后能和老长官经常在一起。”胡宗南强笑了一下，故意转移了话题：“你还是先跟我谈谈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吧。”这一晚，胡与张漫无边际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胡叫张回去休息，于是，张又被押解回了狱中。
10月12日，胡宗南第二次传见张新。张新问道：“胡先生决心下了没有?”胡宗南笑了一笑，又岔开话题问道：“八路军还在秦岭以北吗?彭德怀去打兰州了吗?”张新回答：“是的，彭德怀去打兰州了。如果解放军跟踪南下打汉中，我们就不能在这里见面了。”胡又问张：“你就不怕共产党整你吗?”张答：“共产党既往不咎。”张还和胡谈了一些他在人民军队中的见闻。胡似乎在听，忽而站起，忽而坐下，又谈了近两个钟头。
10月15日，胡宗南第三次传见张新。胡问：“赵寿山在那边可得意吗?”张告诉胡，赵寿山在中共那边很受欢迎，现担任中共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胡又问：“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张说：“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所做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张的话深深地刺痛了胡宗南。胡说：“士为知己者死!你也是黄埔生，你想到校长没有?”张说：“胡公冕先生说了，你坚持与人民为敌，罪恶就大；你回到人民的怀抱，功劳也大。”胡听了，大喊起来：“士为知己者死!我不能对不起校长。”胡一时感情不能自已，躺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唐西园急忙进来，将张带回了监狱，从此，胡宗南再也未传见张新，张新此后一直被关押着。
胡宗南三次传见张新之后，整天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夜间睡觉也不脱衣、不脱鞋、不盖被，状若疯人，足见张新的汉中之行，对他刺激之深，使他陷入十分痛苦的境地。胡宗南深知国民党已是山穷水尽，大势已去。但是，他又深感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已到了密不可分的境地，要他迈出反蒋这一步，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胡宗南终归没有“重新嫁人”，失去了一次为自己重新选择新生活的机会。
周恩来一生中曾多次评点胡宗南，直到1965年7月16日，周恩来在谈到胡宗南时还说：“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不要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周恩来的上述讲话，无疑是对胡宗南最正确、最深刻、最完整的历史评价，可以说是盖棺论定吧。
张宁据《文史天地》郑瑞峰 彭学涛/文整理